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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大軍區撤番4個,末任司令中隻有1人兼任省委書記,無1人升中将

作者:史座

衆所周知,在1985年百萬大裁軍的改革中,陸軍部隊一下子被撤番了11個軍,分别是昆明軍區的11軍、蘭州軍區的19軍、福州軍區的29軍、武漢軍區的43軍、濟南軍區的46軍、成都軍區的50軍、廣州軍區的55軍、南京軍區的60軍、沈陽軍區的68軍、北京軍區的66軍和69軍,使得陸軍隻剩下24個軍,并整編為多兵種合成的24個集團軍。

在陸軍軍的數量減少的同時,管轄陸軍各軍的大軍區數量也有相應的調整,把原來的11個大軍區,撤銷了4個,分别是西北的烏魯木齊軍區、西南的昆明軍區、華中的武漢軍區、東南的福州軍區,進而形成了沈陽軍區、北京軍區、蘭州軍區、成都軍區、廣州軍區、南京軍區、濟南軍區共七大軍區的格局。

被撤銷的大軍區所下轄的陸軍部隊,要麼轉隸到其他的大軍區,要麼被裁軍。

11大軍區撤番4個,末任司令中隻有1人兼任省委書記,無1人升中将

比如,昆明軍區11軍下轄的31師、32師、33師,隻有31師轉隸到成都軍區14集團軍序列,另外2個師都不同程度地被裁;還有蘭州軍區的19軍,下轄有55師、56師、57師,隻有57師被撤編,并以師部為基礎組建了21集團軍某炮兵旅旅部,另外的55師轉隸到21集團軍、56師轉隸到47集團軍。

既然被撤銷的大軍區所隸屬的部隊都有了各自的歸途,那麼作為上司大軍區的最後一任司令又是如何安排的呢?

在解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有必要先弄清楚4個被撤番的大軍區的末任軍事主官都是誰?

其中,烏魯木齊軍區的最後一任司令是肖全夫将軍,于1980年1月從沈陽軍區副司令的崗位上升任的烏魯木齊軍區司令,任職長達5年,直至烏魯木齊軍區撤銷。

昆明軍區的最後一任司令是張铚秀将軍,在1980年2月楊得志将軍離開昆明軍區升任為總參謀長後,張铚秀作為昆明軍區的副司令,順勢接棒楊得志,擔任昆明軍區末任司令,直至昆明軍區撤銷。

武漢軍區的最後一任司令是周世忠将軍,在1982年1月從武漢軍區副司令的崗位升任的武漢軍區軍事主官,任職僅有3年,直至武漢軍區撤銷。

福州軍區的最後一任司令是江擁輝将軍,在1983年10月從沈陽軍區副司令的崗位升任的福州軍區司令,僅當了2年的軍事主官,直至福州軍區撤銷。

縱觀上述四位末任司令員的經曆,可以總結成四大特點。

11大軍區撤番4個,末任司令中隻有1人兼任省委書記,無1人升中将

首先,被撤銷的四大軍區末任軍事主官,都是少将軍銜。

我們都知道,大軍區的軍事主官往往标配上将,輔助軍銜是中将,級别定為大軍區級,可烏魯木齊軍區、昆明軍區、武漢軍區、福州軍區的末任司令卻都是少将銜,而且還是1955年晉升的開國少将銜。

這是因為在它們擔任大軍區主官期間,我軍的軍銜制已經取消了,根本沒有機會晉升到大軍區級主官所符合的上将或中将的銜級。

其次,被撤銷的四大軍區末任軍事主官,都沒有再轉任其他軍職。

百萬大裁軍的程序開啟後,作為被裁撤大軍區的末任司令,肖全夫少将、張铚秀少将、周世忠少将、江擁輝少将沒有一人在卸任後又調劑到七大軍區或者其他軍事機關擔任一官半職,都是卸任退休。

