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宏昌
打開典籍，對話先賢，讓我們感獲欣喜。“錢塘自古繁華”，生生不息，是因為浙江曆來山川錦秀，人傑地靈，其中有無數浙派教育家為之奮鬥。他們總是站在曆史的高處，創造浙江教育的不同凡響，為浙江社會文明進步提燈引路，為傳承人類文明引吭高歌。
一、“浙派教育百家”之曆史貢獻
浙江是中國古代文明的發祥地之一，真可謂英偉之氣得于山水，山水之氣得于天地，天地清朗得于人才。據考古史料證明：早在100萬年前境内就出現人類活動蹤迹，已發現新石器時代遺址百餘處。遠古時代，浙江境内的人類文明進化活動愈加明顯，其中著名的有距今7000—8000年的跨湖橋文化、6000多年的馬家浜文化、5000—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4000—5000年的良渚文化，近年來又在良渚發現了5000年前中國最大的古城遺址……
對于浙派教育百家的了解，我們選擇了廣義視野。例如《中國大百科全書·教育》認為：“教育是培養人的一種社會現象，是傳遞生産經驗和社會生活經驗的必要手段。”《教育大辭典》認為：“教育泛指影響人們知識技能、身心健康、思想品德的形成與的各種活動”;南京師大編寫的《教育學》認為：“教育泛指一切增進人們知識、技能、身體健康以及形成或改變人們思想意識的活動。”是以，“廣義教育是一個外延無限的概念，它涵蓋了教育的‘自在’和‘自為’兩個曆史發展階段，從時間上包括了自古至今的一切階段的教育，它與人類同生同在;在空間上包括所有教育領域和所有教育形式，主要包括人類自身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和學校教育。”[1]是以推論：有人類就有教育。是先民的教育實踐一直伴随推進着浙江社會的文明與進步。
遠古時代。據确切的文字記載，在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前，東漢時期浙江境内已經出現學校。春秋戰國，吳越争霸，越王勾踐卧薪嘗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已經懂得通過教育來振興國家。東漢建武十一年(35年)，上虞縣境内就有書館，“王充八歲出于書館，書館小僮百人以上”。[2]王充就成了“浙派教育百家”的第一人。為浙江教育曆史留下了濃墨重彩。各種史、志資料均收入“王充”詞條，是他奠定了浙江在中國學術史上的崇高地位。同樣，他在用樸素辯證唯物主義觀點，批判繼承先賢思想，提出自己的教育價值觀、教育原則、培養目标和反對“信師是古”等;倡導教育化性移俗的作用，博通緻用的治學要求，知物由學的認識途徑，專精透曉的為師資格，推崇鴻儒的人才标準等，當時無疑是空谷足音，驚世絕唱，高擎浙派教育的标杆旗幟。從此以後，學風熾盛如燎原之火，各地教育陸續登場，如平陽學宮、永嘉郡學等地方官學開始興起。各地名師設館授徒，各種人才備受重用，經濟文化不斷繁榮。
隋唐時期。自隋唐起，封建社會進入鼎盛時期，浙江教育也漸入佳境。随着晉室東遷與定都建康(今南京)，促使中原一帶大批名門望族與學者名師湧向南方，浙江也屬“近水樓台”，南齊時代，龍遊“蒙山精舍”成為全國九所著名書院之一，徐伯珍弘毅堅韌，苦讀十年，精通經史，兼明道術，成為飽學之士，但他淡于仕進，繼續興辦蒙山精舍，興旺時學生達一千多人。史至唐代，浙江多數州府設立州學，不少郡縣設立縣學。如廣文博士鄭虔被貶谪至台州任司戶參軍，他就非常重視發展教育，在州城臨海開設學館，吸收平民子弟，親自掌教促使台州“士風漸進，民俗日淳”。
