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條首發大賽#老蔣在得知自己手下數百将領戰敗後都舉手投降，氣得拍桌子打闆凳，而那些被俘的将軍們進了戰犯管理所還互相調侃：“你也來了？當初在南京國防部開會，大家也沒湊得這麼齊！”
老蔣屢戰屢敗，召集軍事會議的時候，除了罵人就是甩鍋，是以很多軍官能躲就躲，生怕自己步了韓複榘的後塵。在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王耀武還心有餘悸地告訴沈醉：“一看是他氣哼哼地站在那裡，我的兩條腿便一直哆嗦，我怕他當時槍斃我或把我帶回南京處分。結果，他隻瞪大眼睛狠狠地痛罵了我一頓。現在想起來我都有點害怕。隻要他嘴裡多說出兩個字‘槍斃’，我就會一命嗚呼了。”
王耀武說的“那一次”，指的是李仙洲兵敗萊蕪，五萬六千人三天之内被解放軍捉幹淨後老蔣親赴濟南“追究責任”，在機場就給王耀武來了個下馬威。
其實李仙洲萊蕪之敗跟王耀武的關系不大，雖然李仙洲名義上歸王耀武指揮，但真正說了算的是老蔣的嫡系、幹女婿陳誠，老蔣先把王耀武罵得噤若寒蟬，就是不想讓他說出陳誠瞎指揮的真相。
王耀武被我方多位上司評價為“明白人”，自然明白老蔣的真實意圖，他一面向老蔣保證“堅守濟南”，一面準備好了逃跑路線和便裝，還釋放了被關押的地下黨和進步人士——他知道濟南肯定守不住，如果頑抗到底，或者最後瘋狂殺戮，最後肯定沒有好果子吃。
王耀武的為人處世，跟我們熟悉的“吳敬中”有幾分相似之處，對戰局的分析也很精準，知道老蔣這條破船必然沉沒，自己雖然不能幹淨上岸，但手上少沾一些鮮血，也就等于給自己留了一條活路。
王耀武在抗戰中表現優異，内戰時消極怠工，恰好是他大智慧的表現，這一點連沈醉也不能不佩服，尤其是王耀武特赦後享受的待遇，沈醉也有些眼紅：“自1962年開始，溥儀、杜聿明、宋希濂、範漢傑、王耀武等人，每逢‘五一’‘十一’都參加了頭天晚上的國宴，其餘的專員則輪流參加，而他們幾位是固定的。”
王耀武的大智慧，沈醉是學不會的，很多時候，沈醉隻是有一些小聰明，比如他在雲南起義的通電上簽字，并要求手下特務交出武器停止活動後，““他們很稱贊我這一做法，并勸我拿出全部‘本錢’來。我就把徐遠舉、周養浩、郭旭、成希超交了出來。”
沈醉對自己的決定做出了解釋：“盧漢控制了機場，他們已無法逃台，而且他們對昆明的情況根本不熟悉，若亂跑出去，弄不好就會被保安團抓住打死，還不如與我們一道參加起義。”
沈醉說得好像是替朋友着想，但是徐遠舉周養浩等人并不領情，因為他們知道沈醉“交出”這些人後，又悄悄通知幾個跟他要好的人跑掉了，沈醉在回憶錄中也承認：當時的《平民日報》社社長丁中江曾多次幫過軍統幹過髒活，還經常寫文章吹捧軍統特務，是以沈醉就假裝托人向丁中江要錢，還故意把“請速交來人二百塊銀元”中的“速”字裡的“束”寫得很小，而把“走”旁寫得特别大，拉得長長的，丁中江看了紙條後馬上逃之夭夭。
沈醉能用這種方式通風報信，卻沒有讓徐遠舉等人脫逃，他還覺得自己受了委屈：“錢取回的第二天，我就聽說丁中江走了。我相信他能夠脫險，因為昆明地形他都熟悉，而且還有個記者身份證。唯獨對徐遠舉等人，我不敢輕易放他們走，因為他們殺人太多，民憤太大。是以這件事一直在折磨着我。我覺得對不起朋友。為了消除徐遠舉等人對我的憤怒，我常常把别人送給我的衣物和錢轉送給他們，想求得諒解，可是，他們并不了解我的心情，見面依然諷刺我。”
據說沈醉後來跟徐遠舉、成希超、郭旭等人“重歸于好”，周養浩跟他好像一直沒有恢複到從前，周養浩特赦後不肯留在政協文史專員辦公室，也有不願意跟沈醉再做同僚的意思。
徐遠舉和周養浩罪大惡極，沈醉不放他們走并無過錯，但是沈醉=極力“修複關系”，就有點畫蛇添足了——雖然沈醉也算得上戰犯管理所四個明白人之一，但是他跟王耀武相比，好像還缺了點什麼。沈醉在自誇的同時，也承認自己隻是小聰明：“在那一段時期中，隻能說我是陰險、狡猾、殘暴，是以能得到戴笠的信任。如果在那一段時期中，我要是聰明，便會棄暗投明。那時我要聰明，我和地下黨打交道時就不會去破壞而會去保護。”