畢竟他們四位将軍都屬于大軍區級将領,如果再轉任他職,至少也得放在同級别的崗位上,可在大裁軍期間,大軍區級的崗位已經有所減少,也騰不出多餘的崗位來安排,隻能作退休安排,那麼也就難以再晉升到中将或上将銜了。

巧合的是,四位末任主官屬于“連号”的年紀,其中武漢軍區末任司令周世忠少将卸任時已67歲,福州軍區末任司令江擁輝少将卸任時是68歲,烏魯木齊軍區末任司令肖全夫少将卸任時是69歲,昆明軍區末任司令張铚秀少将卸任時是70歲,他們的年紀已過大軍區級的最高服役年限,理應退休,這也符合當時國家推行“幹部年輕化”的号召。

再次,被撤銷的四大軍區末任軍事主官,隻有1人沒有在建國後參與過實戰。

仔細了解肖全夫少将、張铚秀少将、周世忠少将、江擁輝少将的履曆,發現在建國後,有3位将軍都不同程度地參與了實戰,而且還是在3場不同的戰場。

比如昆明軍區末任司令張铚秀少将,在1979年初對越自衛反擊戰爆發時,身為昆明軍區副司令,全力輔佐楊得志司令在西線指揮作戰,後來楊得志司令因病不得不赴北京療養,是張铚秀将軍全程上司指揮對越西線的軍事作戰。在1984年“兩山輪戰”的戰事開打後,昆明軍區是第一個輪戰的大軍區,張铚秀身為昆明軍區司令,再一次全權上司指揮了拔點作戰的戰事。

烏魯木齊軍區末任司令肖全夫少将,先後參加了抗美援朝戰争和對蘇珍寶島反擊戰兩場實戰。抗美援朝戰争爆發期間,肖全夫于1952年4月被任命為46軍軍長,并率軍赴朝作戰,接替42軍的防務,在後期率軍三打馬踏裡戰鬥,狠狠地教訓了不可一世的美軍“王牌師”——美國海軍陸戰隊第一師,成了志願軍在北韓戰場闆門店前線的“收官之戰”。

到了1969年3月,蘇聯軍隊在我北方邊界不斷侵權挑釁,并發生了導緻我邊防官兵傷亡的流血事件,身為沈陽軍區副司令的肖全夫在軍區的授權下,制定了作戰計劃,在珍寶島發起對蘇自衛反擊戰,并擔任珍寶島反擊戰總指揮,重創了蘇軍的嚣張氣焰,這是他在建國後第二次參與的實戰。

福州軍區末任司令江擁輝少将,在抗美援朝戰争爆發時就以38軍副軍長的身份奔赴北韓參加作戰,期間還接替梁興初擔任38軍軍長,直到北韓停戰協定簽署前回國。

唯有武漢軍區末任司令周世忠,在建國後的數次邊境作戰或跨國作戰中,都沒有實際參與。

11大軍區撤番4個,末任司令中隻有1人兼任省委書記,無1人升中将

最後,被撤銷的四大軍區末任軍事主官,隻有1人在管理軍務的同時還兼任地方政務。

作為戰功赫赫的開國将軍,肖全夫、張铚秀、周世忠、江擁輝四位末任主官一直都在軍隊系統擔任重要軍職,基本不會在地方兼職,唯獨張铚秀将軍例外,他不僅在軍隊有主職,且在地方還兼任有上司職務。

比如1960年代,張铚秀擔任68軍軍長時,駐防在江蘇徐州,期間他就兼任徐海地區(即徐州和海州{現稱連雲港})軍管會主任、徐海地區革命委員會主任等職;1969年10月,張铚秀升任濟南軍區副司令,随即又兼任山東省委副書記兼省革委會副主任;到了1975年8月,張铚秀轉任昆明軍區副司令,又兼任雲南省委書記兼省革委會副主任,可見,張铚秀的地方職務是随着軍隊職務的變動而變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