北宋時期，浙江的文化教育空前繁榮，府州縣學普遍設立，僻靜之處書院林立，許多學者熱衷于傳道、授業。北宋初年，胡瑗曾在湖州主持州學，所創造的“蘇湖教法”名噪一時;慶曆年間，被譽為“慶曆五先生”的杜醇、楊适、樓郁、王緻、王說，均在浙東積極從事教化活動;皇祐年間，王開祖在家鄉華蓋山設東山書院，從學者數百人。南宋的浙江，更是文風鼎盛，人才輩出：“甬上四先生”舒磷、沈渙、楊簡、袁燮在奉化、定海、慈溪、鄞縣等地授徒講學;呂祖謙晚年主持麗澤書院，親編教材，制定《學規》;陳亮、葉适分任永康五峰書院、東陽石洞書院主講，有志于培養匡時救世、建功立業的人才。元代，程端禮所著《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詳載讀經、學史程式，成為家塾教學計劃之範本，也被奉為郡邑學校的讀書準繩。
南宋時期，建炎二年(1128年)，孔子第48代孫襲封衍聖公，扈跸南渡，建家廟于衢州。南孔聖裔傳人輩出，推動儒學在江南的發展。特别是在紹興八年(1138年)定都于臨安府後，當時浙江成為全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教育進入了興盛時期。國子監、太學(國子監與太學為當時的最高學府)、宗學、武學、畫學、醫學等中央官學相繼落戶杭州。各種州、縣書院基本覆寫所有州、縣府地，達到155處;下屬鄉村私塾、學校如雨後春筍，多的難以統計。不少名儒奔赴浙江各地書院、學校講學，影響深遠。如朱熹曾多年、多次往返浙江，在10餘所書院演講程朱理學。省内各地教育蓬勃發展，如鄞縣人高闳與明州淳熙四先生(舒磷、沈煥、袁燮、楊簡)等構成四明學派;永嘉縣人鄭伯熊、薛季宣、陳傅良、葉适等構成永嘉學派;還有以呂祖謙為代表的金華學派和以陳亮為代表的永康學派，在學術思想上互相交往。一時間州、縣府學，人才輩出，鄉村學童、競習歌詩。使得浙江人文之盛、冠于全國。浙江各地均出現一批教育名家。
元代推行歧視漢儒的政策。元十三年(1276年)元軍攻占臨安府後，宋代的太學、武學、宗學等被廢除，各府學改稱路學。官府層面的教育大為縮減，但在民間各路勸農新立社，倡興社學，基層教育仍然旺興不減。清沿明制，浙江繼續遵從朝廷尊經崇儒，主張以文治天下，但實行文化專制。在地方仍設府、州、縣學，并以社學、義塾和私塾作為補充，而對書院教育時衰時興，書院官學化的傾向日益嚴重，注重讀書應舉，成為科舉制度的附庸。康熙初年，浙江的行政建制改稱行省，轄11府。乾隆元年(1736年)诏舉博學鴻詞後，遍及城鄉的社學、義塾、私塾等更加發展，一些名門望族的家學淵源亦仍獲延續。如海甯州袁花的查氏家族，鹽官鎮的陳氏家族等，均系名播四海的書香門第。還有餘姚黃宗羲、被尊為浙學之宗、定海黃以周、德清俞樾、餘杭章太炎，桐鄉張履祥等，這些人既在學術上有極高造詣，亦對地方教育作出了重大貢獻。
明清時期。自宋元、明、清以來，浙江教育事業長盛不衰，辦學之路不斷拓寬，辦學思想不斷改進，教育文化不斷繁榮，培養英才不斷湧現，其主要表現是：
其一，府、州、縣學普遍設立，社學、義塾、私塾等蒙學機構自城鎮向鄉村發展。社學是設在農村地區利用農閑空隙時間以農家子弟為對象的教育機構，始建于元，興盛于明。洪武八年、洪武十六年，朝廷先後诏令設立社學，促使各地社學勃興，當時仁和縣就有社學221處，錢塘縣有社學176處。
其二，書院大量設立，講學之風極盛。浙江有書院近300所，清代增至570餘所。這些書院大多講求理學，或以學習制藝為主，但清嘉慶年間浙江巡撫阮元在杭州所辦的诂經精舍學風獨特，生徒在攻讀經史的同時，兼習天文、地理、數學。诂經精舍前後存在100餘年，後期聘著名學者俞樾任主講時，“兩浙之士，承聞迪訓，蔚為通才者，不可勝數”。
其三，民間讀書、藏書蔚然成風。明清兩代，浙江藏書樓之多，藏書之豐富，為全國之冠。明初金華宋濂的“青蘿山房”藏書樓開風氣之先，此後吳興茅坤的“白華樓”和沈節甫的“玩易樓”、嘉興項元汴的“天籁閣”、甯波範欽的“天一閣”和紐石溪的“世學樓”等，均堪稱藏書名樓。清代，繼之而起的藏書樓有黃宗羲的“續鈔堂”、慈溪鄭性的“二老閣”、甯波全祖望的“雙韭山房”、嘉興曹溶的“靜惕堂”、杭州吳焯的“瓶花齋”等。衆多藏書樓中以“天一閣”最為著名，被譽為浙東藏書第一家。
