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廠的頂棚在火災後變形，架構裸露。
6月24日，南韓京畿道華城Aricell電池廠發生火災，造成23人死亡，8人受傷。遇難者中，有17名中國人，全是臨時工，也就是韓語中的“日當”，他們是以不熟悉逃生路線。
看到南韓華城電池廠爆炸的新聞時，30歲的彭慧一下子認出來，這是她之前打工的地方。一年前，她剛從吉林延邊去南韓務工，經朋友介紹，她在這家電池廠做了半年擦拭電池的工作。
她知道這份工作“很危險”，因為锂電池的兩端碰撞“會慢慢發熱，很容易爆炸”。工作期間，工廠的人千叮萬囑，讓她一定要小心。在她打工期間，曾發生過兩次小型爆炸，所幸當時未有人員傷亡。
彭慧擦電池時留下的照片 本文圖檔均為 受訪者 供圖
彭慧回憶，電池裡面的液體味道很刺鼻，對身體不好。廠裡的員工每隔幾個月會定期檢查身體。工廠會招具有合法身份的臨時工，多是來自中國東北地區的北韓族人，又以35歲到50歲這一年齡段的人居多。
從20世紀90年代起，大量中國的北韓族人去南韓務工，彌補了本土企業的勞動力短缺狀況，他們大多從事南韓人回避的“髒（dirty）、難（difficult）、危（dangerous）”的“3D”行業。
多位從中國赴韓打工的北韓族受訪者向澎湃新聞表示，他們到南韓的目的是為了掙錢。無論從事哪個工種的體力活，隻要願意接受加班、單休，便可以賺取更多。相比成為異鄉人和“日當工”的苦，他們更害怕陷入存不下錢的持久貧困。
為了更好的生活
2018年的夏天，當時31歲的張珊和另外兩個女性朋友一起從遼甯沈陽到南韓找工作。她是北韓族人，但她對南韓“一無所知”，其中有一個朋友在南韓待過一段時間，就帶着她四處找工作。
第一站，她們去了光州，但那裡“并沒有太多工作機會”。張珊在那裡租了間房子，交了5000多人民币定金。但過了半個月，仍然沒有找到工作。
她們聯系上以前在國内的同僚，對方在南韓的工地上班，一天工作8個小時，收入400多人民币，包吃包住。張珊便去“投靠”這個同僚，開始在工地上幹活。
她回憶，工地距離住的地方遠，是以她每天早上四五點就得起床。下班回來，一天已經過去了十四五個小時。
她的工作是安裝櫥櫃底下的擋闆，要樓上樓下跑，幹了十多天，又換了個工地，有次安裝出現失誤後，老闆一氣之下把她辭退了。
張珊隻能再找别的工作。其間，她結識了一名北韓族的男性勞務中介，對方稱可以安排她到飯店工作，但她和朋友一共要交30萬韓元（約折合人民币1600元）的中介費。但交完錢，中介很快消失不見，她才意識到自己被騙了。
那次被騙之後，張珊很快又聯系上另一個中介。交了中介費後，對方安排她住在一間小較高價的電梯大廈裡。平時那裡住三四個人，但有一晚房間裡住了十幾個人，連廁所門口也睡了人。
一開始，中介幫她找到了一家化妝品公司。她去擰了一天的瓶蓋，下班時手上鼓起兩個透亮的水泡。第二天再去，人家已經不用她了。接着她又去了小蔥會社，每天扒大蔥綁大蔥，管吃管住，一天能掙360元人民币。這之後，張珊又換到冰淇淋工廠工作，一直待到現在。
2014年10月27日，朗薇從延邊飛到南韓。下飛機後，她坐了一個多小時的地鐵，拖着八九十斤重的行李箱抵達首爾站。她的舅舅住在南山塔附近，她跟着來地鐵站接她的舅舅爬完又長又陡的山坡後，手和腿都在發抖。
那年朗薇25歲。她的舅舅和姨外婆早在2000年就到南韓務工，後來在那邊定居。到南韓後的休息日，她偶爾會和親戚見面聚聚，但有時一年兩年也見不到面，“都忙自己的工作”。
郎薇的老家在吉林延邊珲春市的農村，她是北韓族人，但她不會說北韓語。她從小在漢語學校讀書。在她的老家，父母輩的人延續着說北韓族語的習慣，但到了朗薇這一代，很多年輕人已經不會北韓語。
