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梅：噶爾丹研究的曆史背景

噶爾丹留在曆史上的重要一筆是他傳回準噶爾成為準噶爾汗一直到1697年病亡。諸多史料告訴人們的噶爾丹主要是以軍事行為留下足迹的人物，而涉及他人生觀、世界觀形成的早期曆史被人們忽略了。噶爾丹是曆史之交地域之交文化之交的特殊曆史人物。如果不綜合考慮到方方面面的因素的影響，那麼對噶爾丹所作所為的考察将是片面的。在以往對噶爾丹的研究中，由于資料的缺乏，加之噶爾丹年幼就被送往西藏，是以人們往往對噶爾丹的早期忽略不談。

筆者翻閱了西藏宗教、西藏古代曆史等方面的大量著述，論及噶爾丹的文字很少，即使述及五世達賴喇嘛、第巴桑結嘉措，對噶爾丹也隻是一筆帶過，甚至忽略不提，更多的筆墨是在策旺阿拉布坦對西藏的占領事件上。筆者的看法是，一方面是著述者能接觸到的資料很有限，另一方面就是著述者主觀認為噶爾丹與西藏關系無足輕重。如果站在西藏的曆史角度看，大多數人都會認為在西藏期間的噶爾丹于西藏曆史無足輕重。但是，站從噶爾丹或者準噶爾曆史的角度講，這一時期的學習和實踐經曆對噶爾丹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形成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忽略了西藏、藏傳佛教、五世達賴喇嘛這個大背景，就無法更本質地揭示噶爾丹時期準噶爾的真實曆史。是以，噶爾丹研究之二将從噶爾丹與西藏關系的角度去闡述。

過去研究西藏及其周邊少數民族曆史，基本上是循着旨在說明中央和地方的關系這個視角進行。對于清入關前後、明亡前後的曆史，準噶爾、西藏、後金、清、和碩特、中亞西域各政權、藏傳佛教等的關系，闡述中論述的多是雙邊關系，最多能從三邊關系論述。

筆者認為，闡述這一時期的曆史，忽略了藏傳佛教影響下的任何一個群體、忽略了清政權的政治力量、忽略了蒙古各部尤其是準噶爾與和碩特的軍事力量、忽略了俄國對中亞和遠東的觊觎企圖，就不能透徹地說明這段曆史的本來面目。17世紀下半葉到18世紀中期，對于清、準噶爾、西藏、和碩特而言，當任何一方都都沒有絕對力量控制大局時，它們之間是在尋求各具優勢狀态下的一種平衡，是要在平衡的砝碼盤上互相争奪，天平稍有傾斜的争鬥都容易讓自失誤，他們在追求平衡中在發展中尋求吃掉對方的機會。

史學研究之根本在于正确運用史料，我們常常看到史學研究者引用一句甲說的話來證明乙的行動，用乙的一個史實記述來證明發生在丙身上的事件的原因，或者，把别人記述的原文用自己了解出的意思來運用，或者從别人的記述中選取幾個字、一句話或一段話來加以運用分析，這樣得出的結論是片面主觀。同樣的史料由于思維方式的不同會有多種結論，不同的人運用它就會得出不同的結論，不同的現實分析得出的結論也不同。曆史評論是個與時俱進的現象，與社會氛圍和政治環境密切相關。

清代興起的考據學影響了數代史學研究者的思維，凡史必考據，考據多慣用線型思維。每一個曆史事件的發生都有着諸多的因素，依靠單純的現型思維方式是達不到預期結果的，必輔之以立體思維，才能全面準确地對曆史進行還原并加以評判。本文将嘗試着運用這些思維方式對這個轉變過程中的曆史進行一些梳理和分析，力求對史實作出曆史的結論。

一．思想背景：

康熙九年1670年，巴圖爾珲台吉之子、準噶爾汗僧格被其同父異母兄車臣和卓特巴巴圖爾暗殺。1671年，僧格胞弟、27歲的噶爾丹自西藏傳回準噶爾。噶爾丹傳回準噶爾，頭銜是活佛。宗教頭銜在草原上很受羨慕和崇拜，同時也是一種地位的象征。梁份在他的書中詳細描繪了噶爾丹傳回準噶爾前後的狀況，當時的準噶爾是：由于政變者未能控制準噶爾屬衆，“僧格的部衆，遊牧的和兀魯思的卡爾梅克人向各牧區和兀魯思奔逃得一個不剩”。尤其是僧格的舊屬，“僧格遇害，部落有逃，而結聚者百十騎，屯大碛東，未知所附”。 這時，噶爾丹出現了，“火光千百”“手捉一槍”“集合燼餘”“進次金山”“躍馬挺槍”“更番仰攻”“既伏金山”， 奪得了準噶爾部統治權。梁份關于噶爾丹勇武的玄幻描述，不乏著者作為一個大明遺民在清廷受到冷遇時的一種個人情緒寄托，但除卻華麗詞彙、玄幻的描述手法，我們還是能體會到基本的事實。

同期，準噶爾政權周邊的情況是：康熙帝已經親政，忙于整頓朝政，擒鳌拜，平“三藩”，力量主要用于平定南方，無暇顧及西北。 青海在和碩特蒙古顧實汗軍事實力支撐下，藏傳佛教格魯教的勢力進一步發展，和碩特蒙古後裔世襲藏王身份，把持着青藏行政事務大權，但是與五世達賴的教權争鬥一直在暗中持續。俄國在彼得大帝的統治下正努力向外擴張，對外戰争不斷，包括與清廷在東北邊界引起争議。但是，1670年，斯捷潘?拉辛上司的農民起義，席卷頓河與伏爾加河之間的廣大地區，沉重打擊了沙皇統治，使俄國向東擴張的勢頭暫時停頓了一下。

在這種背景下，噶爾丹周邊的幾大勢力當時還無暇成為他的威脅。于是，噶爾丹1676年攻打并俘獲其叔父楚琥布烏巴什及其第五子羅蔔藏額琳沁，殺其長子巴噶班第。次年擊敗和碩特部首領鄂齊爾圖汗。1679年9月，達賴五世賜予他博碩克圖汗封号，噶爾丹要求清廷承認他的博碩克圖汗封号。之後又侵入吐魯番、哈密、肅州。1680年，噶爾丹占領喀什噶爾、葉爾羌，執伊思瑪伊爾汗，以白山派首領阿帕克和卓為南疆統治者。随後兵鋒直指青海邊界，但因清軍把守嚴密，噶爾丹逗留幾日後撤兵。