其四，人才之盛位居全國前列。據《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對明清兩代進士數的地區分布統計，在5萬餘名進士中，浙江以6379人名列首位。明史所收人物1771人中，浙江籍有258人，占14.6%，居各省之首。清乾隆元年(1736年)，诏舉博學鴻詞之士，全國先後舉267人，浙江有68人之多。明清時期，浙江湧現出不少著名的教育家。最有影響是王守仁，他繼承并發展了南宋陸九淵的學說，創立了與程朱理學大相徑庭的“陽明學派”，其思想以“反傳統”的姿态出現，在明中葉以後廣為流行。他主張順應兒童性情、根據兒童接受能力施以教育的思想，“與近代進步的教育學說每多一緻。”明清之際，随着資本主義的萌芽和市民階層的形成，在思想和學術領域出現了一批早期啟蒙思想家，朱之瑜、陳确、黃宗羲即為其中傑出的代表。他們在批判封建制度、尋求變革良方的同時，提出了帶有近代民主色彩的教育思想。
近代時期。從第一次鴉片戰争(1840年)開始，中國被迫與英國簽訂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條約》，甯波成為中國最早對外開放的口岸之一，接着溫州于1897年對外開放。這兩個地方的開放對浙江教育文化産生史無前例的影響，表現在外來的傳教士先從口岸再向内地逐漸深入，他們的教育滲透政策是從娃娃抓起。1844年(清道光二十四年)，英國基督教循道公會傳教士、東方女子協進會會員愛爾德賽在甯波城内祝都橋開辦女學(中國最早的教會女校);1845年，美國長老會傳教士、醫生麥嘉締在甯波城内開辦男生寄宿學校。繼後，杭州、湖州、嘉興、金華、台州、溫州(衢州、麗水、舟山除外)也相繼辦起一批國小堂、中學堂和專門學堂。在外來文化傳播的同時，本土的一些學校也競相效仿，在辦學形式、教學内容、教師培養等方面起到改進作用。
随着西學東進和現實社會變革，封建教育空虛無用的弊端已經暴露無遺。早在鴉片戰争之前，清代思想家龔自珍曾以犀利之筆對封建教育進行深刻批判，大聲疾呼要“不拘一格降人才。”鴉片戰争以後，西方教育文化的傳入與中國的傳統教育文化之間發生了激烈的沖撞，迫使每一個知識分子面臨痛苦的抉擇。其中，對大多數人來說，他們在長期封建傳統教育中所形成的思想意識、價值觀念以及思維方式是難以一下子改變的。但也有一部分知識分子飽受前輩經世緻用學風的熏陶，摒棄了盲目自大的傳統心理，他們在中西文化的比較中，感受到了西方國家的強盛和西方教育的進步，開始把目光從古聖賢經典移向域外世界，希望從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富強道路中尋求中國富強的良方。當救亡圖存的維新運動興起之時，浙江的維新派人士聚集在京、滬、浙三地(如當時在京、滬的有海鹽張元濟，溫州的黃體芳、黃紹箕、黃紹第，嘉興沈曾植、沈曾桐，錢塘汪康年，桐鄉張坤德，餘杭章太炎，仁和葉翰，上虞羅振玉等;在省内的有紹興湯震，溫州的陳虬、宋恕等)，他們以各種方式進行批判舊學、倡導新學的宣傳活動，辦刊物，創學會，傳播西學，開啟民智。他們互相激勵，彼此呼應，人數不多，能量不小，影響、帶動、激起浙江近代教育文化起步，營造了良好的思想氛圍。
1894-1895年，中日之間發生了甲午海戰，封建傳統教育已經病入膏肓。浙江教育掀起了維新主義思潮。各地出現了一批地方舉辦的方言教育、武備教育和科技教育的洋務學堂。最早沖破舊學藩籬、建立新式學堂的是僻居浙南的孫冶讓。他本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經學大師，但在嚴重的民族危機面前，再也無法靜下心來繼續埋頭考據治學，毅然走上居鄉興學的教育救國的道路。于1896年率先在家鄉創辦瑞安學計館，接着又辦了瑞安方言館、永嘉蠶學館和瑞平化學堂。