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皮埃爾·布爾迪厄教育社會學最佳圖書獎
中國精英教育現場的一手觀察
《學神：走向全球競争的中國年青精英》
Study Gods：How the New Chinese Elite Prepare for Global Competition
作者: 姜以琳（Yi-Lin Chiang）
譯者: 鄭昕遠
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團·見識城邦
出版年: 2024-6-1
頁數: 340
定價: 78
裝幀: 雙封 平裝
在學神的世界裡，A同學從清華畢業後申請了在全球排名頂尖的博士項目， B同學從劍橋畢業前便收到了多家知名企業的錄用通知……他們似乎輕易就能考取世界一流學校，毫不費力就能入職大型跨國公司，這些表現優異的中國學生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走向世界。他們是怎麼做到的?
社會學者姜以琳針對北京排名前十的五所高中分别采樣，選取28名學生展開跟蹤調查，他們是出生在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青少年，是出身精英家庭（家庭收入位列全國前10%）的年青一代，這段超過7年的觀察，記錄了他們從高中到大學再到初入職場的人生關鍵階段。
研究發現，中國的精英學生在高中階段便形成了根據考試成績與輕松程度劃分的四個等級：學神、學霸、學渣、學弱。要勝出，還要輕松勝出的才是學神，位居頂端的學神享有家長及學校的無限支援和特殊資源，擁有其他學生的一緻尊敬；學渣若無法晉升為學霸，則要盡力表現輕松才不緻淪為被視作“天生愚鈍”的底層學弱……學生們遵從體系規則并以此指導自己與他人的互動，他們的升學、就業甚至生活方式的選擇都受其左右。年青精英與其學校、家庭合力制定相應政策，以期在這場以教育為基礎的精英地位再生産競争中取勝。
本研究為考察中國新一代精英的培養過程提供了一個難得的視角，讓人們看到被社會塑造的中國年青精英們，又将怎樣塑造社會。
1
作者簡介
姜以琳（Yi-Lin Chiang）
上海紐約大學社會學助理教授，研究領域為人類學、家庭社會學、教育分層現象、當代中國社會。她擁有芝加哥大學社會科學系人類學方向的碩士學位，以及賓夕法尼亞大學社會科學系的博士學位。
《學神：走向全球競争的中國年青精英》榮獲美國社會學協會2023年皮埃爾·布爾迪厄教育社會學最佳圖書獎，姜以琳也成為該獎項曆史上首位非美國籍獲獎者。
2
編輯推薦
考察中國精英教育的罕見題材：學神如何養成？
從重點高中到重點大學，那些被膜拜的學神似乎輕易就能考取一流院校，獲得高薪職位。他們是怎麼做到的?
本書帶讀者一探，為人們揭示了現實中“繼承者們”的多元形象及其為保持地位所遵循的一套競争規則。
近距離觀察的旁觀者視角：社會學家不相信天生才能論
作者曆時7年，通過等跟蹤調查方式，。身處這套等級系統，學生把考試成績歸結為天賦、能力與基因，并未察覺自己在。作者以旁觀者的視角對地位再生産過程的客觀記叙，有助于準精英們形成準确的認知，進而塑造更好的社會。
好評推薦
雖然與普通群眾相比，社會學家對精英階層的關注要少得多，但它依舊是人們目光聚焦的主題之一。帕累托、米爾斯和布爾迪厄在不同的時代、以不同的方式讨論了這些“人中龍鳳”的家庭背景、制度路徑和再生産方式。相比之下，在北京多所中學七年民族志基礎上寫成的這本書，以全息攝影的方式，留存或重制了在面向全球開放的背景下，中國都市裡具有良好家庭背景、聰慧大腦、遠大志向、自我克制和人際敏感的年青一群，如何通過“寒窗”苦讀進入世界一流大學，并在畢業後進入國際著名公司，參與全球競争的原本秘而不宣的個人生命史。相比傳統中國的學而後仕、近代中國的留洋“鍍金”歸國，當代中國這批“年青精英”的成長及學成後的選留方式盡管充滿争議空間，但或許有一天真能有助于使世界自此看見中國人不再消失的身影，聽見中國人不再怯懦的聲音。
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 周曉虹
