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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近日，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學術委員會主席鄭永年教授在IPP“東南亞的和平與未來”學術研讨會發表線上演講，題為“東南亞與中國的周邊外交”。
鄭永年教授在演講中表示，東南亞地區局勢深受國際地緣政治環境的動态影響，中國—東盟關系的走向也受到美國等域外因素的牽引。
他從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面分析了目前國際環境，指出中國正面臨全球民粹主義崛起、美國建構亞太“小多邊”、對華負面叙事、貿易戰等多層面的風險。在這樣的背景下，“東盟将是中國在今後相當長一段時期内最有價值的外交領域。”
“中國要成為海洋國家，不能失去東盟；中國要推進經濟發展和現代化，不能失去東盟；中國要保障地緣政治的安全，不能失去東盟。”
鄭永年教授在演講中分享對東南亞局勢演變的看法今天我想從更廣的範圍來探讨一下中國-東盟關系的大環境和中國的周邊外交，包括中日韓、東北亞、東南亞、俄羅斯、中東、南亞等等。畢竟，在今天的世界裡，中國已經很難把某一區域的外交和另外一區域的外交分開。
我記得拿破侖說過：“中國是東方睡獅，一旦醒來将震驚世界”。中國“睡着”了以後，整個近代曆史就是一部屈辱的曆史——兩次鴉片戰争被打敗，後來又被“曾經的學生”日本打敗，經過從1840年到1949年一百多年的戰争與革命，中國人民終于站起來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實作了醒來之後的崛起。現在我們必須意識到，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地緣政治的重心之一了。下個問題就需要考慮：我們“睡着”了之後被人家欺負；我們醒來崛起了以後，人家對我們怎麼圍堵、遏制甚至扼殺？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東盟關系尤其重要。現在的中國-東盟關系受到大的國際環境的強烈影響。對此，我覺得可以從三個層面來看。
第一，微觀層面，各國内部的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勢力正在擡頭。主權國家的内政和外交是不可分的，就像普魯士軍事戰略家克勞塞維茨所說的“外交就是内政的延伸”“戰争是政治的另外一種表現方式”。
與會嘉賓聆聽鄭永年教授主旨演講
現在的世界，各國的内政是怎麼樣的？就像這一次歐盟議會選舉所表現的那樣，無論是美國、歐洲甚至拉丁美洲，無論是西方、東方還是北方、南方，不分發達與不發達，不分政治體制如何，全世界都面臨着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崛起的局面。這種局面盡管是内政層面的，但是國際關系學者絕對不能忘記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出現過的教訓。
歐洲議會選舉中，極右翼政黨國民聯盟赢得了曆史性勝利。 圖源：新華社
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是一體兩面。民粹主義、民族主義的力量一旦釋放出來，會對國際政治格局造成長期影響。民粹主義、民族主義涉及到國内經濟社會的發展。政局的消解和穩定需要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可以回顧一下，一戰、二戰以前的民粹主義所導緻的兩次世界大戰；再往前可以看到1848年革命以後歐洲社會主義運動的興起。大家要留意，這裡所說的民粹主義不僅僅是右派的主張，左派的主張也表現為民粹主義。各國左右派極端主義的沖突，很容易表現在國際政治上。第二，中觀層面。在國家層面上，民粹主義勢力已經開始角逐政權。從這次歐盟議會選舉來看，極端主義和極右派的上台是大勢所趨。如果特朗普再一次上台，那麼美國組成一個“準法西斯主義政權”是大機率事件——特朗普之前演講時就提到，要把他的政敵和“不喜歡的人”都“lock up”（抓起來）。這些說法都是民粹和法西斯主義情緒的釋放。對中國而言，如果像蓬佩奧、博明那些極端仇視中國、仇視中國共産黨的政治力量上台，美國很可能對華實行“法西斯主義”的外交政策。尤其是，特朗普當政會影響到歐洲政局，使歐洲出現更多“準法西斯主義”政權，就像二戰前法西斯政權在歐洲多國上台一樣。當然如果拜登能夠繼續當政，對極端派會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我們也要清楚看到，他的對華政策也不會有很大的改善。
