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 文 | 先知書店 編
最近不隻有一個民國熱潮，而且其實也早從十幾年前開始，大家有一股民國知識分子熱，也就是說很喜歡去研究民國時期的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況，研究他們的傳記。
為什麼呢？我想這裡面往往就包含着對我們現代的處境的一些不滿，或者是一些疑問，是以想回頭看一看，當年中國知識分子是怎麼樣。
▌大師遠去，再無大師
而在這個情況底下，很多人就發現，原來以前的大師都是民國人，至少是民國那時候過來的。
然後再對比今天就覺得哎呀，你看，今天真沒有大師，不知道為什麼我們中國人很盼望要等一個大師出來。但那個大師到底寫什麼，我們覺得還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家是不是公認他是個大師。
比如說像今天我介紹的這本書《陳寅恪與傅斯年》，這本書下面有這麼一個宣傳語，“大師遠去，再無大師”。
那麼這句話我覺得就很妙，為什麼要這麼寫呢？是不是覺得這兩個人是空前絕後？那麼這兩個人空前絕後，他們之後又沒有大師了，這到底對我們造成什麼困擾呢？有什麼問題呢？或者我們能夠學到什麼樣的教訓呢？
比如說像這本書裡面，我覺得有趣的地方，倒還不隻是講陳寅恪，而是包括傅斯年也把他包進去講了，傅斯年我想對很多大陸的讀書界的朋友來講，稍微比較陌生一點。
這是因為長久以來傅斯年在台灣，過去大陸這邊會認為這個人是一個右派，資本主義的走狗，躲到台灣那邊去，跟着老蔣過去了，是以，很多人都對他感到非常的陌生。是以我建議大家看這本書的時候，不妨把焦點集中在有關傅斯年的部分上面來看。
至于作者嶽南，其實也是成名作家，過去我曾經讀過他寫的這個講考古的一本書《考古中國》，我覺得給我很大的教益，因為讓我們知道我們中國考古史上面一些有趣的一些事實跟經曆。他是寫報告文學的這麼一個作家，而在這本書裡面，他就想辦法，把陳寅恪、傅斯年兩位史學大師做一個對比，拉起來談。
▌為什麼那個年代的人都那麼厲害？
陳寅恪先生
然後再讓我們看到，這兩個人性格是很不一樣的，陳寅恪是很内向的，為學問而學問的，傅斯年當然也是，但是傅斯年有他成功的一面，就是成立了中央研究院的史語所，這個對中國現代的史學裡面是個很重要的一個陣地。
同時性格上面，他跟陳寅恪越是相反，傅斯年矮矮胖胖，非常的火爆，非常的急躁，是以兩個人看起來很不一樣，但偏偏這本書就要把他們放在一起，因為認為他們是有關聯的，也是好朋友，甚至有姻親之關系在裡面。
我們再看說回到大師的問題，這本書裡面很容易給我一個印象，就是重複給我們一個印象，就是那個年代為什麼中國知識分子總是那麼得厲害？怎麼個厲害法呢？
比如說這裡面他說，傅斯年當年在北大的時候很紅嘛，我們知道“五四運動”，北大學生遊行的總指揮就是傅斯年。
而他後來到了倫敦大學念書，他在倫敦大學是學什麼？實驗心理學，同時選修化學、實體學、數學、醫學等自然科學課程。
好，然後他又研究弗洛伊德的著作；後來他又到了柏林，跟陳寅恪一起在柏林當同學，這時候這裡面就提到，說有一天晚上，毛子水、羅家倫、傅斯年吃飯的時候，看到傅斯年在看的書是什麼？是地質學方面的書。
但是到了最後我們知道傅斯年研究的是什麼呢？是史學，他又跟了當年德國近代史學之父，也就是影響了20世紀上半葉史學潮流的蘭克，跟他學史料學、學實證史學。那麼你想想看，什麼樣的一個人，能夠先從自然科學學起，又去搞心理學、搞弗洛伊德，跟着研究地質學，最後落腳于史學呢？
我們再看原來當年這不奇怪，當年好像很多人都是幹這樣的事，例如說俞大維也在柏林念書，原來也是搞文史，後來變成研究軍工、彈道技術，到了最後，甚至當了國民政府的國防部長。
是以看到這樣的片段，我們很容易有個感慨，為什麼那個年代的人都那麼厲害呢？但是我發現我們很多人讀這些書的時候，問這個為什麼，與其說我們真想知道為什麼，倒不如說這其實是一種慨歎。就是說，哎呀你看，人家就那麼厲害，為什麼呢？
我們并不是真正很想去了解這個時代的背景，這樣的時代為什麼會出産這樣的人物，而這樣的時代能不能複制？不能複制，我們應該客觀地去研究它裡面為什麼應該複制一些東西，為什麼不能複制，又會造成什麼後果？
而不是單純說，哎呀，這個時代過去了，沒有大師了。我覺得這麼一種很感傷的一個态度，并不一定很适合我們去看待民國知識分子時這個問題。
▌一代知識分子的風骨
傅斯年先生
好，我們再回到後面講到傅斯年，傅斯年晚年在台灣，我記得我小時候在台灣大學都曾經聽過這個傅鐘敲響，這個傅鐘是每年12月20号他去世那一天，紀念他的時候就會敲的，那這個傅鐘當然是紀念台大校長傅斯年。
傅斯年晚年是到了台灣大學去當校長，跟了國民黨跑到台灣去，這邊就說到，當年傅斯年一上台，雖然隻幹了短短一年，影響就很大。
首先為了要改善當時台大的素質，他一來就炒掉了70個他認為不合格的教授，要求非常的嚴謹，而且那個時候我們知道台灣紅色恐懼嘛，到處要抓共産黨。
傅斯年是反共，但是傅斯年反對你不分青紅皂白地就說學院或學生裡面有共産黨，要抓、要怎麼樣，于是，他就在報紙上面罵人，罵什麼呢？
他說學校絕對不兼警察任務，我不是警察，也不兼辦特工，若當局有真憑實據說某人是共産黨，我将依法查辦，但是我辦理這種事絕不能含糊其辭、血口噴人。可以說他跟當年在“五四”時候的傅斯年一樣，捍衛了這個學術自由、學院獨立的這麼一個立場。
到了最後，他在一次會議裡面，他就說，獎學金制度不應該廢止，對于知識好、肯用功的學生，僅僅因為沒有錢而不能就學，我萬分同情。我們辦學應該先替學生解決困難，讓他們有安定環境，才能夠用心勤學。
說完這句話，他就當場氣倒，因為當時是在跟别人争辯，結果他氣倒之後，後來很快就去世了。
去世了之後，後來台大的學生還上街為他去遊行，要去揪出把他活活氣得病倒的那個人出來，鬧的事件還非常大。
可見傅斯年在很多學生，在後來學者的心目中，雖然覺得他霸道，但是他到了最後沒有辱沒那一代知識分子的風骨。
民國那一代知識分子的風骨令人驚歎，他們不隻是學識淵博、才華橫溢的學者，他們還是孟子所說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陳寅恪先生已經成為了一個關鍵的文化符号，他的作品被一再翻版加印，他的家族故事和傳奇經曆也被一再傳播，他所言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更是成為人們倒背如流的醒世箴言。
傅斯年則是一位學界鬥士，他對近代學術體制的推動與建設功不可沒。他去世後，陶希聖為之怆然：“傅斯年活着時，人們怕他，可是等他一死，遇到事情要争道理時，才發現，已沒有人出來為你争了。”
兩位性格迥異的大師，他們所秉持的是共同的知識分子之人格，值得所有國人肅然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