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大明風華》中的朱元璋造型
在《且介亭雜文》一書中，魯迅先生寫過一篇《病後雜談》，其中談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古代酷刑：“剝皮揎草”。即是将一個活人的皮，生生地剝下來，然後塞上草。想象一下那行刑的場面，肯定是慘不忍睹。在曆史上，大概隻有一些極兇殘的暴君、酷吏，以及殺人如毛的流寇、盜賊，才下得了這種毒手。然而，在明代，從朱元璋開始，有好幾任皇帝，都曾正式地采用過這種野蠻刑法。堂堂大國的統治者，到了如此失卻人性的地步，在世界文明史上也少見。是以，魯迅先生說：“古人告訴我們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實唐室大有胡氣，明則無賴兒郎。”（與曹聚仁先生的通信）
朱元璋
将這位小和尚出身的皇帝，稱之無賴，倒也恰如其分。老實說，政治家不無賴者也少，非無賴還不足以成大事咧！指望他們誠笃、敦厚、善良、質樸，無異緣木求魚。朱元璋登基以後，據趙翼《二十二史劄記》引野史《草木子》載：“明祖嚴于吏治，凡守令貪酷者，許民赴京陳訴，贓至六十兩以上者，枭首示衆，仍剝皮實草。府州縣衛之左，特立一廟，以祀土地，為剝皮之場，名曰‘皮場廟’。官府公座旁，各懸一剝皮實草之袋，使之觸目警心。”把元代血淋淋活剝人皮的刑法，繼承下來，進行他的恐怖統治，其嗜殺成性的惡本質，就非一般的市井無賴的行為了。
是以，趙翼認為：“蓋明祖一人，聖賢豪傑盜賊之性，實兼而有之者也。”這“盜賊之性”，才是擊中了朱元璋的要害。盜賊，就是武裝了的無賴，其特性就是無所不為地破壞，就是無時無刻地疑懼，就是無所不用其極地要達到目的。朱元璋，自小出身流氓無産者，來自不務正業的社會底層，在壓迫下生長，對社會充滿了仇恨，這種毀滅破壞的欲望，格外過敏的敵意，狡詐多變的性格，不怕采用最卑劣手段的惡毒行為，表現得更為突出，這就是曆史上的朱元璋。
是以，凡周遭的一切，足以危及到他認為的安全底線時，他最主要、最常用、最先考慮、最幹淨利落又最省事簡單的解決方法，就是一個字，殺。從曆史上看，不光這位朱皇帝，凡文化素質鄙陋，文明程度低下的統治者，其人性中的惡本質，往往無法自控，要殺人，要大殺人，要讓劊子手盡量延長被殺者的死亡過程，在無限痛苦中一點一滴地耗盡最後的生命，其慘無比。說白了，“盜賊之性”，也就是反文明的獸性。文明多一點，獸性少一點；而文明少一點，或者失掉了最起碼的文明，社會便堕入黑暗與血腥之中。
這種統治者的殘忍，是中國人世世代代受難的根源。
朱元璋落魄到廟裡當小和尚，雖然不好好念經，偷雞摸狗，明搶暗盜，但劃一個赤貧階級，當無疑問，不貧他會偷嗎？劉邦倒是不偷，還能在基層政權裡當差，拿工資，而且他老爹在鄉下有點田地，富農成分總是有的。這兩人的受教育狀況，史傳無記。但劉邦能“試為吏，為泗水亭長”，經得起一試，說明他多少識得幾個大字，有一定文化，要不然，不會在衣錦還鄉時，對衆鄉親吼起“大風起兮雲飛揚”那樣的順口溜了。也怪，中國的皇帝都會寫詩，連那位沒當上正式皇帝的黃巢，也有一首“我花開後百花殺”的《菊花詩》。比之劉邦，或者黃巢，朱元璋不免慚愧。