不過，她仍然可以通過就業簽證前往南韓，成為務勞工群中的一員。根據南韓法務部公布的《2023年12月統計月報》，截至2023年12月底，在韓居留的外國人共有250.8萬人，同比增加11.7%，創下2019年以來最高值。其中以中國人數量最多，占比37.6%。
中國的北韓族人赴韓務工，會享有一些政策上的便利。2007年，盧武铉任南韓總統時，對非南韓籍北韓族同胞設立了通路就業、技術教育的簽證（H-2）制度和“外國人雇傭許可制度”，拓寬了中國的北韓族到南韓合法就業的管道。
同年，南韓進一步完善外勞就業問題，制定了《通路就業制》。其中規定通過韓語考試的外籍勞工可以優先就業，北韓族具有先天性優勢。
郎薇是第一批抽到H-2簽證的人。出國之前，她的婚姻出了狀況，又帶着個4歲的女兒。因為她隻有高中文化，在國内一個月隻能掙一千元人民币。“為了給孩子更好的生活”，她決定到南韓找工作，按照當時的匯率，她在南韓一個月賺的錢，在國内需要工作11個月。
對于中國的北韓族來說，通過相應的語言考試，或者獲得各種專業資格證，比如木工證、烘焙證，都有利于把H-2簽證更新成在外同胞簽證（F4）；拿到F4後居住兩年以上、滿足納稅标準或者父母一方是南韓國籍即可申請永久居留簽證（F5）。
“日當工”
因為有北韓族的身份，29歲的吳鵬順利拿到F4簽證，一年内他在南韓幹了超過一百種體力勞動。“再小的工地現場都有幾十個工種，大現場有上百個不同的工種。”
他去南韓最直接的原因是掙錢。他想以後從事韓語小說創作，不受金錢困擾。
在國内時，吳鵬曾是文字工作室的簽約寫手。工作室根據需求和寫手本人的水準配置設定單價不一的續寫任務，單價基本在千字12-25元人民币之間。
後來，吳鵬漸漸寫不動了。他的手指，手腕，頸椎和腰椎相繼出現問題。“加上那兩年市場變化劇烈，續寫難度上升單價變低，有時候連吃飯都是問題。”
于是，他和在南韓務工近30年的父母溝通了很久，最終決定2022年8月從家鄉黑龍江去南韓打工。
不少中國的勞務中介會在社交平台上釋出南韓的招工資訊，主要招聘對象是制造業勞工和餐飲業服務員，年齡限制在18-39周歲，不限男女。
一則招工廣告中清楚列出了制造業勞工“周休一天情況下薪資待遇解析”：每周工作8小時能夠拿到22萬韓元，每天平均加班2小時，能夠多拿63萬韓元，周六加班6小時可以額外得到46萬韓币。照這樣算，勞工一年能賺到59萬元人民币，如果加上合同期滿的“退職金”，三年總收入能夠達到64萬元人民币。
招工啟事
服務員的薪資則稍低一點，按照累加的年收入和退職金，幹滿三年至少能賺46.7萬元人民币。同時，還能夠享有保險等福利待遇。
在另一則南韓農場工與制造業勞工招聘資訊中，諸如農場工、水電工、司機、電子廠勞工都能拿到2萬多元人民币的月薪。據中介招聘資訊，勞工每天工作8小時，月收入在1萬-3萬元人民币不等，加班能夠拿到1.5倍工資。
去年，吳鵬在京畿道南楊州市人力事務所的辦公室裡等活兒，那裡類似國内的職業介紹所。
每天早上五點多，所裡的幾十名勞工就會圍過去，等主事的所長給大家派活。幹完活，錢當天進賬，“也叫做日當”。吳鵬說，這些工作時長基本是八個小時。做修路建路的土木工種會經常加班到淩晨，工資按雙倍計。
“工種五花八門的”。吳鵬幹過的活兒，有幫人搬家，有在化妝品工廠切仙人掌，有跟在挖掘機後面當信号手，有給一個大學教授搭貓屋、挖個小池塘，還給比薩連鎖店副會長，也就是“電視劇裡那種财閥”搬過銅像等藝術品。
每天的工作像随機抽簽，運氣不好時，就隻能搬磚搬水泥。幹一天“回家就躺了，起都起不來”。吳鵬說，除非很累，一般他會一周七天全勤。
