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初期，依舊“談西色變”。本文首先沖破這種恐怖心理，《群言》讀者評為當年最受歡迎的文章。
西方在哪裡?
西方在哪裡?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西方”。對中國來說，主要有三個“西方”：第一個是漢代的“西域”，第二個是唐代的“西天”，第三個是近代的“西洋”。從這些“西方”取得知識、技術和經世濟民的丹方，就是“西化”。
西漢的張骞、東漢的班超，先後出使西域，這是人所共知的曆史。當時所謂“西域”指的是玉門關以西、蔥嶺以東的廣大地區，後來又擴大含義，泛指亞洲西部、印度次大陸、以及東歐和北非。
兩漢時代的“西域”是人煙稀少、交通困難的荒漠地區。漢代同這個地區往來，是為了抵禦匈奴、保衛中原，不是去作文化交流。可是交通一打通，兩地之間的文化自然地發生交流。即使兩國對陣，也會在交戰的接觸中不由自主地互相學習。“接觸發生交流”，這是文化運動的規律。
漢代通西域，引進了西域的新事物。最重要的是大宛國的“汗血馬”。這種被稱為“天馬”的駿馬是古代戰争和交通的利器，好比今天的坦克車和吉普車。從西域又引進了植物新品種：苜蓿、蠶豆、葡萄、胡桃、石榴等等，以及葡萄酒的釀制術。又引進了新的樂器和樂曲：琵琶、羌笛、胡笳、筚篥，以及各種胡曲。張骞傳入“摩诃兜勒”曲，用作朝廷武樂。中國音樂西化最早。還經過大月氏的媒介傳入印度的佛教，後來在中國産生廣大的影響。
漢代向西域輸出了重要技術。大宛國在被圍困中從漢人學到了“掘井法”，在地下穿井成渠，使沙漠變為良田。他們還從漢人學得煉鋼術。西域各國的貴族子弟前來長安留學，河西走廊成了文化走廊。
漢文化是春秋戰國以來多元文化的綜合，到漢代成了一條“黃河之水天上來”的壯觀洪流，在中國大地散布開來，主要作内線擴充，從黃河流域流向長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南到越南，東到北韓和日本。漢代同西域的文化交流隻是軍政接觸的附帶收獲。
西天取經
佛教從“西天淨土”傳來，由中國消化和發展成為漢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這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從東漢經三國、兩晉到南北朝，這五百年是佛教在中國的移植時期；到了隋唐時代，茁壯成長，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隻要觀察一下觀音塑像的演變就可以說明佛教的中國化。從敦煌一路東行直到蘭州，觀音塑像從八字胡須的男身逐漸變成懷抱胖娃娃的女身，觀音和聖母“化合”成為“送子觀音”，這是中國人按照自己的多子多孫願望而塑造的“中國觀音”。 佛教不是隻有幾個泥菩薩，它還是一個文化體系，包含多方面的知識和技術。漢文化從它取得哲學、文學、藝術的新養料，從它取得建築術、數學、天文學、醫學、語言學、因明（邏輯）學的新養料。唐宋時代的佛教寺廟比帝皇宮殿和貴族邸宅還多。“天下名山僧占多”。中國大地“西天”化了。
儒學到了唐代，早已把先秦諸子溶化于一爐。儒家誇口說，一物不知、儒者之恥，這也說明儒學是兼收并蓄的，是以曆久不衰，始終是漢文化的主流。但是時代在前進，同印度一比，儒學顯得哲學貧乏、文學單調、科學落後，急需從“西化”中取得營養，恢複活力。東晉的法顯、唐代的玄奘、以及其他知識探險者，先後西行，留學天竺，還請來多位“客座”佛學大師。“唐僧取經”成為裡巷美談。中國以強盛的帝國而不恥去西天取經。江河不擇細流，是以成其大。長安成了世界的文化中心。
不錯，佛教也是麻醉人民的鴉片。可是當時的統治階級自身也需要麻醉，祈求現世享受榮華富貴以後，來世升入“極樂世界”。老百姓自願信仰佛教，他們現世受盡苦難，幻想救苦救難的觀自在給他們來世的自由和平等。燒香念佛是精神鎮靜劑，朝山進香是健身的旅遊。一箪食、一瓢飲、曲肱而枕之，這樣的儒家清教徒生活，已經不能給人“樂亦在其中矣”的滿足了。向佛教追求豐富的想像和活潑的生活成為不可抗拒的時代思潮。佛教在印度式微以後，中國成了佛教的大學營。
儒學本來不是宗教。“子不語怪、力、亂、神”。孔子講天命，隻是順應自然。但是，孔子是“聖之時者也”，千年相傳，順時應變，到唐代早已形成了孔教。各地建造孔廟，拜孔一如拜佛。是以有人說，佛教是多神教、耶教是一神教、孔教是無神教；宗教和非宗教的差別不在有無上帝，而在有無不許懷疑的教條。儒、釋、道并稱“三教”，不是沒有道理的。
漢文化内含儒學和佛教兩大體系，是“雙子星座”文化。隋代一度崇佛而抑儒，向西天一邊倒，實行全盤西化，這是隋代短命的原因之一。唐代儒佛并舉，崇佛同時尊儒，重漢而不排印，使中印文化彙流成為東方的文化洪流。
不過，“西天取經”的收獲以宗教為中心，對政治和經濟沒有根本性的影響。
從東洋學西洋
十九世紀以前侵入中國的民族都是文化低于中國的遊牧民族。從鴉片戰争開始，情況大變。西方殖民主義者在軍事技術上和生産技術上都遠勝中國。清朝在兵臨城下的危急情勢中，為了自救而被迫學習西洋，開始“西化”。學習西域的西化是偶然的、是零星拾來的，學習西天的西化是主動的、是不傷脾胃的；學習西洋的西化是被迫的、是性命攸關的!
