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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我的處世哲學

作者:為天地立文心
王蒙:我的處世哲學

我沒有受過完好的學校教育,所讀書卷也很有限。有時承蒙不棄,被認為還有點什麼思想見解,并不随波逐流也者,首先是得益于生活實踐的啟示與好學好問的感悟。

就是說,我承認“實踐出真知”的基本命題,同時也不否認基本之外的例外與變異。

馬上就是我的60歲生日了,積一個甲子之經驗,我能夠告訴讀者們一點什麼呢?

第一,不要相信簡單化。

我到處講一個意思:凡把複雜的問題說得小蔥拌豆腐一清二白者,皆不可信;凡把解決複雜的問題說得如同探囊取物,易如反掌者,皆不可信;凡把麻煩的事情說成是一念之差,說成是一人之過,以為改此一念或除此一人則萬事大吉者,皆不可信。

主要沖突解決了,次要沖突也就迎刃而解了——說實話我這一輩子還沒怎麼碰到過這麼便宜的事情。大多數,絕大多數,是主要沖突解決了,次要沖突反而更加突出激化、更加麻煩了。

是以我雖然贊揚針灸,卻不相信點穴和咒語。

我知道世上沒有萬能藥方,是以我也不為某味藥的失靈而氣惱或反目為仇。我常常不抱非分的期望,是以也很少過于悲觀絕望。

第二,不要相信極端主義與獨斷論。

世界上絕對不是隻有黑白兩種顔色,善惡兩種品德,敵我兩種力量,正謬兩種主張,資無兩個階級。

要善于面對和把握大量的中間狀态、過渡狀态、無序狀态與自相沖突的狀态、可調控狀态、可塑狀态等等。

世界上的事情絕對不是誰消滅了對方就可以天下太平光明燦爛。動不動把自己樹成正确正義一方,把對方扣成錯誤乃至敵對一方,動不動想搞大批判罵倒對方——不論是依勢的甲批乙還是迎潮的乙批甲,都帶有欺世盜名,自我兜售的投機商味道與小兒科幼稚。要學會面對真正的大千世界而不是隻“面對”被某種意圖或者理論過濾過改繪過的簡明挂圖。

在沒有絕對的把握的大量問題上,中道選擇是可取的,是經得住考驗的。

第三,不要被大話吓唬住,不要被胡說八道吓唬住,不要被旗号吓唬住。

因了發明一句話而搞得所向披靡者,多半大有水分。大而無當的論斷下邊不知道有多少漏洞和虛應糊弄。

過猶不及。過于偉大或過于卑微,過于高明或過于愚蠢,過于奇特或過于陳舊的話語,都值得懷疑。

不要陷于标簽與旗号之争,不要認為一劃類一戴帽子就可以做出價值判斷。不要以為一劃類一判決世界就井井有條了——多半是相反,更加歪曲了。

戴上桂冠的也可以是狗屎,扣上屎盆子的也可能冤枉,這是一。桂冠雲雲可能本身就不可貴,盆子雲雲可能本身就不丢人,這是二。同一個類屬或概念之下可能掩蓋着各種不同的狀态以至于性質,這是三。你的分類法本身就沒有被證明過,你的劃類術又極低智商,是以不足為憑,這是四。

要善于使用概念而不是被概念所使用所主宰。

一般地說,在沒有足夠的根據的情況下,在常識與大言之間,我選擇前者。但我也絕不輕率地否定一種驚人高論。對後者我願意抱走着瞧的态度。

第四,不要搞排他,不要動不動視不同于自己的為異端。

特别是在文學與藝術問題上,以及在許多問題上,甯可相信别人與自己都是處于瞎子摸象的過程中,人們各有道理又各執一詞。世間的諸故事中,沒有比瞎子摸象的比喻更深刻更普遍,更給人以教益的了。

是以,多年來我堅持一種說法:可以黨同,慎于或不要伐異。最好是黨同喜異,黨同學異。可以老王賣瓜自賣自誇,不要王麻子剪刀别無分号。提倡多元互補,不要動不動搞你死我活。

我緻力于提倡與樹立建設性的學術品格。多數情況下,我主張立字當頭,破在其中——立了正确的才能破除也等于破除或揚棄謬誤的。事實已經證明,沒有立即沒有建設的單純破壞,帶來的常常隻能是失範、混亂、堕落,這種真空比沒有破以前還糟糕。

第五,是以我提倡了解,相信了解比愛更高。

甚至于批評謬誤,也要先了解對方,知道他是怎麼失足,怎麼片面而且膨脹的,知道他的局部的合理性乃至光彩照人與總體的荒謬性是怎麼表現與“結合”的。而不是簡單地把對方視如妖孽。沒有人有權利動不動把對立面視如妖孽、牛鬼蛇神。