雖然，劉邦、朱元璋都具有一種工農幹部對于識文斷字的人，那種偏執的拒絕心态。劉邦還拿過儒生的帽子當尿壺使用，存心要惡心知識分子一下，這是報他當年“廷中吏無所不狎侮”的一箭之仇，但是，尿撒了，氣出了，也就拉倒了，然而朱元璋不，這就是三代貧農所表現出來的階級感情了。既記仇，又記恨，睚眦必報，打江山時殺，坐江山時更殺，砍頭太快，不過瘾，還要“剝皮揎草”，慢慢消遣。
朱棣
魯迅先生曰“明則無賴兒郎”，說得一點不錯，朱元璋的兒子朱棣，更為歹毒，不但奪了他侄子的江山，還将忠于他侄子的臣屬如方孝孺，如鐵弦，如景清，“剝皮揎草”。當事人弄死不算，家屬也不放過，一并加以收拾。古之株連，可比今之株連，厲害得多。而碰上明代的無賴兒郎，像大學者方孝孺等人坐罪後，永樂竟然朱筆批示，将他們的妻女，都送到軍營裡去，讓士兵輪奸，要她們生出“小龜子”和“淫賤材兒”來。這種皇帝，居然如此下作，算是他媽的什麼玩意？
是以，朱元璋、朱棣之流，“盜賊之性”不改，不過是做了皇帝的流寇而已。他們用挖空心思的酷刑，施之于他所要鎮壓的臣民時，與流寇在一路屠殺的過程中，不顧一切地無惡不作，那心理狀态應當沒有什麼不同。
于是，我想起《孟子》中這位亞聖與弟子告子關于性本善的辯論，告子認為：“性無善無不善也。”又說：“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他的說法，我認為很有道理。因為，人處在一個大環境中，周圍什麼樣，大緻決定了這個人會是什麼樣。君子多則良性互動，善善相因；小人多則惡狗當道，惡性循環。曆史證明，當人性惡膨脹泛濫到不可抑制的地步，全社會的惡行就彙聚成一股可怕的濁流，禍水所至，人心中的殘忍，兇暴，惡毒，乖戾，變态，失常，狂悖，瘋癫……諸端的惡，就會沖決而出。
這也許正如告子所言，人性這東西，可善，也可不善；倡善，則得善，倡不善，則必惡。何況，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層層加碼，其惡的程度也就愈來愈甚。朱皇帝的殘忍，也是來自元末明初戰亂中國民的普遍殘忍。
從元人陶宗儀著的《南村辍耕錄》中一則人食人記錄，也可略知朱元璋殘忍之端倪：“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軍嗜食人，以小兒為上，婦女次之，男子又次之。或使坐兩缸間，外逼以火。或于鐵架上生炙。或縛其手足，先用沸湯澆潑，卻以竹帚刷去苦皮。或盛夾袋中，入巨鍋活煮。或刲作事件而淹之。或男子則止斷其雙腿，婦女則特剜其兩乳，酷毒萬狀，不可具言。總名日‘想肉’，以為食之而使人想之也。”
“天下兵甲方殷”，“淮右之軍嗜食人”，這大環境，這大背景，使得本來具有無賴精神、盜賊之性的朱元璋，放開手來殺人。連人食人，都不以為奇，那麼“剝皮揎草”，他壓根兒不會覺得野蠻的。根據魯迅先生的文章，我們知道“剝皮揎草”，有孫可望的官府式與張獻忠的流寇式之差別。張獻忠式為，“從頭至尻，一縷裂之，張于前，如鳥展翅，率逾日始絕”，而且，“有即斃者，行刑之人坐死”。孫可望式為“促令仆地，剖脊，及臀……及斷至手足，轉前胸……至頸絕而死。随以灰漬之，紉以線，後乃入草”。
孫可望也不是什麼好東西，早先是土匪，後随張獻忠為流寇，還是張的義子和部将，殺人無算，其殘酷是可想而知。不過，他後來成了南明小朝廷的保護神，被永曆帝封為秦王，但“盜賊之性”不改，“擅殺勳将，無人臣禮”，為禦史李如月參奏彈劾。永曆帝一看，那還得了，為讨好這位軍爺，先就打了李如月四十大闆，孫還不依不饒，于是，“剝皮揎草”。
