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簡介
劉娜
中國傳媒大學外國語言文化學院師資博士後，中國傳媒大學石榴籽研究院研究員
李倩
北京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講師
劉茜
北京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
吳晔
北京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北京師範大學計算傳播學研究中心教授（通訊作者）
正文
Article
一、研究背景
近年來，以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簡稱AI）為代表的新興資訊技術正驅動新聞業向智能化轉向。作為AI技術在媒體領域應用的“最新形态和進階階段”，AI主播成為了政府、學界和業界關注與實踐的熱點。2021年廣電總局釋出的《廣播電視和網絡視聽“十四五”科技發展規劃》明确提出：“推動虛拟主播廣泛應用于新聞播報等節目生産中，創新節目形态，提高制播效率和智能化水準。”在技術和政策的支援下，AI主播被廣泛應用于不同新聞場景，以AI主播為傳播主體的實踐成為新聞播報領域的一場革新，這必将對傳媒産業格局，特别是傳媒從業者産生深刻影響。
AI主播是指“以大資料處理與學習、虛拟合成與分身、人機互動等AI技術為驅動，在媒介中擔負着播報任務的智媒産品”。在AI主播廣泛應用之前，真人主播是主持播音環節中的關鍵傳播者，被稱為媒體和觀衆的代言人。在數字時代，即便真人主播的資訊中介、流程串聯等職能被部分地重構或替代，但其依然是廣播電視等媒體中的關鍵一環，聯結着廣泛的社會生活空間，是決定傳播效果的重要角色。是以，AI主播是否能夠發揮與真人主播同等的功能和作用，閱聽人對AI主播播報的新聞内容如何感覺與評價？是本文關注的重點。
二、文獻綜述
（一）理論依據
AI主播是機器的一種，閱聽人對其感覺與評價屬于人機傳播範疇(human machine communication，簡稱HMC）。與廣播、電視、電話等媒介不同，AI主播從幕後走向前台，将視覺、聽覺符碼意義通過鏡頭畫面與閱聽人直接建立感觀關聯，其不再僅僅作為資訊傳遞的中介管道（mediator），而是以“他者”(other）身份作為資訊的發送者或接受者參與整個交流互動過程。随着技術進步，人與機器間界限逐漸模糊，傳播不再局限于人與人之間，也發生于人與機器之間。
媒介等同理論（media equation theory）與計算機是社會行動者（computers are social actors，簡稱CASA）範式有助于了解這種新型的人機關系。在《媒介等同》一書中，克利福德·納斯（Clifford Nass）和拜倫·裡夫斯（Byron Reeves）提出個體與計算機、廣播電視、新媒體的互動是基于社會性的自然反應，如同現實生活中與人的互動一樣。媒介等同理論的重要範式CASA進一步指出，人機互動時會套用互惠互利、刻闆印象等人類之間交往的社會規範，哪怕人們意識到媒介與人類截然不同且這種反應不恰當，也會無意識（mindless）套用人際交往中習得的思維模式。這種無意識行為可能與不成熟的認知承諾（premature cognitive commitments）有關，而要引發這種無意識的社會化反應，媒介需要呈現足夠多的社會線索(social cues)，進而讓人們将其歸為社會行動者，并做出相應的社會化反應。