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清末的最初反應是鄙洋排外，想以“神拳”打退洋槍。失敗以後，改變政策，“用夷技以制夷”。這是晚清式的“西化”。
用夷技以制夷首先成功的是日本。日本在成功以後立即變為侵略國，矛頭對準中國。中國的“制夷”(反侵略)于是不得不以日本為主要對象。說來奇怪，日本同時又成為“用夷”(留學)的主要去處——從東洋學西洋。
清末的維新運動和辛亥革命都跟日本有密切關系。維新運動是模仿日本的明治維新。同盟會是在日本成立的。日本明治維新的要點是定憲法、開議會，以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保障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這個要點在中國難于理會。
留日學生從東洋傳來許多西洋的概念和名詞。這或許是從東洋學西洋的主要收獲。“社會學”這個日本譯名代替了“群學”，“實體學”這個日本譯名代替了“格緻學”。《共産黨宣言》的最初譯本也是從日文間接譯來的。回顧曆史，日本學中國一千年，青出于藍，中國學日本一百年，未能登堂人室。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開始的洋務運動是晚清早期的“西化”實踐。指導思想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封建官吏辦理工業，——以虧本倒閉而告終。曆史經驗告訴我們，封建為體、科技為用，違反了生産關系必須适合生産力性質的規律。五四運動有鑒于此，提出了新的西化丹方，就是，邀請“德先生”和“賽先生”兩位客座教授攜手同來。可是，“賽先生”受歡迎而水土不服，“德先生”被摒于門外，因為他幹涉内政。這個問題在封建主義這座大山沒有推倒以前是無法解決的。
日本的“西化”是分兩步走的。第一步是明治維新，君主立憲。第二步是戰敗投降，虛君民主。人們說，戰前日本是半封建、半資本主義，二次大戰打掉了前面一半，日本全盤西化了。這種說法并不完全符合事實。日本在西化的同時，十分重視東方文化和文物，沒有自我進行破而不立的毀滅。現在的日本是“西方”七個發達國家之一，“西方七國會議”曾在東京舉行，東方和西方的界線已經從太平洋中心移到黃海和日本海中心了。據說，日本經濟起飛的秘訣是西化加競争。西化是技術，競争是動力。沒有動力，技術發揮不出作用來。
“西化”衆生相
文化像水，是流體，不是固體；.它永遠從高處流向低處；如果築壩攔截，堤壩一坍，就會潰決。文化有生命，需要不斷吸收營養，否則要老化，以至死亡；古老的文化搖籃一個個化為烏有了，隻有中國巍然獨存，但是處于第蘭世界。文化有磁性，對外來文化，既有迎接力，又有抗拒力；是迎是拒，由主觀和客觀的因素來決定。文化像人，有健全、有病态、還有畸形。
文化交流有各種模式，可以歸納為替換和溶合兩類。溶合分混合和化合。混合分重疊和嫁接。化合分全化合和半化合。太平洋中一些島嶼國家抛棄了他們的本土語言和本土文化，全盤西化，這是文化的替換。生物學家到禮拜堂去做禱告，既信進化論，又信上帝創造論，這是文化的重疊。佛教和西藏固有宗教結合成為喇嘛教，這是文化的嫁接。日本明治維新是封建和資本主義的半化合。某些民族統治中國幾百年以後同化于漢族是全化合。
文化有圖騰現象，又有禁忌現象。用頭飾和帽形代表民族和宗教是文化圖騰。為維護唯物主義而不敢演鬼戲是文化禁忌。圖騰和禁忌交織，産生種種文化奇景。反對信佛而香火大盛。禁聽鄧麗君而鄧麗君之風流行。簡化漢字而繁體字複活。停止發行的小說一搶而空。傳得最廣的消息是小道消息。塞之而流，禁之而行，這也是文化運動的一種規律。
西化是五光十色的。建造洋色大廈而沒有13層和13号，把希特勒曾經破除的迷信也“化”來了，這是囫囵吞棗式的西化。友誼商店不友誼，是名不副實的西化。洋大人處處受到特别優待，不少去處“犬與華人”不得入内，自尊一變而為自卑，這是唐吉诃德式的西化。在“五七”幹校的高粱地裡侈談身居茅屋、胸懷世界的國際主義，這是阿Q式的西化。還有瞎子摸象式、皇帝新衣式、州官點燈式、移花接木式等等，格式繁多，恕不細談。
站在着衣鏡前看看我的服飾。頭戴鴨舌頭帽子，這是西洋勞工的便帽，瓜皮小帽久已不戴了。剪短的頭發是從東洋間接學來的西洋發式，既不同于明朝的發結，也不同于清朝的辮子。人民裝是西洋制服的翻版，跟中式長袍馬褂大不相同。西裝褲不同于寬腰布帶的中式褲子。襪子是洋襪，鞋子是西式舊皮鞋。這種普通城市男姓老百姓的服飾，還有哪一樣是周公孔子傳下來的?我自己也大吃一驚!從頭到腳“西化”了!
洋為中用
從農業化到工業化再到資訊化(又稱新技術革命)是曆史的三部曲。我們正在同時學習第二和第三兩個樂章，這是艱巨的曆史任務。中國的西化進入新的階段。這個階段的丹方叫做“洋為中用”。
地球縮小了。東西方文化正在彙流成世界文化。今天“洋為中用”，明天“中為洋用”，後天“中洋共用”。問題不在“中”或“洋”，問題在“用”。
原載《群言》，198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