70年前，1954 年 6 月 28 日，周恩來總理首次完整提出“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幹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2024年，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自發表至今，已經曆了70年的世界風雲變幻。
70年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被世界各國普遍接受和認可，成為國際關系基本準則和國際法基本原則。而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既是對五項原則的繼承，更是對原有内容的豐富、發展和升華。
目前，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地區沖突延宕，地緣政治、經濟競争加劇。如何避免中美戰略競争滑入無意識沖突？國際經貿領域的安全化态勢何解？地區沖突将對全球力量格局産生何種影響？在此全球局勢之下，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有何現實價值？又當如何切實發揮作用?
對于上述問題，複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美國研究中心副主任趙明昊在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專訪時表示，“和平共處”的精神，特别是“共處”這方面，對于彌合或接受國家間的差異性，建設更包容世界具有啟發意義。在全球地緣政治沖突風險升高的背景下，不同社會制度、文化傳統、意識形态的國家，如何做到和平共處、尋找“公約數”，顯得尤為重要。
趙明昊主持“戰略與安全國際論壇” 受訪者 供圖
“自由貿易”成“髒詞”，逆全球化趨勢短期難改
澎湃新聞：談到目前國際形勢繞不開中美關系。盡管目前雙邊關系出現止跌企穩勢頭，但兩國戰略競争似乎也愈演愈烈。這樣的互動模式是否會長期持續？為避免滑入無意識的沖突，雙方更需注重哪些領域的交流或合作？
趙明昊：我注意到美方對華戰略競争愈演愈烈。尤其是共和黨背景的鷹派人物在進行中國問題上趨于強硬甚至極端。比如，在特朗普政府時期擔任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奧布萊恩近期撰文稱應進一步削弱和中國的經濟聯系、加強對華軍事威懾，前貿易代表萊特希澤也提出要推進美中經濟的“戰略脫鈎”。在美國内部的對華讨論中，總體來看，對華溫和的聲音比較弱，強硬派的聲音愈發突出，意識形态的敵意在增加。是以，對于中美關系的走向，我們并不能感到特别樂觀，美國對華的戰略競争态勢會長期持續，就連拜登也明确講未來十年是中美較量的“決定性十年”。
但是，我們也看到中國在貿易、科技等領域的較量中展現出一定程度的韌性。去年底中美兩國元首在舊金山舉行會晤以來，雙方都試圖尋找能夠管理中美關系的有效方式，推動中美社會和人文層面的“再聯系”（re-connection）。不久前，我參加了與美國駐華大使伯恩斯的小範圍會面，他表示美方希望看到更多的美國學生來華學習。
避免大國競争演變成直接沖突，保持中美在經濟上的合作非常重要，當然如何解決“互相依賴的武器化”（weaponization of interdependence，國家間利用經濟上的互相依賴關系向對方施壓，将互相依賴當做武器使用）問題也會是複雜的挑戰。雖然美國對華奉行經濟“去風險”和選擇性“脫鈎”，但中美經貿關系仍然十分密切。雖然“壓艙石”般的作用受到質疑，但若沒有這種經濟聯系，兩國社會交往的方方面面都會變得更為困難。
澎湃新聞：着眼目前的國際貿易，會發現保護主義、國家安全因素時常會淩駕于經濟因素之上，“脫鈎”“去風險”成為高頻詞。近段時間，美國、歐盟相繼宣布對中國電動車加征高額關稅就是典型案例。近幾年來，經貿領域互相依賴“武器化”的現象為何會愈發凸顯？在何種情況下，這種逆全球化的趨勢有望改善或扭轉嗎？