兩者，都系活剝。但要使受刑者痛苦萬分而不死，劊子手還真得有點精于解剖的專業經驗不可。否則，皮未剝下，被刑者死在先，行刑者也就完蛋。魯迅先生不禁感慨，中國古代，醫書上的人身五髒圖真是“草率錯誤到見不得人”，但剝皮而不立斃，淩遲而不斷氣，磔刑而不露痕，宮閉而不送命，其“虐刑的方法，則往往好像古人早懂得了現代的科學”。這句感慨的背後，不知有多少人慘死刀下，不知有多少次臨場經驗，才有了這種屠夫合乎現代科學的精到。這一切，隻能說明在封建社會裡，統治者（包括想成為統治者的流寇）之殘忍，之兇惡，之殺人如麻，之把人不當人待罷了。
于是，魯迅先生結論曰：“明初，永樂皇帝剝了那忠于建文帝的景清的皮，也就是用這（指孫可望）方法的。大明一朝，以剝皮始，以剝皮終，可謂始終不變。”其實，明代用此刑，非始于朱棣，據明史專家吳晗考證，要說“剝皮揎草”幹得最起勁的，那個懷有無賴頑劣之心的小和尚，才是創朱明一代酷刑之先鋒。
他的虐殺狂，登極以後，變本加厲，更是大開殺戒。宋代趙匡胤，杯酒釋兵權，哥兒們從此就養尊處優，閉門謝客，别給我添麻煩，是上策。漢代的劉邦，留其願留者，如蕭何，去其願去者，如張良，像韓信這樣難剃的頭，幹脆送上斷頭台，是中策。而朱元璋不分青紅皂白，不論親疏遠近，統統一網打盡，寸草不留，恐怕就是下策了。殺功臣之狠之毒之不留情之不念舊交者，莫過于朱元璋。當然，他不是最初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不過，像他這樣，連兒女親家如李善長、藍玉都不放過，而且還“剝皮揎草”，其惡可知。
李善長跟他一起淮右舉事，是他的大總管，定都南京後，叙功封王，他定下來，李的功勞最大，置于諸将之上。他說李是他的蕭何，無李就不能有今天的大明王朝。但最後，告李與别人串通起來謀反，于是，滿門抄斬。别人無法了解這罪狀能夠成立，一位禦史冒死上疏，說李已經位極人臣，應有盡有，無法再有，即使幫别人推翻了朱，他還能得到更多嗎？朱元璋一貫對上書者不客氣，稍忤天意，那下場就是人頭落地。李善長被殺才一年，就敢提出來平反的要求，人們都替這位禦史捏把汗。朱元璋這一次一反常态，沒有大發雷霆，但也不給落實政策。看來，凡具“盜賊之性”者，錯了也不認錯。
而藍玉，南征北戰，東讨西伐，将元軍主力，消滅殆盡，餘部都驅逐到大漠以北，是立下汗馬功勞的元帥。但元帥又如何，也以圖謀不軌定谳，下場比李更慘，給剝了皮，揎上草，傳示全國。據吳晗《明代特務統治》引歐陽直《蜀亂》：“初，獻（編案：張獻忠）賊入蜀王府，見端禮門上奉一像，公侯品服，金裝，人皮質，頭與手足俱肉身。據内監雲，明初涼國公藍玉，蜀妃父也，為太祖疑忌，坐以謀反，剝其皮，傳示各省，自滇回蜀，王奏留之。”證明朱元璋對剝藍玉的皮，是一點悔意也不存在的。
朱元璋的胡惟庸案、藍玉案、李善長案等等，牽連之廣，上至朝廷，下至農舍，總計約十萬人之多，掉了腦袋，真是殺得天昏地暗，神州變色。惟一例外的，前案，朱元璋怕他女兒當寡婦，赦了他女婿和外孫三人，不在滿門抄斬之列；後案，看來嫁給他兒子的藍玉女兒，也幸而未被連坐，這總算讓我們看到這位皇帝未泯的一點可憐人性。