日當的工資，最低是16萬韓元，沒有上限，加班時拿得更多。有一次，他跟着二手家電工廠送貨安裝，忙到淩晨1點，當天就拿了16萬韓元（折合人民币約800多元）的日當報酬，另有加班費21萬韓元（折合人民币約1100元）。日結工需要自己繳納醫保費用，但人力事務所的所長會給勞工買人身保險。
長期和勞工接觸後，吳鵬發現他們“對錢計較得很仔細，并對此習以為然”。比如早上大家聚在一起聊聊天，他抽了别人一支煙、喝了别人一杯咖啡沒還的話，對方會不愉快；他工作時借了别人一副手套沒還，對方也會直截了當地指出。
不過，他也了解，大家都掙差不多的錢，請多了就等于少掙了。
最髒最累最危險的活兒
今年6月初，吳鵬以初級技工身份，開始在工地做“蜘蛛人”。以他的經驗，工地上除了管理層，勞工賺得越多，就越辛苦，或者越危險。
他的具體工作是給外牆塗漆，一個月工作20到25天。他手機裡存着一張同僚給他拍的照片，在一棟25層、大概八九十米高的大樓外，他整個人懸挂在外牆上。
正在工作的吳鵬
在學徒階段，他首先必須克服恐懼感，“對繩子産生信任感就行，繩子是撈船時用的那種繩，絕對不會斷”。學徒階段的時間長短因人而異，快的兩三個月，慢的兩三年。團隊裡有很多中國北韓族人，吳鵬和隊長是哈爾濱老鄉，隊長總是手把手教他。
初到南韓時，朗薇首先需要克服語言障礙。她不會坐公共汽車和地鐵。剛坐地鐵時，她照着地鐵圖一個一個地點看她到哪裡了。她不知道怎麼換乘，很多時候會坐反方向，然後到下一站再下來，回到原點，再換乘。因為坐公共汽車聽不懂地點，不知道自己能坐幾号線，她隻能走路到地鐵站。
不會韓語，朗薇隻能找最髒最累的活。她在首爾的第一份工作是通過中介找的，在建築工地的食堂給勞工做飯。每天要洗六七百斤大米。
剛開始不會說韓語，她隻得看老闆的眼色行事。時間長了點，一段話裡她能聽懂一兩句，其餘的隻能通過手勢比劃或者猜測對方的眼神。也是以，她更容易出些小差錯。
第一份工作，朗薇隻做了一個月。她感覺自己做什麼都不對，總被老闆指責。“有時被人欺負、被排擠”，是以她選擇不幹了。之後，她在一個烤肉店裡幹了5年。一開始，她的工作是刷碗，10個手指頭都刷破了。頭天晚上腫起來，第二天皮膚順着裂紋就爆開了。
有一天，她連刷了14個小時的碗，那天飯店接待了200多人的旅行團。後來，飯店還接過2000人的團，她感覺有刷不完的碗。有時被挑刺，她選擇忍氣吞聲。
老闆喜歡她努力工作的勁頭，就讓她在前台做接待。前台沒有語言要求，因為飯店主要接團餐，隻需跟中國導遊說幾句話，如果接待的旅遊團是東南亞的人，也隻需問幾張桌幾個人，安排好餐桌就行。
這家飯店的工資比其他飯店一個月多五六百元人民币。朗薇有合法簽證，飯店會和她簽勞動合同，給她買四大保險，包括退職金、意外保險、健康保險和失業險。每月的保險費飯店交一半，她出一半。
後來，她又去到距離首爾160公裡外的大田，在一家飯店工作，自己則租住在一個10多平方米的較高價的電梯大廈裡，門口有一個小小的廚房，租金每月是1300元人民币。每個月賺的錢隻夠養孩子和供國内的房貸。
三年後，她嘗試過在工地和水泥，一天賺500元人民币。她也在面膜工廠工作過，因為身體不好，就不再繼續簽合同、打長工。
在南韓時，朗薇性格樂觀，她想，隻要自己努力生活，多付出一點，就會有回報。遇到不順、想家想孩子的時候，再難熬，她都憋在心裡，也不會哭，和家裡人報喜不報憂。
在南韓待久後，朗薇會坐車了，也去了很多地方。她坐過的一站地，走過的地方，都能記住，“我能夠找到原點，那樣我就不會走丢。”但她始終覺得自己是一個外鄉人，每天，她都在想什麼時候可以回家。
異鄉人
