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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鵬
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中國工業文化研究中心
【導讀】美國對華貿易戰和俄烏沖突之後，全球産業鍊再次進入了轉移重構期，這是反思上一輪全球化秩序的不公之處、推動“新型全球化”的重要契機。但全球産業鍊的轉移與重構不可能一番風順。上一輪全球化中，美國主要的全球産業鍊幫助美國确立了全球霸權，但也埋下了衰敗的禍根。對中國來說，必須思考“如何在推動協和萬邦的遠大理想的同時，確定中國國家經濟安全”，必須對全球産業鍊的轉移重構有清醒的認識，并做出戰略性布局。
本文為回答這一戰略性問題提供了重要參考。産業鍊的轉移和重構在微觀上表現為工業擴散與追趕。恰如本文指出的，一國的工業發展受制于自然資源、地緣形勢和國家規模。這既導緻國際生産分工合作帶來的工業擴散程序很難阻擋；另一方面也會影響國家間合作與競争的可能性及其程度，進而影響工業擴散的後果。
工業擴散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本文通過回顧曆史剖析了這一點。20世紀初期，美國主動向蘇聯進行了大規模技術擴散，幫助蘇聯建立了重工業，為蘇聯的建立完整工業體系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條件。這雖然有為在大蕭條時代消化國内過剩産能的現實利益考量，但如果從美國在冷戰時的立場上看，這是一個曆史教訓。二戰後，為了維持霸權，美國選擇開放國内市場和對外輸出産能，在“比較優勢”和“全球自由市場”的思維主導下，跨國公司的生産環節外遷，促成了新一輪工業擴散。這一輪工業擴散的結果是，美國為自己培養了經濟上的對手，埋下工業衰敗的禍根。曆史告訴我們：一方面，工業史中充斥着工業擴散國被反噬的教訓；另一方面，在市場與地緣政治因素的交織下，強行阻止工業擴散也并不可取。
由此，本文指出：中國應當實施“戰略性擴散”，協調新一輪全球化秩序中的理想與現實。具體而言：其一，由于自然資源的分布不均，工業擴散依舊有經濟上的優勢，值得鼓勵。其二，從地緣形勢角度看，新興工業化國家應當對資源國的工業部門，尤其是涉及民生需求的輕工業部門進行一定的擴散，幫助資源國建立采掘業之外的、能帶來其他就業崗位的工業，并進行廣泛宣傳；對本國輕工業，應因勢利導，協助其向價值鍊高端攀升。其三，要在工業擴散問題中考慮國家規模，審慎挑選擴散目标。一方面慎重擴散軍事工業或軍民兩用工業，另一方面選擇友好且長遠看無法在軍事上形成威脅的國家，将對象限定在哪些規模适中的國家。
作為目前新型全球化秩序的引領者，中國必須細緻評估向哪些國家擴散、擴散哪些産業，思考如何在管控好相關戰略風險的同時，提升合作國家的社會财富與價值鍊位次，為全球經濟共同發展打開新的戰略空間。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4年第3期，原題為《戰略性工業擴散：中國參與全球産業鍊重構的底線思維》，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戰略性工業擴散：中國參與全球産業鍊重構的底線思維
産業鍊轉移與供應鍊重構是近年來全球性的焦點議題。從“離岸制造”到“友岸外包”，地緣政治的風雲變幻重塑着全球經濟地理的格局，而在所有的喧嚣背後，美國制造業的部門性衰退以及美國數屆政府重振制造業的努力，是一種結構性的驅動力量。于是，這些問題都指向了工業的擴散及其不同的影響。中國兼具後發展國家與全球工業大國的雙重身份，既是工業擴散的接收國，也面臨着是否向外擴散的抉擇。工業擴散與工業追趕是工業史的永恒主題，充斥着工業擴散國被反噬的教訓。然而，在市場與地緣政治因素的交織作用下，強行阻止工業擴散也會帶來負面影響。或許，對處于夾心層的國家而言，以一種審慎的态度有選擇地進行工業擴散，是對現實國家經濟安全與協和萬邦的遠大理想的有效協調。在資源有限的條件限制下進行選擇是戰略（strategy）的基本屬性，是以，本文的構想可以稱為“戰略性工業擴散”。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工業化的曆史主要是一種戰略性工業化，在經曆了戰略性培育的階段後，戰略性擴散也是遲早要面對的問題。
