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卡爾·巴合朱力：18世紀中後期清朝對浩罕政治軍事資訊的搜集與認知

18世紀中後期，清朝主動搜集資訊，了解浩罕、哈薩克、布魯特等中亞部族政權的動向。往返于中亞各商鎮與喀什噶爾之間的貿易商隊和投歸清朝的厄魯特逃人，向清朝提供了關鍵資訊。這些資訊的内容包含中亞費爾幹納盆地、塔什幹及河中地區的政治、軍事、外交動态。文章呈現清代西北邊疆資訊搜集機制的運作實态，進而探讨清朝對18世紀中後期中亞政局的認知情況等問題。

清朝與浩罕的交往，是清代新疆曆史及18—19世紀中亞曆史的重要課題，吸引着衆多研究者們的目光。先行研究鮮少從清朝對浩罕的資訊搜集入手，橫向考察清朝與包括浩罕在内的中亞諸政權之互動關系以及清朝對中亞局勢的認知情況等問題。清朝在平定西域的過程中，與哈薩克、布魯特、浩罕以及巴達克山等政權相繼建立了聯系。在經營西域的現實需求推動下，清朝曾有意識地搜集中亞諸部族資訊。那麼，18世紀中後期，清朝的西北邊疆與費爾幹納盆地、塔什幹乃至河中地區之間存在怎樣的資訊流動？清朝通過何種管道搜集浩罕、哈薩克以及布魯特等邊外部族、政權的相關資訊？在獲悉關乎邊疆安全的資訊時，清朝又有何舉措？這些問題皆為考察清代西北邊疆資訊搜集機制的運轉，以及清朝對中亞政治局勢認知情況的重要方面。

清朝在平定大小和卓的過程中始與浩罕接觸，乾隆二十四年（1759）雙方正式建立了聯系。随着清朝與浩罕之間頻繁的政治與經濟往來，使臣、商隊、逃人曾帶給清朝諸多關于浩罕政治、軍事方面的資訊。其中關乎邊疆安全的資訊尤為清朝重視，清朝邊臣還曾主動遣人赴浩罕、塔什幹等地調查并核實此類資訊。鑒于此，本文深入考察清朝對浩罕統治階層權力鬥争以及浩罕統治者額爾德尼伯克的軍事擴張等方面的資訊搜集，探讨清代西北邊疆資訊搜集機制的運轉和清朝對18世紀中後期中亞的政治情勢的認知情況等問題。

一、關于浩罕統治家族權力鬥争

早期的浩罕隻是費爾幹納盆地西部的諸城邦政權之一，其時不僅與周鄰烏茲别克部落攻伐不斷，還屢遭準噶爾的侵擾。1709年，烏茲别克明格部首領沙赫魯建立了沙赫魯王朝，浩罕汗國開始登上曆史舞台。沙赫魯逝世後，由其長子阿布都熱伊姆繼位。1734年，阿布都熱伊姆遭暗殺後，浩罕王位傳至其弟阿布都爾噶裡木。浩罕曾長期處于準噶爾的軍事威脅之下。阿布都熱伊姆的長子巴巴伯克，曾作為人質被帶至準噶爾。1751年，阿布都爾噶裡木逝世後，由巴巴伯克之弟額爾德尼繼位。準噶爾聞訊後，試圖幹涉浩罕政局：“在得知阿蔔都爾噶裡木死後，卡爾梅克人把巴巴伯克派回浩罕并聲稱：‘要知道他是熱依姆汗的長子，他應該得到政權。’浩罕接受了這一指命，讓他登王位将近一年。不到一年，進階官吏将軍隊聚集到别什阿雷克（Besh-Arik），将巴巴伯克殺死在那裡，額爾德尼重新稱汗。”由此可知，準噶爾通過軍事威脅将巴巴伯克推上了浩罕王位，并獲得了短暫的成功。然而準噶爾此舉引發浩罕内部激烈反抗，最終巴巴伯克被處死，額爾德尼再次登上浩罕王位。

關于浩罕伯克易位以及統治家族内部權力鬥争，清朝曾獲得相當詳細的資訊。乾隆二十六年（1761）六月，喀什噶爾參贊大臣搜集到的資訊稱：

奴才等聽聞,浩罕額爾德尼伯克之父喇伊伯克（rain bek），原先曾為浩罕之安集延、瑪爾噶朗一帶首領伯克。額爾德尼伯克叔父阿布都克裡木伯克（abdukerim bek），曾任瑪爾噶朗首領伯克。十年前（1751——引者注，下同），浩罕部衆殺死喇伊伯克之後，阿布都克裡木伯克從瑪爾噶朗回來，救出額爾德尼伯克和額爾德尼伯克兄巴拜伯克（babai bek），照料撫養。阿布都克裡木伯克即為浩罕首領伯克矣。阿布都克裡木伯克亡故後，因巴拜伯克、額爾德尼伯克兄弟倆一齊競争首領伯克，額爾德尼伯克殺其兄成為統領浩罕之首領伯克。将阿布都克裡木之子阿布都熱曼（abdurman）稱作叔父之子、駐于浩罕城，以額爾德尼伯克親妹妻阿布都熱曼等語。适才，阿奇木噶岱默特告稱，自浩罕貿易傳回喀什噶爾之回子阿布都克熱伊姆（abdukerim）等人、自安集延貿易歸來回子和卓喇伊姆（hojo raim）、自額德格讷照看浩罕貿易而來之布魯特賽達克（saidak）等人告稱，去歲冬（1760），阿布都熱曼與和濟雅特（hojiyat，即苦盞）伯克丕色勒比（pisel bi）結黨，欲謀殺額爾德尼伯克而約期商議之書信，被額爾德尼伯克屬人發現，帶給額爾德尼伯克看過之後，額爾德尼伯克以阿布都熱曼心生惡念，殺死阿布都熱曼。以知情不報，亦殺死阿布都熱曼之妻即額爾德尼伯克之妹等語。

