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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再複:拒絕庸俗的“成功學”

作者:為天地立文心
劉再複:拒絕庸俗的“成功學”

第一部分

一、 世間有一類人,譬如甘地,譬如剛離世的曼德拉,都是以寬容對狹隘,以善良對暴力。想聽聽您對他們,特别是曼德拉的評價。

答:我對曼德拉評價極高,認為他是出現于二十世紀與甘地同一境界的世界英雄。前幾年美國的《時代周刊》曾評出20世紀三個最偉大的人物,即愛恩斯坦、甘地、羅斯福。我認為,還可以補充兩個,一個是托爾斯泰,一個是曼德拉。甘地、托爾斯泰、曼德拉的共同點是反對以暴易暴,主張以非暴力的和平方式解決所有争端。從哲學上說,他們都認定手段重于目的,手段比目的更重要。他們不相信使用殘暴的、黑暗手段,可以抵達崇高的、光明的目的。托爾斯泰雖然在1910年就去世,但他的思想與文學,影響了整個20世紀。我還想補充說,任何偉人都可能充當“曆史的傀儡”,發生被“炒作”的悲劇。有些政客正在借曼德拉之名“作秀”。

二 、有人認為二十一世紀是偉人不再的世紀,是以不會再出現甘地、曼德拉這樣的人物。即使這樣的精神力量存在,消費主義、物質主義會消弭它的崇高性。您也批評物質主義,那您是否覺得未來這類精神領袖出現的幾率會越來越少?

答:當下世界确實是消費主義、物質主義覆寫一切,但這種狀态并不意味着“偉人不再”。其實,任何天才都是個案,任何偉人都是反潮流反風氣的巨大存在,任何精神強者都是不為物役的卓越人格,即都是在地球的偏斜中依然能“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的英傑。世界處于虛空的時刻,它同時也在孕育偉大的精神力量。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并不認為未來出現偉大精神領袖的幾率會降低。但從當下的情況看,世界上确實缺少大思想家。包括歐洲,其經濟危機的背後實際上是人文思想危機。就我個人的感受而言,我還覺得,最可怕的是被物質所遮蔽的眼睛根本看不到任何精神價值,被金錢抓住靈魂的官員與群眾根本不知道世界上還是由“靈山”的存在。例如我的朋友高行健,他的精神創造本身就是一座高高的靈山,可是我們的同胞至今不敢面對。

三、 德國哲學家卡西爾認為人的特點就在于能夠超越事實,具有創造“理想世界”的能力。理想世界,甚至烏托邦世界的存在,對于現實人生,以及對于人格構造具有怎樣的價值?不同時代的“理想世界”,有哪些共性的内涵?

答:迄今為止,我尚未見到世上有什麼“理想國”,也不相信有什麼“理想世界”,更不相信烏托邦世界,但覺得人必須有“世界理想”,有點未來的視野。弗洛依特把人分為“本我”、“自我”、“超我”,這“超我”便是有理想之我。具有“超我”,這才是完整人格。是以,可以說,理想乃是建構卓越人格所必須的。不同時代具有不同的世界理想,但世界理想又具有逾時代的共同性内涵。這些内涵可以用各種學科的語言加以表述。但無可争議的是都夢想“永久性和平”(康德),都夢想人類自身健康地生存與延續,都把有益于人類延續的一切言行視為最根本的善。正因為不同時代中的人類都具有追求真、善、美的理想境界,是以人類社會才沒有變成動物界、禽獸界。

四、 現在我們常常會覺得過得瑣碎,過得迷惘,過得很短期。社會是碎片化的,個人僅僅在孤立的意義上成為“個人”。您是否經曆過這樣的階段或觀察過這樣的狀态,它說明了什麼?人生的整體性意義來自哪些理念的支撐?

答:能意識到“過得瑣碎,過得迷惘,過得過于短期”,這就是有思想,有靈魂。其實,各種能經得住千百年滄桑而留下來的大文化大宗教,都在探索人生的整體意義,即我們到地球來一回,究竟為什麼來?來了之後怎麼辦?來的意義何在?我不受洗,不入教門,但尊重宗教。二十四年前,我在國内時感到生命中有種難以承受的沉重,因為那時隻有國家意識而沒有個人意識;出國後我又經曆了一次生命中難以承受的輕,這就是個人隻剩下孤立意義上的個人。這個時候,我才發現不同的大文化都有其長處與短處。中國主流文化(儒)的長處是可以帶來許多人際溫馨,其短處是缺少個人空間。而美國的文化雖然給我許多個人的空間,但缺少人際溫馨。在沖突中,我曾經有過彷徨,也經曆過許多蒼白、迷惘的人生瞬間,但我最後還是在精神創造(文學寫作)中找到人生的意義。我覺得存在的意義完全可以在自己所找到的本真角色中充分敞開。海德格爾說存在于死神面前才充分敞開。我不這麼認為,我覺得存在也可以在事業中充分敞開。以我自己為例,處于世俗角色時,我常感到意義的迷失,而一旦進入寫作即進入本真角色時,便獲得充分自由,便覺得人生很有詩意。我現在讀各種書,領悟各種真理,一切有益于充實人生意義的理念,我都努力吸收。我用各種文化的深層思想進行自度、自救,并不局限于某種理念。并不認同某種專制獨斷的理念。

五、您曾經用嵇康的“外不殊俗,内不失正”八個字,形容您所贊賞的一種優美人格。在中國文化中有這樣互補的兩端,儒/道,出世/入世,但幾乎很難結合于一人,在您看來,平衡兩者的立足點是什麼?