▍地理的回歸：制約工業的力量
工業擴散是在具體的空間中發生的，是一種經濟地理的重構。20世紀末的曆史終結論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地理終結論，畢竟，當時最流行的全球化口号為“世界是平的”。但對于具體的國家、地區與産業來說，世界并不平坦，經濟地理的重構意味着利益的重新配置設定。也隻是因為具體的利益在不同的地區有增有減，工業擴散才成為一個值得讨論的問題。基于地理的重要性，在回顧工業擴散的曆史前，有必要先強調一些制約工業發展的結構性力量，它們是自然資源、地緣形勢與國家規模。
工業發展受自然資源的制約，盡管技術與市場常常給現代人以幻覺，以為這種制約無關緊要。自然資源對工業的重要性随着技術的發展而有所變化。從某種意義上說，工業革命在不斷打破自然資源對于人類經濟活動的束縛。例如，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合成染料的發展幾乎摧毀了印度等國的天然染料産業。不過，人工制品對天然原料的替代并不總是成功。除原材料外，能源也使工業離不開自然資源。工業革命在本質上是一場動力革命，但這場革命建立在煤與石油等天然的不可再生資源的基礎上。21世紀的新能源産業試圖以新的技術路徑擺脫化石燃料的束縛，但锂礦等金屬資源的重要性又凸顯出來。
在技術突破無法完全使現代工業擺脫自然資源的制約時，市場交易給了現代人另一種信心，使人以為有錢就可以随時買到資源，而發達的工業化國家恰好都是有錢的富國。然而，這種想法未能考慮到某些稀缺資源集中分布于少數國家，這些國家的實質性壟斷地位使它們能通過提高資源售價來增加工業國的成本負擔，而這種成本負擔對于在全球市場上互相競争的工業國來說，并非小事。事實上，當原料與能源成本過高時，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工業可能遷走。這是2022年俄烏戰争爆發後正在歐洲發生的事情。此外，世界之是以不是平的，正因為曆史并未終結，戰争與封鎖等政治因素都可能導緻工業國無法通過正常的市場交易擷取其所缺的自然資源。這一點，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德國有着深刻感受，太平洋戰争前的日本同樣如此。直到21世紀的今天，全球供應鍊的紊亂雖然不完全指向自然資源的國家間貿易，但至少已經證明了這個貿易體系的脆弱性。是以，自然資源地理分布對于工業的制約，并未因技術進步和市場全球化而消失。
由于自然資源分布不均，從何處調配本國需要的資源，以什麼方式将這些資源運回國，是每個國家都面臨的重要問題。地緣形勢是以十分重要。首先是純經濟性的成本問題。在自然資源價格一定的前提下，距離的遠近和運輸方式是否便利，将影響買家的決策。距離遠近取決于國家間的位置關系，是一種政治地理因素，在這一基礎上，運輸方式的便利性受自然地理條件制約。其次，如前所述，國家間的政治關系，将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最終能否達成資源交易以及如何交易。舍近求遠往往在經濟上受損，卻是綜合考量政治、軍事、安全後的抉擇。是以，一國工業從全球範圍内擷取自然資源的可能性，受限于被政治分割與宰治的地理。
從工業與自然資源兩方面看，國家規模這一地理空間上的變量也舉足輕重。資源小國日本的地理學家在21世紀仍會感慨：“總而言之，強大的還是那些國土面積大的國家。”這種對資源與空間的敏感性或許是大國居民不容易感覺的。國土面積大不意味着自然資源分布均衡，但從資源安全的角度說，還是有着更大的底氣。此外，地理意義上的大國更容易建立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并使工業體系成為軍事力量投射的基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和蘇聯能夠左右世界格局，而英、法等歐洲老牌強國無法調動對等的資源，隻能退居二線，這便是20世紀相對于19世紀的巨大變化。當然，國家規模不隻包含國土面積，還包括人口數量、資源種類與蘊藏量等要素，這些要素的綜合作用決定了一國在工業與軍事上的潛能。很顯然，國土面積大不一定自然資源多，但國土面積過小則注定不可能有種類豐富的自然資源，在地緣政治中的依賴性與被動性也就更大。