上述資訊透露18世紀50年代浩罕君主易位、統治階層内部權力鬥争的詳情。首先，關于巴巴伯克之死，浩罕史書的記載與上述清朝的情報有所不同。據浩罕史書記載，巴巴伯克被準噶爾推上王位不到一年的時間，就被浩罕進階官吏處死，額爾德尼得以重返王位。清朝的情報則指明巴巴伯克是被額爾德尼所殺。其次，上述情報的另一重要内容便是額爾德尼與其堂兄弟阿布都熱曼之間的權力鬥争。阿布都熱曼是阿布都爾噶裡木之子，他曾在浩罕政權更疊之際奪權未遂，逃離浩罕。當額爾德尼掌握權力之後，将阿布都熱曼召回浩罕宮廷并委以重要職務。關于阿布都熱曼的命運，浩罕史書載：

這種緩和為沙赫魯家族帶來一種期盼已久的和諧，但卻給宮廷内部的其他人員帶來恐慌，因為他們認為阿布都熱曼的歸來對君主自身（安危）或者是他們自己的仕途來說都是威脅。額爾德尼伯克屬下的權貴——Idris/Iris Qul Biy 和‘Abd al-Rahman Bahadur二人商議之後斷定，若放任額爾德尼将其改過自新并野心勃勃的堂弟回來，就像“毒蛇留于其袖中”那般危險。一日夜裡，他們潛入阿布都熱曼的房間，殺死了他和斡伊占斡伊姆（Oyjan Oyim）。

上述記載，很可能是為了維護額爾德尼的名譽，将阿布都熱曼之死歸咎于他人。浩罕史書未見額爾德尼伯克懲罰Idris（Iris）Qul Biy或‘Abd al-Rahman Bahadur之事，此二人反被提拔為進階軍官。而清朝所獲情報，則指明阿布都熱曼是被額爾德尼殺死。由此可見，額爾德尼登上浩罕王位之初不僅殺害了親兄弟巴巴伯克，其後為了鞏固統治地位，又除掉了堂兄阿布都熱曼。早期的浩罕政權，不僅充滿了激烈又血腥的權力鬥争，在其西南方向還面臨宿敵——“霍濟雅特的丕色勒比”，即統治着苦盞城和烏拉提尤别（今塔吉克斯坦伊斯塔拉夫尚）的玉孜部（Yüz）首領費茲爾比。接下來，清朝搜集到有關額爾德尼征戰丕色勒的情報，使我們有理由相信，阿布都熱曼勾聯費茲爾比謀逆額爾德尼一事的可能性極高。

二、關于浩罕征戰苦盞

額爾德尼終其一生都緻力于統一費爾幹納，向西南征服苦盞、烏拉提尤别乃至撒馬爾罕等城。自乾隆二十五年至乾隆三十三年（1760—1768），清朝通過詢問使臣、逃人、商隊以及主動遣人探信等方式打探苦盞與浩罕的戰況，由此逐漸了解了費爾幹納盆地及河中地區的局勢。

乾隆二十五年（1760），親赴浩罕傳回的清朝侍衛索諾木車冷，向喀什噶爾參贊大臣彙報了其見聞，清朝由此得知河中地區和費爾幹納盆地複雜的政治局勢：

據奴才等赴浩罕沿途留心探聽布哈爾（buhar，即布哈拉）情勢，布哈爾之阿布勒哈裡（ablhali）汗十二歲，是烏爾根齊（urhunci）的尤勒博熱索（yolborso）汗之孫。因阿布勒哈裡汗年少，現由阿塔利克丹尼耶爾比（atalk daniyer bi）掌管布哈爾事務。今年丕色勒（pisel）攻取撒馬爾罕，又攻取布哈爾之帕沙伯、彥霍爾幹（yan horhan）、克伊特克霍爾幹（kitek horhan）等三城。丕色勒赴取布哈爾之際，額爾德尼伯克欲取丕色勒遊牧，未能交戰。丕色勒傳回取布哈爾之帕沙伯等三城之際，布哈爾和浩罕之間因發生戰事，人員無法通行，丕色勒的部衆劫掠所有從浩罕赴布哈爾貿易人等。額爾德尼伯克與丕色勒互相征伐。據所聞事況，雙方皆欲取布哈爾。

