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汀陽：中國人“不講邏輯”，有何特别原因嗎？

編者按：“你和他講道理，他和你耍流氓；你和他耍流氓，他和你講法制；你和他講法制，他和你講政治……”如此現象的背後，其實是耍賴，不講邏輯。中國人不講邏輯，這似乎是一種可悲的定論了。著名哲學家趙汀陽認為中國人不講邏輯的背後，與中西思維方式不同。今天書話編發的趙汀陽先生2016年接受《南風窗》記者的一篇訪談文章，即涉及了中國人不講邏輯的問題。

趙汀陽，男，1961年出生，廣東汕頭人。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大學畢業、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所學生院博士畢業。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互動知識中心主持。第三批國家“萬人計劃”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差不多100年前，面對中國落後而任人宰割的局面，知識精英對中國傳統文化表現出一種“大拒絕”的姿态，并召喚“德先生”（民主）、“賽先生”（科學）這兩個神靈降臨中國。

今天，中國似乎已經在經濟上“崛起”，但被階層固化、貧富懸殊、道德滑坡、公平正義缺失的陰影所籠罩。而在關乎“中國走向”的公共争論中，不講邏輯的非理性情緒四處泛濫。政治、社會、經濟結構的風險驅之不散。

“現代化焦慮”，尤其是“民主焦慮”，又把很多人攫住。

為什麼中國的現代化、民主大業如此艱難？越來越多的聲音認為，這是因為，從古代開始，在人類文明的“軸心時期”，中國就缺乏“邏先生”（邏輯），一路演繹下來，終成今天的局面。正是中國人不太講究邏輯的思維方式妨礙了中國的現代化。這種聲音一口咬定，中國絕大多數公民與邏輯的距離，就是中國與世界現代化的距離。

思考時是否要按邏輯來，真和一個國家、民族的現代化、民主有關系嗎？為破解窒息這個社會的諸多困局，今天中國人在思想上該檢讨什麼？該如何去思考？

記者就此專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趙汀陽。作為哲學家，他對影響到了西方和中國在“想什麼”、“如何想”的問題上，有着深刻洞見。

中國人不缺邏輯能力，而缺訓練

記者：不講邏輯好像是現在中國人的一種“集體無意識”。公共領域的争論，多自立場開始，以人身攻擊結束。而某些政府部門“你和他講道理，他和你耍流氓；你和他耍流氓，他和你講法制；你和他講法制，他和你講政治……”的背後，其實也是耍賴，不講邏輯。

還有另一種不講邏輯的方式。大家習慣了玩類比、玩隐喻、玩象征、玩暗示來“講道理”。我們從小就被訓練玩各種文學的修辭手法。這些在思想上會有什麼後果？

趙汀陽：和你一樣，我也不同意依靠玩這些文學手法來“講道理”。它們可以制造趣味，但不适合用來論證。把“修辭法”（亞裡士多德說的）用于論證，就容易形成詭辯或胡說。希臘人很擅長修辭法，就像他們擅長邏輯一樣，古希臘的許多“群衆領袖”喜歡在廣場使用修辭法蠱惑人民。亞裡士多德早就知道，修辭法會遮蔽真理。

記者：類比估計是很多人最常用來“講道理”的了。比如“馬善被人騎，人善被人欺”的諺語。這樣幹時，我們好像沒有注意到有一個“賴爾峽谷”：不同範疇的事物，比如A和B，你要從A的成立證明B成立，必須先證明B和A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似性或等同性，有了一座“在邏輯上可以等值”的橋梁，才可能通過這個“賴爾峽谷”。

趙汀陽：我倒不反對諺語。諺語所說的無非是一目了然的道理，其中是沒有論證，諺語使用修辭法不是在論證，而是為了制造有趣的表達效果，各國的諺語都差不多。至于現在為什麼許多人不講邏輯，我無法充分了解其原因，也許是為了饒舌，為了有趣，為了胡攪蠻纏，為了回避真相，為了欺騙，等等，總之是故意不講邏輯。

但我還想使用韓非的可信賞罰理論稍加解釋：如果做某事就總能夠獲得可信的回報（物質回報或榮譽回報都算在内），那麼人們就會紛紛自動做某事。可以想象，如果宣傳能夠獲得可信回報，那人們就會熱衷宣傳，如果追求真理沒有可信的回報，追求真理之人就會減少。