在2024美國大選首場辯論中，拜登特朗普均在涉及中國的問題上互相攻擊，特朗普指責中國用阿片類藥物“扼殺”了美國，并抨擊拜登毫無作為。基辛格先生講過：“沒有人喜歡戰争，但是戰争最後發生了”。大家都想用其他的方式解決國内的和國際的問題，但是解決不了，最後訴之于暴力。國際的戰争和國内的暴力，邏輯是一樣的：國内很多事情解決不了，就訴之于暴力；國際社會上，弱小國家反抗大國會訴之于暴力，大國如果解決不了小國問題或者解決不了與其它大國的問題，也會訴諸于暴力。第三，宏觀層面，地緣政治的兩極化已經形成一個大的趨勢。兩極化既表現在經濟層面，也表現在政治層面和國際地緣政治層面。在政治層面，拜登所說中美競争就是“美國民主VS中國意識形态”的競争；經濟層面，以世貿（WTO）為核心的國際貿易體制已經失靈了，取而代之的是美國上司下各種“團團夥夥”的貿易協定。我們一直說美國是“去全球化”，但實際上美國是在重新塑造以它為中心的國際貿易組織。最近這段時間，西方也在開展另外一種話語，即所謂“中國的正在通過‘一帶一路’塑造以中國為中心的全球貿易體系”。全球貿易體系是不是像一些人所說的“一個世界，兩個體系”呢？雖然這個問題尚無定論，但現在中國和美國、歐洲脫鈎的速度正在加快，我們要小心。在地緣政治方面，美國花了很大精力重塑地緣政治，在中國周邊建立了多個“團團夥夥”的排他性聯盟，這“一個世界，兩個體系”形成的的一種展現。
從“印太經濟架構”到AUKUS，美國試圖從供應鍊、人工智能、資訊和軍事技術上完成對中國的“去風險化”。微觀、中觀、宏觀三個層面的力量互相強化，正在加劇世界秩序的重塑。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與東盟的關系有深刻意義。從最近的趨勢來看，東盟國家對中國的認知較之美國而言有比較大的改善，實際上就是這三個層面因素互相作用的結果。
這三個層面的因素同樣影響着中國和東盟的關系。尤其是這一次剛剛結束的香格裡拉論壇對話，和往年相比有很多新的值得注意的地方：
據相關報道，在二十一屆香格裡拉對話上，菲律賓、澳洲、加拿大等美國盟友在南海、“航行自由”話題上渲染中國威脅論調。
第一，美國和歐洲都在将戰略重點轉移到印太地區。美國從奧巴馬時期就開始将戰略重心轉移到東亞和亞太地區，這些年美國調整印太地區的地緣政治、經濟架構，都是為了實作這一戰略目标。意外的是，歐洲的地緣政治重心也轉移到了印太和亞太地區。香格裡拉對話本來是亞太安全的對話，現在已幾乎變成了跨大西洋的安全關切。
從前段時間拜登接受媒體采訪可以看出來，美國方面對俄烏戰争的程序情況掌握得非常清楚，包括每天用了多少炮彈、犧牲多少士兵。為什麼俄羅斯現在沒有像西方所認為的“很快就會失敗”？現在美國和歐洲一直在打認知戰，就是把中國和俄羅斯“綁架”在一起。盡管這種“綁架”從俄烏沖突一開始就存在，但是現在，西方開始将打不垮俄羅斯的原因歸因于中國。美國的進階官員一直在塑造“正是因為中國向俄羅斯出口軍民兩用的産品，俄烏戰争才一直可以持續下去”的話語。盡管美國、歐洲自己也在和俄羅斯進行能源等方面的交易，但是中國被視為是俄羅斯打消耗戰最重要的支援力量。
我們不能小看這種認知戰。歐洲無論是媒體還是外交界、戰略界，現在正在把所有抱怨和仇恨發洩到中國身上，認為中國現在是俄羅斯能打持久戰的根源。這不僅影響了中國和西方的關系，更影響了中國和東盟的關系。
參會專家學者在問答環節就中國-東盟關系前景展開熱烈讨論我認為，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東盟是中國在今後相當長一段曆史時期裡最有價值的外交領域。我們看看東北亞。日本、南韓已經是完全“躺平”了，因為他們的安全體系就是美國安全體系的一部分。他們已經決定在外交上繼續跟随美國。
我們和俄羅斯關系目前來看還是不錯的。但是兩個國家有各自的戰略考量，我們一定要注意俄烏沖突的局勢，關注俄羅斯各方面的決策動向。如果俄羅斯自己調整了，中國還沒來得及調整，那麼我們将陷入非常被動的局面。
我注意到，在西方紀念諾曼底登陸的那一天，普京也召開了幾個小時的會議。從字裡行間的表述來看，實際上普京是希望調整這場戰争的。不管怎麼樣，俄羅斯還是西方的一部分——從沙俄時代開始，俄羅斯唯一的目标就是變成“西方國家”。事實上，俄羅斯和西方的關系和我們所認知的俄羅斯和西方的關系是不一樣的，沒有那麼對立。當西方排斥俄羅斯時，俄羅斯反西方；當西方接受它的時候，俄羅斯高興還來不及。從蘇聯的戈爾巴喬夫到俄羅斯的葉利欽，再到早期的普京總統，都是非常親西方的。