最初，CASA範式和媒介等同理論主要被應用于解釋人與計算機的互動。例如，人類傾向于對他們直接互動過的計算機給出更為正面的評價，而在缺乏直接互動的情況下評價則較為消極。人們傾向于根據計算機的外觀特征與個人辨別的一緻性，将計算機歸類為隊友或非隊友，進而影響對其的評價和意見接受度。此外，計算機聲音也是很強的社會線索。實驗發現閱聽人能夠鑒别計算機聲音的性格傾向并産生相應的社交情緒反應：聽到計算機聲音表現出與自己相似性格的閱聽人會認為計算機有更強的社會存在感。
随後，CASA範式也被應用于其他媒介中，如自動駕駛汽車、機器人和虛拟人。當媒介呈現語言、外觀、聲音、情感、行動等社會線索時，閱聽人會将其看作社會行動者并做出相應的社會化反應。有名稱的自動駕駛車輛或者機器人更易得到閱聽人的偏愛和信任，短發機器人被認為更适合修理和看守等工作，而長發機器人更适合家務和護理等工作；具有真人聲音而非合成語音的AI老師更被信任，并且真人語音比合成語音在閱聽人情緒喚起和思維認知上更具優勢；表現出同理心、熱情等人類情感的聊天機器人（chatbot）被認為更具支援性，更能激發閱聽人回應其請求；機器人使用手勢更易吸引人，也更讓人感覺親密；零售網站嵌入為消費者提供講解服務的虛拟導購，更能激發消費者的積極情緒及購買意向。
可以發現相關研究中，人類特征、行為和情感等拟人化（anthropomorphism）是非常重要的社會線索。當然，拟人化并非越逼真越好，研究發現外觀拟人程度較低的虛拟人更能引發被試産生共同在場感和社會存在感。根據恐怖谷效應(uncanny valley)，随着非人類物體拟人化程度增加，人類對其好感呈現增-減-增的趨勢。剛開始，拟真度越高正面情感越多；而當拟真度達到一定值時，好感度會突然跌至谷底，産生厭惡和恐怖；而随着相似度增加，好感度又會再次提升。AI主播如何做到既呈現足夠多的社會線索進而達到更好的互動效果，又不至陷入到恐怖谷引起閱聽人反感，是值得關注的問題。
（二）文獻綜述
随着AI在新聞傳播領域的“全面滲透”，越來越多的研究關注閱聽人對AI生成内容的态度與感覺。大量實證研究關注使用算法将資料轉換為新聞文本的“自動化新聞”（automated journalism），特别是AI生成新聞和傳統人工寫作對比。整體而言，AI生成新聞與人類寫作内容在閱聽人态度與感覺層面不相上下，隻在某些方面呈現細微差異。有研究發現AI新聞寫作在閱聽人感覺專業性、可信度、客觀性等方面均優于人類寫作；也有研究發現相較于AI寫作，記者寫作的新聞内容更具專業性、可信度以及可讀性。結論之間互相沖突可能因為閱聽人并不以單一的方式感覺AI新聞内容，而是會受到其他因素的互動影響，例如，閱聽人認為網絡媒體上的AI新聞更加有趣，而傳統媒體上人類記者編寫的新聞更受歡迎。此外，研究也關注“基于資料的抓取、挖掘、統計、分析和可視化呈現”的“資料新聞”(data journalism)。結果顯示，與傳統的文字報道相比，閱聽人更喜歡呈現形式新穎的資料新聞。還有研究關注閱聽人對AI生成藝術類内容的感覺，發現閱聽人對AI創作詩歌的評價與真人創作相比并無顯著差異；閱聽人對AI生成的繪畫在喜好、美感、新穎性和可了解性方面均不如人類繪制的畫作。