如同一幅簡筆畫，這本書勾勒出全球新自由主義及優績主義是如何制造“學神”的。作為一代青少年的“成年儀式”，這場“造神”實驗既侵蝕中國的家庭教養，又異化了學校教育，還給他們戴上了色彩複雜的面具: 神力與虛妄，自主與孤獨,“苦中苦”與“人上人”遠大前程與險象環生……他們如何駕馭自己性格中明暗交錯的力量,走出自己的平凡之路?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授 劉雲杉
感謝以琳，讓我們能借着這項多年的追蹤研究一窺中國新精英青年的世界——對許多人而言從未打開過大門的世界。本書以細膩的觀察和誠懇的對話，揭示了一個深嵌于中國學校教育系統的地位分層格局，也提醒我們反思:我自己以何種方式鞏固了這個“遊戲規則”又能以何種方式去挑戰和改變它？推薦從事教育研究的同行，也推薦所有冀望更好教育的教師、家長和青少年閱讀這本書。
青年學者、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博士生,
《金榜題名之後》作者 鄭雅君
學什麼都會 做什麼都對
以教育為基礎的精英再生産競争中，學神如何養成
引言 （節選）
精英教育與地位再生産遊戲
青少年總是懷抱各種各樣的夢想與目标。有些人對未來的設想十分具體，比如成為音樂家、律師、醫生、演員或卧底特工，其他人對職業發展隻有些模糊的想法，或者僅僅想過上美好的生活。不過，他們暢想的未來并非空中樓閣，而是紮根于日常的生活中，不斷進行協商或妥協的職業抱負。舉例而言，孩子最初可能是在觀察父母與周圍的人生活方式的過程中形成了對未來的設想，而後在與同齡人和師長的日常互動中，他們會不斷改變、重估原本的目标，因為這些人的想法與期望也塑造着他們的自我預期與職業抱負。
簡而言之，對成年人世界的期待與個體的社會經濟背景密切相關。孩子們的家庭背景、個人特質、周圍的人口統計特征，以及成長中遇到的人将深刻影響他們的未來，而這些影響貫穿于整個青少年時期，正因如此，代際地位傳承往往十分穩固。在許多社會中都可觀察到地位再生産現象，正如古人言，“有其父必有其子”。中國俗語“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孩子會打洞”說的也是這個現象。在包括中國在内的許多社會中，精英的子女長大後依然是精英，中産階層的子女保持中産階層地位，勞工階層的子女還會是勞工。
根據皮埃爾·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理論，社會地位的再生産就像一場紙牌遊戲，各個家庭作為參與方在地位競争中一決高低。每個家庭都拿到了一把牌，都必須制定相應的政策，盡可能提升獲勝機率。然而自遊戲開局，玩家之間就并不平等。他們拿到的牌很可能相差甚遠，少數人擁有一手好牌，許多人卻被困于爛牌中。玩家們的技能水準也參差不齊，有些家庭更善于戰略規劃，有些家庭甚至可能根本沒有任何政策。而且，盡管都坐在同一張牌桌旁，但玩家們對遊戲規則的了解程度不同，有的對各項特殊規則和萬能牌信手拈來，有的可能一無所知。
精英好比地位再生産遊戲中的一群特權玩家，他們拿到了一手好牌，掌握着大量可支配的經濟、社會和文化資源。精英也通常是重視戰略的玩家。比方說，富裕的精英父母會非常重視對孩子的培養，進而提升了子女成功的機率。這些育兒手法包括“協作培養”：極強的時間管理，與權勢職位代理人（通常是教師和學校從業人員）保持互動。面對子女教育過程中的種種問題，精英父母們可謂“用盡手段”，不可避免會與教師和學校的管理人員進行協商。盡管部分精英父母不會介入子女的日常安排，但當他們認為孩子遇到了麻煩，定會訴諸其他資源不足的競争對手無力采取的政策。最重要的是，精英熟悉遊戲規則。究其實質，精英群體本就是規則的制定者與遊戲的運作者。畢竟，在衆多“文化劇目”中，是精英決定了特定品味所能帶來的收益。無怪乎他們會為自己的品味賦予更高價值。
孩童與青少年們所構想的未來需要學位和證書。緻力于社會地位再生産的精英通常将教育視為傳遞特權的關鍵手段，他們在學生時代就發展出成功所需的技能。研究社會分層的文獻認為，教育是未來發展的重要預測因素。當一個社會越來越重視資質證明，教育成就通常會成為個體地位的前提或标志。精英青年在接受學校教育的過程中訓練自己，為角逐全球地位做好準備。高中階段，青少年精英需要培養基于階層的文化品味，獲得熟練運用知識的能力，對上對下交往皆能輕松自如，将身上的非精英特質清除幹淨。進入大學後，這些精英青年将繼續打磨精英的标志特征，并與同道的精英校友建立聯系。大學畢業後，這些青年更有可能在大型企業中找到就業機會，獲得更多的權力。考慮到教育的重要性及其對個體成就的影響程度，教育可以說是青少年精英獲得未來社會經濟精英地位的最關鍵手段。換句話說，在學校的十幾年或二十幾年，是精英學生熟悉社會地位再生産的遊戲規則的寶貴時光。