這份情報的内容主要反映了浩罕與苦盞的激烈角逐，還涉及河中地區布哈拉汗國乃至花剌子模地區希瓦汗國的政治形勢。18世紀初，随着布哈拉劄尼朝的衰落，河中地區及費爾幹納盆地的諸多烏茲别克部族紛紛脫離布哈拉的控制。1740年，波斯統治者納迪爾沙侵占布哈拉，劄尼朝覆滅。1747年，納迪爾沙被暗殺後，烏茲别克芒吉特部建立布哈拉汗國第三王朝，史稱芒吉特朝。芒吉特部自16世紀就随昔班尼來到中亞，當時還不是強大部族，隻是在劄尼朝時才逐漸增強勢力。1756年，芒吉特顯貴默罕默德·熱依姆以“艾米爾”的名義登上了布哈拉汗國的最高權力寶座。不過，成吉思汗血統的法統地位在芒吉特王朝仍有餘威，在布哈拉和希瓦，當新王朝的最初代表死後，他們的繼承人便安于接受更低微的封号，并重新回到從成吉思汗後裔中輔佐傀儡汗繼承汗位的習俗中來。丹尼雅爾統治布哈拉汗國時期，阿布爾哈齊被宣布為汗。“阿布勒哈裡”（ablhali）或即阿布爾哈齊汗，為“烏爾根齊處的尤勒博熱索（yolborso）汗之孫”。尤勒博熱索或即伊勒巴斯（Ilbārs，1728—1740），“是哈薩克汗廷（成吉思汗黃金家族）的一位成員”。可見，盡管此時具有黃金家族血統的阿布爾哈齊僅為傀儡汗，但布哈拉芒吉特王朝仍重視成吉思汗血統的政治法統性。而“阿塔利克丹尼耶爾比”實際上是默罕默德·熱依姆的叔父丹尼雅爾，他以“阿塔利克”的身份統治布哈拉汗國。丹尼雅爾在形式上保留着阿布爾哈齊的汗位，但是布哈拉汗國一切權力都掌控在他自己手中。根據布哈拉汗國史料，阿塔利克（意為“父親”或父親般的地位），是艾米爾的頭等支援者和保護者；阿塔利克必須與統治者保持父子般的關系，也須以同樣的方式對待其餘的臣民。名義上，阿塔利克稱号是授予受人尊重的有經驗的年長埃米爾，即“有知識、忠心不貳和消息靈通人士”，事實上阿塔利克舉足輕重，他們以封地的形式獲得報酬。至18世紀中後期，阿塔利克仍是布哈拉汗國最有權力的人物。

僅僅在布哈拉君主易位、政權更疊一年之後，中亞政局又陷入混亂，以玉孜部為代表的烏茲别克部落紛紛擺脫布哈拉汗國的控制，甚至試圖攻取布哈拉城。小沼孝博指出，額爾德尼利用布哈拉汗國政權更疊、勢力日漸式微之際加緊了向西擴張的步伐，還試圖在清朝與布哈拉之間扮演中介角色，借機擡高其政治權威。這份情報反映的另一個重要資訊是額爾德尼伯克的擴張及其與丕色勒伯克之間的軍事沖突。“丕色勒”便是當時控制着苦盞和烏拉提尤别等城的烏茲别克玉孜部首領費茲爾比。從清朝搜集的情報來看，當時他已經征服了撒馬爾罕、帕沙伯、彥霍爾幹、克伊特克霍爾幹等城，直逼布哈拉城。而浩罕的額爾德尼也加緊向西擴張的步伐，欲攻取苦盞城。相關中亞文獻也印證了這一點，其稱布哈拉芒吉特王朝不久就開始衰微，随着熱依姆的逝世，肯納加斯、巴克赫裡恩、布爾誇特、薩雷和玉孜在内許多部落開始動亂。統治着烏拉特佩和苦盞城的玉孜部首領費茲爾奪取了吉紮克、哈提爾奇、卡塔庫爾幹和撒馬爾罕，目的是攻取布哈拉，使自己成為全國的統治者。

乾隆二十六年至二十九年（1761—1764），清朝自逃人和商隊陸續獲悉額爾德尼率兵征讨丕色勒的資訊。乾隆二十六年十月，喀什噶爾參贊大臣永貴就曾奏報：“額爾德尼伯克因攻和濟亞特部的丕色勒伯克，雖浩罕、和濟雅特兩地派出大阿訇講和，但仍有互相窺伺之處。據今所聞，雙方仍有不睦、相争奪之事。”可見，額爾德尼一直緻力于征服苦盞，浩罕與苦盞的沖突從未化解，這一點可以從乾隆二十九年（1764）厄魯特逃人和商隊陸續給清朝帶來的資訊當中得以驗證。随着清朝底定西域，流亡于中亞各地的厄魯特人輾轉投歸清朝，他們憑借耳聞目睹的親身經曆，為清朝提供邊外局勢的關鍵資訊。故清朝邊臣在安置這些投歸的厄魯特逃人之前，最重要的一項措施就是對其進行詳細的詢問以錄取口供。乾隆二十九年八月，據喀什噶爾參贊大臣納世通奏報，博羅齊等五名厄魯特人自浩罕屬邑瑪爾噶朗逃出投歸清朝。納世通即對這五名厄魯特人錄取了十分詳細的口供，據博羅齊等人供稱：

今年春，喀什噶爾遣往浩罕之使臣傳回後，額爾德尼伯克同喇斯胡裡（rishuli）帶領浩罕、瑪爾噶朗、安集延等城回子，哈拉卡勒帕克（hala galbak）、伊什克裡克（isiklik）、希布察克等部布魯特，再加之我等厄魯特，共兵丁八千，前往征讨和濟雅特丕色勒，尚未抵達和濟雅特地方時，額爾德納伯克忽行撤兵，轉回浩罕……

