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隆 馬青林：試論乾隆年間清朝對西北準噶爾的武力征服政策

清朝初年，雄踞西北的準噶爾蒙古成為唯一能與清朝相抗衡的力量，在康熙皇帝的堅決武力打擊政策下，準噶爾蒙古一度一蹶不振，被迫與清朝維持了一段議和對峙局面。乾隆十年起，清廷利用準噶爾内部的天災人禍，果斷出兵，對準噶爾實行武力征服政策，徹底解除了來自西北的威脅，為進一步統一西北邊疆地區奠定了基礎。

一、乾隆初年的準噶爾局勢

乾隆四年(1739年)，長期處于戰争狀态的清朝和準噶爾蒙古之間告成和議，息兵罷戰。乾隆十年(1745年)，噶爾丹策零病故。準噶爾内部為了争奪統治權，又陷入争權奪利的内讧，各封建主互相傾軋，内戰紛起。

噶爾丹策零卒後，其次子策妄多爾濟那木劄勒因“母貴”繼位，但他荒淫無道，暴虐百姓，被部衆廢棄。乾隆十五年(1750年)，部衆擁戴噶爾丹策零庶長子喇嘛達爾劄為首領。在位期間，他對内和清政府保持密切聯系，對外堅決抵制咄咄逼人的沙俄侵略勢力，成為沙俄繼續南侵的障礙。乾隆十七年(1752年)，沙俄派人欲收買和碩特拉藏汗之孫阿睦爾撒納①和準噶爾部大策淩敦多布之孫達瓦齊來推翻喇嘛達爾劄，妄圖使他們取而代之，建立傀儡政權，陰謀未能得逞，後達瓦齊和阿睦爾撒納叛逃至哈薩克，喇嘛達爾紮即派兵前往擒拿。同年底，阿睦爾撒納唆使達瓦齊暗選精兵一千五百行，由達勒奇嶺山路間道赴伊犁，采取買通内奸和突然襲擊的手段，殺死喇嘛達爾紮，篡奪了汗位。

達瓦齊為汗後，為表彰阿睦爾撒納所立汗馬功勞，将塔爾巴哈台牧地賜之。對清朝則采取歸附态度，但達瓦齊為人荒淫無度，不理政事，相比喇嘛達爾紮的無道有過之而無不及，使得準噶爾人人嗟怨，故歸降的納默庫濟爾噶乘機起事，欲取而代之。達瓦齊在阿睦爾撒納的幫助和策劃下，粉碎了奪權活動，殺死了政敵。但阿睦爾撒納觊觎準噶爾汗位已非一日，隻是因為他不是準噶爾直系血統，得不到貴族支援，是以以擁立達瓦齊為名，積極培植個人勢力，搶奪地盤，妄圖取而代之。乾隆十八年(1753年)，阿睦爾撤納公開向達瓦齊提出要求與他劃分厄魯特諸部，遭拒絕後，開始進行掠奪自立。乾隆十九年(1754年)，達瓦齊親率兵馬直至額爾齊斯河進行征伐，阿睦爾撒納不敵，陷于絕境，被迫投向清朝。

面對準噶爾統治集團的内讧和殘暴統治，天山南北各民族人民或反叛逃亡，或投奔清朝，大批厄魯特部衆離開了準噶爾地區。乾隆十五年(1750年)，準噶爾宰桑薩喇爾反對達瓦齊，率部衆千餘戶内附。乾隆十八年(1753年)，杜爾伯特台吉車淩、車淩烏巴什、車淩蒙克不滿與準噶爾的排擠欺淩與控制，認為:“依準噶爾，非計也，不如歸天朝為永聚計。”[1]率部衆三千七百多戶，一萬五千餘人内附。同年八月，輝持部阿睦爾撒納和其它宰桑、台吉，“偕和碩特台吉班珠爾等間道來降”[2]。這對于一直将“先朝數十年未竟之緒”(見昭 《嘯亭雜錄》卷3《西域用兵始末》)而耿耿于懷的乾隆皇帝來說，不僅削弱了準噶爾部的力量，更重要的是了解了準噶爾部的各種情況，為出兵準噶爾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條件。