相較于機器寫作、資料新聞以及AI藝術創作，AI主播出現較晚、研究較為單一，主要集中于探讨AI主播是否能夠替代真人主播這一議題。有學者指出AI主播的明顯優勢，如工作地點、工作時長不受限，特别在新冠疫情等特殊時期，AI主播能夠随時到崗，全天候不間斷播報；從文本内容到音視訊的“秒級轉換”，大幅提高了新聞制作效率，保證新聞時效性和準确性；龐大完善的資訊儲備系統支援AI主播與觀衆實時互動，提供報道與咨詢服務。AI主播不僅擁有強能力，還逐漸具有“虛拟人格”，與閱聽人互動呈現出人際傳播特征，成為新型“虛拟人格傳播主體”。依此可見，傳統主播崗位将面臨被重新定義的事實。相反，一些學者認為AI主播在很長一段時間内仍無法與真人主播相提并論。專業技能方面，AI主播缺乏權威感，新聞公信力差；非語言方面，AI主播表情、肢體語言等欠生動；創作方面，AI無法擔起“思想性”主持人的職能。
AI主播實證研究集中在閱聽人對其态度的影響因素上。總體來說，閱聽人對這一新型媒介應用了解有限，但整體态度較為積極。其中，王憶希等基于新技術特性與社會行動者的雙重視角，發現技術新穎性、可信度、拟人化正向影響對AI主播的态度；技術自身特性、社會影響、享樂動機等因素正向影響青年閱聽人對AI主播的使用意願。此外，有學者關注閱聽人對AI主播音頻播報的感覺。研究發現，在收聽讀物時，選擇AI與選擇真人主播播讀的聽衆比例基本相同，且在喜愛度和信任度感覺上無明顯差異；另一項實驗表明被試收聽二者播報天氣新聞後，在查詢新聞資訊意圖和采納新聞資訊建議方面無差異，但人類主播的可信度更高；一項深度訪談研究發現，新聞内容、媒體機構和技術透明是影響閱聽人對AI主播感覺可信度的重要因素。以上研究中，主要采用了問卷調查法，并未明确對AI主播進行定義和展示，是以無法排除被試對AI主播的認知偏差；亦或是采用實驗法探析閱聽人對AI主播部分功能（語音）的态度，缺少視訊形式AI主播的研究。
總體來看，目前對AI主播的研究較少，且以現象解釋和思辨為主，實證研究，特别是實驗研究不足。“作為一項新興傳播實踐，AI主播的社會接受過程尚不明晰。”是以，本文采用控制實驗法探究閱聽人對AI主播與真人主播的感覺與評價，實驗制作了AI主播與真人主播播報新聞的視訊材料，閱聽人感覺基于真實、直覺的觀看體驗，這也是本文的創新點之一。
三、研究問題
（一）主播類型
AI主播以新型智能傳播主體的身份出現在大衆視野。傳播主體是大衆傳播活動中的重要因素，直接對傳播内容、過程和效果産生影響。霍夫蘭（Carl Hovland）等學者總結了媒介可信度的兩個重要次元：專業性（expertness），可信賴性（trustworthiness）。兩者均指向了傳播主體，前者指傳播主體被認為能夠提供有效資訊的能力，包括傳播者的專業訓練、經驗和與閱聽人相似的社會背景和價值觀等；後者指傳播者被認為願意提供事實真相的程度，包括其可靠性、公正性、中立性和缺乏特定動機和意圖。皮爾斯（C. S.Peirce）從本體論中确定了傳播符号學的範式取向，指出符号所傳達的意義并非靜态，而是由不同的傳播主體賦予的，受者在符号傳遞過程中産生了解，而符号的傳遞過程是雙方的協商結果。在傳統媒體中，主持人作為傳播主體将潛在傳播力轉化為實際傳播效果，閱聽人對節目品質的評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他們的影響。而作為新型傳播主體的AI主播對閱聽人的感覺與評價會産生怎樣的影響，與真人主播相比在哪些方面會有差異？由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問題（圖1）：
RQ1：不同傳播主體類型（AI主播/真人主播）對閱聽人的内容感覺與節目評價有何影響？
（二）新聞類别