記者：在邏輯思維能力上，老外好像都一緻唱衰中國。黑格爾說，邏輯在中國就玩不轉了。愛因斯坦則認為，中國沒有西方科學的兩個基礎，即形式邏輯和通過系統的實驗找出因果關系，根本不值得大驚小怪。而列維-布留爾更狠，暗示中國古人的那類“天人感應”純粹就是“原始思維”，說古代中國的那些“天文學、實體學、化學、生理學、病理學、治療學以及諸如此類的浩若煙海的百科全書”，全是扯淡。對于這些說法，您是怎麼看的？

趙汀陽：每一個邏輯學家都會跟你說，黑格爾才不講邏輯。黑格爾想象的是“辯證邏輯”，那是邏輯的反面教材。辯證法是一種形而上“文法”，請允許我使用這個不太準确的說法，辯證法在邏輯上無用，但在哲學上是有用的，可以用來發現事物所暗含的“别的可能性”。

有趣的是，經過流俗歪曲之後的黑格爾“辯證邏輯”在中國似乎頗得人心，不知道黑格爾會有何評論。愛因斯坦的說法有些道理，但需要更多解釋。而列維－布留爾的說法恐怕基于對中國思想的無知，無需多論。

記者：說“中國人邏輯不行”，似乎和以前說“中國人是東亞病夫”、“中國人不聰明”屬于同一個偏見系列，而後兩者早被證僞了。如何也證僞前者呢？

趙汀陽：邏輯能力來自何處？這是個問題，直覺主義數學家們相信邏輯來自數學，但理由似乎不充分。許多哲學家相信邏輯其實是語言的一種深層文法。這個看法比較容易了解，事實證明，隻要有語言能力，就必定有邏輯能力。我會同意說傳統中國重視思想卻不重視理論，而且也不重視邏輯訓練。但邏輯訓練不夠不等于沒有邏輯能力。

情感問題不能用邏輯來擡杠

記者：一直有人指控說中國人缺乏邏輯思維能力是從古代經典文本開始的。最先是華裔實體學家楊振甯先生，說近代科學之是以沒有在中國萌生，和《易經》有很大關系。然後是其它人，說《易經》、《論語》、《孟子》等充斥着大量自相沖突的邏輯錯誤。

趙汀陽：前面我說了，中國古代經典多數表達的是思想，不是理論，有些觀念之間不一緻也不足為奇，而且還必須考慮到，生活本身充滿沖突，是以，表達生活的思想有些互相沖突，反而是如實反映了生活。這不是不講邏輯。

記者：孔子說過“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有人問：為什麼是三年而不是兩年、四年？沒有任何理由。這有點類似于“辯證法”的一個邏輯困境：為什麼是一分為二，而不是一分為三、為四？如何評價這些指控？

趙汀陽：就為什麼是“三年之孝”而不是别的選擇這個事情而言，我想說，這裡并沒有什麼邏輯問題，隻有文化或情感問題，而且要考慮時代背景。

假如孔子再世，他一定會考慮到今天的生活節奏，恐怕就不會推薦三年了。當年孔子為什麼推薦三年，理由待考，我猜想或許是與父母養育嬰幼兒的時間大緻對稱，當然不是嚴格對稱，隻是一個在感情上大緻對稱的選擇。如果在這些事情上用邏輯來擡杠，恕我直言，恐怕既不知學術為何物，也對情感缺乏體會。

記者：按這種說法，前面我們所談到像“天人感應”之類的神秘主義觀念，是否也不能用一句“不講邏輯”來打發？

趙汀陽：并非所有事情都是知識論問題，需要具體分析。“天人感應”，如果作為知識論斷，顯然不真，是以不可信。董仲舒自己是否相信，還是個問題。就曆史語境而言，天人感應恐怕并非知識判斷，而是虛構的一種政治壓力。先秦社會的自由空間比較大，民心向背大緻能夠形成對統治的政治壓力，但秦漢以來變成專制，民意不如以前清晰，士大夫願意虛構天人感應之類的政治壓力新次元，似乎也是一種貌似合理的選擇。當然，董仲舒們是否這樣想的，就不得而知了。

