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Espérance）作為一種情緒術語、描述信念或美德（Vertu）的詞彙，在人類曆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是赫西俄德（Hesiod）筆下潘朵拉魔盒中被匆匆留在盒底的願景，也是柏拉圖《理想國》中靈魂對完美世界的向往。
上&左下&右下：“希望的另一面 / 9日”展覽入口，巴黎，2024年。
攝影：Aurélien Mole
在巴黎瑪黑區聖馬丁街236号，一場名為“希望的另一面 / 9日”的群展正在展出。這場由郭采潔（Birdy K.）和蒙古族策展人Wumen Ghua博士聯合策劃的群展，彙聚了11國藝術家的作品，以實驗樂隊Mola Oddity的同名新專輯《希望的另一面》為靈感軸心，邀請觀展者們走入音樂與視覺藝術的交相呼應的超驗空間。“在這一個可能破碎，但無比珍貴的世界中，尋找希望。”策展人Wumen在現場告訴我們。
上：Mola Oddity樂隊成員合照，左至右依次為：阿斯爾、伊德爾、郭采潔。
下：Mola Oddity樂隊成員在船形布景中。
攝影：Yao Yuan
在Wumen眼中，展覽并非隻是一場展覽，而更像是“一次私人化的旅途”。相較此前她所關注的氣候變化、性别流動等更為成熟的展覽主題，本次實驗性展覽的靈感，可以追溯至年初她在Mola Oddity專輯歌詞中獲得的通感體驗：“我覺得每首歌好像都有它自己的宇宙。這張專輯籌備了可能三年的時間，其中有很多内在的自我檢視與世界的關系，是以每首歌其實都非常廣闊。”
“希望的另一面 / 9日”展覽現場，巴黎，2024年。
攝影：Aurélien M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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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希望”這一關鍵詞外，莫比烏斯環所代表的“無限循環”狀态，同樣是Wumen所強調的策展理念，這一點也展現在展名中的“9日”上：“9是最大的個位數，也是自我參照數，它既代表結束又象征無限，總是回到自身。在當今世界的諸多危機中，人們很容易陷入絕望，認為我們正走向終點。但如果這真是終點，那一定是一場夢。就像數字9一樣，它不會迅速結束，我們總會回到自身尋找答案。”
上：Elly Strik，《無題》（Untitled），2017
下：Joar Nango，《我父親的救生衣》（My father’s lifevest），2014
圖檔由藝術家提供
法國存在主義學者加布裡埃爾·馬塞爾（Gabriel Marcel）在1942年的一次研讨會中，曾就“希望”（Espérance）與“絕望”（Désespoir）兩個二進制對立的概念展開演說：“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絕望是一種對封閉時間的意識感覺，更确切地說，是對時間作為牢籠的意識感覺——而希望則是對這種時間意識的穿透與突破。”
“希望的另一面 / 9日”展覽現場，巴黎，2024年。
攝影：Aurélien M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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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從這一視角出發，“希望的另一面 / 9日”正是對被困在無意義、機械性封閉時間中的生存狀态的一種思考。Wumen說，“希望之旅宛如一個無盡循環，我們從生命伊始直到終點都在其中穿行。在這段旅程中，我們沿着莫比烏斯環的螺旋路徑前行，從無意識狀态走向對自身存在的覺醒。在邁向覺醒的過程中，我們經曆各種挑戰，如失落、悲傷、孤獨和暴力。最終，我們繞了一圈，回到旅程的起點。”——這是一次循環卻不往複的經驗之旅，是“封閉時間”（Temps Clos）向“開放時間”（Temps Ouvert）的轉換，也是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萬物流變概念中，“邏各斯”這一确定法則的具象化顯現。
上：Ronald Ophuis，《流産》（Miscarriage），2014
下：Ronald Ophuis，《科索沃2000》（Kosovo 2000），2008
圖檔由藝術家提供
展覽中的每日都有對應的一位藝術家：Joar Nango、Susan Kooi、Elly Strik、Agnes Scherer、Ronald Ophuis、李怒、Yehwan Song、Orkhontuul Banzragch、Katja Novitskova、Þórður Hans Baldursson、張培力，這些藝術家的作品分别呼應着Mola Oddity專輯中的歌曲意象。
