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近代以來，中國的學術發展，就出現了危機，主要表現在，在思想深度上，落後于西方世界；在觀念創新上，不及他者的思維創新。閉關鎖國，缺乏交流，拒絕現代文明，最終導緻學術上的滞後。但是，我們又無法否決，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大，其學術在世界範疇都是有所貢獻的，但其模式如今又無法複制。1949年以後，以馬克思主義作為學術指導的研究方式，把學術帶入了另外一個境地當中。而新中國的學術，特别是對西方的學術接納和學習，主要集中在翻譯西方學術作品上，以嚴複等人對“群學”的引入就是典型。這樣的一種學問做法，在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尤為興盛，主要還是在于那會大家都感受到了學術的滞後性與嚴重性，故而介紹西方作品到中國為之必要。延續至今，包括譯林出版社，中央編譯出版社等依然再從事着“介紹思想”方面的作品，并且日益漸多。在面對西方的态勢上，國内學界從以往的接納和學習，開始進行反思如何本土化的問題。也就是說，“西學—本土化”以後，才可能有适合本土邏輯的概念、架構等能夠解決和解釋國内的社會問題。西方的學術，在這點上，并未因為本土化而遭受瓶頸，因為這一學術自覺本身并不是要把西學拒之門外。
前文提到，翻譯國外的作品到國内，以此作為學術的一種方式，在當初是非常興盛的，從嚴複到如今的一些大學教員，大多數都在思考，如何把國内的問題用西方的學問來化解，如何更深入地了解問題的本質及其解決方式。然而，面對學問本身的時候，學界似乎又因為學術環境的不佳，而日益走向了“迷途”，一方面，做學問的方法依然居于三種，第一，介紹和翻譯西方作品；第二，用西方的學問解釋中國的問題；第三，将西方的學問本土化以後加以解決中國的問題。另外一方面，總是重複的研究和論證一個問題（這是學術腐敗的一種表現）。還有就是，總是跟着他者做學問，而無自我的學術創新能力和思維批判力，這更多的是教育的目的和方式出了問題。無論是玩弄概念，還是不停的提出架構，在學問和事實的解決上出現斷裂的情況将下，學問陷入了“膏肓”的地步。這是它自我的危機存在。
學術自我的生存危機給我們所帶來的并非僅僅是“學術不自信”的狀态，還有更加可怕的東西。筆者認為，就學問本身而言，如果放在“如何做好學問”而不是“做不做學問”的層面來說，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第一，關心的問題太小；第二，把問題過于複雜化；第三，沒有曆史感。下面就目前中國學術的三種病症來一一闡述。
首先，關心的問題太小。學界對于一個問題的把握，似乎有意或者無意的避開本質問題，比如說，研究的問題于現實而言，作用似乎不大。以點切入的方式，固然重要，但是，最後的落腳點卻總是在點而不是面上，這是目前做好學問的一個通病。比如說，著名漢學家史景遷的《王氏之死》這部作品，選擇的人物（研究對象）是王氏，但是最後所要說的卻不是王氏是怎麼死的，死了以後有什麼後果，而是從一個小人物的命運遭遇來反觀社會結構，社會制度等問題，就好比孔飛力的《叫魂》一樣，“剪辮子”所要折射出的不是“頭發剪了沒有”，“頭發怎麼剪”的問題，而是反思社會結構，特别是政治結構問題，謠言為什麼可以流傳，本質問題是什麼？這裡的兩個例子，都意在說明，如何從“點對點”走出，到“點對面”，“以小見大”的研究方法固然重要（曆史學常用），但是更重要的是，要通過一個事實，或者一些事實和問題，來思考整個社會的問題。又因為這些問題，是整個社會中非常重要的，故而，選擇“不疼不癢”的主題研究，就陷入了“選擇的問題本身太不重要”的困境當中，自然研究出來的結果，社會問題的解決程度，都不及“選擇大問題”，“選擇本質問題”而重要。在筆者來看，中國的很多問題，都非常可能是政治所帶來的，故而選擇問題之初，就應該大緻的了解問題的本質，而不是遊離在問題的表面去設計和琢磨如何研究問題。
