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的新生書店（上）
李竭忠
解放戰争期間，在歸綏舊城北門城樓東側有三間出售進步書籍的鋪面，這就是解放前歸綏唯一的紅色書店——新生書店、書店主人是李健生、王玉亭夫婦。書架上堆滿了由豐鎮新華書店寄來的新書，玻璃櫥裡擺着學生用的文具。整個書店陳設簡單樸素，卻也顯得生氣勃勃。
新生書店成立于一九三八年的冬季，它的前身是晉西北河曲的“三民主義書報社”和在河套地區的“西北書店”。書店的愛展和主人的曆史是緊密相連的，事情還得從店主人的曆史說起。
李健生同志是山西靈邱縣人，自幼好學，關心國家大事，受革命思想影響。一九二六年，他十七歲，當時正是第一次國共合作、北伐革命興起的時候，他懷着一顆愛國的心，離開了封建家庭，為尋求真理，走遍了半個中國，通過曲折的道路，終于在偉大領袖毛主席學習和工作過的地方——湖南長沙，一邊工作，一邊如饑似渴地學習馬克思、列甯主義，從此矢志獻身革命，要為實作共産主義的理想奮鬥終身。抗日戰争爆發後，李健生同志在晉西北河曲、偏關一帶參加了黨上司的抗日救亡運動。
王玉亭同志，山西偏關縣人，一度擔任偏關縣婦女救國會主任。一九三七年八月，他倆通過組織的介紹，從偏關步行，橫渡黃河，穿過陝北，到達革命聖地延安，在“陝北公學”，參加革命，親聆毛主席和老一輩革命家關于抗日戰争的有關論述，學習與領會黨的抗日路線、方針、政策，李健生同志經鄭天祥同志介紹，加入了民族解放先鋒隊”，逐漸成為一名自覺的無産階級戰士。
這時正是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黨中央應傅作義将軍的要求。派了一批共産黨員和進步青年幫助三十五軍建立政治工作。這樣，李健生夫婦學習結業後，組織上又讓他們傳回晉西北河曲，讓李健生參加了傅作義為軍長的三十五軍政治部一〇一師四三六團第七連擔任政工員，積極宣傳黨的抗日主張，以八路軍的政治工作為模式，創立了進步的政治工作制度。這個團的政治主任為共産黨員冼依同志。
一九三八年的冬天，李健生同志在長期緊張的戰鬥生活後，積勞成疾，不能堅持連隊工作，他受組織和同志們的委托，由許多政勞工員湊了一些資金，在河曲城裡一間古老的民房裡，辦起了“三民主義書報社”，成為河曲、保德、偏關地區的文化供應站。書刊的主要來源是延安。
那時延安出版的新書，不出一月，就能通過書報社送到讀者手中。書架上經常擺着的書籍有毛主席的《論持久戰》、許滌新的《三民主義新論》、艾思奇的《大衆哲學》、《哲學概論》、《聯共黨史(布)簡明教程》、《斯大林選集》、列甯的《國家與革命》、列昂節夫的《政治經濟學》、《社會科學概論》、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産黨宣言》、季米特洛夫的《共産國際綱領》，還有羅瑞卿的《部隊政治工作》、《解放三日刊》以及進步的文學著作等。這些革命理論的傳播，象指路明燈，照亮了人們前進的道路。
那時連隊的政治教育就是以新三民主義、論持久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主要内容。官兵的政治、文化讀物，基本上是由書報社供應的。随着業務的開展，李健生同志更忙更累了，當他想到肩上挑着傳播革命真理的重擔，看到絡繹不絕來書報社求知的青年，就廢寝忘食地工作，竟忘掉自己還是一個肺病患者。
一九三九年四月，傅作義将軍率所部由河曲北上開往綏遠西部河套地區。李健生、王玉亭同志随後也将書店遷往五原縣城。改名“西北書店”，成為河套地區唯一的宣揚進步文化的陣地。河套系國民黨統治地區。由延安直接進書的郵路被切斷了，隻能輾轉從伊盟力民八路軍辦事處少量的來一些延安出版的書。而且由于政治環境的不同，書店已經不能公開銷售馬列主義經典著作。
這時的“西北書店”主要銷售來自重慶的《新華日報》和生活書店、讀書出版社的進步文藝書籍，如魯迅、茅盾、老舍的著作，蘇聯的著名小說《鐵流》、《母親》、《夏伯陽》等。每天有許多進步青年和在校生來書店看書，有些手無分文的同學買不起書，書店就借給書看。不少的青年受革命思潮的影響，奔赴延安參加革命，擴大進步勢力，培養革命青年，成了店主人最大的安慰。
一九四〇年，由于蔣介石掀起的一次又一次反共高潮，河套地區政治氣候逆轉，以張慶恩為首的中統特務制造白色恐怖，到處逮捕共産黨員和進步青年。就在這殘酷鬥争的火線上，李健生同志經黨的地下組織綏西地委組織部長郭北宸同志的介紹，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産黨。
這時候入黨，随時有被捕、殺頭的危險，但李健生同志有堅定不移的革命信仰和随時準備為黨的事業犧牲的決心，因而逆流勇進，義無反顧，以入黨為最大光榮和終生宿願。“西北書店”從此也成為黨的地下工作的掩敝堡。在白色恐怖嚴重的時刻，通過書店的管道，把黨中央關于“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方針傳播到四面八方，撥開了人們心頭的疑雲，鼓舞了團結抗日的鬥志。
五原戰役以後，“西北書店”遷往陝壩（現在杭錦後旗所在地）。國民黨的特務機關把書店視為洪水猛獸，恨得要死。白天書店一開門，就有不三不四的人裝做看書的樣子，實際在“盯梢”。夜晚窗戶紙上經常出現鬼頭鬼腦的人影，張望偷聽。有一次李健生同志懷着滿腔的怒火，拿起早已準備好的棍棒，對準窗戶上的黑影，猛戳一棍。那家夥應聲倒地，過一會爬起來踉跄地逃去。真是大快人心啊！全家人高興得一夜未眠。一九四〇年，形勢越來越惡化，黨的綏西地委機關遭到特務的破壞，李健生同志也被徒告系，抓進了憲兵隊，特務們使用了各種酷刑，嚴加拷問，逼迫李健生承認是“共産黨員”，讓他交出組織關系。特務們還設圈套讓叛徒與李健生同志“當堂對質”。在李健生同志義正辭嚴斥員下，叛徒心中有愧，特務的花招遭到失敗。
李健生同志經受了精神和肉體的嚴重摧殘，肺病複發了，吐血不止。由于外面同志們的援救與幫助，以“保外就醫”為名，回家治療養病。但他一出憲兵隊的牢籠，顧不得病魔的折磨，就以驚人的毅力，團結同志，繼續和特務鬥争。一九四一年，他再次被捕，關進了特務設的集中營——戰時青年訓導團（簡稱戰青團）。這一次是和郭北宸同志關在一個年房。在牢房裡，他教會郭北宸同志唱《國際歌》，他們共同組織并上司了一次政治犯的絕食鬥争，迫使敵人改善了政治犯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