AI主播被廣泛應用于新聞生産實踐中，涵蓋了民生新聞、時政新聞、天氣預報等多種類别。其中，時政新聞與民生新聞代表了兩種不同的表達樣态。在政策性強、權威性強的時政新聞播報中，主播承擔了“黨的喉舌”的重要作用，傳達客觀事實和政治立場，是以要求播音員的表達做到準确、客觀。而民生新聞更具生活化與貼近性，主播大多選擇“說新聞”的方式替代“播新聞”，風格輕松自然、情感飽滿豐富。已有研究表明，新聞類别會影響閱聽人對機器新聞可信度的感覺，然而，同樣的結論是否适用于AI播報新聞？本文選取嚴肅客觀的時政新聞與親切親民的民生新聞兩種不同類型的新聞内容，考察閱聽人的感覺與評價。因次，本文提出第二個研究問題（圖1）：
RQ2：新聞類别（民生新聞/時政新聞）對閱聽人的内容感覺與節目評價有何影響？
（三）平台屬性
目前，不僅有央視、新華社等官方媒體推出AI主播，個人也可通過科技公司自主定制AI主播，并在自媒體平台上播放生成的新聞作品。随着媒介形态的多樣化，閱聽人的感覺與評價不僅受到來源特征、資訊内容影響，還受到媒介或管道的影響，相同資訊在不同媒介環境中會引發不同的評價，媒介技術形态與管道來源是影響評價的重要因素。是以本文将官方媒體和自媒體作為變量之一，考察不同播出平台對閱聽人感覺與評價AI主播的影響。本文提出第三個研究問題（圖1）：
RQ3：播出平台屬性（官方媒體/自媒體）對閱聽人的内容感覺與節目評價有何影響？
閱聽人對不同傳播主體的态度可能因新聞類别和播出平台而異。本文提出第四個研究問題：
RQ4：不同傳播主體中，閱聽人的内容感覺與對節目的評價是否受到不同新聞類别和不同播出平台屬性影響？即傳播主體、平台屬性、新聞類别三個自變量之間是否存在互動關系？
可信度、喜愛度等認知次元被證明為重要的因變量。另外，新聞代入感是閱聽人接收新聞内容的一種内化過程，使閱聽人主動尋求新聞的發展要素，産生情感共鳴，進而更好了解新聞。是以本文将因變量劃分為内容感覺與對節目評價兩部分。内容感覺包括可信度、新聞代入感，而節目評價分為喜愛度與整體品質感覺。綜上，本文提出如下研究模型圖（圖1）：
四、黨的情感體制的初步建立及其影響
本研究進行一項2（主播類型：AI/真人）×2（新聞類别：時政新聞/民生新聞）×2（平台屬性：官方媒體/自媒體）的被試間因子實驗。實驗中，被試觀看不同視訊後填寫問卷，從内容感覺（可信度、新聞代入感）與節目評價（喜愛度、整體品質）方面打分。
（一）實驗對象
本研究采取随機抽樣法，通過“問卷網”（https://www.wenjuan.com）發放問卷。共收回問卷548份，剔除無效樣本和未能通過操作檢驗的樣本，共有497份有效問卷。如表1所示，從性别構成來看，被試男女比例約為2∶3。年齡分布從18歲到70歲，其中18到40歲的中青年群體比例為88.33%。93.76%的被試的學曆為大學專科及以上。
（二）實驗材料的設計
本研究制作8種不同呈現方式的視訊刺激材料：真人主播+時政新聞+官方媒體；真人主播+民生新聞+官方媒體；真人主播+時政新聞+自媒體；真人主播+民生新聞+自媒體；AI主播+時政新聞+官方媒體；AI主播+民生新聞+官方媒體；AI主播+時政新聞+自媒體；AI主播+民生新聞+自媒體。
1.材料標明
選取真人主播。首先，避免主播自身知名度過高，導緻被試受既往印象影響。第二，達到專業新聞主播水準且有豐富工作經驗。結合知名度、社會認可度、業務能力等綜合因素，本研究選取了一位在省級媒體新聞欄目供職10年的新聞主播作為真人主播視訊的錄制者。
選取AI主播。首先，能夠代表目前AI主播技術發展水準的虛拟合成形象。第二，與真人主播性别一緻、視覺年齡相近。綜合上述因素，通過對央視、新華社、百度AI、科大訊飛、清博等平台出現的AI主播進行篩選，最終標明由科大訊飛研發的AI主播曉璇作為實驗對象。曉璇利用語音合成、圖像處理、機器翻譯等AI技術打造而成，其視覺呈現效果能夠代表目前AI主播的技術發展水準，形象氣質也與實驗素材相符。