二、乾隆皇帝武力平定準噶爾

經過幾代人的努力，當時清朝全國形勢已趨統一，隻有西北邊疆地區還在準噶爾貴族的統治之中，時時威脅着清朝的統治和北部蒙古族地區的安甯。清朝政府為徹底解除來自西北邊疆的威脅，一直為統一西北作積極準備。厄魯特三車淩和阿睦爾撒納的内附，使清朝完全掌握了準噶爾内讧和互相殘殺以及達瓦齊衆叛親離的情況。準噶爾的内亂使乾隆下定決心乘勢出兵西域，完成最後統一西北大業。據昭 《嘯亭雜錄》卷3《西域用兵始末》載，阿睦爾撒納曾向乾隆建議“，塞外秋彌時，我馬肥彼馬亦肥，不如春月乘其未備，且不能遠遁，可一戰擒之，無後患。又準部東境以額爾齊斯河與中國交界，本杜爾伯特原屯地，近接阿爾泰山，可屯田備饷，宜先遣兵萬人據形勢，而大兵二萬整隊繼進”，應該在第二年牧區青草缺乏時進軍。乾隆十九年(1754年)，乾隆親自拟定了讨伐準噶爾的檄文，闡明了出兵準部的原因和目的，又透露出清朝對準部政策的取向，茲錄全文如下:

誕告爾準夷有衆，昔爾台吉噶爾丹策零，祗服朕訓，恭順無失，朕嘉其誠笃，二十年來，疊沛恩施，俾爾有衆，各得休息。逮策妄多爾濟那木紮勒，賦性暴戾，不恤其衆，喇嘛達爾紮，因而篡弑，于時曾欲代天申讨，殲此逆亂，念噶爾丹策零後嗣，惟有喇嘛達爾紮一人，用是恩施格外，未加剿除。達瓦齊以噶爾丹策零臣仆，敢行篡弑，緻噶爾丹策零後嗣滅絕，且又殘害同人，酷虐其下，敗壞黃教，悉令還俗。朕念噶爾丹策零，恪恭敬順，事朕有年，安忍視其宗滅地亡，使衽席黎元，流歸左道。又值杜爾伯特台吉車淩、車淩烏巴什，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等，不勝其虐，率部投誠。朕君臨天下，一視同仁，車淩等瀝誠祈請，朕焉有不收留撫養之理。是以特沛殊恩，悉皆加爵晉秩，其屬下宰桑，亦予官職及銀緞産畜，俾得安居。然使安置于喀爾喀地方，不免侵占遊牧，互有雜處，殊為無益，不若仍居舊地為尤善也。今為爾衆兩路興師，北路命将軍班第、阿睦爾撒納，西路命将軍永常、薩喇爾，率兵前進，平定準部，以為車淩阿睦爾撒納人衆複業之所。爾夷衆有車淩、阿睦族屬，欲行内附者，朕亦一體施恩，其餘有衆，如謂達瓦齊既弑其主，又絕人嗣，思念大義，不甘為誠來降者，朕亦同車淩、阿睦爾撒納等一體撫恤，使居民遊牧處，不令他徙，總之先來者先受朕恩，後來者後蒙朕惠，即使達瓦齊能痛改前非，輸誠投順，朕亦一體封爵，不令失所，爾等如不曉朕憐念夷衆喪亡，溺于左道，拯諸水火之意，不知大義所在，仍懷觀望或敢抗拒者，大兵所至，必盡殲除，爾等其詳求朕谕，熟思利害，善自裁擇，無遺爾悔，為此延告。②

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月，清軍兵分兩路，北路由班第為定北将軍，阿睦爾撒納為定邊左副将軍，由烏裡雅蘇台進軍;西路命永常為定西将軍，薩喇爾為定邊右副将軍，由巴裡坤向伊犁地區進發。由于厄魯特和西域各族人民對準噶爾貴族的内江和殘暴統治十分不滿，希望早日實作統一和安定局面，也由于清朝政府制訂和貫徹了對準噶爾比較穩妥的政策，因而清政府統一西北的行動，受到牧民和各族人民的支援和擁護。當清軍往征達瓦齊途中，準噶爾“大者數千戶，小者數百戶，攜酮酪，獻羊馬、絡繹道左，行數千裡，無一人抗顔者”[3]。達瓦齊沒有料到清軍會提前行動，部下的不戰而降使其陣腳大亂，僅帶親信七十餘人逃往天山以南投奔烏什，結果為烏什城阿奇木伯克霍集斯擒獲送交清軍。達瓦齊被押送至北京後，乾隆鑒于達瓦齊本人對朝廷并無惡意，免死加恩封為親王，入旗籍，賜地京師，充分顯示了乾隆皇帝懷柔遠人的用心。