俄羅斯衛星通訊社此前報道，俄羅斯總統普京表示，俄羅斯願意繼續與烏克蘭談判，但重返談判的前提是不能“脫離目前戰場實際”。我們一定要注意，圍繞這次俄烏戰争，俄羅斯對西方态度的調整。尤其是美國把中國看成唯一的競争者以後，美國會重新考量俄羅斯。對西方和美國來說，對俄外交的目标就是“讓俄羅斯不再制造麻煩”。最後，很可能是在普京達到部分目标，西方也達到部分目标的時候，他們就可以妥協了。如果我們對此沒有認識清楚，延續以往的政策，那麼我們就會陷入非常被動的局面。
在中國和中亞的關系中，上海合作組織對很重要。但基于上合組織的中國-中亞互動更多集中在安全層面。經濟考量盡管有，但體量不大。在中國幾千年的曆史中，中國西北邊疆的外交政策很難實作以發展為主的大轉型。另外要留意，土耳其的崛起會對我們的西北邊疆造成很大的壓力。
往南亞看，現在的印度野心勃勃。我們必須注意中印關系的發展。近代以來，所謂“印度”的這個現代民族國家并不是自己争取的，而是英國人給的。印度建國之初，甘地、尼赫魯等上司的政黨都是家族性的政黨，現在莫迪的印度人民黨能從一個區域性的政黨發展成為全國性的政黨，我們絕不要小看他。在意識形态上，莫迪主張的印度民族主義是“印度教民族主義”和“反華民族主義”兩者的結合。因為對内的“印度教民族主義”有很大的風險，是以莫迪動不動就會訴諸“反華民族主義”來強化執政合法性。
莫迪仍在強化印度教民族主義議程，這在吸引大量選民的同時也埋下了宗教沖突的隐憂。同時，印度的情況也反映出，後開發中國家的政黨轉型往往以民族國家為主體。我覺得印度對中國壓力，倒不是來源于印度在美國印太戰略中的角色，而是印度内部制度性轉型而導緻的印度崛起。中印兩個大國接壤，中國還是防禦性的，很難在印度範圍内有擴充性、發展型的外交空間。是以，東盟對中國來說非常重要。中國要成為海洋國家，不能失去東盟；中國要推進經濟發展和現代化，不能失去東盟；中國要保障地緣政治的安全，不能失去東盟。
總體上來說，我們這些年對東盟的政策是比較成功的。之前蓬佩奧通路東南亞，動員東南亞國家跟着美國走。東盟還是做出了不在中美之間選邊站的集體決策。東盟一方面保持和美國的安全關系，一方面發展和中國的經貿關系。這點對中國是非常有利的。中國對東盟也采取了正确的外交政策。當美國強迫東盟選邊站時，中國采取了“包容式的多邊主義”和“開放型的多邊主義”，為東盟國家保持中立提供了一個前提條件。
但從今年的香格裡拉對話來看，當美國、歐洲把戰略重點從印度轉移到東南亞以後，東盟這個平台會遭遇什麼樣的壓力？我們要如何從東盟的角度看待中國與東盟的關系？南海問題怎麼解決，按照以前的方式繼續，還是要換一種思維方式？中國和東盟的經貿關系，通過中國—東盟自貿區3.0版的機制就足夠了嗎？
會議現場聽衆踴躍提問
我覺得，政治、經濟、社會各個方面都需要考量。我們最近也在做建構中國-東盟共同市場的研究，發現實際上在現在美國和歐洲貿易戰的情況下，3.0版的中國—東盟自貿區機制還不足以釋放中國-東盟雙邊經濟的活力。
研究界該怎麼做？我覺得，我們和東盟的研究是遠遠不夠的。現在“區域國别研究”變成了一級學科，但區域國别研究的重點要超越語言。光學語言很難研究東盟。我們更需要從社會科學的層面來研究東盟。
東盟還有一個因素就是華人。中國海外華人絕大多數都在東盟國家，但是華人既可以成為我們對外聯系的紐帶，也可以成為我們外交犯錯誤的陷阱。華人和祖國的關系非常複雜，不是一言兩語可以說清楚的，應從更複雜的角度予以考慮。我們不要覺得東南亞有華人，外交就可以像我們所設想的那樣去推進。
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的茨廠街，當地華僑華人舉辦舞獅活動慶祝元宵節。圖源：新華社希望我們的新一代研究者要從國際政治的角度來展開中國和東南亞的研究。就中國-東盟關系看中國-東盟關系，已無法分析出問題的本質。我們有必要從世界範圍内的地緣政治、經貿體系的重塑、意識形态之争等各個方面來看待中國和東盟的關系，進而更接近東南亞的經濟、政治現實。這也有助于我們出台更有效的外交政策。謝謝大家。文章内容根據鄭永年教授演講整理而成，内容有所删減。
文稿整理｜劉深
内容審定｜郭海
排版｜周浩锴
會議綜述｜IPP“東南亞的和平與未來”研讨會圓滿閉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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