我主張見到自己沒有見過或弄不清楚的事物先努力去了解它體味它,确有把握了,再批評它匡正它。我不贊成那種凡遇到自己不明白的東西就聲讨一番,先判罪再找理由的惡習。自己弄不懂的東西不一定就壞,對于自己鬧不明白的東西明智的做法是一看二研究,不行就先挂起來。

所謂了解也就是弄清真相的意思,先弄清真相再做出價值判斷,這是最根本的原則。先做出價值判斷再去過問真相,乃至永不去過問真相:這是聰明的白癡的突出标志。

任何人試圖以真理裁判者道德裁判者自居,以救世主自居,衆人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不要随便信他。

是以我提倡費厄潑賴,不相信魯迅的原意是讓人們無止無休地殘酷鬥争下去。

是以我贊成不搞無謂的争論,對于花樣翻新的名詞口号,對于熱點熱門,對咋咋呼呼,我常常抱不為所動所怒,靜觀其變,不信其邪,言行對照,比較分析的态度。

是以我常常懷疑關于自己已經發現終極真理的自我作古的宣告。

第六,我承認特例,但更加重視常态,我夢想某種瞬間,但更重視經常,我不相信用特例和瞬間來否定常态和一般的矯情。不管這種矯情以什麼樣的大言的形式出現。

是以我原諒乃至常常同情凡俗,認為适度的寬容是必要的。

待人,我喜歡務實态度,我甯願假定人是有缺點的,多數是平庸的,平庸不是罪,通俗不是罪,對于有毛病的人不必嫉惡如仇。利己也不是罪,但是不能害人,害人害國,隻知謀私利,我很讨厭。

用到學術讨論上,我認為百家争鳴之中必然會有大量的浮言、偏言、陋言、“屁話”。我也說過許多次,一“百家”中,有三兩家深刻而又真實的論述,也就不錯了。如果你認為這個“出金率”太小,并因而廢除百家争鳴,說不定離真理更遠而不是更近。不能因噎廢食。

我當然承認特殊,承認特例,但是我不能苟同用特例否定一般規律。例如一談到愛就強調不能愛結核菌,一強調業務就辯駁說某位烈士并非因了業務好而偉大等,這都是無聊的詭辯。我們重視特例,我們更應該着眼于一般,着眼于群體,着眼于正常情勢下的狀态。寬容雲雲,當然指的是常态,不是指與敵人拼刺刀的那一刹那。連這種廢話都要說一說,我為此深覺遺憾。

第七,求學求知方面,我重視學習語言、外族語言、哲學、邏輯和一般的數學科學常識。我好讀書看報,喜思索,常對比,願探讨,不苟同,不苟異,相信許多真理要經過實踐的檢驗。相信生活之樹常綠。相信真、善、美各自之間與互相之間有許多相通互補之處。

我有興趣于那些表面如此不同而實際如此接近,以及表面同屬一類,實際如此不同的世間事物。看出這個,才是有趣的發現。

我特别希望能夠培養自己的最不相同與相幹的知識技能至少是接受欣賞的範圍。例如直覺的詩與邏輯的理論。例如地方戲曲與交響樂以及搖滾樂。我每天都在警惕與破除自己的鼠目寸光,固步自封,仍然沒有完全擺脫此種病魔的陰影。

第八,我重視結論,也重視方法。看一看他的方法,就可以看出他是不是以偏對偏,以暴易暴,以私易私。我常常發現激烈沖突的雙方用的是同一種有我無你的方法,抹殺事實的方法,六經注我的方法,先有結論而後雄辯的方法,乃至吹牛皮說大話裝腔作勢吓唬人的方法。

我得益于辯證法良多,包括老莊的辯證法,黑格爾的辯證法,革命導師的辯證法;我更得益于生活本身的辯證法的啟迪。是以我輕視那種哩哩口羅口羅,抱殘守缺,耍醜售陋,自足循環,隻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其三的死腦筋。

第九,在生活态度上,我喜歡樂生,喜歡對于各種新鮮與陳舊事物感興趣。

我相信,多種多樣的興趣與快樂,不僅有益于健康也有益于學問、工作乃至處理公私事務。起碼它有利于觸類旁通,有利于發展想象力進而能夠更好地選擇,有利于舉一反三,有利于從容讨論,有利于知己知彼,有利于細心體察,有利于海納百川,有利于消除無知與偏見。