三、阿睦爾撒拉的降而複叛及乾隆的對策

清朝政府順利統一西北後，論功封賞阿睦爾撒納為雙親王，食雙俸，薩喇爾為一等超勇公，霍吉斯為郡王。與此同時，乾隆決定對厄魯特蒙古采取“衆建以分其勢”的政策，以防厄魯特統治勢力東山再起，乃封阿睦爾撒納為輝特汗，班珠爾為和碩特汗，車淩為杜爾伯特汗，噶勒藏多爾濟為綽羅斯汗。但阿睦爾撒納并不滿足于這種安排，而是觊觎準噶爾汗位，志在統轄準部全境，多次建議清朝“于噶爾丹策零親戚中，不論何姓，擇衆心誠服，能禦哈薩克、布魯特者，公同保奏，俾領其衆”(見趙翼《皇朝武功紀盛》卷2《平定準噶爾前編述略》)。盡管清朝封其為雙親王，權勢倍增，但他欲壑難填，不穿清朝官服，不戴乾隆所賞黃帶孔雀翎，不用清朝官印，而是“自用珲台吉菊形篆印”[3]，私自占有達瓦齊的馬駝牛羊，擅殺投奔清朝的台吉宰桑，逼迫不聽指使的宰桑遠離伊犁，同時四處招兵買馬，密謀叛亂。乾隆二十年(1755年)，阿睦爾撒納分裂割據的迹象日益暴露，清政府采取相應對策，命其入觐熱河避暑山莊，企圖消患于未萌。不料阿睦爾撒納在半道上把定邊左副将軍印交給同行的喀爾喀親王額琳沁多爾濟後，逃回塔爾巴哈台，唆使同黨襲擊清軍台站哨所，圍攻駐軍将領，将軍班第、鄂容安兵敗自殺，使西北已經統一的形勢又遭破壞。阿睦爾撒納發動叛亂不久，喀爾喀封建主青衮雜蔔也自軍營逃歸，利用清政府在平準戰争中向喀爾喀百姓征丁征馬引起的不滿情緒，以及喀爾喀大活佛呼圖克圖的兄弟額琳沁多爾濟以放走阿睦爾撒納的罪名被清政府賜死而引起的封建領主的疑慮與不安發動了叛亂，擅自撤回所守台站卡座，史稱撤驿之變。受清朝冊封的準噶爾綽羅斯汗、輝特汗，杜爾伯特汗也因為家屬被留熱河，實際上成為人質而心懷不滿，也相繼為亂。

據昭槤《嘯亭雜錄》卷10《章嘉喇嘛》記載，阿睦爾撒納及青衮雜蔔叛清後，清政府采取了堅決平叛的措施，指令将軍成衮劄布等出兵，迅速鎮壓青衮雜蔔叛亂，同時利用藏傳佛教穩定喀爾喀局勢。同時一方面重新策封厄魯特四部汗位，另一方面兵分兩路，命成衮劄布為定邊将軍，舒赫德為參贊大臣出北路;命兆惠為伊犁将軍，富德為參贊大臣出西路，向阿睦爾撒納發起進攻，迫使他東奔西竄，無法立足，敗逃哈薩克地區。他為取得沙俄支援，實作自己的政治野心，要求沙俄出兵保護和進攻清軍，為其網羅殘餘勢力，承認其為準噶爾總汗。沙皇和殖民當局也為其出謀劃策，要他加入俄國國籍，保證支援他當準噶爾總汗。清政府對他的政治野心早有所察覺和防範，一方面對其背景沙俄采取堅決鬥争的态度，另一方面，又果斷地進行嚴厲的軍事征伐。

阿睦爾撒納掀起的叛亂，違背了曆史發展的趨勢和各族人民的共同願望，使準噶爾地區重新陷入内亂頻仍、生靈塗炭的境地，加上當時準噶爾地區“瘟疫盛行，死亡相望”[3]，受到各民族人民的反對，同時也引起準噶爾許多上層貴族的不滿和抵制，處于衆叛親離，極端孤立的境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七月，阿睦爾撒納逃入哈薩克地區，在哈薩克首領阿布赉追捕下，隻身帶了七八人逃入俄占區謝米巴拉廠斯克要塞，于九月得痘身亡。由于清政府的堅持，俄國最後交驗了阿睦爾撒納的屍體。在是否向俄國交涉要求歸還阿睦爾撒納的問題上，清朝内部是有過激烈的讨論的。一部分人害怕與俄國引起武裝沖突，主張引忍退讓，但乾隆皇帝堅決主張予以追讨，一面加強邊防，一面指令理藩院行文交涉。據《清高宗實錄》載，在這一問題上，乾隆皇帝說:“始議向俄羅斯索取阿睦爾撒納時，衆人之議，未必不竊議由生邊釁，使總不知駕馭外夷之道，守之以謙則愈驕，怵之以威則自畏，此二字若子子孫孫世世能守，是大清國億萬年無疆之庥也......即如俄羅斯既以收留叛賊，若不嚴行索取，彼必不将屍獻出。設使從史贻直、陳世綰所議，且将遷就引忍，竟若叛賊一入俄羅斯，遂無可如何者，所謂唾面自幹之為也，朕甚恥之。”乾隆皇帝的這種思想，實際上是德威并舉的統治少數民族政策的具體運用，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四、清朝武力統一西北厄魯特蒙古的幾點認識

