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包剛升的本命年，48歲的他決定做點“新的事情”。從龍年元宵節晚上開始，他以每周一次視訊直播的形式，計劃用一年時間為公衆導讀幾十本中外政治學、社會科學、曆史學經典著作。每次直播，包剛升會花大半天時間準備，A4列印紙上寫滿内容提示，書上貼滿做筆記用的黃色便利貼。他如此投入，是有更高的抱負。“這些書背後，關注的都是現代文明或者叫現代社會的成長。中國是一個古老的國家，從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社會現代化程度推進很快，但離真正的現代性尚有距離。我導讀的書，不管從政治、經濟、科技還是思想方面，都關乎現代政治經濟文明的成長。”
從國内外政治史重看中國近代史
第一财經：在以往的很多曆史叙事裡，讨論中國19世紀時和西方相遇後遭遇的失敗，都側重于英國經過工業革命有“堅船利炮”，軍事力量強大，而清政府又腐敗落後。你在《大國的命運》開篇，用類似《萬曆十五年》的筆法，對19世紀初三個代表性的大國做了全景式勾勒。看完最大的感受是，當時英國不僅有大家都知道的技術革命，更是全方位遙遙領先，才有對晚清和其他傳統大國“降維打擊”的能力，是這樣嗎？
包剛升：當時英國的全面領先，觀點不是我的首創，以道格拉斯·諾思為代表的一批政治經濟學家，早在幾十年前就系統論述過。總的來說，他們都強調，英國首先在政治領域有了重要變革，包括限制國王權力，法治與分權制衡等，才在經濟領域産生非常直接且重要的結果，就是私人财産權和市場機制得到保護，不會被任性的權力随意剝奪，進而财富不斷累積，最終促成工業革命。諾斯在他的《經濟史上的結構與變革》《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等書裡，都反複讨論過類似觀點。
我借鑒了這一派學者的觀點，但我總體上認為，一個國家最終能夠在前現代社會推動工業革命，是一項系統工程，不是說因為個别發明家靈光乍現，改良了蒸汽機，就會發生工業革命。我是把工業革命看成社會系統進化到一個新階段的結果，包括政治系統、經濟系統、觀念系統都出現了重要革命，做好了充分準備，蒸汽機的出現隻是臨門一腳。
比如，在《大國的命運》導論中，我介紹了當時英國的觀念世界。在1800年，埃德蒙·柏克的《法國革命論》發表了10年，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發表了24年，約翰·洛克的《政府論》發表了111年，托馬斯·霍布斯的《利維坦》發表了149年。通過這些作品，我們大體可以勾勒出17世紀中葉到18世紀末，英國人在政治、經濟、法律領域的基本觀念特征。是以，在工業革命發生之前，英國就不同于其他前現代社會，更不同于書裡提到的非西方傳統大國，包括清朝、奧斯曼帝國、俄羅斯帝國、莫卧兒帝國等。
第一财經：你覺得從國際、國内政治的雙重視角出發，重看中國近代史，能看到哪些以往忽視了的關鍵點？
包剛升：這個問題不太好回答，原因在于是完全的視角轉換。過去我們的曆史叙述，是以“我”為主，認為中國是特殊的，以此來建構1840~1949年的曆史和政治叙事。這樣的書寫有很多基調，包括反複的戰争失敗、不得不承認自身的落後等，這些叙事往往還帶有深沉的情感，也是完全可以了解的，因為那是我們國家走過的路。很多其他傳統大國或後發展國家，有類似經曆，也是這樣書寫曆史。
需要注意的是，已然發生的曆史固然不可改變，但仍然會對今天産生重要影響。除了曆史的直接影響本身，另一種重要的機制是，同樣的曆史經由不同的解讀，會産生不同的政治效應。