清朝通過厄魯特人及時了解到額爾德尼的出征動向與軍隊構成，從額爾德尼軍隊的數量可以看出這應是一次大規模軍事行動，而浩罕軍隊的構成情況則反映了一些布魯特部落當時是在額爾德尼的控制之下。又據該厄魯特人等透露，“額爾德尼伯克所居城外仍有厄魯特千餘，凡出征各處，皆以我等在前斥候，轉回時在後屏護”，可見當時主動或被動流入費爾幹納地區的厄魯特人參與了額爾德尼的軍事行動。此間，清朝仍對浩罕的軍事行動保持密切關注，額爾德尼率兵征讨丕色勒的消息很快就從浩罕商人口中得以驗實。

自清朝底定西域，天山南北的貿易市場也随之繁榮，喀什噶爾市場吸引了布魯特、浩罕、巴達克山、塔什幹等處的商人前來貿易，“布魯特、霍罕、安集延、瑪爾噶朗等貿易之人絡繹不絕”。長途貿易商隊在多邊聯系的貿易網絡之中活動，成為資訊傳遞和流通的重要管道。清朝喀什噶爾的駐紮大臣就十分注重從商隊擷取資訊。乾隆二十九年（1764）八月據納世通奏報，七名浩罕商人抵達喀什噶爾，因其所攜貨物較少，疑似刺探消息。納世通即命喀什噶爾的阿奇木伯克噶岱默特從這些商人中探口信。在此擷取資訊的環節當中，噶岱默特扮演了十分重要的溝通角色：

近據卡倫報稱，浩罕有貿易回人七名前來。奴才等察看其貨物鮮少，想必是打探消息而來，遂秘饬噶岱默特設法請浩罕商人薩達克（sadak）等痛飲（酒），自彼等（口中）探信。次日噶岱默特來告稱，昨日我把薩達克等人帶至我家痛飲，套話問來，薩達克等稱：我等伯克曾不斷征伐和濟雅特丕色勒伯克。今年春，額爾德尼伯克和喇斯胡裡伯克（rishuli bek）一起率軍八千征讨丕色勒伯克，途中聽聞此處伊什罕伯克阿布都喇伊木（abduriyam）因向其捎信帶話（而被）緝拿，撤兵傳回浩罕。如今全無向丕色勒用兵之消息。丕色勒又向布哈拉部衆征戰，因時常攻伐，丕色勒的部衆為保衛地方之故，亦無來浩罕的消息……

這份奏折生動展現了清朝自商人搜集資訊的過程，其中噶岱默特所起的關鍵溝通作用可見一斑。噶岱默特原為烏什貴族，乾隆二十一年（1756）投順清朝，曾因協助清朝平定天山南路有功而被封賞公爵。自乾隆二十五年至四十年間（1760—1775）任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期間，噶岱默特不但掌控出入“回疆”的長途貿易商隊，還負責接待浩罕使臣、選派“親信回人”赴浩罕等處探信，在清朝與浩罕之間通使、貿易和溝通傳遞資訊等方面出力頗多，乾隆二十九年還因告發伊什罕伯克阿布都喇伊木暗通浩罕一事得到清廷的嘉獎，故清廷對其十分倚重、賞赉有加。進言之，噶岱默特本人在“回疆”所掌握的人脈和商業網絡等資源，亦為清朝搜集邊外資訊平添助力。時值“阿布都喇伊木事件”，額爾德尼恐清朝出兵問罪而匆忙撤回浩罕防守。此後，清朝開始特别關注額爾德尼的軍事行動，通過多方管道主動調查其具體情況。

乾隆三十年（1765），清朝喀什噶爾的官員通過主動遣人探信、詢問使者和商人等方式，打探額爾德尼與丕色勒征戰的情勢，并獲悉額爾德尼被擊潰的具體情形。同年四月，噶岱默特派遣其“親信回人”多裡雅特默特等佯裝商人赴浩罕商路探信，獲悉額爾德尼被丕色勒圍困大敗的詳情。對此，幫辦大臣柏琨認為“額爾德尼為丕色勒擊敗被圍，其勢大受懲創者屬實，亦與從前打聽之言相符”。清朝通過遣人探信，不但了解了額爾德尼與丕色勒攻伐的具體情形，還對浩罕作出了“其勢大受懲創”的勢力評估。喀什噶爾方面仍“對此間額爾德尼究竟如何，浩罕、安集延情形如何”保持密切關注，柏琨命噶岱默特為多裡雅特默特陪以幾名“可靠回人”，攜帶商貨佯裝貿易遣往安集延、浩罕，密訪一切資訊。與此同時，清朝喀什噶爾的官員還通過布魯特使臣了解浩罕情勢。同年五月，布魯特額德格讷部首領阿濟比派遣使臣博爾霍勒岱等人抵達喀什噶爾，柏琨即命噶岱默特密詢該布魯特使臣額爾德尼與丕色勒戰況，繼而獲知“額爾德尼被丕色勒所圍，其勢甚衰，布哈爾、撒馬爾罕之和卓等，令伊等說和勉強息戰傳回”的情況。而此消息，又通過喀什噶爾派往浩罕的使者得以證明。同年六月，噶岱默特安排多裡雅特默特等人赴浩罕赍送劄文，并留心查訪浩罕與丕色勒的戰況。據多裡雅特默特傳回告稱：