挪威藝術家Joar Nango的作品《曾經吊起你的繩子終會将你拉起》（The Same Rope That Hung You Will Pull You Up in the End）
攝影：Vegard Kleven
第0日，挪威藝術家Joar Nango的作品《曾經吊起你的繩子終會将你拉起》（The Same Rope That Hung You Will Pull You Up in the End）由Bealljit（彎曲的桦樹幹）、銅環和來自他家鄉的馴鹿皮繩制作而成。桦樹是地球上的先鋒樹種，其根系深入地下，能從深層土壤中汲取養分并提供給其他生物。（許多原住民視森林為真正的祖先）Joar Nango作品中，彎曲的桦樹似乎蘊含着一種内在能量，能夠從深淵般的黑暗中再次拉起生命。展覽開始的第0天，提供了一個“中陰”空間，意指死亡之後、下一世開始之前的中間存在狀态。“曾經吊起你的繩子最終會将你拉起也是一個承諾：在每一個終點都有一個新的開始，可以重新選擇。”策展人說道。
左&右：“希望的另一面 / 9日”展覽現場，巴黎，2024年。
攝影：Aurélien Mole
在象征着複興、循環和重生的第9天，展覽選擇通過冰島藝術家巴爾杜森（ÞÓRÐUR HANS BALDURSSON）的三件作品，裝置《噴泉》（Fountain）、 畫作《和平塔》（The Peace Tower）和聲感裝置《隊列/暗示》（Queue/Cue），重新審視“有負面社會背景的功能性物品，并将之轉化為互動性作品”，為參觀者提供一種新的方式來感覺世界。
其中畫作《和平塔》是以由小野洋子在2007年為了紀念已故的丈夫約翰·列侬（John Lennon）而建立的《想象和平之塔》（Imagine Peace Tower）為靈感原型；而聲感裝置《隊列/暗示》則需要藝術家與音樂人進行合作，通過聲音操控一個2米高的洗車刷：這個如“活雕塑”般的洗車刷，其動作由音樂家們的演奏控制，而刷子的運動也反過來影響音樂家的演奏，形成一種雙向互動的對話，在策展人之一的Wumen看來，這也是“通過連接配接與音樂給裝置附魂”的過程。
左：ÞÓRÐUR HANS BALDURSSON，《噴泉》（Fountain），2024
右：ÞÓRÐUR HANS BALDURSSON，《和平塔》（The Peace Tower），2022
攝影：Aurélien Mole
藝術家張培力1999年為威尼斯雙年展特别創作的影像裝置《祝你快樂》被列在重回原點前的又一個第0天。錄像中，包括他的女兒、兄弟和藝術家同行在内的十個人複誦着同一句簡單的“祝你生日快樂”，傳達着人類情感的普遍性和共通性——關懷與愛。
張培力，《祝你生日快樂》，1999
攝影：Aurélien Mole
Wumen将“無限性”、“循環”、“回歸内在自我”作為找尋“希望的另一面”的索引，而對于聯合策展人郭采潔來說，“希望的另一面”先于展覽作為樂團Mola Oddity的首張音樂作品名出現，實際上受啟發于芬蘭導演阿基·考裡斯馬基（Aki Kaurismäki）2017年的同名影視作品。
左&右：“希望的另一面 / 9日”展覽現場，巴黎，2024年。
攝影：Aurélien Mole
這張籌備時間長達3年之久的專輯，有别于她此前所有的音樂作品，以電子樂的制作思路為基本架構，将流行音樂的适耳元素與西非音樂、自由爵士、另類搖滾等音樂類型有機結合，配器選擇上有現代化的合成器音色與蒙古民族樂器的碰撞，配合郭采潔詩性歌詞編寫所産生的陌生化效果（Ostranénie），結成一顆怪趣又新鮮的音樂果實，同時也成就了展覽最初的發想。
在巴黎的展覽現場，《Life and Arts集錦》也見到Mola Oddity的樂隊主唱郭采潔（Birdy K.），與她展開了一段關于這次藝術實踐的對話。
左&右：Mola Oddity樂隊成員、主唱郭采潔（Birdy K.）
攝影：Yao Yuan
L&A
為什麼會想到以Mola Oddity的新專輯為靈感共同策劃這樣一個展覽？
Birdy K.
其實最開始的時候，在整個專輯的創作過程當中，專輯已經記錄了音樂的部分，專輯相關的視覺、設計有很多創作的新意。後期制作的時候想要将這些音樂之外的創作部分記錄下來，這就是這個展覽的前身。如果再進一步剖析，其實每一首歌裡面想要表達的東西，通過注入的歌詞很難完全表達，即便已經放在歌詞裡面，還是很隐晦。周圍的人提議，或許可以用展覽的形式呈現。
對于我來說，我很享受工作以外去發現我自己喜歡的展覽。因為我覺得現在大部分的資訊，都像炸彈一樣被丢過來，并沒有機會跟這些資訊交流。一個展覽，确實能夠讓你靜止下來，在那個瞬間，讓對話開啟。其實沒有太宏大的想法，隻是我們确實共同抛出了一個問題：什麼是希望的另一面。
上&下：實驗樂隊Mola Oddity
攝影：Yao Yuan
L&A
“希望的另一面”對你來說意味着什麼？為什麼會選在巴黎舉辦這個展覽？
Birdy K.