答:“外不殊俗,内不失正”,從字面上看起來是内外有别,其實,它講的恰恰是内外不分,恰恰是“大制不割”(《道德經》語)。這個大制,就是心靈,或者說,就是大慈悲的心靈。唯有這種心靈,才不會在世俗社會中自鳴清高,自命不凡,自推聖境,以為自己“高人一等”。也唯有這種心靈,才能在任何環境中(尤其是在濁泥世界中)守持良心底線,守持道德原則,守持做人底線,始終處于佛教所說的“正等正覺”。

第二部分

六、 就像今年再度上映的《悲慘世界》所呈現的,人類社會曾有很長一段時間,将貧窮歸因及等同于懶惰、愚笨等,而忽視制度和社會的因素。人類的這種認識偏見是否是造成社會不平等的很主要的原因?

答:人類的不幸如貧窮等,原因很多,這其中有制度的原因,有時代的原因,也有個人的原因。《悲慘世界》揭示的也是多重原因。那位警長(阿威)死盯着冉阿讓,這是人性問題,并非制度問題。當然,造成人類不幸的一項根本原因是社會制度的不合理。曆來暴力革命都是企圖通過改變社會制度而改變社會的不公平,是以都帶有道德的正義性。但是,人類的不幸,社會的不公平,除了制度的原因之外,也還有文化原因,魯迅之偉大,就是看到中國的國民性(文化的深層結構,人性的民族呈現)如果不改變,什麼好制度都會變形變質。例如,按照制度的規定,冒濃煙的鋼鐵廠應當确立過濾機制 ,但是,掌握工廠的主體卻“偷工減料 ”,陽奉陰違不嚴格施行這一制度,不顧他人死活,于是就造成濁氣橫流,環境污染,這是人的問題,也就是文化問題。

七、在制度所緻力于的平等中,有起點平等、機會平等,也有結果的平等。請您分析一下,現代社會的平等更接近于哪種概念?在對待貧窮這樣的問題上,現代又有怎樣的認識?

答:我不相信結果平等,隻求機會平等。現代社會能做到“機會均等”就不錯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後,我們接受西方的“平等”思想 ,但有偏差。事實上,經濟的平等,結果的平等,是不可能實作的。按勞配置設定,按需配置設定,乃是永遠的烏托邦。我們講的平等,主要是指人格上的平等,心靈上的平等。像香港這種“現代社會 ”,它的核心理念是自由,而非平等,但“自由”也必須伴随着“限定”,伴随着法制。“自由港”也是法治港。香港也面對社會的貧窮問題 ,所謂面對,并不是從根本上去解決它,隻是有所調節而已,即把社會的不公平盡可能調節到最低的程度。香港能實作的“平等”,隻有“機會均等”。

八、我們來說說人格平等。維特根斯坦說他對一個人的态度是對一個靈魂的态度。平等觀念是否基于同樣的觀察或理念?現代社會被認為物質至上,“拜物教”,您對前景悲觀嗎?

答:維特根斯坦說他對一個人的态度是對一個靈魂的态度。平等的核心理念也正是這種理念 。把每一生命個體,都視為有尊嚴有價值的個體,都視為一個不可亵渎、不可侵犯的靈魂機關,這才是平等的要義。有了這種理念,民主才有前提。當下的社會隻重物質,不重靈魂,産生了許多隻有肉體而沒有靈魂的人,這種人正是大陸古代思想家文子所說的“肉人”。我在《人論25種》裡批判過“肉人”。金錢拜物教的結果将導緻人類的“肉人化”。這是一種非常可怕的前景。

九 、勢利”是一種基于成功學的偏見,無論其是經濟的或權利的成功學。超越勢利,是否意味着我們需要改變我們對成功的了解?

答:什麼叫做“成功”?如何界定“成功”?這本身是個大問題。我蔑視那種以權位的高低和财富的多寡作為尺度的庸俗“成功學”。請問,莊子是成功還是失敗?陶淵明是成功還是失敗?曹雪芹是成功還是失敗?我心目中這些天才,這些偉大的智者都是劃時代的成功者,他們的一生都處于清貧之中,甚至是“破落戶”。當下中國,把成功者的桂冠帶到權勢者與暴發戶身上,這是個極大的錯誤,也是一種極其庸俗的價值觀。真正的成功者,是創造了業績(包括财富業績與政治業績)之後,又用這些業績改變了環境和提升了人育世界。那些擁有巨大财富而把财富用于吃喝嫖賭的人仍然是人生的失敗者。

十 、在探尋心靈的解決方案時,您寄托于“童心”,寄托于對世界、對他人的單純善意。但我們對制度的求索、對關系的調和中,經常雜有許多對利益的考慮,兩者該如何平衡?

答:對于心靈,隻能有“不斷生長”的期待,并沒有什麼“解決的方案”。我講童心,乃是為了跳出利益的關系羅網,為了跳出時髦的價值架構,甚至要跳出各種教條與概念的包圍。童心與功名利祿永遠無法調和,也與榮華富貴永遠無法平衡。 童心正是為了打破一切利益的誘惑。我講童心,僅僅是為了自救,它沒有力量改變他人與改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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