從以上史實可以看出，噶爾丹傳回準噶爾後，最關注的是準噶爾内讧和近邊的同族同宗部落的情況。他在短時期内就順利解決了内讧，并赢得了部衆的擁護，十年間擴張建立起了一個占據天山南北廣大地域的準噶爾汗國。

在這段曆史過程中，很多史學研究者都提出一個共同的問題，即：噶爾丹沒有軍事力量，也沒有物質力量的支援，單槍匹馬怎麼能夠迅速成功。我們可以談噶爾丹的政治基礎，談噶爾丹過人的膽略和卓越的軍事才華，談他的戰略戰術得當，等等，等等。但是筆者認為最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五世達賴喇嘛給予他的直接支援。

噶爾丹是以活佛的身份傳回準噶爾的，他在西藏跟随達賴喇嘛十多年，盡管達賴喇嘛弟子很多，但是能獲得這種殊榮的并不多。五世達賴喇嘛賜予噶爾丹以宗教的影響力感召、凝聚準噶爾部衆，威懾、打擊敵對勢力。

那麼，佛教在蒙古人心目中的份量到底有多重呢，我們從佛教傳入西藏、蒙古來分析。

印度佛教自公元前六世紀興起，以後逐漸北傳、東傳，佛教戰勝西藏本土宗教并進一步流傳的過程是艱難曲折的，是分派分系互相鬥争彼此消長的一個過程。據《西藏王臣記》等西藏史籍所述，西藏從聶赤贊普起，傳二十六代，悉奉苯教。至二十七代拉脫脫日蔺贊王時，始有佛始，之後，王室開始信奉佛法。但是，朗達瑪在位時，大滅佛法，使西藏的佛教一蹶不整，達數十年。

之後，佛教再次傳入西藏，因對教義解釋不同，形成了四大教派之分。元朝時期，八思巴被尊為大元的國師，其所倡導的薩迦派以東蒙古政治軍事力量的保護而居上風。但是，格魯派向外滲透逐漸傳教的結果是，16世紀末muYRGvGB17oEaRTgLl世紀初，整個漠南、漠北、漠西蒙古陸續皈依了kg QpDagz%sY6RpbnNiLS4g0ab-Jm格魯派，使格魯派勢力日益大增。于是，西藏地方勢力和其它教派加劇反對格魯派。雖然元亡後，薩迦派勢力衰退下去，但到-O9dK3nw!F W12Y3pP17世紀30年代，格魯派情況發生逆轉，青海的vbc%zzf g6LLLwOngqpEpo5kTmmBe#tqXr+QK4#aaI Tg@YWVGvH格魯派一直由土默特蒙古軍事勢力支援着，這時卻圖汗的喀爾喀蒙古征服土默特占據了青海，于是打擊格魯派，扶持噶舉派。格魯派轉而求助于準噶爾蒙古勢力。這樣，宗教傳播過程中的教派之争就加入了蒙古軍事力量之間的較量。往往是一支軍事勢力與一派宗教聯盟反對另一支軍事勢力與它派宗教的聯盟。這種較量态勢一直在西藏青海演繹到清朝在這些地方建立行政建制。是以，在西藏，教派的生存依賴于軍事力量，軍事力量借教派而奪得公權力，形成軍事、政治、宗教三位一體聯盟互相之間的争鬥、平衡與生存方式。每個人都會具備三者之一的身份，是以每個人都被卷入這種生存方式，卷入這種争鬥中。

佛教在準噶爾的情況大緻是這樣的：準噶爾人自己的史籍中記載，先台吉拜巴噶斯曾随呼圖克圖（察罕諾門汗）學習佛法，悟透世俗，遂宣布棄紅塵當喇嘛。但是，政權統治不能一日無首，于是大家向察罕諾門汗咨詢：“是一個人當喇嘛福大，還是衆人當喇嘛福大？”回答：“衆人當喇嘛福大”。随後準噶爾聯盟王公決定每人派一個兒子代替拜巴噶斯當喇嘛。這是明智地借宗教影響力挽救了現存的政治局勢。當時，總共有三十二個王公的兒子當了喇嘛，又選二百個庶民的男孩以陪侍喇嘛身份到拉薩。拜巴噶斯無子，從和碩特巴巴汗諾顔的兒子中認了一個義子去當喇嘛，即咱雅班第達。著名的《蒙古衛拉特法典》更是把這個方法以部族必須遵從的方式固定下來，規定藏傳佛教格魯派為準噶爾汗國的國教；十人中必有一人獻身于佛。

在這種背景下，1644年，準噶爾巴圖爾渾台吉的兒子噶爾丹出世，巴圖爾渾台吉先後育有十子，按照法典的規定，噶爾丹被送入西藏當喇嘛，那已是1649年前後的事了。

曆史的巧合是，少不更事的噶爾丹入藏時，五世達賴喇嘛阿旺·羅桑嘉措二十七、八歲，當時穩居西藏教權之首，并獨掌格魯派大局。噶爾丹傳回準噶爾去獨當一面時，也是二十七、八歲。１６７９年桑結嘉措被五世達賴喇嘛委任為第巴時也是二十七、八歲。西藏準噶爾曆史的一段輝煌是從這三個人的二十七、八歲開始演繹的。這個年齡的特征這個年齡段他們擁有的曆史地位和他們自身擁有的能力為他們創造更輝煌的一段曆史提供了積極因素。由此，我們就能更明朗地感受給西藏帶來了輝煌的五世達賴喇嘛給予準噶爾、噶爾丹的深刻影響。為此，我們必須先考察五世達賴喇嘛其人其事。