其次，把問題過度複雜化。上文我們談到，問題應該選擇觸及本質的，而不是“不疼不癢”的，而把一個明明很簡單的問題複雜的處理，那就是“瞎操心”。比如說，關于女性地位的問題，如果放在第一類——“是否是本質問題”，“重要的問題”當中來看，就是“女權的興起對于家庭穩定是否有破壞的作用”。因為這設計到西方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間的關系發生（這點還可以參見《紅雨：一個中國縣域七個世紀的暴力史》一書），或者說後者對于前者的包容程度。但是，有的研究不僅不觸及這個問題的本質，轉而從女性自我的性别角色認知去思考對家庭破壞是否存在，實在是讓人莫名其妙。這就是把問題複雜化，去本質化，去重要性的一種表現。是以，解決一個問題的辦法，其實很多時候學界都已經給出，但是除了論證來論證去，最後得出的方法都差不多不說，還亂了陣腳，誤導他者，此為做學問的不真實。且，把問題過度複雜化的一個很大原因在于為了所謂的學術創新，提出一些莫名其妙的概念或者架構，把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最後複雜了，得不償失。反過來，這就是為什麼《農民自殺研究》能夠得到褒獎的原因之一，它在處理問題的時候，簡單明了，而不是一大堆所謂的學術概念和架構，直接把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用簡單的學術語言，老百姓都能看得懂的方法處理，可謂珍貴。依我看，學術有時候也是需要走群衆路線的，而不是應該像“玄學”一般。
再者，沒有曆史感。前文我們回溯了學術的從近代以來的演變邏輯。而本文所需要解決的問題，并非是把學術自近代以來的遭遇說清楚。是以，面對做學問如何做好，有曆史感，是本文的一個命題。沒有曆史感的學術作品，首先是一個深度的問題沒法解決，作品最終的立論是“懸浮”的狀态。并且脫離曆史感的學術，往往會遇到“不知自己從哪裡來”，“到何處去”的難題。近些年，學界有注意到這個問題，加之跨學科的研究态勢日益增加，相對來說，稍微緩和了一些，但是還遠遠不夠。以曆史社會學為例來說，研究土地改革，文革，或者三反五反，四清運動等等，都涉及到如何把曆史的素材用社會學的語境去了解的問題。當然，這是一個跨學科的“曆史感自帶”，但是再如戶籍制度改革，一些研究就不去尋找戶籍問題的來源了，在現在既有的戶籍制度上做文章，永遠都不知道該如何正确的了解。同時，其還可能涉及到我們在第一部分所說的“重要性問題”，即“政治問題”。另外，如果沒有曆史感，不僅不知道“為何這樣”，不僅缺乏基本的問題梳理，還可能缺乏一個古今語境的“比較視野”缺乏比較。
在我們一味強調以學術數量和等級去衡量學術機構好壞的時候，我們不僅在破壞學術本身，而且還不能夠“閑暇”為好的作品提供條件，特别是人文社科領域，需要一個“相對閑暇”的空間。退一步說，即便是基于現在的學術機制來看，在“問題過度複雜化”、“去重要性”和“沒有曆史感”的三種病症下，恐怕做出來的學問及其作品，也很難說有上乘之作，更别說有多少經典的作品流傳下去。首先的一個問題是，學術内在的邏輯就沒有弄清。同時，當我們在面對上述提到的三個當今中國做學問如何做好的問題時，在面對着三個不好的學術偏向和病态時，我們要像本土化一樣，去及時的達到自覺的狀态，無論是選題，還是叙事，還是切入方法，還是化解問題的不過度複雜化（不是說否定複雜性），都應注意，否則，如果放在我們開篇所說的“做學問”如何做好的問題當中，就是枉然。并且，1949年以後的翻譯學術，用今天的話說，那不是做學問。真正的做學問，應該是把問題弄清楚，或還提出精确的對策，把問題的重要性認識到位，等等。這需要研究人員自我去閱讀，反思和領悟。至此，仁者見仁，不再叙述。但是，希望注意這三個方面的問題，因為它對于如何做好學問非常關鍵，特别是對于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人員而言。
文/劉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