接着，衢州知府林啟衢州興辦職業教育，新任的杭州知府後，他以“衢州經驗”堅持“崇實”主旨，在省城先後創辦3所在浙江近代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學堂，即1897年的求是書院、1898年的杭州蠶學館和1899年的養正書塾。紹興、甯波兩府也不甘落後，1897年紹興府山陰縣士紳徐樹蘭捐資創辦紹郡中西學堂，1898年甯波知府在湖西的崇效寺創辦儲才學堂。封建教育制度行将滅亡，1901年清政府不得不通令全國改書院為學堂。因浙江早有物質、思想基礎，全省各地聞風而動，一時間的書院紛紛改為大、中、國小堂。1904年1月，清政府頒布《奏定學堂章程》，頒布對各級各類學堂的修業年限、課程設定的具體規定。浙江學堂就遵章辦事，所有學堂走上有章可循的規範辦學之路。1905年9月，清政府下令廢除運作1300年的科舉制度。作為文化之邦浙江，相比其他地區的許多士紳，眼界更開闊，更容易接受新思想，更願意捐資辦學堂。據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鑒》統計，民國以前全國捐資千元以上的興學者有118人，浙江19人，占16%，位列全國第二位(第一位江蘇)，而所捐資金達22萬元，位列全國第一(比江蘇高出近5萬元)，展現出浙江民間興學濃郁的文化情緒。
1911年，辛亥革命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民國成立後，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頒布新的教育方針，标志着從傳統教育向現代教育轉軌開始。浙江的各類學校均有較大的發展：初等教育在新式國小大量建立的同時，舊式私塾也被改造和利用;中等教育在注重舉辦普通中學的同時，師範、實業學校得到相應發展;高等教育與基礎教育相比略顯薄弱，但專業化程度有了很大地提高。
1919年，迎來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浪潮。封建主義的舊思想、舊觀念、舊風俗得到更深層次沖擊，近代浙江教育得到進一步推進，如浙江留學生派遣起步早、人數多，以派赴日本者為多。學成回國後，他們中的大多服務于教育界，有的主持教育行政事務，有的管理一方學校，開設新課程，改革教學法，使浙江基礎教育走在前列，并通過各種途徑，向國内外教育界同仁介紹國外進步的教育思想，交流思想學術動态，促進人們教育觀念的改變。
1927年至1937年，政局相對穩定，教育投入逐年增加，國民政府及教育部先後頒布了各種教育法規和法令。浙江教育也進入相對的穩定期：一是教育格局得到全面調整，各級各類學校協調發展;二是義務教育全面推行，興起了推進義務教育的熱潮;三是群眾教育的興辦，如群眾教育館、群眾學校、補習學校、群眾問字及代筆處、群眾閱報處等大量出現，民間的平民教育文化氛圍濃厚。
1937年，抗日戰争爆發。冬季，杭、嘉、湖各縣先期淪陷。1940年起，全省淪陷。為了儲存實力，堅持辦學，淪陷區中等以上的學校進行了戰略大轉移，國立高校轉向西南辦學為多，省立中等學校遷至浙西、浙南一帶山區，師生表現出極大的愛國熱情。抗日戰争期間，在中國共産黨的上司下，浙江先後建立起浙東、浙西和浙南3個敵後抗日根據地和遊擊區。根據地學校靈活采取國民國小、半日國小、巡回學校等教育機構，均注意因地制宜，結合生産勞動，教育積極為當地的抗戰鬥争服務。抗戰勝利後，各級各類學校紛紛回遷。解放戰争(1946年-1949年)，内戰不斷，經濟凋敝。受此影響，雖然各級各類學校數量上有很大擴充，卻因經費的困難而舉步維艱，同時物價飛漲導緻師生的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教育界的愛國民主運動此起彼伏，全省各地“反饑餓、反内戰、反迫害”呼聲高漲，師生熱切期盼獨立、自由和平、民主，最終迎來了新中國的誕生。