趙明昊：目前，國際經貿領域的安全化态勢愈發突出，大國競争、新冠疫情、烏克蘭危機等都是重要的推動因素。在很大程度上，美國的經濟政策出現被國家安全關切主導的趨勢。無論是拜登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提出的“新華盛頓共識”，還是美國财長耶倫所說的“新布雷頓森林體系”，實際上，都是強調國家安全因素在對外經濟政策中的重要性。
地緣政治風險對經貿關系的“安全化”具有直接影響。很多人擔心戰争或沖突會擾亂供應鍊。此外，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帶來的安全風險也是焦慮的誘因之一。
在短期内，或很難改變“逆全球化”趨勢，過去以經濟效率為首要考量的全球化已經難以為繼了，我們會看到以安全關切為驅動力的“半球化”态勢，即美國和它的盟友組建“小圈子”。“自由貿易”一詞在西方的政治界、輿論界已變成了“髒詞”，沒有政治家會自稱支援自由貿易，他們宣揚“對等貿易”“公平貿易”的理念。在這種新态勢下，中國如何捍衛國際貿易領域的多邊主義、如何維護世貿組織（WTO）的體制面臨不少挑戰。
世界動蕩變革期特征愈發突出，AI武器化需警惕
澎湃新聞：近年來，國際和地區安全沖突更加頻發。俄烏沖突已步入第三年，巴以沖突也已持續 8 個多月，且兩場沖突在短期内仍看不到解決方案。您認為這兩場沖突對國際形勢與力量對比有什麼長期、深刻的影響?
趙明昊：俄烏沖突會導緻俄羅斯與西方國家的長期對峙，甚至不排除沖突有進一步更新的風險。比如，目前美國加緊推進戰術核武器的現代化，俄羅斯也進行了核武器軍事演習。歐亞大陸上的長期性對峙對亞太等地區的安全形勢也會帶來外溢性影響。
對中國而言，俄烏沖突爆發後，無論是美國還是歐洲，都出現“捆綁中俄”的态勢，将之看成一種事實上的同盟關系。這方面，中方還有很多工作要做，讓西方準确認識中俄之間“結伴而不結盟”的關系特質。我近日在布魯塞爾參加三邊委員會（Trilateral Commission）的會議，能感受到歐洲國家對中國仍有很大期待，實作中俄歐美大國關系的“再平衡”十分重要。
加沙地帶的沖突，則會影響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關系的正常化。此外，美國在中東地區的戰略布局或有所改變，強化對以色列的軍事支援，加大對伊朗的遏壓。美國一直試圖減少在“大中東”地區的力量部署，将軍事戰略資源向亞太地區轉移。
整體來看，地緣政治沖突、曆史觀念沖突、宗教問題沖突，都是高度纏繞的。這也提醒我們，世界動蕩變革期的特征愈發突出。
此外，在大國博弈的背景下，東南亞、中東、拉美等地區國家的選擇變得日益重要，它們傾向于在中美“新兩極”結構下尋求自主性。我近期在泰國參加一場有關中美和東南亞三邊關系的會議，泰國副外長明确表示，“我們不想要選邊站隊，但我們也要有自己的立場”。全球南方國家希望實作“不結盟2.0”。也有一些國家試圖利用一定程度的中美競争實作本國利益的最大化，中美博弈的全球性特征正變得越發顯著。
趙明昊（左一）參加三邊委員會會議，與日本前外務大臣河野太郎（右二）等人展開讨論。 受訪者供圖
澎湃新聞：伴随 ChatGPT 的推出，世界上的主要國家都加大了 AI 研發的重金投入，希望搶占先機，成為該領域的規則制定者。但同時，AI 的發展與應用也給國際局勢增加了更多不可控因素。為減少潛在風險，目前主要國家之間的 AI 對話中，需要優先探讨哪些關鍵問題？您對達成相關共識有何預期？
趙明昊：關于AI治理的讨論頗多，問題在于如何彌合不同标準，據統計，相關國家已經推出200多項AI治理的法案或倡議。此外，AI技術的商業化和軍事化正在加速展開。尤其是AI與自主武器系統、核問題與AI的聯系、AI技術研發的倫理困境等是各方面臨的共同挑戰。