我從喀什噶爾啟程，行走十五日抵達浩罕，第五日會見額爾德尼伯克，遞交将軍緻其劄付後，額爾德尼伯克命我入座，問将軍大臣等安好否，公阿奇木伯克身體安好否。等語。多裡雅特默特我回複稱，将軍大臣、阿奇木皆甚安好。額爾德尼又言，本處派往朝觐之人皆已集齊，拜默特（baimet）傳回後即将派往等語。自此額爾德尼眼同三次與我飲食，每次皆有百人排坐兩側進食。我經額爾德尼屬人訪聞得，給我飲食時皆有丕色勒使人，為讨取額爾德尼此前所掠丕色勒人事宜而來。多裡雅特默特我又暗中密訪額爾德尼與丕色勒戰況，皆與我前在額德格讷地方通路之言相同，觀浩罕人員、畜産之情形，雖無過于衰竭之狀，但被丕色勒擊敗遭受重創。

多裡雅特默特此行，驗實了他此前在布魯特額德格讷部探得額爾德尼戰敗的資訊。總之，乾隆三十年（1765），清朝喀什噶爾的官員通過多方管道主動打探獲知額爾德尼被丕色勒擊敗、勢力大損之狀。就資訊的來源而言，除派遣諜人密訪外，商人和使臣亦向清朝提供關鍵資訊。從擷取資訊的方式來看，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噶岱默特派遣屬下多裡雅特默特等人數次親赴浩罕、布魯特遊牧調查，為清朝及時擷取相關資訊出力頗多。

乾隆三十二年至三十三年（1767—1768），清朝自長途貿易商隊獲悉額爾德尼已經攻取苦盞城的資訊。乾隆三十二年，來烏什貿易的布魯特商人向參贊大臣永貴透露：

丕色勒與額爾德尼交戰未勝，帶兩名士兵逃奔布哈爾之際，丕色勒之子胡達雅爾（hūdayar）未能集衆（抵禦），将和濟雅特城獻給額爾德尼。于是額爾德尼殺死彼等多人，胡達雅爾率百餘人逃出。額爾德尼率浩罕部衆占城駐守。又聽聞，丕色勒自布哈爾帶兩名士兵，駐于和濟雅特附近吉匝克（jidzak）城。哈薩克與丕色勒商議，欲夾擊額爾德尼彼此和好，故丕色勒以其女妻阿布赉。

為核驗該資訊，永貴立即詢問該商隊的浩罕和安集延商人，其所述之情形皆與布魯特商人之言相同。由此可知，額爾德尼已經攻占苦盞城，丕色勒潰逃布哈拉之後，欲與哈薩克聯盟一同對抗額爾德尼。伊犁方面随即得知哈薩克揮兵南下，攻打額爾德尼的消息。乾隆三十二年六月，哈薩克首領阿布赉就向清朝遣使緻信稱，“今我等前往與之（額爾德尼）交戰，但其并不出戰，入城據守”。乾隆三十三年，喀什噶爾辦事大臣伊勒圖又通過詢問自浩罕貿易傳回喀什噶爾的商人摩羅和卓，不但驗實了額爾德尼已攻取苦盞等城的資訊，還了解到其具體形勢：

額爾德尼伯克自占據和濟雅特、烏魯都巴（oroduba，即烏拉提尤别）城，業已二三年。去年夏間，丕色勒比複行帶兵欲克複城池，來烏魯都布與喇斯胡裡交戰，但未能克城，仍行轉回。嗣後，丕色勒比之子胡達雅爾伯克娶布哈爾城阿提裡克伯克塔尼雅爾（atilik bek taniyar）之女為妻，布哈爾雖有汗，但尚年幼，一應事務俱由阿提裡克伯克塔尼雅爾專制。因與其結親，阿提裡克伯克塔尼雅爾便協濟丕色勒比兵丁，伊等一同擄取撒馬爾罕城。丕色勒比與阿提裡克伯克塔尼雅爾合力，又來攻取烏魯都布、和濟雅特，額爾德尼伯克聽聞，以伊等勢大，恐失和濟雅特、烏魯都巴城，于今年三月帶兵前往烏魯都巴……

上述由喀什噶爾商人所提供的資訊内容可歸納為以下兩點：一是額爾德尼已經攻取苦盞和烏拉提尤别等城；二是丕色勒失勢後投靠布哈拉汗國的實際掌權者阿塔利克丹尼雅爾并與之聯姻，得到軍事支援後試圖奪回所失城池。浩罕額爾德尼與苦盞的丕色勒伯克之間曠日持久的征伐，反映了費爾幹納西部的諸烏茲别克部落之間複雜的曆史糾葛。早在明格部首領沙赫魯建立浩罕政權之初，就曾與玉孜部結盟、聯姻。其時玉孜部較為強盛，控制着費爾幹納盆地以西大部分地區，包括苦盞、吉紮克以及烏拉提尤别等城。額爾德尼生父阿布都熱伊姆被派至苦盞期間，成長為幹将，在玉孜部軍隊當中頗得人心；但卻引起苦盞城的統治者阿克博塔比強烈不安，暗殺阿布都熱伊姆未遂。俟阿布都熱伊姆傳回浩罕繼承王位之後，即赴苦盞手刃阿克博塔比及其二子。1734年，阿布都熱伊姆又恰在苦盞城遭暗殺。可見，當時玉孜部與明格部的統治家族積怨已久、互為世仇。此外，苦盞城是連接配接河中地區與費爾幹納盆地的重要樞紐，也是費爾幹納西部的唯一出口。是以，除了與玉孜部的世仇外，苦盞城聯通費爾幹納與河中地區的重要戰略地位，也是額爾德尼及其後繼者不斷征伐的重要原因。