標明新聞題材。首先，排除近期新聞熱點話題，避免被試受已有報道或輿論影響。第二，排除争議性話題，避免被試受已有态度幹擾。第三，實驗材料選取時政新聞與民生新聞各一則。第四，主題一緻。主題确定為“青海環保”。選取青海日報的《省委書記實地調研青海湖生态保護情況》為時政新聞素材，選取中國環境報的《守護大美青海的“顔值擔當”》為民生新聞素材。最後，根據兩則報道的文字内容，由兩位傳統媒體專業播音員改寫為符合報道規範的口播稿。其中時政新聞口播稿共370字，民生新聞口播稿共416字。
視訊呈現。首先，不同因素組合呈現的8個視訊全部制作為統一的演播空間。第二，根據平台屬性的不同，官方媒體台标标注為CCTV，自媒體标注為bilibili。均選用閱聽人熟悉度高的平台辨別。第三，視訊格式為MP4，保證視訊大小、分辨率等一緻。時政新聞中，AI主播的播報時長為1分32秒，平均語速為4.02字/秒；真人主播的播報時長為1分30秒，平均語速為4.11字/秒。民生新聞中，AI主播的播報時長為1分36秒，平均語速為4.33字/秒；真人主播的播報時長為1分40秒，平均語速為4.16字/秒。真人主播與AI主播視訊中的主持人服飾、拍攝景别、演播室背景、台标設計、稿件内容等均保持一緻。
2.材料發放
在網絡問卷中嵌入制作好的視訊并設定随機出現。被試點選播放按鈕即可觀看，觀看完整的視訊後方可進入之後的問卷填寫。
3.測量量表
本研究測試閱聽人對視訊的感覺可信度、新聞代入感、喜愛度和整體品質評價。所有變量均使用5級李克特量表。
可信度。使用提出的可信度測量量表：“準确的”，“真實的”，“可信的”和“權威的”。量表信度α=.89。
新聞代入感。采用楊洸楊洸、郭中實：《新聞内容、了解與記憶:解讀争議性事件報道的心智模型》，《新聞與傳播研究》2016年第11期。等提出的量表：“在你觀看剛才的視訊時，腦海中能輕而易舉的浮現出新聞故事的畫面”；“觀看剛才的新聞視訊時，你能做到注意力集中”；“這篇報道讓你感同身受”；“你想知道這個新聞故事的結局”。量表信度α=.90。
喜愛度。采用Sundar提出的新聞内容喜愛度測量量表。包括“無聊”、“享受”、“有趣”、“生動”、“愉悅”。量表信度α=.90。
整體品質。采用直接評價方法向受試提問：“您認為節目的整體品質如何？”
五、結果
本研究采用IBM SPSS Statistics 26進行資料分析。
（一）人口學變量
交叉分析顯示8個視訊組在性别（X²(7,n=497)=2.00，p=.96）、年齡（X²(21,n=497)=18.05，p=.65）和教育（X²(21,n=497)=26.25，p=.20）方面均無顯著差異。
分别使用單因素方差及獨立樣本T檢驗分析教育、年齡和性别在因變量上的差異性。表2顯示，不同教育背景對可信度、喜愛度、代入感、整體品質均無顯著影響；年齡顯著影響閱聽人對視訊的感覺可信度、喜愛度、代入感、整體品質；性别對喜愛度、代入感和整體品質無顯著影響，但對可信度有顯著影響，具體來說，女性比男性閱聽人認為視訊更加可信。
相關性檢驗結果表明（見表3），年齡與可信度、喜愛度、代入感和整體品質存在較低但顯著的正相關，說明年齡越大，對視訊評價越高。然而年齡在各個組别間并無顯著差異（見表2），是以在後續分析中不作為協變量處理。性别僅與可信度顯著低相關，且在各個組别分布均勻，是以在後續分析中不做協變量處理。教育程度與因變量無顯著關系。
（二）結果
為了回答研究問題1-4，使用多因素方差分析方法，分析發現（見表4）主播類型、新聞類别和平台屬性顯著影響被試的内容感覺與節目評價。此外，互動效應顯示主播類型、新聞類别、平台屬性不存在二階或三階效應。