傳統大國跟西方交往的過程中，常常都有不愉快的經曆，這就會産生一個困境：它們既要向西方學習，又因為不愉快的曆史而憎恨西方——兩者之間存在巨大的張力。于是，很多傳統大國都産生兩派，一派是自由理想主義者，認為國家要現代化，得向西方學習；一派是民族現實主義者，覺得西方是僞善的、殖民的、好戰的，更強調本土的身份認同。
如今非西方傳統大國的民調中，隻有印度一個主要國家對西方國家持友好态度的人最多，其餘多數國家對西方的主流看法都比較負面，就是因為過去那些沉重的曆史包袱到今天還沒完全消解。
我的曆史書寫中，不把很濃厚的民族情感放進去，而是以更加客觀、中立的第三方視角，來重新了解非西方傳統大國近代以來的政治與曆史。我既不刻意回避非西方傳統大國自身面臨的問題，比如認為19世紀時它們的政治、經濟、觀念都是前現代的和落伍的，都沒法适應工業革命之後的新世界；又不刻意美化西方在跟非西方傳統大國接觸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實際上，西方在自身興起和全球擴張過程中“創造”了自己的敵人，後續代價是非常大的。
總之，我希望在這一研究中超越學者的民族國家身份，努力做到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倡導的“價值中立”，這樣才能在知識上有新的發現和貢獻，提供對實踐更有意義的思想和成果。
全球化不斷深入，要擺脫受害者心理
第一财經：剛才你提到，非西方傳統大國要擺脫受害者心理。具體來說該怎麼做呢？
包剛升：非西方傳統大國普遍存在的受害者心理，是可以了解的，因為在曆史上它們跟西方接觸的方式，就是跟西方強國發生沖突、戰争，被打敗、被征服或被殖民的曆史。拿中國來說，19世紀有兩次鴉片戰争、甲午戰争、八國聯軍戰争等。進一步說，在國家處于危亡關頭的特定曆史時刻，這種心理是有積極作用的，就像我們國歌裡寫的，“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激發與動員群眾，鼓勵民族自立自強。
但是，随着時間推移，如果一個國家不僅獨立了，還經曆了較長時間的和平和發展，甚至已經完成崛起，在别的國家看來成為國際舞台上的重要大國時，再有過分濃厚的受害者心理，就會産生嚴重的負面影響，甚至贻害無窮。
首先，如果一個大國的群眾曆史記憶裡仇恨心理占相當的主導性，仇恨多于和平，仇恨多于合作，仇恨多于友善，在全球化時代就會變得非常不利。受害者心理往往跟極端或激進民族主義有關，從曆史經驗來看，極端或激進民族主義，無論對内還是對外，都會産生嚴重的負面影響。如果一個國家要成長為真正的世界大國，就一定要認識到極端或激進民族主義可能帶來的問題，審慎對待這種現象。
其次，如果一個崛起大國濃厚的受害者心理以某種形式呈現出來，會給别的國家帶來相當大的焦慮，他們會産生不安全感，甚至恐懼，就有可能鼓勵他們采取反制手段，這樣就會塑造一個對國家發展很不利的外部環境。
是以，我在《大國的命運》裡說，過去的曆史是怎樣的固然很重要，但同樣重要的是，我們對曆史的叙述。尤其是在全球化不斷深入的背景下弱化與消除受害者心理，才能在長久的時間裡，有利于國家成長和民族發展。如果一個已然崛起的大國無法克服受害者心理，就不能完成自身的真正成長。
第一财經：尤其是網際網路時代，極端言行容易被無限放大。6月9日，歐洲議會選舉結果揭曉，激進民族主義力量明顯上揚後，國際上就出現了很多擔憂。在自媒體時代，如何處理和應對激進民族主義？
包剛升：這是蠻大的挑戰。首先，我前面提到，激進民族主義有很重要的政治動員功能，也是特别便利的政治動員方式，因為民族主義天然地把人區分為我者和他者，這也符合人的直覺本能和政治想象。如果這個國家和外部世界的關系很複雜，民族主義就會成為該國政治精英進行政治動員的有效手段。而且今天的世界也還是由民族國家構成的，大國因為種種原因，跟外部世界的關系又很複雜，這也是激進民族主義不容易消除的重要原因。