從康熙三次親征噶爾丹至乾隆出兵擒獲達瓦齊統一西北及平定阿睦爾撒納之亂，前後共達七十年。清朝對西北邊疆的重新統一，不僅安定了西北邊疆民族地區社會秩序，而且避免了蒙古分裂的危險，打擊了沙俄的侵略勢力，捍衛了祖國的邊疆，促進各民族大家庭的鞏固和發展。

清朝對西北的統一，經過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可以說，清朝三代皇帝對統一西北邊疆地區和民族的重要性的認識是一步步發展的。康熙皇帝曾認為:“至西域回子及蒙古今衰弱已極，欲取之亦易。但并其地不足以耕種，得其人不足以驅使。且現今伊等亦恪守法度，是以不取。”[4]在康熙皇帝看來，西域厄魯特蒙古和南疆遠沒有察哈爾蒙古和喀爾喀蒙古重要，對準噶爾并不是采取積極的進取态度，對統一西北邊疆地區缺乏深刻的認識。對待準噶爾的進攻，是消極的防禦而不是積極的主動進取，是以終其一生，也沒有解決準噶爾問題。雍正皇帝對解決準噶爾問題也有着一定的正确認識，它曾在鄂爾泰的密折上說:“準噶爾一日不靖，西藏事一日不妥;西藏料理不能妥協，衆蒙古心懷疑惑，此實為國家隐憂，社稷生民憂戚系焉。是以聖祖明見事之始末利害，立意滅取準噶爾，安定西藏者，聖知灼見，不得以，必應舉着矣。”[5]說明雍正并不是着眼于西北邊疆的重要性，而是關注于準噶爾企圖通過控制西藏進而控制全蒙古，進而動搖滿族統治全國的根基。對西北邊疆的認識完全繼承了乃父的思想，他說:“準噶爾彈丸之地，又在極北之區，得其土不足以耕耘，得其民不足以驅使;且人窮地脊，又無出産之物，今何所利而用兵于遠邊乎?即使滅此朝食，亦不足以誇耀武功。”[6]到乾隆皇帝時期，由于沙皇俄國對西北邊疆的步步進逼，使乾隆對徹底解決西北準噶爾問題有了明晰的認識，認為:“大陸家撫有衆蒙古，讵準噶爾一部，終外王化，雖庸衆有’威之不知畏，惠之不知懷，地不可耕，民不可臣’之言，其然，豈其然哉?”③即位之初，就曾有言，“目前要緊之事，無有過于西北兩路及苗疆用兵”(《清高宗實錄》卷1)，把平定西北作為國家政策的中心問題來抓，決心完成乃祖乃父未竟之業，由于乾隆審時度勢，根據形勢的需要對準噶爾實行了議和和武力平定的政策，因而對戰争的部署準備充分，對戰後西北邊疆地區的治理規劃周詳，最終得以克奏全功，完成對西北邊疆地區的重新統一。