自然資源、地緣形勢與國家規模對于工業擴散的意義在于，它們能通過影響國家間合作與競争的可能性及其程度，進而影響工業擴散的後果。至于工業擴散會帶來什麼後果，有必要通過回顧曆史來呈現。
▍擴散與追趕：工業史的永恒主題
擴散與追趕是工業史永恒的主題。盡管受制于資源、能源，但工業最突出的屬性還是展現在其蘊藏的知識與技術上。正是憑借知識與技術，一些原料匮乏的國家與地區，能夠發展出強大的制造業，而一些資源豐裕的國家與地區卻隻能靠輸出原料為生。學習和創造新的知識與技術，是工業發展的動力，也是工業實作地理轉移所必然包含的内在機制。這種地理轉移，便是一種擴散。它有可能是工業先進國家與地區主動為之，這在跨國企業的對外投資中很常見。如果是工業落後國家與地區主動學習知識與技術，則它又涉及追趕。工業的擴散與追趕會重塑利益格局，而利益的調整，往往伴随着沖突與沖突。
早在工業革命前，以手工生産為勞動方式的制造業就存在着擴散與追趕。手工業時代那些容易仿制的工具、産品，很容易實作技術擴散，一旦掌握技術的工匠多了，産業亦随之擴散。但是，與軍事安全或市場壟斷有關的技術，往往頗費周折才能傳播出去。由于工匠對獨門絕技的保密以及這類技術幾乎隻能靠口耳相傳，一些技術失傳亦不足為奇。拜占庭帝國從中國擷取蠶種以建立絲綢業的傳說，無論真僞，都展現了技術落後地區對追趕的渴求。而這種明顯的工業間諜行為，也顯示了工業擴散不那麼愉快的一面。大衛·休谟（David Hume）這麼描述詹姆斯一世時代英國人對制造業技術外流的擔憂：“造船和鐵炮制造是英國人所擅長的。他們看起來掌握了後者的奧秘，以至于每一屆國會都對英國武器的出口怨聲載道。”不過，這并不妨礙英國積極從國外引進技術。
18世紀中葉英國發生工業革命後，英國人很清楚新技術的價值，曾禁止機器的出口，這可以算是很明确地遏制工業擴散了。從英國獨立的前殖民地美國，一部分精英從軍需自給與經濟自立的角度考慮，鼓吹以政策手段培育制造業，這又可以說是目标明确的工業追趕了。美國的開國财長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及其助手考克斯（Tench Coxe）抛出了一份經典的發展制造業的報告，在考克斯的構想中，對英國先進技術采取工業間諜行為是可取的。事實上，美國紡織業的發展也多虧了英國工匠跑到美國後，将頭腦中的機器藍圖畫出來進行仿制。大英帝國無法用政策手段遏制工業擴散。
早期的機器相對簡單，僅憑一個工匠就能掌握其結構與原理，這使得當時的工業追趕不存在過高的知識與技術壁壘，這也是第一次工業革命在19世紀中期就已經向全球擴散的重要條件。不過，在這一波由先進國家示範效應帶來的工業擴散中，追趕者是否能成功建立起自己的工業基礎，取決于自身的能力。這種能力既包括追趕者是否能夠營造有利于工業化的宏觀環境，又包括在微觀層面上，後進國家的企業是否具備學習與轉化新知識的能力。就後一點而言，對比19世紀中國的洋務企業與日本同類企業的結局，頗能說明問題。中國部分洋務軍工企業對從國外聘請的洋員的依賴持續到了20世紀30年代，而日本相關企業如三菱長崎造船所在19世紀後期就有意識、有步驟地用本國工程師取代國外技術指導者，這就導緻了1937年時中日兩國的軍工生産能力完全不可同日而語。工業擴散并非易事，不是所有的國家與地區都能夠承接得了新技術與新産業的轉移。
美國工業依靠不斷擴張的國内市場在19世紀實作了崛起，進入20世紀後則不斷增強在全球市場上的存在感。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美國工業以其大規模生産的能力令西歐工業倍感威脅，促使部分西歐企業采取應對措施；另一方面，美國工業卻幾乎主動地向蘇聯進行了的大規模技術擴散，加速了其日後的冷戰對手的工業化。美國對蘇聯的工業擴散自然不是出于善心，相反，它帶有在大蕭條時代消化國内過剩産能的現實利益計算，一些歐洲國家也是這麼幹的，包括納粹德國。在此後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對蘇聯的工業與軍事技術援助亦出于反法西斯同盟的戰略需要。