浙江近代的新式教育，自19世紀末20世紀初開始起步，經過民國初年到五四時期的探索、改革和發展，至20世紀二三十年代已形成體系，初具規模，後經受了戰争洗禮，但永不言敗，反而在戰争中赢得新發展。浙江新式教育的發展，每個重大曆史事件的背後，總有一批浙派教育家的成長。他們前赴後繼，赓續浙派文化根脈，托起浙江教育的希望。如宣傳維新思想的湯震、陳朱等;帶動清末興學的孫冶讓、林啟等;高擎“五四”新文化旗幟的經亨頤，為浙江大學的崛起作出卓越貢獻的竺可桢等;還有倡導西方教育思想的王國維，主持民國初年教育改革的蔡元培，緻力于近代教育出版事業的張元濟、杜亞泉，傳播馬克思主義教育理論的楊賢江，開創近代幼兒教育的陳鶴琴、張門雪和張宗麟等，他們為傳承浙江教育文化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
現(當)代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國家一窮二白，各行各業，百廢待舉。在中國共産黨的英明上司下，迅速恢複經濟，鞏固新生政權。黨和政府充分認識到教育在社會發展中的基礎性、前瞻性和奠基性作用，不斷探求浙江的社會主義教育之路，教育最大程度上展現人民性。
“文化大革命”前16年(1949年-1965年)。各地由軍管會陸續接收公辦學校;全部收回教會學會學校教育主權;分期分批接辦私立中國小校;貫徹無産階級教育文化思想。大力創辦工農群衆業餘文化教育，開展勞工、農民、市民掃盲教育。1953年實施國家第一個教育五年計劃，學習借鑒推行蘇聯教育模式。整頓和加強高校建設;确定一批省重點中學(16所)和重點國小(3所);要求各行署辦好1所重點中學，各縣、市辦好1所重點國小。1958年貫徹落實中共中央的“教育為無産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産勞動相結合”方針，注重突出勞動教育。1958年至1960年，在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和大躍進的背景下，各級各類學校迅速膨脹發展，超越國家經濟承受能力，違背教育自身發展規律，教育文化顯現急躁。1961年至1965年，各地認真貫徹中共中央提出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教育回歸到健康發展的軌道。
“文化大革命”10年(1966後-1976年)。浙江教育遭受前所未有的混亂與災難。各級各類學校“停課鬧革命”，進行革命大串聯;廣大教師被說成是“資産階級知識分子”，橫遭打擊迫害;大批教育行政上司和學校幹部被劃為“走資派”“牛鬼蛇神”，遭受殘酷折磨。從1966年開始，高校停止招生4年、高師教育中斷7年;而各地高中、國中盲目擴充，緻使招收大量民辦、代課教師;學校教材重新增删或編寫;全盤否定學校原有管理體制，實行由勞工階級、貧下中農、解放軍參與的革命委員會上司。其間，雖然事業出現倒行逆施，但仍有不少教育家選擇“躲進小樓成一統”“守得雲開見日明”。
改革開放40多年(1978年-現在)。1976年10月，按照中央部署，浙江教育進入“撥亂反正”階段，全面恢複、落實、平反、整改所有被颠倒的教育亂象，重新找回教育正常發展之規律。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各項教育工作逐漸走向健康發展之軌道。省委、省政府樹立“經濟要發展，教育要先行”“要像抓經濟建設一樣抓教育”，各級政府财政預算内教育經費大幅穩步增長，學校基本建設投資、教育教學設施裝置投資、教師工資待遇得到基本保障。不少教育家如涅槃重生，被長期壓抑的聰明才智噴湧而出，各項教育發展名額走在全國前列，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氣象。