在清朝康雍乾三朝重新統一西北邊疆的問題上，我們既要承認重新統一對促進多民族國家的形成、促進民族融合所起的作用。同時也要看到清朝統一戰争的殘酷性以及對準噶爾蒙古所帶來的災難。據清朝文獻記載，清朝在重新統一西域的過程當中采取了極為殘酷的屠殺政策。據禮親王昭 《西域用兵始末》記載:“其他諸賊，既降複叛，自取誅滅，草薙禽猕無唯類，固無論已，此固厄魯特一大劫，凡病死者十之三，逃入俄羅斯、哈薩克者十之三，為我兵殺者十之五，數千裡内遂無一人。蒼天欲盡除之，空其地為我朝耕牧之所，故生一阿逆為禍首，輾轉以至澌滅也。”趙翼在《皇朝武功紀盛》中指出:“時厄魯特懾我兵威，雖一部有數十百戶，莫敢抗者，呼其壯丁出，以次斬戮，寂無一聲，骈首就死。婦孺悉驅入内地賞軍，多死于途，于是厄魯特種類盡矣。”椿園記載:“大兵分途進剿，誅殺厄魯特男婦子女逾百萬，其餘竄伏于山谷中者，經官兵四出搜查誅夷盡絕，因而滅其種類。”[7]魏源《乾隆蕩平準部記》雲:“帝怒上，将帥怒于下，合圍掩群，頓田網而大猕之，窮奇混沌兀饕餮之群，天無所訴，地無所容，自作自受，必使無遺育逸種于故地而後已。計數十萬戶中，先痘死者十之四，繼竄入俄羅斯，哈薩克者十之二，卒殲于大兵者十之三，除婦孺充賞外，至今惟來降受屯之厄魯特若幹戶，編設佐領昂吉，此外數千裡間，無瓦刺一 帳。”[3]清末龔自珍也指出，“準噶爾故壤，若庫爾喀喇烏蘇，若塔爾巴哈台，若巴爾庫勒，若烏魯木齊，若伊犁，東路西路，無一廬一帳是阿魯台故種者”[8]。戰前準部有宰桑六十三，新舊鄂托克二十四，昂吉二十一，集賽九，共計二十餘萬戶，六十萬餘口[3]，戰後幾乎十不存一，充分可見武力征服政策對社會生産力的破壞。文明與犧牲總是相生相伴，這種狀況也充分說明了曆史程序的複雜性和清朝在西北邊疆地區實行的武力征服政策的殘酷性。

注釋：

①阿睦爾撒納為和碩特拉藏汗長子丹衷的遺腹子，丹衷死，其母博托洛克(策旺阿拉布坦女)改嫁輝特部台吉韋征碩齊，不久生他，是以他名為輝特台吉，實系和碩特部後裔。

②詳見《清高宗實錄》卷477。另《皇朝藩部要略》卷12載:“準噶爾本元之臣仆，竄處西北，恃其荒遠憑陵番部，我皇祖聖祖仁皇帝三次親征，肅清沙漠。皇考世宗憲皇帝時，策妄阿喇布坦父子濟惡，仍肆跳梁，是以命将出師，聲罪征讨。朕嗣統，當皇考降旨撤兵之後，而噶爾丹策淩遵守定界，遣使請安，求通貿易朕特加恩俯允，以示懷柔。迨噶爾丹策淩物故，其子策妄多爾濟納木紮勒為孽兄喇嘛達爾紮所殺，而喇嘛達爾紮複為達瓦齊所弑，在喇嘛達爾紮雖承緒不正，尚屬噶爾丹策淩之子，至達瓦齊則篡竊亂臣耳。乃今年夏間，遣使來京，仍請赴藏熬茶，靦然以噶爾丹策淩自處，試思堂堂大清，中外一統，而夷部亂臣，妄思視同與國，此其逆天悖理為何如耶!上年杜爾伯特台吉車淩等率衆來降，今秋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等又舉部内附，斯均窮蹙來歸之人。朕為天下共主，兼覆并載，既無拒而不納之理，而喀爾喀内地，俾此輩數萬衆，仰食聚處，将來滋生蕃庶，亦豈冬安善策。朕于達瓦齊初無興師問罪之意，而事會所至，揆之理勢，實有不得不從長經理者，特将此番用兵始末，宣示中外知之。”與上引谕旨言辭雖異而意思大緻相同。

③見乾隆《普甯寺碑文》，轉引自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張羽新《清代前期西部邊政史論》，第369頁。

參考文獻：

[1]張穆.蒙古遊牧記:卷13[M].中國邊疆叢書本.

[2]祁韻士.厄魯特要略四[A].皇朝藩部要略:卷12[M].從書內建初編本，頁108.

[3]魏源.乾隆蕩平準部記[A].聖武記:卷4[M].北京:中華書局，1984.

[4]傅恒等.康熙四十五年春二月辛醜[A].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卷1[M].西北文獻叢書本.

[5]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雍正五年十一月十一[A].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彙編:第11冊[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

[6]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雍正七年二月十八日[A].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彙編:第14冊[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

[7]椿園.西陲記事本末上[A].新疆輿圖風土考:卷2[M].西北文獻叢書本.

[8]龔自珍.上鎮守吐魯番領隊大臣寶公書[A].龔定庵全集類編[M].北京:中國書店，1991.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