以一種後見之明，冷戰中的部分美國人會懊悔于對蘇聯的工業擴散。但在1945年前，不少美國商人與政要，都不認為向蘇聯轉移技術與産業有什麼問題。1938年4月27日，美國國務院在答複布利斯（E. W. Bliss）公司關于建議向蘇聯提供“一整套生産輕武器彈藥并包括必要的機器和全部操作資料”的信件時宣稱，隻要不涉及軍事機密，上述建議不違背美國的政策。一家美國企業向蘇聯生産硝化纖維的工廠提供技術援助時，美國國防部在一封信中特别強調該援助将成為蘇聯“極為重要的軍事财富”，但該項目還是獲得了準許。在軍民兩用的機床方面，美國一家企業按照美國生産線的方式重新改組了莫斯科附近的一家工廠，建設了一座大型精煉與金屬鑄造廠。該企業還将蘇聯工程師帶到美國，讓他們在美國從事裝置的設計、制圖、規劃與采購工作。
之是以将美國的對蘇技術轉移稱為工業擴散，是因為其規模與系統性均超過了一般的技術合作，同時也幫助蘇聯奠定了相關工業的基礎。例如，1929年興建的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廠由80家美國廠商制造其所有裝置，并由570名美國人和80名德國人在斯大林格勒進行組裝，廠房亦由美國公司承包建設。蘇聯刊物稱贊美國專家們“不僅是咨詢，而是對于整個建設及有關的各種操作進行了實際的監督”。這就是所謂“交鑰匙工程”。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廠的規模在歐洲首屈一指，設計計劃為年産50000台拖拉機，戰時能轉産坦克。美國相當于把整個生産線搬到了蘇聯，而蘇聯借此建立了一個産業。據統計，1929～1945年蘇聯約有200個與外國企業的技術援助協定在執行中。具體到部門來說，1930年，蘇聯執行的技術援助協定約有84個是和美國、德國的企業簽訂的，在冶金部門有37個，化工部門有25個，電力部門有13個，而紡織部門僅5個。由此可見，美國等國對蘇聯的工業擴散主要是幫蘇聯建立了資本品部門即重工業，而重工業是軍事工業的基礎。換言之，美國對蘇聯的工業擴散在部門層面具有戰略性，為蘇聯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條件。從美國冷戰時的立場看，其對蘇聯的工業擴散是一個曆史教訓。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冷戰初期，蘇聯對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了一次堪稱史上最成功的工業擴散，那就是奠定了中國工業體系基礎的156項重點工程。新中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即要求：“集中主要力量進行以蘇聯幫助大陸設計的156個建設機關為中心的、由限額以上的694個建設機關組成的工業建設，建立大陸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156項重點工程中實際實施的共150項，其中“一五”時期共開工147項，其整體情況如表1所示。與此前蘇聯的情況相似，這一次的工業擴散為中國奠定了建立完整工業體系的基礎。與美國企業謀求利益的動機不同的是，蘇聯向中國的工業擴散更多基于援助社會主義盟友的理想主義。但也不可否認的是，在北韓戰争的大背景下，蘇聯此舉亦有戰略考慮，而蘇聯向中國擴散重工業與軍事工業的同時，中國亦向蘇聯出口農産品與資源進行貿易上的平衡。不過，總的來說，從這次工業擴散的規模、力度尤其是成效來說，156項重點工程中的理想主義光輝都超過了現實的利益計算。中國工業能夠在幾十年的時間裡壓縮資本主義強國兩百年的工業發展程序，迅速進行追趕，應該感謝蘇聯對中國的工業擴散。當然，這次工業擴散的成功，也離不開新中國打造的不同于1949年前的政治經濟體制，這一新體制能夠充分調動資源克服工業化的阻力，并培養具有自主學習能力的數量龐大的技術人員與勞工。