三、關于浩罕對塔什幹的争奪

塔什幹位于錫爾河右岸支流奇爾奇克河谷地的綠洲中心，南抵費爾幹納盆地西北部，是中亞重要經濟、政治樞紐。清朝通過詢問商人或遣人調查，陸續了解到浩罕與哈薩克激烈争奪塔什幹的資訊。乾隆二十三年（1758），清朝為追剿準噶爾殘餘勢力，進入費爾幹納盆地及塔什幹城并與該處的統治階層建立了聯系。據清朝官兵的實地探訪，塔什幹城當時處于哈薩克大玉茲的控制之下。哈薩克大玉茲以阿比力斯汗為首，由吐裡拜等政治強人輔政。其中吐裡拜的勢力頗強，哈薩克大玉茲及塔什幹城事務皆由其一人掌管。據吐裡拜之子卓蘭向清朝官兵透露，自哈薩克額什木汗（1598—1643）攻取塔什幹後，塔什幹、賽裡木以及奇姆肯特等城回衆，皆向大玉茲汗納貢。由于準噶爾的西征，部分哈薩克人逃奔布哈拉汗國，至噶爾丹策零時期，準噶爾攻占塔什幹，并派員收稅。自清朝平定準噶爾後，哈薩克統治者繼續向塔什幹收稅。卓蘭稱，塔什幹城内原為四名和卓分管，俱已身故後，因兩名和卓之子不能成事而被罷免。一為薩納匝爾和卓之子沙達，一為賽達特和卓之子吐爾占。他們雖然代其父掌管事務，但因年少管理能力不足，是以哈薩克大玉茲的阿比力斯汗和吐裡拜，将莫爾多薩木什任命為和卓，一同掌管事務。吐爾占為此驅逐莫爾多薩木什，哈薩克向吐爾占和卓興兵問罪。他們之間的沖突随後被清朝侍衛調解，各自“歸誠”、遣使清朝。根據中亞資料反映，塔什幹的和卓被視為與哈薩克汗一樣的人，在自己城市中擁有權力；在費爾幹納，哈薩克人和烏茲别克人之間的鬥争結果是在17世紀末各地政權一度轉入地方顯貴階層和卓手中，和卓在整個中亞包括希瓦汗國内都構成了一個封閉的階層。從清朝侍衛的實地探訪來看，當時塔什幹由沙達、吐爾占和莫爾多薩木什三位和卓分而治之。準噶爾滅亡後，哈薩克大玉茲重新控制了塔什幹，并扶植和卓莫爾多薩木什管理塔什幹回衆。

乾隆二十七年（1762），清朝獲悉塔什幹和卓政權内部發生激烈鬥争，哈薩克、浩罕、苦盞三方勢力都卷入其中。其間，浩罕額爾德尼伯克多次率兵出征，并顯露征服塔什幹的意圖：

傾據公阿奇木噶岱默特等告稱：自浩罕貿易而來的回子伊斯瑪尹（ismain）、額德格讷的商人特穆爾（temur）等告稱，我等浩罕之北側八站即塔什幹地方，塔什幹原先由舍迪和卓（即沙達）、摩羅沙木西（即莫爾多薩木什）二人為首分管。後來，舍迪和卓遊牧漸強，因摩羅沙木西之部衆勢弱，摩羅沙木西所屬地方被舍迪和卓擄去頗多。于是，摩羅沙木西親赴浩罕額爾德尼伯克，跪叩央告此事。額爾德尼伯克率軍赴塔什幹，将摩羅沙木西被奪之地方，自舍迪和卓取回給還摩羅沙木西之處。此後，舍迪和卓欲複仇，糾合西哈薩克及和濟雅特丕色勒伯克等劫掠摩羅沙木西之遊牧，亦将其二子殺死。是以，摩羅沙木西遣人将此情由央告額爾德尼，現額爾德尼率軍五千前赴（征讨）舍迪和卓。又聽聞，和濟雅特的丕色勒亦率軍赴援塔什幹……

根據浩罕、布魯特商人透露，當時塔什幹由沙達和卓與莫爾多薩木什兩位和卓“分而治之”，此前的吐爾占和卓完全沒有被提及，他可能遭到了哈薩克大玉茲的排擠而退出了塔什幹城的和卓政治舞台。由哈薩克大玉茲扶植的和卓莫爾多薩木什，被沙達和卓排擠和欺壓之後，卻轉向浩罕額爾德尼求助。可見，塔什幹和卓階層與世俗政權的“聯盟”并不穩定，和卓對塔什幹控制實則取決于其扶植者的軍事實力。