精英群體之是以能夠如此成功地實作地位再生産，一個原因是他們對地位再生産的基本規則極為熟悉。不過，通過教育進行地位競争的範圍已經改變：在曆史上，精英僅在國内比拼，而如今擁有國外學位的人也加入了競争。同時，參與競争的個體與機構的數量似乎也在增加。上述變化表明，教育雖仍至關重要，但國際層面的精英地位競争規則可能變得有些模糊，畢竟不同國家的精英在競争規則方面可能存在分歧。譬如，德國精英的選拔早在四年級就開始了，而在美國卻是十二年級時才進行。換句話說，德國的精英青少年比美國的更早進入精英的軌道。不同國家的精英群體所重視和願加以獎勵的個人才能也是有差異的。在隻教授一門外語的國家，多語能力或許會被視為參與全球競争的重要優勢。而在盧森堡，學生們至少會在上學期間熟練掌握三種語言，這裡的精英對多語能力或許有不同的見解。不同教育體系下的成果也很難橫向對比，很難說美國的精英寄宿學校、英國的公學和中國的國際學校哪一個能為學生提供更強的地位優勢。同樣，也很難确定美國的常春藤聯盟、英國的牛劍（Oxbridge）、法國“大學校”（grandes écoles）和中國的清北，何者能為畢業生提供更光明的就業前景。
當決定教育成功的過程、時機和标準因國家而異時，即便精英也難以把握全球範圍内的地位競争規則。然而在任何競争體系中，參與者都必須維護一套共同的規則。那麼，全球精英在地位再生産的競争中設立了哪些規則？面對世界各地的競争對手，他們要學習哪些知識以獲得精英地位？本研究表明，無論對中國、美國還是英國的精英學生而言，選擇并進入理想的大學都是人生中的重大事件。中國的家庭将大學視為孩子跻身未來精英的第一道門檻。像阿什利這樣的學神一定會進入頂尖高校并走上人生巅峰，這在她的中學同學間幾乎是個共識。老師們甚至會鼓勵學神們将未來職業設想為政治家。精英學生們認識到，國際認可度較高的教育成就能帶來最佳回報。阿什利曾收到劍橋大學和卡内基—梅隆大學的錄取通知。雖然這兩所大學都是不錯的選擇，但劍橋大學的國際聲譽比後者更高，她基于此認知慎重選擇了前者。而柳向祖放棄了在一家年營收數百萬美元的美國公司全職擔任咨詢師的機會，毅然追求博士學位，則是出于創立跨國公司的雄心壯志。
正如學者們指出的那樣，優越學生為了與其他相對優越的學生競争，會選擇頂尖知名的教育機構，或是追求更高的學曆。阿什利、柳向祖等學子都是依據精英地位再生産的規則，深思熟慮後做出的教育決策。這些精英階層的孩子置身國際競技場，在教育競争中脫穎而出，進而掌握了角逐全球精英地位的必要技能。久而久之，一套以教育為基礎的地位再生産競争規則便逐漸清晰。
中國的年青精英
中國年青精英取得的教育成就似乎已使其在全球地位競争中脫穎而出。畢業後，這些成績優異的富家子弟紛紛走向高收入的工作領域，他們似乎能不受國際政策的影響，實作個人的職業計劃。2018年，時任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修訂了“STEM”領域（包括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的留學簽證政策，縮短了這些專業的中國學生畢業後的留美時限。然而，許多中國學生仍信心十足，稱自己的未來計劃并無更改。憑借在國際競争中取得的成就、可以預見的光明前途以及超強的自信心，來自中國的年青精英成了全球競争中不容忽視的角色，其他來自開發中國家的青少年往往難以匹敵。這些中國學生深谙地位競争的規則，決心利用一切資源實施其教育政策。最重要的是，他們希望不僅在中國，也在世界範圍内實作其父母精英地位的再生産。來自中國的年青社會經濟精英取得了如此矚目的成就，而我們對其通向全球精英地位的道路卻知之甚少。最近一些年，他們才真正受到關注。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經濟改革造就了一批新的社會經濟精英，他們通過教育上的成功獲得了更高的地位。在此後的一段時期裡，教育成為決定中國精英地位的重要因素，這種局面并非中國所獨有。教育水準已經成為政治經濟精英的強預測因素。本研究選取的學生們是在穩定、沒有革命和運動的時期成長起來的第一代人，他們的父母通過教育實作了向上流動，期望自己的孩子進入頂尖高校，向未來的精英地位邁出第一步。