據五世達賴說，自己四歲前的事情不記得，之後的事情都記得。 能記得的事情第一件就是鐵雞年（1621年）西藏喇嘛在蒙古軍隊支援下與藏巴汗的戰争。 根據之後的回憶，五世達賴的生活都是在控制西藏宗教權和世俗權的較量中度過的。五世達賴生存的十七世紀正是藏族曆史上的轉型期，格魯派和噶瑪噶舉派各以一部蒙古軍事力量的支援展開權勢的争奪，随使蒙古軍事勢力深入到西藏。這一時期中參加到西藏地方的争權鬥争中來的蒙古各部的領袖，有喀爾喀部的卻圖汗、察哈爾部的林丹汗、和碩特部的固始汗等人。當時西藏各種勢力的鬥争非常複雜，情況随時變化，需要審時度勢的智慧和高超的政治手腕應付，雖然格魯派占據了上風，但是其他教派的奪權鬥争從來沒有停息過。直到十七世紀四十年代，格魯派才取得了絕對優勢的地位。但是，接着，剛剛坐定北京政權的清王朝就插手西藏各教派事務，起初，清朝的政策是對各教派都支援，這給格魯派帶來了壓力，同時，格魯派與其蒙古部支援者互相争奪世俗權的鬥争也在暗中一直持續着。

可以說，五世達賴喇嘛對藏傳佛教派系鬥争中先依靠東蒙古軍事力量，後依靠和碩特蒙古力量得以生存發展壯大的曆史耳聞目睹。特别是對格魯派居優勢地位後的藏王、達賴喇嘛、班禅三支力量分工掌管青藏僧俗事務的局面并不抱長久樂觀态度，他需要一支忠心的、能掌控得住的軍事力量。正在這一時期噶爾丹來到西藏，“居烏思藏日久，不甚學梵書，惟取短槍摩弄。” 這時的噶爾丹單純、尚武，正是不二人選，于是五世達賴喇嘛有意識地對噶爾丹進行培養。遺憾的是，筆者在《五世達賴喇嘛傳》中并沒有看到五世達賴對噶爾丹直接贊美的濃重筆墨，相反，旁證的材料卻很豐富地說明了這個結論。“達賴喇嘛之徒遍西域，而特重嘎爾旦”為一，受封的活佛多了，當喇嘛的王公子弟也很多，他就那麼出衆那麼優秀嗎？非也。是達賴找到了實作自己心底構想的合适人選，相對于五世達賴的抱負而言是最優秀的人選，就單個人而言，就綜合素質而言，并不一定最優秀。達賴喇嘛對嘎爾旦“所語密，雖大寶法王、二寶法王不得與聞”為二，“大寶法王”“二寶法王”何職也？在明代是世襲的宗教職位，賜予金印為證，現在又加封了活佛身份，意即達賴喇嘛的直系徒弟。現在，連大寶法王、二寶法王都不得聞的“語”一定是關乎格魯派生存、發展的長遠大計，不是當下的政策。達賴喇嘛把百年大計千年大計秘密告訴噶爾丹，必定是将此重任委托于他了。之後，五世達賴又封噶爾丹為溫薩活佛，此為三。這是五世達賴直接把噶爾丹往成功的路上推進一步。第四個材料為，“噶爾丹笑曰：‘安知護法不生今日。’”這句回答源于黃衣僧抱怨護法太少，影響了教派的發展繁榮，而噶爾丹的回答語氣是反問式的肯定句式，古漢語中，這種表達方式比直接肯定句有加強肯定的意義和作用。噶爾丹這樣直接地說出結果，不論是出于年輕人的狂妄自負還是出于自信有志，但有一點非常明确，就是噶爾丹已經明确知道自己就是未來的護法，不是以後要去努力實作的抱負，而是馬上就能看得見的未來。

前面我們給噶爾丹做的評價，有“單純”一詞，是相對于達賴喇嘛和桑傑嘉措的政治素質、成熟程度而言的。就社會發展而言，任何人任何事物都沒有永恒的位置與格局，沒有現實地存在于眼前的事物隻能是一種想象一種期望，在政治領域尤其如此。噶爾丹對未來的過度自信正是他還不成熟的一種表現。雖然噶爾丹所言不是第一人稱的直接史料，但是華麗語言描述背後所表現出來的事實互相可以印證的真實性，很讓人懷疑梁份似乎是聽了當事人的介紹。

至于出生時的玄幻說法“母夢身毒（指印度——引者注）僧”而有孕，出生時“金山（指阿爾泰山——引者注）時時有五彩雲氣”，“生而神異”是達賴喇嘛為給他一個活佛身份而做的宣傳工作。此為材料五。在《五世達賴喇嘛傳》裡能清楚地看到，五世達賴給予了宗教封号的喇嘛們出生時都描寫有靈異的天象，五世達賴說，出生時有靈異出現的人才能在将來加封号，這是格魯派宗教文化的鮮明特征，同樣的，在中原文化體系中，也有這樣的記載，人類始祖就是感孕而生，出生時祥雲五彩。是以不論五世達賴還是梁份的文化背景，都會自然地運用或者接受這種提高一個人現實地位的表達方式。

噶爾丹是五世達賴喇嘛相中的武苗，而桑傑嘉措也是五世達賴喇嘛自幼養大的孩子，兩個同時代的孩子一起跟随五世達賴喇嘛，有幼年的單純友情，最關鍵的是明達事理後同被五世達賴喇嘛重視，視為左右手，使他們不因利益沖突而緻沖突。對五世達賴來說，如果說噶爾丹是有勇氣的武士，桑傑嘉措則是有智慧的文官。這種前途命運的聯盟方式讓噶爾丹和桑傑嘉措的友情更加密切更加鞏固。而這也是與噶爾丹對立的準噶爾後人們在第巴桑傑嘉措時期難以與西藏密切關系的重要原因。

關于桑傑嘉措，五世達賴在他的回憶錄中絲毫不掩飾那種喜愛、欣賞和信任之情，“桑結嘉措從幼年時起就被托付給我，讓我像對自己孩子一樣撫養、守護。” “由于我自己不堪重任，需要任命桑傑嘉措為第巴。他現在已成壯年，在處理政教二規事務方面也與其他第巴有所不同，處世作事與我親自所辦相同，我将寫有這些内容的條例交由衆護法神保管，并把其中的一份挂在樓梯頭上，将我雙手的印迹顯現在上面。”“第巴桑傑嘉措比起前任第巴來更忠于職守，服從訓示，從各方面看，還需要大量的緣法。”