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浙江率先在全國普及九年義務教育，2012年接受國務院表彰。2016年通過國家級義務教育基本均衡驗收，并推出全國優質均衡示範縣。2000年省委部署省教育現代化建設，提出建立省教育強縣計劃。2010年完成預定目标後，轉入建立教育現代化縣計劃，2014年開始評選第一批省基本實作教育現代化縣，至2019年達到目标。自1995年開始，實施初、高中分離戰略，開始評選建立省一級重點高中，辦出一批在全國有影響的省重點高中，夯實高品質基礎教育的基礎。又從2019年開始，在各級各類學校中部署開展省現代化學校評選，不斷推高全省義務教育品質，滿足老百姓孩子上好學的願望和要求。自始至終抓住教師隊伍建設重點，1979年開始評選第一批省特級教師(6人)，1982年走向正常(每四年一批)。至今年止，全省十三批共評選出省特級教師1942人。如何讓更多的教師成長為浙派教育名家，這是時代交給我們的新課題。
綜上撰述，浙派教育家大概經曆了四個發展階段：一是厚實的浙江文化奠定了浙江教育的優越地位，孕育了大批浙派教育家;二是因“鴉片戰争”的沖擊，緻使浙派 教育家進入“短期”的彷徨、焦慮，但他們馬上覺醒，決心向域外學習先進教育思想，激濁揚清，西學中用，重視自然科學、理工科的教學應用;三是矢志不忘教育救國、教育強國的責任與使命，不管時局如何艱難困苦，都在堅守培育英才和教育救國的信心決心;四是當國家處于繁榮發展時期，尤其是改革開放後，浙派教育家如沐春風，意氣風發，教書育人，英才輩出。
(《浙派教育百家思想概覽》，2023年8月，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共44.5萬字，共撰寫了103位浙派古代、近代和現代教育家思想)
二、“浙派教育百家”之成長規律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認為：“任何科學的前提或假設是，它的研究 對象是有規律可循而不是雜亂無章或偶然的。”[3]我們開展“浙派教育百家”的研究，也基本“前提”或“規律”，但它完全不同于自然科學中那種絕對的、可以重複的、甚至于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定律。而往往包含了決定論、選擇論和機率論觀點觀念的一些本質關聯。常常表現為一種趨勢、一種傾向，個别還帶有特殊性。綜合對103多位“浙派教育百家”的成長過程情況的分析，大緻得出如下規律：
(一)雨露滋潤根苗茁壯。所謂“雨露滋潤”主要是指教育家成長的“家境、家風、家教”等，他們自小就得益于良好家庭教育的熏陶;“根苗茁壯”主要是指教育家成長的自身條件。從“浙派教育百家”的情況看，首先，他們多數出生在比較富裕的封建官僚家庭，家境條件優越，完全能夠享受衣食無憂的生活(其中，也有不少因家庭衰落，但真實生活水準都好于普通平民百姓);其次，多數家庭均具有良好家風，祖上尤其是父母多有較好的素質與修養，自小給孩子的規矩做得好、守得牢，具有良好的家風傳承。他們多享有深厚傳統文化的教育，有條件的專門聘請家教老師，或父母自己用心兼任，或上較好的私塾，接受教育的内容多為儒家文化(比較同時代的國外教育家的家教内容，他們除傳統文化家教外，比較重視身體、品格、特長與愛好，還會外加哲學、數學、自然科學和美育等内容)，特别側重或偏向科舉考試的内容要求，因為在人生路上要迎接各種選拔，在科舉時代都在跻身秀才、進士、舉人、狀元等光宗耀祖的考試，到了近現代，都在争取進到各級各類的名校，或出國留洋接受海外的新式教育，相比較常人，他們都具有高起點、高素質;生命之舟總是處于時代的風口浪尖。據“浙派教育百家”統計：科舉制度終結之前共49人，其中狀元、進士等37人;科舉終結之後，即進入近現代時期共54人，留學40人，其中留日17人，留美14人，留學法國等9人。