清朝不但了解到塔什幹内部的動蕩局勢，還得知哈薩克、浩罕在塔什幹秘密串聯的消息。為了核實此關乎邊境安全的資訊，清朝即關聯天山南北兩路的資訊網絡，調查浩罕、哈薩克、布魯特等部族政權之間的關系，對邊境安全的形勢作出了評估。乾隆二十九年（1764），自中亞輾轉投歸的厄魯特人曾向清朝邊吏告稱：“霍罕額爾德尼伯克與哈薩克台吉阿布赉等，遣使往來，乃為我伊犁駐兵後，伊等以白帽子部落聯手圖強。”厄魯特人向清朝透露的這一資訊，乃是1760年愛烏罕統治者愛哈邁德沙鼓動中亞諸穆斯林政權試圖建立所謂“反清聯盟”事件的餘波。盡管清朝在獲悉該訊後對其真實性表示懷疑，但因額爾德尼曾拒迎清使，且與喀什噶爾伊什罕伯克阿布都喇伊木暗通信使事件在先，乾隆皇帝認為額爾德尼很可能與哈薩克暗中勾結。于是，乾隆皇帝即對天山南北兩路駐防官員分别部署情報偵察工作，谕令喀什噶爾的官員詳加密訪阿布赉、額爾德尼有無會面通使，對伊犁方面，則命将軍明瑞和參贊大臣愛隆阿等留心探訪哈薩克。喀什噶爾和伊犁的駐防官員，分别對浩罕與哈薩克等究竟有無自塔什幹通使之情展開秘密調查。在天山北路一帶，清朝以伊犁和塔爾巴哈台為樞紐，通過詢問逃人、商隊以及例行巡邊等途徑建立對哈薩克草原的資訊搜集機制。時值伊犁官兵巡邊，因其巡查路線直抵哈薩克遊牧，故伊犁将軍明瑞“将侍衛、官員、厄魯特等内，堪以打探哈薩克消息之人，俱令随同愛隆阿遣往。俟愛隆阿抵達彼處，秘密打探”。乾隆三十年三月，伊犁參贊大臣愛隆阿彙報了他在哈薩克草原訪聞的資訊：

原先塔什幹首領伯克有二位，一為塔什幹城首領伯克，一為塔什幹外七處堡子首領伯克。去歲，浩罕額爾德尼伯克帶兵千餘名，招降塔什幹外七處堡子，殺死首領伯克薩都和卓（sadu hojo，即沙達和卓），将該七處堡子令塔什幹城首領伯克摩羅薩木素（molo samsu）兼管，額爾德尼又娶摩羅薩木素之女為妻。現據聞，紛傳額爾德尼又征讨丕色勒，正在交戰等情。

由此可知，額爾德尼親自領兵赴塔什幹除掉了舍達和卓，還扶植莫爾多薩木什和卓管理塔什幹，又赴苦盞征讨丕色勒。而喀什噶爾方面，則由阿奇木伯克噶岱默特派出玉都克佯裝商人赴塔什幹，探聽“額爾德尼與哈薩克等，究竟由塔什幹彼此遣人與否”。乾隆三十年六月，玉都克自塔什幹探信傳回，詳細彙報了他在塔什幹的見聞：

據阿奇木伯克噶岱默特今日前來告稱，遣赴塔什幹探聽之回子玉都克，于本月初四傳回告稱，玉都克我于正月二十日自喀什噶爾起程，疾馳十八日抵達塔什幹。暗中密訪哈薩克的阿布赉、阿布勒必斯，與浩罕額爾德尼伯克，自塔什幹互派使臣與否，伊等本人有無會面情形。塔什幹部衆皆稱，阿布赉、額爾德尼等人并未互派使臣，伊等本人亦全無邀會情形。玉都克我又趁言談之便，自哈薩克商人打聽有無自塔什幹赴浩罕貿易者，皆稱因去年額爾德尼伯克攻占我塔什幹地方，而塔什幹附近烏魯克玉茲（ulukyuz,即大玉茲）哈薩克等，仍與額爾德尼互相攻伐争奪我等地方。惟駐于彼等西界散濟（sanji）鄂托克少許哈薩克等，在停戰空暇有赴浩罕貿易者，其他鄂托克之哈薩克等，并無赴浩罕貿易者等語。玉都克我欲在塔什幹多住數日，以便再行訪聞核實此等言語虛實及哈薩克、浩罕部衆究竟有無來往之處，遂暫駐塔什幹城内。第八日，哈薩克之散濟、希黑默（hiheime）、齊米爾（cimir）、衛遜（yusun）等四鄂托克之阿哈拉克齊等領兵數千抵達塔什幹，圍攻城池之時，塔什幹的伯克等希冀額爾德尼援應，率領屬衆抵禦近三個月。後來哈薩克等攻取塔什幹城，玉都克我于哈薩克等進駐塔什幹城混亂之時，趁機暗自出城急速傳回。但行抵瑪爾噶朗之後患病竟無法行走，遂于彼處休息數月後傳回……