商鞅論囚，渭水盡赤，這位殘忍的懲罰狂，制造的恐怖場面，令人心驚。秦時的渭水，不像現在這樣受到水土流失的威脅，弄得西安食水都困難。渭水流域，一直到唐代，從王維詩“渭城朝雨浥輕塵”，還可證明那時的森林植被好，水源涵養好，一派江水，莽莽蒼蒼。試想，這位紅過一陣的法家，得殺掉多少人，才能将滾滾的江水染紅？但一念及朱皇帝動不動誅九族，常常是一村一鄉，一姓一族地殺到雞犬不留的地步，放眼望去，惟見十室九空，人煙斷絕，白骨累累，鬼影幢幢，那場面之駭人，商鞅又瞠乎其後了。
是以，明代諸帝，無賴兒郎，也還懂得為尊者諱的道理，對朱皇帝的殘忍，往往避而不談，若無其事似的；即使偶爾涉及到，也輕描淡寫，一筆帶過。最不知趣者，莫過于海瑞了。盡管他是位清官，盡管他一生操守正直，行節可嘉，盡管他死後了無分文，甚至葬資也賴他人支給；但同時代的文壇巨匠王世貞評價海瑞，說他“不怕死，不愛錢，不結黨，是其所長；不虛心，不曉事，不讀書，是其所短”，倒也給這位迂執近腐的海剛峰先生，畫了個像。
海瑞
晚年，重新起用，據沈德符《萬曆野獲編》：“海剛峰起南總憲，到任後，忽設二大紅闆凳，雲欲笞禦史不法者，一時震駭，以為未有怪事。”這位相當于廉政公署的特派員，覺得按在闆凳上打屁股，還不足阻吓犯罪行為，于是，竟然不識時務地給萬曆皇帝上疏，要求“複國初剝皮囊草之制”，也就是把朱洪武那一套酷刑再搬出來。
接張居正任宰輔的申時行，是個極世故的官僚，重新起用不為張居正喜歡的海瑞，不過是俯順輿情而已。看到他的這份上疏時，肯定哭笑不得：“這個海剛峰啊！”可能勸過他，“老兄台，你已經是年過古稀的老爺子，你就省省吧！不要哪壺不開提哪壺了！”他聽不進去，正襟危坐，作大任在肩、剛正不阿狀。
凡是性格殘忍的人，多自以為是，好剛愎自用，這位懲罰主義者到底送呈大内。果然，時情大嘩，禦史立刻就劾海瑞“導上法外淫刑”。幸好，朱翊鈞那天心情不錯，隻是怪罪“瑞偶失言”，未予處分，“仍留供職”。并且為他殘忍的老祖宗開脫：“按太祖初制，亦偶一行耳。所謂古有之，而不可行于今者，此類是也。”（以上均見《萬曆野獲編》）
不管後代皇帝怎樣曲意回護，朱元璋的殘忍，是無法抹煞的。從他生命不息、殺人不止的一生，可以判斷，他是一個人格上有缺陷，心理上有毛病，智商上有思維障礙，心靈上受到過嚴重傷害的病人，否則，無以解釋他無休止地将老百姓，也将官員，死去活來地折騰的原因了。由于他們熱衷于通過施虐、報複，來獲得精神上的滿足，這也是中國曆來刑外之刑泛濫，法外之法猖獗的根源。
一部二十四史，凡手握權力的中國人，把人不當人的殘忍，比比皆是，多到連曆史學者也索性懶得記載。秦白起坑趙降卒四十萬于長平，一句話，四十萬人被殘忍地活埋，楚項羽坑秦降卒二十萬于鹹陽，也是一句話，二十萬人被殘忍地砍掉腦袋。到了朱皇帝，殺人的計量機關仍以萬計，但總量在減少。到了清代，魯迅先生說：“清朝有滅族，有淩遲，卻沒有剝皮之刑，這是漢人應該慚愧的。”雖然文字獄，死了不少人，殺人的計量機關就以千計了。到了民國，就以《紀念劉和珍君》和《為了忘卻的紀念》為例，統治者一次性的屠殺，就下降到百位和十位計了。
這種量的減少趨勢，不是表明統治者舉起屠刀時手軟了，而是人類的普遍覺醒的結果，也說明了曆史必然在不斷文明進步的總規律，時代愈遠，黑暗愈重；時代漸近，光明漸多。（本文摘自《曆史的真相》，作者：何言宏/李國文，江蘇文藝出版社，有删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