怎麼才能防止或降低激進民族主義的影響呢？最重要的就是，一個國家要界定好跟外部世界到底是什麼樣的政治關系。如果一個國家從根本上跟外部世界是偏向對立的、仇恨的乃至沖突的關系，激進民族主義就更可能在國内興起。如果一個國家從根本上是積極融入全球化的，積極參與互利、合作的全球網絡，或者沒有顯著的外部對手或敵對國家，激進民族主義就不太容易興起。
成為全球上司者需要“三闆斧”
第一财經：你分析英國和美國成為全球主導者的曆史，認為全球主導者的更替需要50~100年才能完成。具體到美國，在19世紀晚期已經成為西方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但直到二戰後才完全替代英國，成為新的全球上司者。美國在此過程中還成功避免了“修昔底德陷阱”，跟英國沒有發生戰争。站在當今世界形勢下重新回望美國這段崛起的曆史，你覺得哪些尤其值得正在崛起的非西方大國借鑒？
包剛升：今天回溯這段曆史，首要的經驗恐怕是美國在崛起過程中，把國民個人的自由、幸福和成功，看得比國家的強大與地位更重要。這跟美國的政治傳統有關，曆史上美國有比較強大的個人主義傳統，也有長期的小政府傳統。
美國在發展和外交之間，更重視發展，把内部發展置于至高地位，并不主動去積極謀求和争取大國地位。開國總統喬治·華盛頓在1796年的告别演講中，讨論美國的外交政策和歐洲的關系時說，“歐洲有一套基本利益，同我們幾乎沒有什麼關系”。這是華盛頓留給美國的外交政策基調，就是要先把自己國家發展好。
今天我們說“弱國無外交”，其實美國的經驗是不一樣的，它是“強國也無外交”。一戰前，美國經濟總量早就遙遙領先于歐洲國家了，但當時不被歐洲認為是國際體系中最重要的大國，就是因為美國人不積極搞外交，而專注于發展自己。相對溫和的外交政策基調，是美國崛起過程中的重要特征之一。
第三，美國在經濟發展和軍事發展之間，優先考慮的是發展經濟。到1870年代後期，美國已經成為西方世界的第一大經濟體，但這時美國的海軍與陸軍力量與其經濟地位相比，完全是不相對稱的。後來，美國退役海軍上校阿爾弗雷德·馬漢在《海權論》中，才批評美國的海軍不足以打任何一場主要的海戰。美國的這種做法，不完全是中文意義裡的“韬光養晦”，更是崛起過程中的基本價值取向與戰略審慎。也正因為這樣，美國才長時間内沒有卷入歐洲主要國家之間的重要紛争。于是，當美國作為一個重要大國超越另外一個重要大國英國，成為真正的全球上司者時，美國就能避免跟英國之間發生重大沖突或者戰争。
第一财經：自從特朗普當選總統後，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的黨争加劇，國内很多自媒體大V都對這些很關注，喜歡解讀說美國在衰落。但是你在《大國的命運》裡提出，美國和英國成為全球上司者，都共同具備三個關鍵要素，并認為美國在未來至少10~20年裡，還是最有希望維持“全球上司者”地位的國家。
包剛升：我在《大國的命運》中論證，成為全球上司者需要“三闆斧”：一是成為經濟與技術上最領先的國家，特别需要強調的是，這裡不是指總量，而是人均概念；二是要創造一種可擴充的人類合作秩序；三是要貢獻新的國際秩序與國際規則。
确實，無論是和二戰結束時，還是冷戰結束時相比，美國的領先優勢都出現了相對衰落。但是，目前沒有其他國家在實力上可以挑戰美國，中國人均GDP隻有美國的六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德國、日本、法國、英國等主要發達國家，目前人均GDP大約是3.5萬~5萬美元，與美國人均7萬多美元也有較大差距。此外，這些國家跟美國在規模和綜合科研力量上，也還有相當差距。我在書中還做了一個簡單的推算，假設一個人均GDP是1.2萬美元的新興崛起國家，要趕超人均7萬美元、年平均增速2%的最發達國家，如果這個國家GDP增速是8%，追平大概需要30年時間；如果增速是6%，需要45年時間；如果是4%，需要90年時間。