它就是一個意識的彙聚吧。沒有什麼可以尋得很清楚的理由，但它就這麼發生了。我16号到巴黎後，也一直在想為什麼要在這裡辦展覽，但後來又覺得，如果一切的開頭都要詢問原因才可以行動，那很多事情都不會發生了。當然巴黎也很奇妙，雖然離平時生活的地方很遠，但确實有很多好朋友，可能也是因為這種吸引力，把我們帶來了這裡。
上&左下&右下：“希望的另一面 / 9日”展覽現場，巴黎，2024年。
攝影：Aurélien Mole
L&A
在你看來，展覽中的藝術作品與Mola Oddity的音樂之間有着怎樣的聯結？
Birdy K.
其實來看展的人們不一定知道這個樂隊，不一定聽過樂隊的作品。雖說是以此為主題的群展，但這并不是一個命題的創作。我們不是拿着歌裡面埋的種子去邀請藝術家的。展覽從0到9再到0的天數，與專輯歌曲中的順序已經完全沒有關聯了。Wumen重新給出了一個她所定義的生命的曲序，我覺得這也是屬于Wumen的當下。
再比如因為專輯中《tatalala》這首歌（歌詞：When was last time, you had a good cry），朋友跟我分享了Yehwan Song的作品《Cry, dont cry》，我才進入到她的世界，就好像有一些超越了時間和空間的資訊，本來就放在那裡，在Wumen的介入下有了這樣的排列組合。像是萊特曼（Alan Lightman）在《愛因斯坦的夢》中所描繪的那樣，也許之後，在不同的時空裡，這個排列組合會發生變化，是很有機的。音樂是個載體，我也很享受通過音樂的觸角，連接配接到各種不同的創作方式。
Yehwan Song，《Cry, dont cry》，影像，2023
圖檔由藝術家提供
L&A
作為聯合策展人，你是如何挑選藝術家的？
Birdy K.
在11位藝術家中，有3位是我極力渴望邀請到的，就是李怒、張培力和Yehwan Song，其他藝術家由Wumen邀請。今天我去看怒哥的《To Bull the Wall》，裡面有一句話：“看起來我們好像什麼都不能做，但我們卻得做點什麼。”
我覺得如果這是一個預設、一個必然性，我們确實得做點什麼。這讓我想到電影《Nine Days》，人的靈魂要重返地球，需經過“守門人”的嚴格篩選，因為不夠強壯的靈魂無法傳回地球。而如果一個人極度渴望重返地球，那麼此刻所經曆的一切所謂過不去的事情，其實都可以承受。“希望”之是以可以成為“希望”，也是因為這些（困難的）事情，讓希望永遠可以自己發光。
李怒，《To Bull the Wall》，2020
圖檔由藝術家提供
L&A
化名Birdy K，組建Mola Oddity，能感覺到一種向匿名性傾斜的低調選擇。可以聊聊這種選擇的原因嗎？
Birdy K.
很簡單講兩個原因。我跟伊德爾（Yider）和阿斯爾（Asr）雖然之前就一起演出、創作，但直到2022年幫烏雷（Ulay）首次亞洲個人展覽“The Great Journey”的介紹短片做配樂，三個人才第一次為了一個很明确的創作（項目）聚在一起。在那個創作項目上，我們有默契，三個人聚在一起創作很快樂，于是決定一起做點事情。這個事情肯定不是用我一個人的名字來概括的。再有，我的名字有太多刻闆的标簽以及被認識的方式，而Mola Oddity可以舒展這些，我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超越我自己。
實驗樂隊Mola Oddity
攝影：Yao Yuan
L&A
近年來你做過很多藝術跨界嘗試，對于你來說，這種跨界合作最吸引你的特質是什麼？未來還有哪些想要嘗試的新挑戰？
Birdy K.
我覺得這次（展覽的）發生還是非常偶然的，我是個門外漢，這次絕對是因為有Wumen在，未來我也不知道。我之前比較多作為嘉賓幫忙去導覽一個展，那個過程我蠻享受的。也是因為這樣認識了SPURS Gallery（馬刺畫廊），通過他們邀請到了培力老師和李怒參展。這次展覽籌備時間很短，前期看上去有6個月準備時間，但其實時間怎麼樣都不夠用。未來在音樂上會有持續的探索，跟不同的音樂人合作。目前這個展覽呈現出來的是比較實體的東西，未來與嗅覺、其他感官的主題我都可以嘗試，很期待。
“希望的另一面 / 9日”
策展人：Birdy K.、Wumen Ghua
展期：2024.06.21 - 2024.06.30
巴黎瑪黑區 聖馬丁街236号
撰文：Baie de l’île
編輯：Cynthia
排版：于梓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