五世達賴喇嘛自幼就開始經曆流血和不流血的權力争鬥，積累了豐富的政治鬥争經驗。他運用所掌控的藏傳佛教格魯派的意識力量周旋于和碩特、準噶爾、清政權、尼泊爾、明廷餘黨、西域白山派、西域黑山派等勢力中間，制約與依存并在，與各方力量達成一種平衡。當時，這些力量之間，誰都無法馬上成為控制大局的一方，是以，各方都在夾縫中尋求發展的機會。但是這種平衡随時都會發生傾斜。在當時，能保持生存下來，才有發展和勝出的機會。清政權、準噶爾等無不處處時時追尋着這種平衡狀态，在發展自己力量的等待中吞并對方。

對當時的情狀，五世達賴自己說道，由于長期在明的暗的争鬥中生存，自己對政事已經感到厭倦。但是有施主們提出他應該對世俗政權進行管理，使之完善，自己考慮到未來，是以有了參加政治的勇氣。 “我在鐵蛇年（1641年）以前決定聞思苯教派的經論，誠如是，中間出現這種懈怠也不足為奇。但是，現在除了宗教活動以外，我主要從事行政事務，人們對此也極其高興，大加贊揚。”

宗教的發展不得不依賴于現存政治形勢的生存方式，讓達賴喇嘛煉就了在各種勢力中遊刃有餘的鬥争方法。宗教作為一種社會思潮，一種社會組織，一種意識形态，一種生存方式，一種制度體系，它的理念有玄幻部分，但它的存在方式是現實的，是以必須與現實與現存社會相适應才有生存發展的契機，是以，必須不斷調整它的内容與形式與現實的經濟政治文化氛圍相符合才能更好地發展。在人類曆史發展過程中，先進意識在社會變革中是起到先導作用的，先進文化是經濟發展的催化劑，是明智政治的航标塔，由于宗教中還有大量積澱的消極的文化傳統，并不是完全的先進意識，是以在曆史發展中，它還不能完全起到引領社會潮流的作用，隻是作為前世留下的傳統保留下來。作為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我們不能因為它有消極的一面就要求武力消滅它，任何外在内在主觀客觀的武力都不能消滅宗教理念，因為二者不是一個範疇。武力隻能消滅宗教存在的物質形式。宗教中留存下來的那些内容是與它産生時的社會現實相适應的部分，在曆史發展過程中逐漸成為了人們生活方式的一種，進而沒有立即被曆史淘汰，當它與發展了的社會現實相悖時，也就是它要被淘汰的時候，是以注定了它的滅亡方式是自然消失，不是人為消滅。這種道理拟或理論我們回望曆史容易看清，作為當時曆史發展中的人們大多是迷茫的，畢竟精英是少數的個别的，正如今天的我們還不能完全完整頓悟未來一樣。五世達賴就是頓悟了那個時代西藏形勢的一個精英。我們從達賴與康熙帝的周旋特别是關于吳三桂問題的處理上可見識達賴五世的自我保護能力與水準。

吳三桂叛亂後，康熙帝“谕喇嘛大兵分路進讨。若吳三桂勢蹙投降，喇嘛其即執送。” “若三桂窮迫，竄奔邊外，蒙古兵即擒獲解送。今一面令達賴喇嘛發蒙古兵，入四川松潘等處邊界進剿。蒙古兵到處，地方官員軍民人等，即迎降剃頭，作速備辦糧饷草料供應。如有以兵馬城池納款自效者，即于領兵達賴巴圖魯台吉等處報明履曆銜名，事平論功叙錄，如抗拒不順，不供應糧饷者，許即攻取。大将軍等到日，蒙古兵所得地方及投誠有功人等，查明收管，仍令蒙古兵各回本地。爰頌敕旨通行曉谕。爾等皆朕之赤子，即或從前一時逼迫，陷于逆黨，但能悔罪歸誠，悉赦已往，不複究治。達賴喇嘛兵協剿逆賊，已令申明紀律，限制兵丁，所過并無騷擾。爾等各宜安分自保，革心向化，勿得複懷疑慮，以贻後悔。” 達賴五世表态：“吳三桂背主負國，人皆惡之，不來則已，來則縛之以獻。吳三桂曾取結打木、揚打木二城，今已發兵攻取，防守沿邊。若欲征兵深入，惟候诏旨。”接着提出要求，“達賴台吉故居土伯特，今遣居青海，令其有事則相援，無事則钤轄其部屬。” 這是防範自己布兵東部而西部被人攻擊，是以讓清廷谕旨他人各安其所，以保護自己。實際上，吳三桂起兵的工作已經準備多年，包括安定藏族在内的周邊關系，而五世達賴為生存需要，也一直與雲南在内的周邊和睦關系。這一點清廷很清楚，“吳三桂曾指使其侍衛占達力，帶書信及禮品送與達賴喇嘛；達賴喇嘛也遣使回贈吳三桂以珊瑚、琥珀等。今又聞，吳三桂與達賴喇嘛于四川打箭爐以茶馬互易。”

是以，執行清廷指令的時候，“達賴台吉辭以松潘路險，未進四川”， 這個問題由達賴喇嘛間接反映給了清廷，“達賴巴特爾匆忙到此，問及軍隊可否從内地經過。秋冬天氣寒冷，軍隊如從陝西走，最為适宜，因走雲南，恐水土不服；走四川，恐松潘地方交通不便；從邊外走，又恐馬力不足。”并說明，具體詳情或需要親自證明，則“一切事宜，皆由達賴巴特爾奏明。”

我們分析一下，以五世達賴的智慧，如果事情不關乎自己，大可不必把這種傳達讓别人不高興事情的差讓當事者自己去說，隻是以親自順便說上此事，筆者認為，是因了其中有自己給達賴巴特爾出的注意，擔心達賴巴特爾說話不圓滑導緻誤解是以才先定準彙報的音調。