美國在1945年前對蘇聯的工業擴散具有資本輸出的性質。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随着美國成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霸權，它也無法再堅持保護主義傳統，而需要開放國内市場和對外輸出産能來維持整個霸權體系。從這一點來說，美國霸權比工業革命早期的英國霸權更有自信。然而，此時工業發展的模式也開始因全球化而改變。在19世紀乃至更早的時代，一國工業的發展主要模式是在國内生産制造，再将商品銷往各地。但是，二戰後交通與通信技術的發展克服了地理的阻力，資本可以将原本完整的制造流程分解成不同的環節，再将不同的環節安置于要素成本最低的地方。現代意義上的跨國公司由此興起。出于簡單的比較優勢原則，美國的跨國公司将總部與研發環節留在了本土，而将生産環節遷移到了國外。由于生産是工業的主體部分，這樣一種專業分工，實際上也促成了工業擴散。至少，一些後發展國家與地區或後來所謂的新興市場，借助美國資本的這一政策，在本土建立起了有形的廠房并實質性地制造産品。從跨國資本的視角來看，世界确實是以變得平坦。
然而，美國開始這種跨國公司主導的工業擴散時，其制造業在全球占據着無可匹敵的優勢地位，随着這種工業擴散的程度加深，美國又為自己培養了經濟上的對手，反過來削弱了本土制造業的競争力。此外，這種工業擴散帶來了美國國内的利益再配置設定，在跨國資本獲利的同時，本土勞工因為生産環節流向了海外而受到沖擊。如果這些被擠出制造業的美國勞工能夠在服務業找到福利相當的工作，這或許也不是什麼大問題，但現實中的職業調整并沒有理論推導那麼順滑。關心國家安全的人士也始終擔憂着工業擴散會導緻軍事技術外流，或者削弱美國本土的軍工生産能力。羅伯特·吉爾平（Robert Gilpin）在維護美國霸權的同時，即表達了對工業擴散的擔憂，稱：“盡管我原則上并不反對對外投資和跨國公司，但是我對美國繼續嚴重依賴對外直接投資，并把它作為應對外國競争、掙得外彙以及解決國内經濟問題的見解存有很大疑慮和擔憂。”他的理由便是“工業擴散對國際體系中權力相對配置設定帶來重大的影響”，而“對外投資有利于資本的所有者（食利者和跨國公司），但對勞動力和核心區的工業地位卻未必沒有成本”，其結果則是“對外投資最終使權力的國際分布不利于自己”。對吉爾平觀點的評議，站在不同的立場上會得出不同的結論，然而，美國本土制造業的衰退及其對軍工生産的負面影響，到了21世紀已經是一個在美國國内被反複讨論的事實。
總的來看，工業史中交織着擴散與追趕，但所謂的擴散，形式與内容不一。那種由工業先進國家主導的大規模的、有意識的系統性擴散，進入20世紀後才發生，其動機或出于追求經濟利益，或出于一時的扶助軍事盟友的權宜之計，或基于某種遠大的關乎全人類的理想主義。所有這些工業擴散，都成功地幫助某些國家實作了或加速了工業追趕。對美國來說，工業擴散的教訓或許大于收益。二戰前對蘇聯的工業擴散為美國在冷戰時培養了一個戰略與軍事上的強大對手。二戰後由美國跨國公司主導的工業擴散，雖然沒有幫助哪個國家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但也将一些關鍵産業的關鍵環節如半導體制造轉移到了海外，培養了經濟上的對手，并侵蝕了本國工業與軍事能力。工業擴散的曆史，對于思考這個問題的前景，提供了必要的參考。
▍戰略性擴散：對現實與理想的協調
回顧曆史可見，由一國主動将其工業大規模擴散出去，在人類不長的現代工業史上也還是一種新現象。這種工業擴散受現實動機的驅動，也可能使擴散國品味現實的苦果，但唯其受現實動機支配，亦含有不得已而為之的現實制約。此外，在現實經濟利益支配的工業擴散之外，曆史上尚存在着更加理想主義的工業擴散案例，作為一個特殊曆史時代的特殊現象而存在。是以，若從戰略的高度來考慮工業擴散，應該遵循趨利避害的原則，對現實與理想進行某種協調，進而既減輕現實的壓力，規避可能的反噬，又使工業擴散符合構築更進階别人類社會共同體的道義。對這一問題的前瞻，不妨結合地理與曆史因素進行讨論。