吳鵬全家人都是北韓族，都會說北韓語。往前追溯，當年，他的祖父跟着曾祖母來到中國。
長輩們希望他能過體面的生活。“正如大多數父母希望孩子當公務員，或者去大企業穿西裝上班，但他們對我不是很了解，他們的希望也太模糊，太淺表。”
吳鵬重複了家中長輩們的軌迹。他的爺爺50多歲時，去工地搬鋼筋，60多歲睡在加油站，用掙來的血汗錢送三個孩子到南韓打工。“我爸我媽那一代到南韓也受了很多委屈。”吳鵬說，他們在南韓苦了半輩子，結果孩子最終也要到南韓受苦，“這讓他們很崩潰。”
事實上，家人并不希望吳鵬到南韓務工，怕從沒吃過苦的他被南韓人欺負。
“在南韓，父母給我提供了很多幫助。其實他們打拼出來的東西，比他們想象中要堅固牢靠很多。”吳鵬說，“他們都是從基層勞工一步步走起，時間長了熬出來的。”
吳鵬的父親如今是物流公司的科長，母親是醫療器械工廠的組長。十多年前在餐館幹活，他的母親見到有小姑娘被性騷擾，就一腳踹過去。
如今，吳鵬的爺爺住在南韓的養老院。上次見面時，爺爺摸了摸他的頭，知道孫子在工地上幹活，他叮囑道，你要注意安全，安全第一。
明年年初，吳鵬的簽證将換成F5，年收入可以達到4500萬韓元（折合人民币23.7萬元）。
郎薇的想法不同，她隻想回家，“我最親的人都在家鄉”。在首爾打工時，朗薇每天最開心的是下班時刻，每個月最開心的是發工資那天。
除掉每個月三四千元人民币的地鐵公交費，電話費，房費，水電費，她會把剩的錢都打給孩子。首爾物價高，開銷之後所剩無幾。有時她想不明白：“為什麼我這麼努力，還是沒有錢？”
在朗薇的老家，有不少和她一樣去南韓務工的人，“都是吃了很多苦的。”她有一個朋友在布料工廠上班，為了多掙加班費，有一次兩天兩宿沒睡覺。
據她所知，“也有很多走捷徑的”，很多在南韓打工的女人，會找一個有錢的當地男人依靠。
雖然在南韓待了五六年，但張珊沒有存下錢來。她一直做臨時工，收入并不穩定。
張珊并沒有打算一直待在南韓。她想趁自己還年輕，攢下一些積蓄，再回國做點自己喜歡的事情，“雖然這一天可能還很遙遠”。
論文《在韓延邊北韓族務工群體的社會适應及其障礙因素》中指出，對于在韓務工的北韓族而言，由于他們的身體往往被置于傳統觀念中底層的服務場景中，打工過程中的身體經驗，無論是體力上，還是心理上，都在時時刻刻提醒着他們是身處南韓社會底層的“他者”。
在南韓期間，朗薇患上嚴重的抑郁症。從2019年開始，病情嚴重起來。每天需要服用安眠藥才能入睡。有三四年的時間，她和外界斷掉聯系。
直到2023年6月的一天，她回國度假，本想休息10天再去南韓，但這10天裡，她沒吃藥也能睡着，而且身體的疼痛也消失了。她感覺自己變得開心了，于是決定不走了。
以前在南韓打工的9年裡，她隻在每年春節回國一次。平日聽說爸爸或者女兒生病感冒了，朗薇心情跟着低落，以淚洗面好幾天，等他們身體好了，她心情才能好點。現在她想爸爸了，就可以開車回去看望。
現在，朗薇在延邊開了一家烤肉店，主營當地特色珲春大串兒，配菜有鹹菜，延邊的小拌菜，包着紫蘇葉和生菜吃。
每一天一大早，她便起床到市場購買一天的食材，從早忙到晚上，雖然辛苦，但比起在南韓打工的日子，她覺得輕松很多。
今年五一的時候，店裡的突然間生意好了，朗薇獨自跑到附近的山上，放聲哭了很久。“十多年的付出終于有回報了。”
朗薇的女兒現在14歲，大部分時間寄宿在朗薇妹妹的家裡。
前天晚上，朗薇下班晚，女兒一直問小姨，“我媽媽去哪裡了？我媽媽安全到家了嗎？”
聽到妹妹轉述這些話時，朗薇覺得自己勁頭十足。
（為保護受訪者隐私，彭慧、吳鵬、張珊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