對于自己方面出兵的情況，五世達賴奏言：“令烏力吉圖巴特爾台吉去内地，希對聖上事業有所裨益。但内地氣候炎熱，且蒙古軍隊人數不多，難以有所成就。加以人騎供養困難，很難持久。又，雲南地方行軍困難，厄魯特内部又互相劫掠，是以以達賴巴特爾為首之西藏軍民，隻好堅守所轄地方，而無法遠征矣。” 五世達賴甚至為吳三桂的行為向清廷求情，“若吳三桂力窮，乞免其死罪，萬一鸱張，莫若裂土罷兵。”絲毫不考慮容許割據對一個政權意味着什麼。在清廷大發雷霆指責之後，五世達賴又是唱頌詞又是進獻哈達、腰刀、撒袋、弓箭等。 總而言之，在五世達賴的巧言周旋下，清廷明知道是達賴喇嘛不配合，也沒有招數可行。青藏由之在吳三桂與清的戰争中保持了中立立場，儲存了自己的力量。

近代，在清朝保西北還是保東南的國策争論中，力挺保西北的邊防重臣左宗棠曾經這樣闡述西北的戰略特征，西北臂指相聯，從地域結構上具有緊密相連的完整性，牽一而動百，其中蒙古的地位尤其重要，蒙古在則新疆在，新疆在則西北保。 我們順着這個思路延伸一下，西藏五世達賴喇嘛雖然依仗和碩特蒙古使格魯派占據了上風，但是内部的教派奪權鬥争、和碩特獨攬政教大權的野心都昭然在目。準噶爾與西藏對和碩特夾擊的地理優勢，五世達賴不會不在以後的權力争鬥中加以利用的，是以培養噶爾丹成為一方勢力将來對格魯派的發展定會受益多多。

噶爾丹目睹了五世達賴周旋于各種政治力量之間的手段與政策，也深切體會過格魯派從宗教意義上表現出來的強大力量。特别是五世達賴的言傳身教，讓噶爾丹領略了生存秘訣，是以，才有梁份書中所言，噶爾丹“有大志”“好奇功”，而不是當個“黃太吉”。

筆者認為，噶爾丹傳回準噶爾後，對公權力和軍事權力瘋狂攫取的行為，與這個時期接受五世達賴思想的教誨有關，與格魯派的影響有關，與西藏宗教力量争鬥的現實有關。或者說，噶爾丹早年在西藏的經曆讓他有了權力至關重要的思想。達賴喇嘛的思想和戰略必定是清晰地交待給了桑傑嘉措和噶爾丹，我們從五世達賴的隻言片語中能感覺到一些。五十達賴對噶而但的贊美與誇獎遠不如對第巴的高，而實際上五世達賴對他們兩個的依重程度是同樣的，沒有厚此薄彼，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記載呢？或許有桑傑加錯不願噶爾丹與清朝的積怨波及到自己和影響西藏大業而删去五世達賴對噶爾丹的溢美之詞和自己與噶爾丹的交情内容這樣的因素，這有待于考證清楚了《五世達賴喇嘛傳》藏文版出版情況。

噶爾丹的一生與五世達賴喇嘛、與西藏、與格魯派理念息息相關。它們是噶爾丹思想行為、人生軌迹的大氣候與小氣候，是時勢也是事實。離開西藏、五世達賴喇嘛這個大背景談噶爾丹，就無法說清說透噶爾丹其人其事。這個論斷的印證我們可以從噶爾丹傳回準噶爾後的作為中進一步探究。

二．行為背景：

我們對曆史人物評價的原則，不是預測他将會做什麼，而是從他已經做出的曆史事件分析他為什麼這麼做，他用什麼方法做的，他的主觀願望與結果是否相符，他的所作所為帶來的後果是什麼，由此對這個人物予以定性的結論。既然我們對噶爾丹進行分析判斷并蓋棺定論是基于他的所作所為，而不是他的所言所語。那麼我們就看看史籍中噶爾丹傳回準噶爾複仇之後的行為。

史載，噶爾丹複仇後進行了一系列軍事行動，先向西攻：“西北鄰國， 稱黃台吉有六七部，盡擒其名王，收其兵。”再向東走，“土魯番、哈密諸國，盡蠶食之，所過無強敵堅城。又檄塞下渚夷，諸夷鹹頓首稱臣，獻琛恐後。分命所親信，居沿邊，又使其黃台吉居瓜、沙二州間，使控制各黃台吉，且以炯刺喀爾喀焉。”“東方既臣服，乃西擊回回，下數十城。回回有密受馬哈納非教者。初迎降，雪夜襲擊之，殺傷至十餘萬，馬匹器械，失亡無算。馬哈納非，天方國以為聖人者。嘎爾旦喪師返國，未嘗挫銳氣，益征兵訓練如初。使人謂回回曰：‘汝不來降，則自今以往，歲用兵，夏蹂汝耕，秋燒汝稼，今我年未四十，迨至于發白齒落而後止。’城中人鹹聞股悚，門嘗晝閉。其明年大破之，回回悉降，不敢複叛，于是益強盛。兵之在俄羅斯，與屯于金山者，有五十萬，屬國不與焉。”

梁份記載的這些事件，在清代官方史籍以及其他語種的文獻資料中都可以找到，隻是表達方式不同，反映出的事物的本質也不同。但是，噶爾但初返準噶爾就開始四向出兵是不争的事實。比如清代官修史書中明确記載有，康熙十六年（1677年）五月，噶爾丹與鄂爾齊圖車臣汗互相攻戰，“噶爾丹台吉攻鄂爾齊圖車臣汗，以陣獲弓矢等物來獻”，康熙帝“止收其常貢之物”。1678年，噶爾丹完成對準噶爾的統一，建立了政權。1679年，五世達賴喇嘛封噶爾丹“丹津博碩克圖汗”稱号。

同年，五世達賴喇嘛任命桑傑嘉錯為第巴。這段曆史中的重合不是偶然的，其中有着達賴喇嘛的主動促進這個必然因素。這樣，西藏政權内有第巴忠實地執行着五世達賴期望的政策，外有噶爾丹準噶爾政權的随時援助，在達賴喇嘛看來格魯派掌權局面會愈亦穩定。隻是1688年後一切都變化了。

從17世紀80年代開始，準噶爾軍連年西征，“破回子中之薩馬拉罕、哈薩克、布魯特、葉爾欽、哈思哈爾、塞拉木、吐魯番、哈密諸國，其所攻取降服者一千二百餘城，乃習于戰鬥之國也”。成為一個占據着中亞西域廣袤土地的強勢政權。