中西思維的最大差別

記者：我們同意，邏輯思維必須講究概念的明晰。而中國古代的一些經典文本，好像喜歡玩模糊、神秘。

像《道德經》裡面“道可道”中的“可道”，有人說是“可說”的意思，而您說是“有規可循”的意思。在您那篇《道的可能解法與合了解法》中，您提出了一個觀點，說“中國古人的知識追求與超驗問題無關，基本上是以生活問題為界的知識追求，即使是那些關于自然萬物普遍原理的想象，比如陰陽五行之類，也是關于生活知識的藝術注釋，決非‘科學’探究”。

我不知道，這是否可以了解為這樣幾個問題：中國古人其實不喜歡在生活之外玩神秘；中國古人對關于世界本質的知識論追求沒有興趣—因為這樣，是以也不太講究西方人玩的那些邏輯？

趙汀陽：古代中國思想通常不思考超越的存在，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人類生活問題上，倫理、政治、戰争、和平之類。不過西方思想也同樣關心這些問題。如果說中國和西方思想有哪個最大差別，我願意說，西方思想尋找永恒的、絕對的、不變的、完美的、完備的、終極的概念，西方的兩大根基思想，希臘和基督教，都追求永恒的“完美概念”，就是好到不可能更好的概念，上帝、完美的人、完美的事物、絕對無私的犧牲（耶稣）、絕對純潔的母親（聖母）、千年不壞的城堡、絕對無瑕的鑽石、無敵超人，如此等等。

完美意味着永恒、超曆史、無變化，而邏輯最适合談論此種概念；古代中國的思想意圖在于了解永遠流變的、不确定的、不可完成的存在狀态。易經、老子和孔子，都不假設完美概念，而重視永遠在途中的“存在狀态”。

記者：如何了解中西兩種思路在“是否追求完美”上不同，但并不暗示就有高下之分？

趙汀陽：舉個例子，裡程碑式的哥德爾定理挫敗了數學的完備性和一緻性夢想（數學最能代表完美概念），曾經讓數學家們擔心真理永遠失去了。但是，假如古代中國數學家或哲學家聽說了哥德爾定理，一定不會感到煩惱，而會相見恨晚，以老子的觀念看，不完備或不一緻就是一切存在的真相。事實上，隻要一件事實或問題涉及“無窮性”，就必定不完備或不一緻。

易經想象，陰陽需要動态均衡；在孔子眼中，聖人也有不足之處；在老子看來，存在如水，沒有哪一個存在狀态是絕對好或好到不可變化的。這種“在路上”的狀态沒有邏輯既定的必然性，永遠分叉，永遠有歧途，而歧途也未必不能壞事變好事。這種思想與有沒有邏輯能力無關，而是思想問題和意圖不同。

記者：您的“天下體系”理論就是試圖給當今世界超越沖突不斷的“無政府狀态”提供一種思路，這一思路恰好和西方式的那些關于“世界和平”的思路有根本差異。

趙汀陽：“天下體系”試圖解決康德的和平理論所不能解決的全球化問題。在方法論和基本理念上确實有較大的不同，康德等和平理論都是從國際條件去尋找世界和平的可能性，我的方法是反轉過來的，是從世界和平理念去反推世界和平所需的必要條件。我相信“天下體系”是最好的和平理論，可以為全球化的世界制度提供理念。

比邏輯更重要的是理性

記者：邏輯學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确定的7門基礎學科之一，可見它的重要性。您曾經做過兩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哲學日”中國項目的策劃，對中國人提高邏輯思維能力有什麼樣的期待或建議？

趙汀陽：前面說到了，人人都有邏輯能力，但邏輯水準可以提高。邏輯學教學應該有助于邏輯知識的普及。不過，擁有邏輯知識并不能保證有效地應用。我見過一些邏輯學博士，驚訝地發現，他們熟知邏輯定式和推導技術，但似乎隻在進行抽象符号演算時才顯示出思維的邏輯性，而在思考其他問題時卻并無優勢，甚至有時很不講邏輯。這個怪事使我意識到，邏輯不僅是一種技術，而且還是一種态度，準确地說就是理性态度。如果缺乏理性态度，多高的邏輯技術都無以緻用。

是以，與其學會邏輯技術，還不如學會理性态度更重要—毛澤東時代有過“學一點邏輯”的運動，似乎并無明顯效果。至于如何才能學到理性态度，我不知道。也許至少需要意識到兩點：自己喜歡的觀念未必是正确的；正确的觀念需要論證或者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