我最讨厭與輕視的是氣急敗壞,鑽牛角尖,攻其一點,整人整己,千篇一律,畫地為牢,搞個小圈子稱王稱霸。

第十,在知識分子的使命問題上,我主張每個人做好自己的事。隻有做好自己的事才能使國家得到切實的發展,有了切實的發展才有一切。沒有切實的發展而隻有倉促引進的觀念,成不了事。如果說我們國家有某些痼疾,那就和一個人一樣,人人去給他治病,并為醫療方案問題争個頭破血流,那個人是非治死不可的。人人諱疾忌醫,或者反過來自欺欺人,也是不可以的。正确的方法隻能是實事求是,循序漸進,注重積累,注重建設。

這裡同樣也有一個常态與非常态的問題。在非常時期,人們會扔掉自己的事,工農兵學商,大家來救亡。正像一個人應該一日三餐,這是常态,而非常态狀況下,也許三天也不吃一頓飯。革命的結果究竟是讓人們更多地過常态的生活呢,還是讓人人都過非常态的生活呢?這本來不是一個深奧的問題。

第十一,在“做人”方面,我給自己杜撰了如下的格言:

大道無術:要自然而然地合乎大道。而毫不在乎一些技術、權術的小打小鬧,小得小失。

大德無名:真正德行,真正做了有分量的好事,是不應該也不可能出風頭的。

大智無謀:學大智慧,做大智者,行止皆合度,而不必心勞日拙地搞各種的計策——弄不好就是陰謀詭計成癖。

大勇無功:大勇之功無處不在,無法突出自己,無可炫耀,不可張揚,無功可表可吹。

(上述種種,大體不适用于我的文學審美觀。我認為,文學藝術是人類實踐活動與學術活動的補充與反撥,正是文藝活動,更需要奇想、狂想、非常态、神秘、潛意識、永無休止的探求與突破等等。以為靠國中哲學教科書就可以指手畫腳文藝,着實的天真爛漫,一廂情願。)

綜合上述諸點,我想換一個比較“哲學”的概括方式來講一講自己多年來雖有實踐卻并不自覺的幾條原則:

一、中道或中和原則。認同世界的複雜性與多元性。認同世界的沖突性與辯證性。認同每一種具體認識的相對性。認同曆史的變動是由合力構成,而合力的方向是沿着平行四邊形的對角線——即中道——前進的。我一貫緻力尋找不同的沖突諸方面的契合點。我相信正常情勢下的和為貴。

二、常态或常識原則(不否認變态和異态,而是以常态的概念去包容異、變态。所謂異、變态是來自常态又複歸常态的常态的變異。是常态的搖擺振蕩,最後也是常态的一種形式)。

是以我認同文化的此岸性,人間性,認同人類的世俗性,認同發展生産提高生活趨利避害的合理性。認同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原則。認同國家、民族、社會(包括國際社會)生活與政治努力的合理性。而對各種橫空出世的放言高論采取謹慎态度。

三、健康原則。什麼樣的是健康的,而什麼樣的是不健康的呢?

理性原則是健康的。氣急敗壞,大吹大擂,咋咋呼呼,一廂情願是不健康的,病态的。

善意,與人為善,光明正大,胸懷寬廣是健康的。惡狠狠,狗肚雞腸,與人為惡,動不動就好勇鬥狠是病态的。

樂觀原則。面對一切麻煩,不抱幻想,但仍然保持對于人,對于曆史、對于人類文明抱樂觀态度是健康的。動不動揚言要吊死在電線杆上則是病态的。

健康原則是一種利己的與樂生的原則,但也是一種道德原則。我認同“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的總結。道德與智慧境界愈高,就愈能做愈要做那些有利于自己的與别人的身心健康的事情,而不去做那些害人害己折騰人折騰己的事情。

健康原則同樣是智慧原則。智者常能更健康地對待各種問題。其例無數。

這些原則互不可分,互為條件。例如,善意是指常态,中道多半健康。

這些原則實在是太平凡太軟弱太正常了。絕無驚人之處。在一個刀光劍影,爾虞我詐,艱難困苦,積怨重重的世界裡,我的原則是太窩囊了。但我堅信,人們是需要這些常識性的原則的。希望在于這些原則而不是相反。

如此等等。我其實更偏重于經驗,偏重于生活的啟悟,偏重于事物的相對性方面,偏重于事物的常态常理常識方面。我實在沒有什麼發明也不喜歡表演黑馬。而另一方面,如治學的謹嚴,體系的嚴整,旁征博引的淵博,殺伐決斷的強硬,以及名詞與論斷的精确性方面,我都頗有弱點、疏漏。我的一些見解,與其說是學術,不如說人生的常識。承認人生,承認常識,我們就獲得了讨論與交流的基礎。

(《作家人生筆記叢書——我的處世哲學》,中國青年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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