站在中國的角度，有一個追趕最發達國家的夢想，這不僅是完全可以了解的，而且是積極的。但我希望大家要公允地評價現狀，也需要公允地評估未來。我做研究、寫著作，任何時候，都不是為了滿足讀者或群眾的情緒價值，告訴大家一切都很好，提供情緒價值也不應該是社會科學做的事情。
我的目标是讨論事實和現狀，發掘背後的邏輯，理性地評估我們國家要走的是一條怎樣的路，這條路可能有多遠或者有多難，怎麼走有可能會快一些，怎麼走不僅速度會變慢，甚至差距還會拉大。一個國家要想發展得好，還是應該遵循那些為曆史經驗所反複檢驗的法則。我覺得，我這樣的想法和做法才是真正對曆史負責。
農民工、全職媽媽也在聽直播
第一财經：從今年開始，你每周六晚上都做名著導讀的直播。我印象很深的是，2月24日第一場直播的互動時間裡，你問大家做什麼工作，有人說是律師，有人說是中學教師，還有人說是農民工、全職媽媽。去年你的《抵達：一部政治演化史》出版後，你說關注政治學的人比以前多了。那天晚上，你看到農民工和全職媽媽也來聽直播課，是什麼感覺？
包剛升：孔子有個理念叫“有教無類”。網際網路給了大家一個傳播成本極其低廉的平台，比如對農民工來說，他聽一次課就是手機流量的成本，如果工廠裡或建築工地上有免費WiFi，對他來說就是零成本。然後，他就可以在每個禮拜六晚上9點，聽一個大學教授講一個小時比較靠譜的知識。是以，網際網路尤其是自媒體的傳播效應，是過去無法想象的。
我的微信視訊号開通至今，積累了1.5萬多的關注使用者，每次直播都有幾千至上萬的累積線上觀衆。哔哩哔哩網站的專業團隊，又把我的直播回放視訊精修，剪成20~30分鐘一集，目前每集的播放量普遍都在四五萬次，最熱門的一集有17萬次播放，完播率在20%~30%。這意味着，我花大半天時間來準備一個小時的直播，通常能有上萬人從頭看到尾看完這個知識類視訊，對我來說是一件很有意義、很有價值的事情。
第一财經：有一天我在聽直播課的時候突然意識到，在當下很浮躁、很多人根本沒耐心看比較燒腦的長視訊的大環境下，你哪怕在外地出差，都堅持直播導讀，除了盡量講得通俗易懂，從不說吸引眼球和博流量的話，就一心給大家講你看過的書。這樣做事的人，應該是一位理想主義者吧？
包剛升：是的，我自認為是一位理想主義者，要不然不會寫這些書，關注這些問題。我原來說過一段話，也是我作為一個學者的參照。我說，中國自從改革開放以來，對這個國家最有貢獻的一批學者，是上世紀80年代就主張市場經濟的少數經濟學家，最有代表性的兩位是北大的厲以甯教授和複旦經濟系畢業的吳敬琏教授。他們在國家還是計劃經濟的時代，就指出計劃經濟走不下去，市場經濟才是唯一的出路。當時，他們在社會認知、政治層面都面臨不少壓力，但通過自身的努力部分影響了政策，推動國家重新走上經濟發展的正軌。這一批學者非常了不起，他們是真正有益于這片土地上的人民的學者。
今天，曆史已經行進到了2024年。我們再往後看10年、20年、30年，學者做哪些事情，才可以對國家的文明程度和有效治理提升起到積極作用呢？這是我們這代學者應該思考的問題。我們要超越一時一地的限制條件，堅持從長遠看更科學、更良善、更符合多數人利益的東西。
《包剛升政治學講義》
包剛升 著
新星出版社得到圖書2024年3月版
《演變：西方政治的新現實》
包剛升 著
中信出版集團2024年2月版
(本文來自第一财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