盡管中美在人工智能等技術領域的政府間對話取得進展，但美國對華施加的地緣技術壓力有增無減。拜登政府考慮在人工智能大模型領域加強出口管制，美國國會也在推進聚焦人工智能技術競争的《ENFORCE法案》，美國國防部則成為人工智能軍備競賽的驅動者。值得關注的是，人工智能企業與美國國防部以及情報部門之間的合作日趨深入，美國處于人工智能武器化最前沿。
着眼中美關系的長期穩定以及人類社會的共同福祉，需要為大國之間的地緣技術競争設立邊界與規則，防止落入因新興技術失控而導緻的“雙輸”陷阱。
緩解地緣政治博弈沖擊，妥善應對全球南方問題
澎湃新聞：在完善全球治理體系建設的過程中，主要國家更注重拉攏、争奪全球南方國家的支援。如今，“全球南方”的戰略影響力展現在哪些方面？這與冷戰時期美國和蘇聯争取所謂“第三世界”有何異同？
趙明昊：在冷戰期間，美國和蘇聯在非洲之角、中東、中亞等地區的第三世界國家展開了激烈的争奪，進而塑造了一種“全球冷戰”。美蘇雙方都試圖向第三世界國家展現其意識形态具有普适性。值得注意的是，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裴鬥虎（Gregg A. Brazinsky）認為冷戰時期美國和中國在“第三世界”也存在較量。
如今，在大國地緣政治博弈的背景下，與“第三世界”有緊密聯系的“全球南方”成為國際輿論關注的話題。全球南方被視為影響國際秩序變革的重要力量。新加坡國立大學傑出研究員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認為，世界88%的人口居住在全球南方，其“不再是世界舞台上的被動參與者”，未來十年将屬于全球南方。
全球南方并非一個有着明确成員構成的國際組織或政治集團，而是一個包含多樣化的價值觀念、文化傳統、發展水準以及多元化利益訴求的國家群體，其内在的不均質性（heterogeneity）不容輕視。美國等西方國家試圖針對全球南方采取分而治之政策，以消解中國的“開發中國家”身份并将中國歸為“全球東方”，借此剝離中國與全球南方之間的關系。
中國既需把握“全球南方”帶來的機遇，也須認清“全球南方”自身面臨的難題及其“非西方但不反西方”的務實主義取向，努力實作與開發中國家合作的提質增效。從具體路徑來看，中國需用好“一帶一路”“全球發展倡議”等機制平台，與全球南方國家加大協調，共同維護發展問題在國際治理議程中的核心地位。支援“不結盟運動”“77國集團”“歐佩克+”等機制，做好對全球治理的“增量改革”，努力緩解地緣政治博弈對開發中國家利益帶來的沖擊。
澎湃新聞：在實踐中，實際上也時常會出現違背國際關系基本準則的事件。除了達成原則性共識之外，主要國家之間還能采取哪些具體行動為和平共處創造更多條件？
趙明昊：現在西方戰略界不少人在讨論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問題，我們需要對戰争與沖突的風險保持充分的警惕。在國際秩序問題上，大國之間的認知差異相當深刻，對于很多原則性問題缺乏共識，實作多邊協調與行動變得越發困難。正如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所言，“正當最需要多邊主義的時候，多邊主義卻遭到沖擊”。
在此背景下，中國紀念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表70周年具有重大意義。在國際關系基本準則上，各國之間應該有共同的“詞彙表”，攜手避免國際政治向對抗、沖突的方向倒退。這也是中國提出“平等有序的多極化”和“普惠包容的全球化”這兩大理念的背景。
着眼實作和平共處這一目标，中國需要推動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等進一步落地，為世界穩定與發展增加更多确定性和行動力。
澎湃新聞記者 王露 實習生 陳祯怡
（作者趙明昊系複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本文轉自6月27日澎湃新聞，歡迎關注人大重陽新浪微網誌:@人大重陽,微信公衆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