在近代曆史上，他們是第一代追求教育成就不僅為了向上流動，也為傳承其父母的地位、繼續享受優越地位的中國人。此外，本研究的參與者代表了中國社會上層人士的教育經驗。在不平等持續加深的中國社會，超高收入者與其他人之間的差距已顯著擴大，學業競争的激烈程度堪稱全球之最。精英父母們通過學業競争獲得了地位，而後在支援子女走向成功的過程中繼續參與競争。如此一來，精英得以實作代際傳承，他們很擅長将教育用作取得高位的手段，經驗豐富，技術娴熟。以激烈的學業競争為擷取社會經濟主導地位的主要途徑，既有益處又會帶來無法預料的後果。一方面，本研究選擇的中國青少年出生在20世紀90年代的獨生子女政策環境中，有學者評價，該政策的目标是建構新一代中國現代化先鋒。從某種層面來看，這些青少年确實正在實作中國政府的計劃。他們在世界各地的頂級院校接受高等教育，畢業後的薪資水準達到了所在發達國家的前20%。另一方面，正如本書所述，他們中的部分人預期并獲得了同輩及位高者的差異化對待；與此同時，他們也注定承受極大的壓力。盡管他們的父母像薛欣然的那本書的書名所暗示的那樣，“能把天空買回家”，但他們通常比西方國家的同齡人體驗到更強烈的恐懼和焦慮。高中和大學中最常見的自殺原因是被認為學業表現不佳。在本書中，我将詳細展示中國下一代精英如何取得參與國際競争所需的工具。我将學生與成年人間的微觀互動視為精英地位形成過程中的交織動态。通過近距離分析，我認識到新一代的全球精英會巧妙利用有形與無形資源，在全球化擴張的時代從競争中脫穎而出，占據優勢地位。關于本研究 精英學生群體為實作夢想付出了許多努力，他們通常還擁有家長的支援與周邊的資源。着手此項研究時，我希望能夠洞悉整個過程。我将重點放在學生們的經曆上，而沒有采用學校或家長的視角，希望以此捕捉到學生對全球社會中地位競争的了解。這意味着我需要跨越國界，檢視極具特權的學生如何與世界各地的競争對手争奪主導地位。
針對精英的研究很少。據我所知，本研究是第一個長期跟蹤社會經濟精英學生群體的項目。本書基于對中國精英學生的觀察和采訪（從2012年到2019年，曆時七年多）撰寫。（方法論附錄詳細說明了研究所采取的方式。）我采訪了就讀于北京五所高中的28名學生，這五所高中皆位列北京前十名（北京共有約三百所高中）。為了更好地了解成年人對學生的影響與期望，我還采訪了學生們的父母和師長。五所學校中的兩所允許我進行課堂觀察，同意我與學生自由交談。這兩所學校成了我田野工作的主要場所，分别化名“頂峰中學”和“首都中學”，前者始建于清朝，曆史悠久，後者崛起于21世紀。我對8名來自頂峰中學和首都中學的學生進行了深入的參與式觀察，在5天的時間裡，我每天跟随他們10至15小時。在校園裡，我坐在教室與他們一同學習、進餐；下課後，我同他們在北京城閑逛，看電影或去主題公園遊玩；聯考那幾天，我亦在考場外等待、陪伴他們。通過這些活動，我結識了他們的許多同學和校友。拜訪精英家庭并非易事，但在8名主要合作對象中，我依然設法對其中4人進行了家庭觀察。對于其中的3名男孩，我上門拜訪了1至3次，每次持續3至7小時。而在那名女孩家裡，我持續觀察了4日。拜訪期間，我希望父母和孩子盡可能忽略我的存在，保持日常生活的節奏。完全無視是不可能的，但當他們專注于家務或學習時，我便能在某種程度上淡化自己的影響。觀察家庭生活時，我會坐在客廳地闆上，陪同他們去考試場地和餐館時，我則坐在車子的後座。正如我在方法論附錄中提到的，學生和家庭的接納讓我更有信心認為，自己觀察到的家庭互動是自然的常态。到撰寫本書之時，我的田野工作已開展了七年。 2012年，這些學生正處在升學壓力最大的高二和高三，忙着考大學。2019年，他們均已大學畢業，成了職場或研究所學生院的新人。我通過微信、人人網和“臉書”等社交媒體與28名學生保持聯系。這些學生高中畢業後，我與他們每人平均見過兩次面，其中那些剛好也在費城的，幾乎年年與我相聚。學生們告訴我，參與這項研究的過程是愉快的。他們很願意來見我，畢業後也願意與我一直保持聯系。高中畢業7年後，女孩們仍然會與我擁抱、自拍，手挽着手相伴而行；男孩們則微笑着迎接我，幫我背包或帶我四處轉轉。有幾位甚至提出邀請，下次見面可以住在他們的較高價的電梯大廈裡。他們仍然稱我為“姐姐”，一如高中時代。我們之間的互動讓我确信，那些我曾經陪伴上課的年輕人—如今已是全球精英—仍然接納我，願意與我分享他們世界的景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