(二)家校合力紮根基礎。基于綜合分析，“浙派教育百家”都非常重視基礎教育。首先，父母親要做好孩子的第一任老師。其次，都能接受良好的啟蒙教育，内容多為儒學或國學經典，培養孩子的讀書習慣與讀書興趣。關鍵是在啟蒙以後的教育，大約相當今天的基礎教育，優秀父母所見略同，他們都會精心地為自己的孩子選擇優秀學校或優秀名師，通過這一階段的學習，孩子開始拉開與他人的檔次與距離。從心理角度分析，孩子由原先的依賴逐漸走向獨立，由原先把老師看作“神”到逐漸演變為“人”。最後逐漸超越父母、老師，成長為具有文化教養，社會擔當和思想自由的“浙派教育百家”。他們的成長是自身志向宏願與其優越的教育環境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三)互相關照攜手共進。浙派教育百家有着強烈的群體意識和合作精神。近代浙江教育家雖然沒有明确的拉幫結派意識，而且終日為事業奔波，聚少離多，但是客觀存在的同鄉、同年、同僚關系以及師生、朋友、親屬情誼，交織成一個巨大的群體網絡，使他們在學校、雜志社、出版社等文教機構，在日常生活、學術研究以及教育活動等方面，以互相支援、互相幫助、互相合作的形式不斷地發生互動。如1903年，張元濟不僅想方設法幫助蔡元培出國，而且特約幫他為商務印書館編書，以預付稿酬的方式資助他在德國的留學生活;1913年，蔡元培參加“二次革命”失敗後，張元濟即聘蔡元培為館外編輯兼顧問，資助他在法國研究學術，養精蓄銳。而蔡元培則以高水準的學術著作回報商務印書館，大大提高了商務印書館的知名度。他們獨立成長就像一棵樹，深深地紮根在浙江大地;貢獻國家時卻像一片林，互相攜手，珠璧聯輝，氣象萬千。
(四)不負時代不負韶華。人類社會，浮世三層。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們，都在想擺脫互相擁擠的局面，唯一的通道就是科舉，“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盡管考試選拔殘酷無比，也有人曾嘗試過其它的替代方法，到最後都是漏洞百出而難服衆心。應該說真正能夠通過嚴格考試的人，大凡都是同輩中的智者。“浙派教育百家”就是這樣的一批“智者”，但這批“智者”卻與衆不同，他們還都胸有宏圖大志，不負時代、不負韶華，唯願黎民百姓幸福安康。綜合“浙派教育百家”的情形，大多人數都經曆了兩次蛻變：先是在青年時代豐滿自己，成功超越生存而走向社會的上層;然後又不滿現狀，當人生遭遇挫折時，他們就選擇“不為良相，就為良師”，退政歸教，潛心教書育人，靜心著書立說，安享身心平衡。
(五)名師名校互相輝映。同鄉、同年、同僚關系以及師生、朋友、親屬情誼，就像無數經緯，把在異鄉奔波的教育家們交織成一個巨大的網絡，凝聚成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使他們從中不斷獲得支援與幫助、勇氣與力量。這些教育家中，大部分人之間有着一種或多種親緣、地緣、業緣上的聯系，近代尤其明顯。例如蔡元培與張元濟，兩人稱“同鄉、同年、同仁、同道”的天涯之交。如蔡元培與蔣夢麟、竺可桢有着深厚的師生情誼。1919年，蔣夢麟應聘到北京大學當教育學教授。五四運動之後，他曾3次代理蔡元培北京大學校長的職務，長達10年非同尋常師生關系，不僅成為忘年之交，更重要的是讓蔡元培得到休養生息，蓄勢後發。又如經亨頤任省一師校長不順，回到紹興上虞創辦春晖中學時，蔡元培、李叔同、蔣夢麟、夏丏尊、陳鶴琴、俞平伯、朱自清就前往支援，短短幾年，這所鄉村中學就呈現出嶄新氣象，很快蜚聲于國内外，名師名校互相輝映。
三、“浙派教育百家”之當代責任