首先，自然資源分布的不平衡決定了工業國必須與資源國合作，在現代産業體系已較為複雜的今天，這種合作必然帶來比19世紀更多的知識與技術擴散，在資源國形成單一采掘業之外的較為複雜的産業鍊體系。邁克爾·克拉雷（Michael Klare）指出，二戰後支撐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礦産資源正面臨系統性的枯竭，剩下的新礦藏開采難度極大，需要更先進的開發技術去擷取。為了開發這些新礦藏，工業國既要緻力于技術創新，又要考慮到裝置更新與現場維護問題，使開發的成本不至過于高昂。在資源國建立某種工業基地，将有利于降低成本。這種工業擴散的邏輯并不新鮮，但由于相關基礎設施的建設力度必然大于易開發礦藏的開采，擴散到資源國的知識與技術很可能促成更複雜的産業鍊體系。對工業國來說，這種工業擴散是值得鼓勵的。工業國實際上是以重化工業某些環節的擴散來換取自然資源的開采及利用。
其次，從地緣形勢視角看，在一個工業國無法使用炮艦政策控制資源國的時代，工業國與資源國的合作必然包含某種工業國對資源國的工業擴散。這種擴散不僅基于道義，也是要順利實作合作所必然要求達成的政治條件。當今世界的奇妙景象是，老牌帝國主義國家的政客會用馬克思主義及其他左翼話語指控新興工業化國家剝削資源國，而這些資源國的精英同樣會利用這套話術與新興工業化國家讨價還價，以實作自己的國内政治目标。這種讨價還價包括動員本國群眾對新興工業化國家投資的礦藏基地進行破壞。在這種形勢下，新興工業化國家在對資源國的礦藏進行投資與開采之外，對别的工業部門尤其是涉及民生需求的輕工業部門進行一定的擴散，幫助資源國建立采掘業之外的、能帶來其他就業崗位的工業，并進行廣泛宣傳，有利于占據道義制高點，反擊各種名左實右的無端指控。在21世紀，這是一種真正理想主義與國際主義的事業。事實上，如果這種輕工業的擴散能夠在資源國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提升其國民總體的收入水準，那麼新興工業化國家在資源國的礦藏資源投資，也能夠帶來更穩定的社會環境，并有利于新興工業化國家出口技術更複雜的制造業産品。畢竟，赤貧國家對于複雜工業品是缺乏購買力與購買需求的。這種工業擴散雖然會沖擊新興工業化國家自身的輕工業，但是在全球化的作用下，新興工業化國家的輕工業向更欠發達國家的産業轉移本身就不是新現象，這就不如因勢利導，協助本國輕工業通過技術更新向價值鍊高端攀升。而新興工業化國家原本在輕工業或勞動密集型制造業裡的就業人口，在智能制造的大趨勢下大量向别的部門轉移，亦為大勢所趨，宜提前做好謀劃，将這種職業轉移與工業擴散較好地協調起來。
最後，在工業擴散問題中考慮國家規模，是因為這個變量與軍事安全息息相關。從曆史記錄看，隻有那些國土面積大、人口數量多并有曆史底蘊的國家，在接受了大規模的工業擴散後，才能夠建立起相對完整的工業體系，并将這種工業體系轉化為軍事能力，從經濟或者戰略上，反過來損害那些主動實施了工業擴散的國家。這意味着，如果存在戰略性工業擴散，其戰略性将主要展現于對擴散目标的審慎挑選上。一方面，要慎重擴散軍事工業或軍民兩用工業；另一方面，擴散目标國不僅應是現實中友好的國家，也應該是長遠看無法在軍事上形成威脅的國家。從這兩條原則看，将工業擴散的對象限定在那些規模适中的國家是最有利的。很顯然，今天一個國家建立複雜工業部門與完整工業體系的難度已經大大超過20世紀後半期，一些小國無論從技術能力還是國内經濟需求的角度說，都難以承接軍事工業乃至軍民兩用工業的擴散，即或其建立起自己的軍工體系，也難以真正挑戰大國。但某些具有區域乃至全球霸權野心的國土、人口大國就不一樣了。舉例來說，南亞地區的孟加拉就是一個較為合适的工業擴散對象。該國自20世紀90年代就開始承接成衣業等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産業鍊轉移，并保持快速增長，減少了該國的貧困人口。向這樣一個國家擴散有利于民生的工業，幫助其改善基礎設施，實際上是一種國際性扶貧、減貧的理想主義事業，也不會帶來改變區域與全球權力配置設定格局的軍事威脅。是以，新興工業化國家如果要進行工業擴散，必須對擴散出去的産業、技術，以及擴散對象國，進行細緻的評估與分析。否則，曆史的教訓恐怕還會重演。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4年第3期，原題為《戰略性工業擴散：中國參與全球産業鍊重構的底線思維》。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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