玉都克親赴塔什幹帶來的情報，打消了清朝對浩罕與哈薩克秘密串聯的擔憂。此前清朝通過喀什噶爾方面的調查，早已獲悉浩罕與玉孜部屢屢攻伐的詳情，而伊犁方面亦陸續得知哈薩克與布魯特互相劫掠之事。天山南北兩路駐防官員搜集到的資訊都足以表明，浩罕、哈薩克不但各自面臨宿敵，雙方還為争奪塔什幹而處于敵對狀态，所謂“哈薩克、浩罕聯手圖強”可能性微乎其微。多方的資訊源，足以使清朝對邊外局勢有着清晰的判斷，正如柏琨評估道：“此間額爾德尼與丕色勒構兵，為塔什幹緣故又與烏魯克玉茲哈薩克結仇，貿易人皆不往來，由此看來，亦無暇與阿布赉、阿布勒比斯等約會，想必尚且毋須懷疑。”此後相當長的時間，浩罕都在為争奪塔什幹城而與哈薩克處于激烈争戰的狀态，這一點在清朝陸續搜集到的相關資訊當中就有反映。如乾隆三十二年（1767）二月，烏什參贊大臣永貴就自布魯特商人聽聞“浩罕額爾德尼征戰丕色勒，互相攻打之際，哈薩克之阿布赉，來取彼等被額爾德尼所侵占塔什幹之地方，額爾德尼派遣巴圖魯阿布都熱曼（abdurman）應戰之時，阿布都熱曼被阿布赉殺死，（阿布赉）占領塔什幹城。哈薩克之汗巴巴（hanbaba）率千餘士兵與塔什幹附近的圖列（tulio）一同駐城”之情形，永貴随即通過詢問與該布魯特商人一同貿易而來的浩罕商人驗實了該訊。哈薩克、浩罕、布魯特等部族政權之間常因複雜的利益競逐，發生糾紛或較大規模軍事沖突，而涉事各方遣使呈告于清朝求助或要求裁決。如乾隆三十二年六月，哈薩克阿布赉汗為争奪塔什幹城，遣使向清朝借兵槍炮以攻額爾德尼。然而對此，伊犁将軍阿桂則認為“哈薩克、布魯特、浩罕互相搶劫者，乃其内常事，我方不宜過問”，遂以“哈薩克、浩罕俱同為大皇帝之阿勒巴圖，額爾德尼不曾犯罪有過，豈有幫同一方阿勒巴圖，消滅另一方之理”為由，拒絕了哈薩克使臣的請求。可以說，清朝面對并未挑戰其權威或并未對邊疆安全構成威脅的邊外部族間紛争，一貫采取“不幹涉”政策以保持既有權力格局的平衡，如阿桂所言“俟伊等俱行和好歸一，反非好事”。乾隆四十四年（1779），清朝又自逃人聽聞“浩罕額爾德尼伯克之子帶兵萬餘，将塔什幹地方遊牧弘吉拉特（gonggorat）鄂托克哈薩克千餘人，并如許牲隻擄往”的消息。面對哈薩克與浩罕之間激烈的沖突，清朝始終保持“不幹涉”的立場。浩罕與哈薩克為争奪塔什幹交戰半個餘世紀，直到嘉慶十五年（1810）清朝得知浩罕（愛裡木汗時期）已攻取塔什幹的資訊。處于各方勢力争奪下的塔什幹，北臨哈薩克草原，南抵錫爾河支流奇爾奇克河谷地，是草原遊牧民與河中地區定居群眾之間的重要貿易樞紐。可以說，塔什幹既是草原政權之間軍事沖突或入侵的要道，同時也是綠洲通向草原貿易路線的連接配接點，進而成為經濟、政治和軍事控制的焦點。是以從這一角度而言，塔什幹的重要經濟、地緣政治地位是各方勢力争奪的重要原因之一。

小結從保證西北邊疆安全角度出發，清朝對浩罕的軍事行動及其與中亞部族政權之間的互動關系保持密切關注。通過多方管道搜集相關資訊，清朝不但及時了解到浩罕額爾德尼伯克屢次征戰苦盞并試圖争奪塔什幹的詳情，還對布哈拉汗國芒吉特王朝日漸式微、中亞河中地區和費爾幹納盆地諸部族政權之間彼此征戰的局勢，均有相當及時的認知。

清朝對浩罕、哈薩克及布魯特等部族政權資訊搜集的方式靈活且多元。在天山南路一帶，主要以喀什噶爾為樞紐，通過詢問商隊、使者和逃人及時了解浩罕政治和軍事活動的動向。往返于中亞各大商鎮與喀什噶爾之間的長途貿易商隊，成為清廷擷取費爾幹納及河中地區政治軍事情勢的主要資訊源。流亡中亞輾轉來投清朝的厄魯特人，憑借其耳聞目睹的親身經曆，亦為清朝提供關鍵資訊。在調查浩罕軍事行動的過程中，喀什噶爾的阿奇木伯克噶岱默特不但親自詢問浩罕商人，還曾多次派遣屬下前赴浩罕、塔什幹等處探信，在資訊擷取環節當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喀什噶爾由此成為清朝重要的“中亞資訊站”。在天山北路，則以伊犁和塔爾巴哈台為中心，通過例行巡邊和詢問逃人、商隊、使者等途徑亦及時了解到哈薩克草原的情勢。清朝對浩罕、哈薩克等中亞部族政權的資訊搜集主要以邊疆安全為導向，乾隆二十九至三十年調查哈薩克與浩罕之間有無“聯手圖強”就是最明顯的例子。借助天山南北兩路資訊網絡的關聯，清朝不但及時獲悉邊外局勢動向，還對邊境安全形勢作出了切實有效的評估。對于浩罕曆史而言，清朝所搜集的資訊作為同時代他者的記錄彌足珍貴。尤其是關于浩罕統治家族權力鬥争的資訊，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同時期浩罕宮廷檔案的缺失，不失為考察相關曆史事件原貌、與浩罕史書進行參酌互證的重要資料。該文原刊《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23年第2期，注釋略去，引用請參照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