噶爾丹複仇後進行的這一系列軍事行動，目的何在？沒有一條史料能确切地告訴我們噶爾丹本人怎麼解釋這些行動的目的，客觀材料則有一些。

梁份的書中是這樣說明的，最初噶爾丹是為準噶爾部衆的物質需求，為發展準噶爾政權的經濟而出兵。“富庶甲于西域，而使命往來無虛日。烏斯藏時有黃衣僧來，人鹹莫測其是以。嘎爾旦取沙油汁，煮土成硫黃，取瀉鹵土煎硝，色白于雪。銅、鉛、镔鐵之屬出地中。碛岸産金珠，則屏而不用。馬駿而番庶，四方莫或過之。”諸夏饋以缯帛，亦色盤以及織金大蟒、立蟒刺繡等等，準噶爾政權隻能回贈“馬數百騎”。 噶爾丹把所得展示給各部族的頭人，連誇東西好，各頭人也認為物品很好，但是噶而但說“大陸獨少此，此中國物也。”此後，開始備戰，準備戰争掠奪這些資源，“資用極備，不取給遠方，乃悉巧思，精堅其器械。作小連環瑣瑣甲，輕便如衣。射可穿，則殺工匠。又使回回教火器，教戰，先鳥炮，次射，次擊刺。令甲士持鳥炮短槍，腰弓矢佩刀。橐駝馱大炮，出師則三分國中人相更番，遠近聞之鹹懾服。” 按照這個說法，噶爾丹初步執政，就四向出擊，是要盡快改善部衆的生活狀況，得到民心。

依梁份書叙，另一個原因就是西藏達賴喇嘛曾經授意過建立軍事政權。隻是年輕氣盛好武欲建奇功的噶爾丹把行動計劃提前了。“是時諸夏有滇、黔變，秦、蜀間蜂起，嘎爾旦謀所向。達賴喇嘛使高僧語之曰：‘非時!非時!不可為。’嘎爾旦乃止，其謀臣曰：‘立國有根本，攻取有先後，不可紊也。李克用之先世，發迹金山，根本不立，遂不能成大事。我太祖初興，滅國四十，奄有四方，然後促夏執金，混一稱尊。”嘎爾旦善其言，乃為近攻計。” 從中可以明确的資訊有，達賴喇嘛讓噶爾丹在時機成熟的時候四處擴張，建立一個政教合一政權，以武力和強權保證格魯教的傳播，但是這個時候出擊，不合時間的氣候，并不是事件不對。

噶爾丹的目标與達賴喇嘛在建立政教合一政權上是相同的，但是還有許多不同，這個時期表現出來的主要是方式方法上的不同，把握時機上的不同。噶爾丹依據謀士的建議出兵迅速征服了周邊各小政權。這個過程中也有五世達賴喇嘛的直接支援，比如噶爾丹出兵天山南路，是接受達賴喇嘛旨意而為，而能順利接手，也是達賴喇嘛直接插手天山南路黑山派與白山派争鬥事宜的結果。

同樣，噶爾丹的每次行動都要先請示達賴喇嘛然後依計行事，對事情的結果也是要給達賴喇嘛有所交待。比如，攻入哈薩克後，迫其繳稅、改信黃教，賦稅交給了達賴喇嘛，迫被征服者改信黃教是對黃教發展事業的貢獻。這些都是大來喇嘛最需要的。據《五世達賴喇嘛傳》記載，鐵雞年（1681年）正月初二：“噶爾丹丹增博碩克圖汗将纏頭人的疆域收歸自己統治下之後，把以鴨兒看（即葉爾羌——引者注）為主的一千五百座城鎮、二百萬戶人口奉獻給我”。 可見，噶爾丹的軍事行動的成果都交給了達賴喇嘛，這不能簡單地看作是在還達賴喇嘛作為長輩、老師、教長等等的情，從更高的意義上來看，甚至可以視為達賴喇嘛為戰略指揮者噶爾丹為前線指揮官的一種聯合軍事行動的結果，拟或是下級執行上級指令的行為。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噶爾丹的步步行動是在西藏達賴喇嘛作為強大的精神後盾支援下進行的，但是，噶爾丹也加入了更多自己的想法，我們從過程和結果中可以看出許多曆史事件的形成原因。

傳回準噶爾的噶爾丹一登場就擁有了公權力，餘就是怎樣鞏固并擴大達賴喇嘛授意建立的政教合一政權的事宜了。從噶爾丹所進行的一系列工作來看，是有計劃有目的有組織地進行着的。先是借達賴喇嘛給予的宗教力量複仇成功，接着清理内部政敵，坐上汗位，被部衆崇拜。之後，整頓内政 “招徕歸附，禮舊臣，相土宜，課耕牧。”定法令，設立獎罰制度，備戰。 進一步穩定人心，強化凝聚力。第四，打擊消滅與僧格有沖突的部族。第五。借助清朝的政權号召力，擴大自己的影響。康熙十八年1679年九月，噶爾丹以達賴喇嘛加封他為博碩克圖汗之号而向清廷“遣使貢獻鎖子甲、鳥槍、馬、駝、貂皮等物，”并要求清廷予以承認。清廷“準其納貢，授以赦印，并加恩赉。從無以擅稱汗号者，準其納貢之例。但噶爾丹台吉，敬貢方物，特遣使入告，應準其獻納。”清廷是迫于平定“三藩”戰事正烈，希望西藏配合清朝攻打吳三桂，故對達賴喇嘛大力支援噶爾丹的舉措隻能暫且默許。照理，西藏此前已經向清朝表示過歸順之意了，然而，達賴喇嘛冊封噶爾丹卻沒有事先讓清廷知道。這一點，正如筆者前面談到的，清廷自認為西藏早已經歸順了，重要事情應該讓清廷知道，但是西藏方面把這種歸順的内涵了解為隻要定期朝貢即可。由于清廷此時駕馭周邊的能力還不是很強，是以不管清廷主觀意圖如何，最終是預設達賴喇嘛冊封噶爾丹為汗了。