（二）結果
為了回答研究問題1-4，使用多因素方差分析方法，分析發現（見表4）主播類型、新聞類别和平台屬性顯著影響被試的内容感覺與節目評價。此外，互動效應顯示主播類型、新聞類别、平台屬性不存在二階或三階效應。
1.主播類型
結果發現，主播類型對因變量均有顯著影響。如表4、表5顯示，主播類型顯著影響可信度：F(1,489)=15.09，p=.000<.001，中等效應（partial η²=0.03）。其中，被試認為真人主播播報的視訊可信度（M=4.02，SD=0.80）顯著高于AI主播播報視訊（M=3.69,SD=0.96）；主播類型顯著影響喜愛度：F(1,489)=17.03,p=.000<.001，partial η²=0.03）。比起AI主播播報的視訊（M=3.48,SD=1.05），被試更喜歡真人主播播報的視訊（M=3.85，SD=0.86）；主播類型顯著影響代入感：F(1,489)=15.65,p=.000<.001，中等效應（partial η²=0.03）。被試認為真人主播播報的視訊（M=3.91,SD=0.86）代入感顯著高于AI主播播報視訊（M=3.55,SD=1.02）；主播類型顯著影響整體品質：F(1,489)=16.93,p=.000<.001，中等效應（partial η²=0.03）。被試認為真人主播播報的視訊品質（M=3.81,SD=0.80）顯著高于AI主播播報視訊（M=348,SD=0.91）。
2.新聞類别
如表4、表5所示，新聞類别對整體品質無顯著影響：F(1,489)=0.04,p=.84。被試認為民生新聞（M=3.64,SD=0.91）與時政新聞品質（M=3.63,SD=0.84）無顯著差異。然而，新聞類别顯著影響可信度：F(1,489)=4.20,p=.04，小效應（partial η²=0.01）。被試認為民生新聞的可信度（M=3.93,SD=0.77）顯著高于時政新聞（M=3.76,SD=1.01）；新聞類别顯著影響喜愛度：F(1,489)=3.99,p=.05，小效應（partial η²=0.01）。比起時政新聞（M=3.56,SD=1.07），被試更喜歡民生新聞（M=3.75,SD=0.88）；新聞類别顯著影響代入感：F(1,489)=5.82,p=.02，小效應（partial η²=0.01）。被試認為民生新聞的代入感（M=3.83,SD=0.87）高于時政新聞（M=3.62,SD=1.05）。
3.平台屬性
如表4、表5所示，平台屬性對整體品質無顯著影響：F(1,489)=1.01,p=.32。被試認為官方媒體釋出的視訊品質（M=3.69,SD=0.87）與自媒體釋出的視訊品質（M=3.59,SD=0.88）無顯著差異；然而，平台屬性對可信度有顯著影響：F(1,489)=5.21,p=.02，小效應（partial η²=0.01）。被試認為官方媒體釋出的視訊可信度（M=3.96,SD=0.79）顯著高于自媒體釋出的視訊（M=3.76,SD=0.97）；平台屬性對喜愛度有顯著影響：F(1,489)=6.51,p=.01，小效應（partial η²=0.01）。比起自媒體釋出的視訊（M=3.55,SD=1.05），被試更喜歡官方媒體釋出的視訊（M=3.79,SD=0.87）；平台屬性對代入感有顯著影響：F(1,489)=6.09,p=.01，小效應（partial η²=0.01）。被試認為官方媒體釋出的視訊代入感（M=385,SD=0.86）顯著高于自媒體釋出的視訊（M=3.63,SD=1.03）。
六、結論與讨論