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浙江教育始終踐行着“務實·創新·靈動·開放”浙派教育精神文化。改革開放40多年來，浙江始終堅持“優先發展、改革發展、開放發展、協調發展、全面發展”的教育生态科學理念。進入新世紀後，浙派教育以現代化為統領，突出資訊化、特色化、綠色化、科學化、人文化發展。20年前，在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八八戰略”指引下，鉚足幹勁“推進科教興省，人才強省，加強建設文化大省”的戰略目标，貫徹落實“教育興則國家興，教育強則國家強。建設教育強國，是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戰略先導，是實作高水準科技自立自強的重要支撐，是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徑，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基礎工程”戰略措施。2022年，“首屆浙派教育百家”論壇在杭州臨安順利舉行。會後，浙江省派教育生态科學研究院認真貫徹落實省教育廳、省教育學會提出的要求，積極行動，組織專家重新學習梳理了如《中國通史》(白壽彜主編)，《浙江通志》(金普森、陳剩勇主編)，《浙江教育志》(浙江省教育志編纂委員會主編)，《浙江教育史》(張彬主編)，《中國教育思想史》(王炳照、閻國華主編)，《中國曆代名師》(何茲全主編)，《浙江近代著名學校和教育家》(浙江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主編)等史冊典籍。從中選擇總結了古代、近現代中103位已經過世的“浙派教育百家”教育思想精神文化。撰寫内容上參照《教育辭書》的一般要求，濃縮了“浙派教育百家”們的成長史、奮鬥史和業績史。力求閱讀一個教育名家案例，就如同閱讀一部微型傳記。
《浙派教育百家思想概覽》一書的出版發行，旨在理清浙派教育曆史淵源、發展脈絡和基本走向;提煉浙派教育文化的獨特創造、價值理念和鮮明特色;發掘浙派教育的文化精髓、當代價值和實踐意義，為中華民族偉大複興而不懈奮鬥。
補記：“國将興，必貴師而重傅”。早在上世紀90年代，先富起來的浙江就有智慧者開始重視教育家研究，尋找浙派教育家之精神，推動浙江教育改革創新發展。當時也有上司邀我參與其中，但因自己(時任百年名校衢州一中校長)的時間與精力等所緻，而未見系統性研究成果。2022年8月，省教育廳、省教育學會和浙派教育生态科學研究院在杭州臨安召開“浙派教育百家思想研讨會”，會議上有多位上司舊事重提，就這一星“火焰”點燃了我潛意識中積壓的“幹柴”，而且自己擁有比較充裕的閑暇時間，經過一年“三更燈火五更雞”的努力，終于逼出了《浙派教育百家思想概覽》的研究成果，趕上了去年8 月在甯波海曙區舉行的“浙派教育百家講壇”上舉行的新書釋出會。
(此文是《浙派教育百家思想概覽》的“前言”，作者略有删改)
然而，《浙派教育百家思想概覽》的出版，隻是邁出了浙派教育百家思想研究的第一步。其中成果隻采撰了浙江古代、近代和現代的部分。相對于當代浙江教育名家輩出、人才濟濟情形，尤其浙江教育高品質發展的今天，深感昨天之努力還遠遠不夠。浙派教育，于是，自去年8 月後，我們又重整行裝，開啟《浙派教育百家思想概覽》(續編)之工作。正好響應習總書記提出的号召，要“大力弘揚教育家精神”“為強國建設，民族複興偉業作出新的更大貢獻”(文中照片均由作者提供)。
[1] 姚宏昌著：(《瀫水長歌》——文化視野下的衢州教育)，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4月版，第8頁。
[2] 浙江教育志編纂委員會：《浙江教育志》，浙江大學出版社2004年11月版，第1頁。
[3] 袁方主編：《社會研究方法教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6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