除了王耀武和沈醉，在功德林戰犯管理所，還有兩個“明白人”，但是跟王、沈二人相比，他們好像明白得晚了一些，其中一直在抱屈的陳長捷，最後也想明白了、學明白了，而且還成了對馬列著作最明白的“學員（當時戰犯已改稱學員，互稱同學）”，這一點連劉安國的曆史原型文強也歎為觀止：“《資本論》是不容易看懂的書，陳長捷能夠密密麻麻地寫下個人的一得之見。當他得知這位蓄意研究馬列的晉軍将領是保定軍校六期畢業生第一名時，不禁對陳長捷愈發敬重。他研究了陳長捷的心理，發現他善于吸取戰場上的教訓，為了在人生的戰場上成為永操左券的将軍，陳長捷從“知己知彼”做起。這于文強是不小的啟迪。”
陳長捷在天津犯了糊塗，進了功德林才變成明白人，他跟王耀武一樣，都是1959年第一批特赦，而沈醉直到第二年年底才出去，那時候王耀武已經吃過好幾次國宴了。
王耀武和杜聿明吃國宴的時候，肯定會想起戰犯管理所的另一個明白人——文強。
有人說黃維也是個明白人，但是他跟文強相比，那可是遠遠不及，雖然兩人都是1975年最後一批特赦，也都選擇了留下而不是像周養浩那樣去投奔老蔣而吃了閉門羹，但是黃維有些事情顯然還沒想明白，而文強則把什麼事情都看開了。
文強在《口述自傳》中回憶：“我特赦出來後，廖運周也參加了我們的宴會，黃維一見他，鼓起兩隻眼睛，不跟他說話。我說：‘現在看起來，我們是錯誤的。過去的就過去了，各人命裡一塊天，不要到了這個時候還罵人家，還不理人家，他們有他們的道理，恩恩怨怨不要總記在心裡，付之一笑就對了嘛。’黃維說：‘你付之一笑，我笑不了。’天下多少事，都是轉眼間，跟做了一個大夢一樣。黃維比我大三歲，他死了十幾年了，我這個人還在。”
在筆者看來，文強才算是真活明白了，王耀武、陳長捷、沈醉跟文強相比，确實還有很大差距。
有一家報紙的總編曾經問過文強：“做一個人怎樣才有意義？”
文強的回答，簡直可以當做座右銘：“我體會有兩句話：第一話是：生時問心無愧。我寫日記的時候，都要想一想，這一天過得怎麼樣？是不是有損于别人？是不是問心無愧？第二句話是：死時不要有人指着我的頭罵我。如果我死後提到我的名字就有人罵我，那麼我的子孫聽了就會很不舒服。将來有人提到文強，我希望他們會說，文強是一個善良的人。”
活着的時候問心無愧，死後也不會被人唾罵，身居高位能做到這兩點的人還真不多，但文強好像做到了，他跨越耄耋直奔期頤之年，還覺得自己像年輕人一樣，一天到晚不知道什麼叫疲勞，不吸煙不喝酒：“這個幸福不僅在我個人的身上展現出來了，而且在我的子孫們身上也展現出來了。我很樂觀，希望在感召着我。”
文強是真正的樂觀主義者，他在戰犯管理所，可不像電視劇《特赦1959》中的劉安國那樣整天陰沉着臉，而是把“業餘生活”也過得豐富多彩。
文強在《口述自傳》中回憶，他剛被俘時，被送到山東與王耀武住在一起，大家自辦夥食，文強負責做湖南菜，王耀武負責刷鍋洗碗：“我每天在忙得很，當學習組長，又管牆報，管文藝，我們自己還成立了一個圖書館，我又在這裡負責，過年過節，還寫些紀念的文章。”
在功德林戰犯管理所，文強還跟王英光的曆史原型姚倫交上了朋友：“我們半天學習，半天勞動，和看守員的關系搞得很好，後來，監獄長（應該是所長）換了人，這個人在俄國留過學，叫姚倫，現在從公安部也退休了，他和我兩個人還在一起拍過電影，是很好的朋友了。”
文強和姚倫後來拍的那部電影叫《決戰之後》，飾演文強的就是葛優——我們看曆史照片就知道文強是一個身材修長的帥哥，他不反對葛優飾演自己，是不是一種不拘細節的灑脫，在您看來，在功德林戰犯管理所，真正的明白人，除了這四位還有誰？最具大智慧的是哪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