作為傳播主體的新聞主播，經曆了從專業化、精英化、泛衆化再到智能化的變遷。随着AI的迅猛發展，真人主播的絕對主體地位受到挑戰，AI主播是否能夠替代真人主播引發熱烈讨論。本文從閱聽人視角探讨了對AI主播播報新聞的内容感覺（可信度、新聞代入感）與節目評價（喜愛度、整體品質）。不同于AI與真人身份并不顯著影響被試感覺的既有研究結論，本研究發現顯著差異：相比真人，閱聽人對AI主播播報新聞的内容感覺與節目評價明顯較低。其原因可能在于：首先，先前研究鮮有使用真實實驗材料，閱聽人對AI主播的認知僅基于想象或過往經驗，而本文制作了AI主播的視訊，提供直覺的感受與判斷。其次，口播新聞的播報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傳播主體的創作能力。在主持人的表達創作中，有聲語言的運動過程可以概括為：心理——生理——實體——生理——心理。前兩者（心理、生理）的活動過程是傳播者的加工過程，實體活動指傳播媒介的運轉過程，後兩者的活動過程指閱聽人的資訊接收過程。現階段AI主播的智能化程度、“情境認知”能力較弱，還未能擺脫語音機械化、表達單一化等問題，在播報中停連、重音缺失，語氣節奏單調，直接弱化了閱聽人的資訊接收過程。第三，本文的實驗材料展示了主播的坐姿播報，這種方式副語言主要通過上半身特别是面部展現，眼神交流的重要性是以被放大。專業主播為避免提詞器導緻的眼神僵硬，通常采用較廣視角并稍微向下的鏡頭設定，以營造閱聽人的平等參與感和互動真實感。然而，AI主播在模拟這種眼神的自然和活潑度上存在不足，不自然的視覺特性有時會觸發不适的“恐怖谷效應”，這也可能是造成閱聽人評價存在顯著差異的原因之一。最後，研究結論證明了真人主播的不可替代性及真人主播提升專業定力的價值所在。真人主播在話語權分散的新媒體時代，更應發揮AI無法替代的能動性，增強人的主體創造性價值，堅持權威性、專業性、提高新聞表達力。注重資訊傳播的溫度，做社會情緒的調節器，做公平正義的守望者。随着技術的不斷發展，AI與媒體的深度融合已然成為新聞業的發展趨勢，真人主播應轉變思路，将AI主播這一“對手”變成“幫手”，人機合作，有效互補，良性深融。
在新聞類别上，民生新聞的可信度、代入感均顯著優于時政新聞，更受被試喜歡。民生新聞本身具有貼近生活、故事化呈現等特點。閱聽人偏好的新聞節目調研中，排名前兩位的均為民生新聞吳。用富有“人情味兒”的方式講述群眾故事，無疑更具貼近性，激發更深的情感共鳴，這可能是其高代入感、可信度與喜愛度的主要原因。關于平台屬性，官方媒體辨別的視訊被認為更可信、更有代入感且更被喜歡。可能與本次實驗標明的新聞節目類型有關。研究顯示，時政新聞、民生新聞、文化類内容是閱聽人最喜歡官方媒體報道的類型，官方媒體被認為具有代表主流意識形态，傳播公共資訊的使命，具有較強的公信力。本次實驗結果中官方媒體在多個次元上的優勢也與其在新聞公信力、輿論引導力和社會影響力上的優勢相吻合。
在理論層面上，首先，本文的研究結論為CASA範式提供實證支撐，說明了其在解釋人機互動現象方面的适用性和局限性。CASA範式認為人們會自然地、無意識地将計算機或AI視為社會行動者，并以社交的方式與之互動。盡管資料顯示，相較于真人主播，AI主播在可信度和喜愛度上得分較低，但其均值仍高于中等水準，與真人主播的差距較小（僅0.3左右），說明盡管閱聽人可以清晰地區分真人主播與AI主播，但對AI主播的整體接受度和評價仍然是正向的。這表明，雖然閱聽人更偏好真人主播，但并不否定CASA範式。研究發現人們确實是在以社交和情感的方式與AI主播互動，但由于多種因素（如傳遞面部表情和語音語調等社交線索的局限性），它仍未能達到與真人主播相同的效果。