在這之後，準噶爾政權周邊都是一些強有力的政權了，下一步計劃噶爾丹先請示了達賴喇嘛，“西域既定，諸國鹹願奉為汗。嘎爾旦乃請命達賴喇嘛，始行，蔔失克兔汗事視西北諸國，唯喀爾喀為大，稱汗久，莫之與京。”“及嘎爾旦盛，顧易視北方，恥與并為雄長，有遠攻之心，而日簡練部落，若将赴鬥者，其事多秘而不宣，喀爾喀于是有戒心焉。西域窮發之國，莫不奔命于俄羅斯，日以益盛，或謂亦達賴喇嘛為之期會雲。” 依照梁氏此言，噶爾丹進攻喀爾喀是有準備有計劃的行為。

這一時期，噶爾丹的政策發生了變化。一改他的父兄時期對俄國的強硬政策，“北通好于俄羅斯”， 為了他出兵喀爾喀時背後不受攻擊。

筆者認為，從準備進攻喀爾喀開始，噶爾丹的抱負已經超出了達賴喇嘛的願望，他要建立一個自己的汗國即由準噶爾掌權的準噶爾大汗國，不是恢複成吉思汗的蒙古黃金家族汗國。同時噶爾丹也沒有要滅亡清朝的意思，至少當時沒有，就是與清開戰後也沒有要吞并清朝的意思，“君長南方，我長北方”就明确表達了噶爾丹個人的願望。

三．政治目的：

1688年，經過了多年準備的準噶爾發兵3萬突襲喀爾喀，緻使喀爾喀亡，喀爾喀首領土謝圖汗和哲布尊丹巴逃到清朝邊界，請求避難。但是，對清朝來說，關注更多的是大清邊界的安定問題，于是一方面指令“邊塞地方，宜加防守；翁牛特、巴林、克西克騰、四子部落等旗，共派兵二千五百名，暫住蘇尼特一帶汛地防守”，一方面讓噶爾丹停止追擊喀爾喀，但是，噶爾丹态度堅決，表示一定要捉到土謝圖汗和哲布尊丹巴。康熙帝“料想，厄魯特蒙古，俄羅斯、回子、漢人等地都會遵行達賴喇嘛的意見，平安相處。”是以派使者到西藏請達賴喇嘛派代表進行調解。同時，噶爾丹、喀爾喀也分别派使者到達賴喇嘛處表達自己的願望與要求，這樣，沖突各方都把西藏五世達賴當作轉言者、調解者，特别是清廷，不願意依靠戰争方式解決問題，總是想憑借五世達賴的影響力達到自己的目的。我們抛開事件發生的原由，抛開事件涉及者的正誤，抛開對曆史的評判，隻看事件進行過程中達賴喇嘛怎麼參與傳言、調解的，來了解達賴喇嘛的立場，了解噶爾丹此次行為的策劃者和動機。

需要說明的是，達賴喇嘛已于1682年圓寂，第巴桑傑嘉措隐瞞資訊，借達賴喇嘛之名發令。隻是第巴的各種指令并沒有違背達賴喇嘛的意願，而是對達賴喇嘛政策的一個延續，因為五世達賴喇嘛曾經明确表示過桑傑嘉措有三大優點：像自己的孩子一樣，服從訓示，在處世和處理政教二規事務方面與自己親自所辦相同。 可以說，第巴對噶爾丹和清廷的态度處理上也是符合達賴喇嘛的意願的。

對清廷要求調解的要求，達賴喇嘛的回複意見是：“皇上撫視人民，中外一體，聞厄魯特、喀爾喀兩國相殘，即譴人赉赦谕和。”由于使者途中出意外，“遵聖谕，又譴蔔克岡喇嘛去矣”。但蔔克岡喇嘛到噶爾丹處後所起的作用并沒有達到希望的那樣。康熙帝再改派伊拉古克三呼圖克圖和商南多爾濟喇嘛往拉薩見達賴喇嘛。但是，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四月，伊拉古克三呼圖克圖到達拉薩後，第巴桑結嘉措将他當作自己的使者，同濟隆呼圖克圖一起派往科布多，協助噶爾丹執行下一步行動計劃，另遣善巴陵堪布喇嘛為使去北京，向康熙皇帝提出将土謝圖汗和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擒送給噶爾丹，并擔保此二人性命不會出問題。 善巴陵堪蔔給康熙帝說：“達賴喇嘛，令奏聖上，但擒土謝圖汗、哲尊丹巴胡土克圖，畀噶爾丹，則有利于生靈。此兩人身命，我當保之。” 達賴喇嘛的這個态度竟然與噶爾丹的立場一樣，清朝認為這是偏袒一方。而達賴喇嘛非常明朗地支援噶爾丹立場的做法也讓清廷非常意外。是以給達賴喇嘛複信，再次強調，自己的願望是：“朕與爾向來之意，舉無所偏庇，是以屢屢遣使往谕，即今亦仍冀其和好也。”“朕撫視萬邦，有如一體，意無偏徇者如此。爾喇嘛行事，利濟衆生。想善巴陵堪蔔所奏，未必為喇嘛之言，如果喇嘛之言，何以不具疏來奏乎?朕心疑之，特撰敕遣詢，著将此項原由，明白具本回奏。”

康熙帝明确提出了不相信這個意見是達賴喇嘛本人提出的，懷疑是他人的意見或是被要挾而做的決定或者使者假傳達賴喇嘛旨意。達賴喇嘛處世向來和緩謙恭低調，這份奏言的拒絕直接明朗，一改風格，對噶爾丹的軍事行動赤裸裸的支援，被敏感老練的康熙帝感覺到了。同時也說明了在政治鬥争上第巴遠不是康熙帝和達賴喇嘛那個級别的對手。

準喀交戰事關大局，之前各政權各部族的關系從這次各方的态度立場上一目了然。西藏力鼎噶爾丹已經是不争的事實。為什麼在這個關鍵問題上達賴喇嘛公然敢與清廷抗禮？筆者認為，達賴喇嘛乃至第巴桑結嘉措把噶爾丹的這次行動看作是關乎西藏與準噶爾未來的大事，是以，立場很鮮明，隻是第巴表達太急太直白，被清廷看穿了不是達賴喇嘛本意。康熙帝雖然并不知道與自己意見向來一緻的達賴喇嘛已圓寂，但是從當時對方的态度來看，借籍達賴喇嘛的宗教威望使喀爾喀和準噶爾會盟議和、制止噶爾丹進兵清朝邊界已經不可能了。康熙皇帝從根本上改變了以前對噶爾丹的政策，決定武力解決準噶爾事宜。