這一結果實際是CASA範式的一個實用案例。此外，CASA範式亦有其局限性。CASA範式更多關注個人面對機器時無意識地社會化反應，其提出于計算機開始普及的時代，人們對AI的了解以及AI本身智能性和普及度較低。CASA範式給人機互動設計領域一個重要的啟示是可以使用社會化線索使得互動的過程更“社會化”和“情感化”，即更接近人人互動。然而，随着AI的迅猛發展，也有些學者指出這種拟人化傾向的潛在問題——過度拟人化可能使得人們将機器看作夥伴，而如果它無法完全滿足社交和情感期望，可能會導緻失望或其他不良後果；而保持一定的機器屬性，使其被視為工具，可以降低這種期望，即“去拟人化”，限制其過度拟人化的傾向，保留其機器屬性。近些年也有學者提出，AI越來越廣泛滲透人類生活，我們應當跳出“人類中心主義”，其不應僅被視為模仿人類行為和情感的工具，也可以被視為自身具有獨特功能和局限性的實體。這種視角在如今這個日益數字化的時代尤為重要，幫助我們更全面地了解AI在社會、心理和文化層面的影響，有助于降低人們對AI不切實際的期望。是以，人機互動設計中，不必過分追求拟人化，而應注重AI的功能性和效率，與AI和諧共存。其次，先前探讨AI新聞應用的實驗研究，較多地關注“主體身份”問題，即通過告知被試不同的主體身份（人或AI），來形成實驗刺激，進而獲得被試對AI新聞應用，如AI詩歌繪畫創作、機器新聞寫作等的評價。正如前文所言，本研究通過自制AI主播與真人主播的視訊材料，使閱聽人感覺基于真實、直覺的體驗，而非基于對技術的想象，這也是本文的創新點及貢獻之一。無論是從主體身份的區分，還是基于實踐的主體差别，這兩類實驗研究均對探讨AI背景下的人機關系具有重要意義。
本研究實施過程還存在一些局限，首先，本研究未對被試直接闡明AI主播的基本技術原理，被試可能對AI主播運轉機制的評判标準不同，如：新聞稿件是由算法生成還是人類手動輸入，類似這樣的疑問會影響被試的判斷。其次，隻考察了時政新聞與民生新聞兩種新聞類别，之後将會繼續探究更多類别及其他次元的影響，為閱聽人對AI主播的接受機制提供更多的理論視角與實證支撐。最後，實驗素材上，盡管在性别、視覺年齡、服飾發型等方面盡可能追求兩位主播的一緻性，但仍無法排除長相、音色等因素帶來的個體感覺差異影響。理想的情況是，由AI主播的原型進行真人主播視訊錄制。但目前AI主播原型大多不具備新聞主播的業務能力與專業素養，而少部分按照專業主播模組化打造的AI原型均為主流媒體平台的新聞主播，如央視的AI康輝、新華社的AI屈萌等，無法避免因主播自身的知名度影響，被試代入既往印象與評價進而對實驗結果産生的幹擾。
本文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移動新聞媒體中的使用者行為統計規律與模組化”（項目編号:11875005）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原載于《新聞與傳播研究》2024年第3期
囿于篇幅，公衆号舍去注釋，完整版本請見刊物
（編校：實習編輯 張競壹、崔夢恬）
引用參考：
劉娜、李倩、劉茜、吳晔:《人工智能主播可以替代真人主播嗎？——基于閱聽人感覺與評價的實驗研究》，《新聞與傳播研究》2024年第3期。
劉娜,李倩,劉茜,吳晔.人工智能主播可以替代真人主播嗎？——基于閱聽人感覺與評價的實驗研究[J].新聞與傳播研究,2024(3):47-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