烏蘭布通戰役一開始，噶爾丹就派伊拉古克三呼土克圖到清營，請求把土謝圖汗、哲布尊丹巴交出來。伊拉古克三呼土克圖本來是清廷的使者，也曾經是達賴喇嘛的特使，這次以噶爾丹使者身份說服清朝。清朝的立場也是很明确的，堅決不交出二位頭領。戰事進行中，噶爾丹又派濟隆胡土克圖到清軍大營說和，說自己“信伊拉古克三，及商南多爾濟之言，深入汛界。部下無知，搶掠人畜，皆大非理。聖上乃一統宇宙之主，博碩克圖汗不過小部頭日（應為“目”——引者注），何敢妄行?但因索其仇土謝圖汗及澤蔔尊丹巴，緻有此誤。彼今亦無索土謝圖汗之意，但祈聖上慨允，以澤蔔尊丹巴，遣送其師達賴喇嘛，榮光莫大矣。” 這樣清朝就停止了進攻，噶爾丹得以逃跑。

在之後的戰事中，清朝不滿意于西藏方面的态度立場，更不滿意于作為使者的喇嘛們的多重間諜行為，是以與各方有很多書信往來，怨言不斷。

康熙帝派使者到西藏達賴處，将達賴近侍與濟隆胡土克圖的行為告知西藏，“爾近侍與濟隆胡土克圖等……身在噶爾丹營中，并不說和。噶爾丹藉追喀爾喀為名，闌入邊汛，劫掠烏朱穆秦，又不勸阻。且噶爾丹與我軍交戰，濟隆張蓋于山頂觀之，而報爾為竭力說和，聽從立誓。濟隆之去，朕面谕以告爾喇嘛之言，亦不行傳谕。”并特别表明，這一切康熙帝自己認為是由于達賴近侍與濟隆胡土克圖“通同貪利，而欺蔽爾，徇庇噶爾丹之所緻也”，“朕灼見與爾喇嘛無涉，是以朕不責汝。朕向來惟以實心待爾，故将若輩行事，違朕與爾之意”，并希望達賴喇嘛不要答應噶爾丹請求發兵援助的要求。 并給使者交代了幾種政策和要達到的目的。第一，見不到達賴喇嘛，就要求達賴喇嘛親自寫封回信帶回來。第二，如果第巴派遣班禅來，則要把投降的衆厄魯特人，一起帶來。第三，“如第巴又言達賴喇嘛，将使垂中為之蔔，爾但诘之雲，‘垂中所禱祀者，惟達賴喇嘛耳。達賴喇嘛，猶有問垂中而行之理乎?’”第四，如果證明了達賴喇嘛身故是事實，就代傳言讓班禅主持喇嘛教事務。第五，必須将濟隆呼土克圖帶來。如果第巴要殺濟隆，你一定要極力保住濟隆。如果第巴不派濟隆來，你可以對第巴說，你為了一個人而違背聖上之旨，聖上能放過你嗎？第六，如果正巧遇到策妄阿喇布坦的使節，你就把噶爾丹的前後諸事詳細告之。說我聖上，無誅噶爾丹之意，至今仍然派将軍留大兵以招撫之。最後，特别交代，這些事辦完後，火速告辭傳回，不得久留。

從以上康熙帝的親口交代中，可以感覺到，康熙帝認為這些黃教弟子大多站在噶爾丹一方的立場上，特别是從西藏派出的喇嘛使者，這樣西藏的立場很明顯與噶爾丹一方，這對清朝很不利，隻是決策出自誰康熙帝還不明确。

從西藏方面來看，是決心與噶爾丹建立同盟了。雖然西藏也出面希望準噶爾與喀爾喀息兵，但是，也希望喀爾喀是以戰而能受準噶爾的節制，這樣，蒙古就都歸西藏節制了。隻是，噶爾丹出兵喀爾喀以緻于與清朝開戰，操之過急了。

從噶爾丹方面來講，雖然也聽西藏方面的建議，但是噶爾丹自己明白，他最終要建立的是一個不受清朝節制甚至不受西藏節制，互相之間平等并互相支援的一個準噶爾大汗國。

綜上所述，準噶爾與西藏的關系因了噶爾丹在西藏的經曆而顯現出它的曲折性。自準噶爾信仰格魯派一直到噶爾丹亡，雙方的關系是愈亦密切的發展軌迹。由于1688年噶爾丹殺害了策妄阿喇布坦的弟弟而緻的策妄阿喇布坦逃亡，使準噶爾實際上分裂為對立的兩部分。策妄阿喇布坦在噶爾丹出兵喀爾喀時，襲擊了噶爾丹的大學營科布多，将噶爾丹的妻子及臣民盡收而去。當噶爾丹敗于昭莫多，窮困至極之時，清朝封鎖了噶爾丹往青海、西藏去的道路， 策妄阿喇布坦又占據着噶爾丹的大後方，堵絕了噶爾丹的回師之路，使噶爾丹陷入腹背受敵的境地。期間，西藏第巴桑結嘉措由于與噶爾丹“相昵”，以達賴喇嘛的名義勸說策妄阿喇布坦與噶爾丹通好，但策妄阿喇布坦表示了拒絕，而且向清朝廷表态：“噶爾丹若逼近我土，必竭力進剿。”結果，噶爾丹不敢越阿爾泰，導緻最終失敗。 西藏遷怒于策妄阿喇布坦，雖然，策妄阿喇布坦即位準噶爾部大汗後，像前幾任準噶爾部首領一樣重視西藏達賴喇嘛對自己支援的力度，并派人去西藏交好。但是，始終無法與西藏宗教上層建立密切聯系。直到噶爾丹、五世達賴、第巴都故去，策妄阿喇布坦才有機會與西藏新的宗教上層建立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