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風，是一家之根，代代相傳的教化默默塑造了一代又一代。
它無聲卻力大，如烙印，銘刻個人品格，維系家族聲譽。
家風不正，家道必衰，謝覺哉堅信家風建設至關重要
他是新中國第一任内務部部長，作為“延安五老”之一，他青年時便懷揣救國理想，1925年投身共産黨，始終秉持馬克思主義。
他對家風的維護嚴于律己，拒為長子安排工作，亦不讓前妻來京，堅稱：對我不好對你也不好。
家風育人傳千秋，清廉焦官留美名
家風乃一家之常态，是代代相傳的家訓、生活儀式及道德準則。
它是一種從祖輩到子孫的深刻教化，潛移默化中塑造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行為和思想。
家風，是一種見微知著的教育，一種無言而極有力的影響。
家風之于個人，猶如烙印，既定其一生的品格與做事的方式；家風之于家族，則是連綿不斷的生命力，使得一家之名能在曆史中留存。
家風不正，家道必衰。
在尚存封建餘韻的年代，謝覺哉出生于一個水田如織、物資相對富足的農村家庭，家中有50畝養人的良田。
盡管他家擁有土地，可謝家并非那種壓榨租戶的豪強家庭。
謝覺哉的父親，謝恢前，是個痛恨鄉裡豪紳之人，待租戶寬厚，每逢收租季節，常以輕租待人，對那些流離失所來家門乞讨的人，總是慷慨解囊，施舍以恩。
其母親更是一位慈祥而善良的典型東方女性，持家有道，勤勞節儉，無論是家中的大事小情，亦或是鄰裡間的瑣碎糾紛，總能細心調解，以和為貴。
她常對謝覺哉言傳身教，教他要心地善良，要學會做人做事，這種淳樸的家風，成了謝覺哉一生的座右銘。
盡管謝覺哉青年時期便離開了家鄉，遊曆于抗戰的硝煙與革命的潮流中，但這種優良的家風卻如同根植于他骨血中的基因，無論是在延安抗日的烽火歲月，還是在新中國初建的北京，都深深影響着他的為人與處世。
謝覺哉一生的行止，可謂艱苦樸素、勤儉節約，他從不以部長的身份自居，更不擺譜講排場。
在家人想要為他慶祝生日時，他以書信回絕，“生日本不宜做，不應做，也确實做不起。”
他如此自诩，道：“我在這當部長，并不是作官，公家管吃管住，孩子們上學無需學費，小孩還有津貼，妻子也需自食其力。”
甯鄉的兒女們想搭順風車去北京看他，他卻嚴詞拒絕，教導他們，“任何人乘車都需買票，公私要分明。”
焦官在方言裡指的是不賺錢的官。
謝覺哉自謙為“焦官”，常言，“官而不焦，天下必亂；官而焦，亂則為安。”他的人生信條是，“多做事則心安”。
後來，在北京的生活中，他懷念故鄉的竹簟子，北京卻買不到。
于是他請在鄉下的兒子謝廉伯訂做竹簟，并将之連同床具一起運到北京，所有費用也一并解決，不占子女便宜，正如他所言，自己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焦官”。
廉潔奉公家風正，拒絕後門道德傳
在1949年，随着新中國的曙光初升，謝覺哉當上了新中國第一任内務部部長。
消息傳到遠在湖南甯鄉的老家，立刻在鄉間巷陌引起了一陣陣熱議。
家中的親戚們也是心思活絡，坐卧不甯，紛紛琢磨着能否借助老謝的春風，一同飛黃騰達。
特别是那些年輕的子侄們，更是懷揣着各自的小心思，希望能在浩浩蕩蕩的北上之流中占得一席之地。
然而，謝覺哉的為人處世卻與衆不同。
他的一生，可謂是廉潔奉公，堅持原則，絕不以權謀私，反對任何形式的“走後門”“打招呼”。
當他的二兒子滿懷希望從湖南老家來到風起雲湧的北京，向父親表達了希望安排一份工作的願望時，遇到了父親的堅定回絕。
那時，新中國雖急需人才，理應是求才若渴，安排一職似乎不過舉手之勞。
然而謝覺哉卻認為，當時全國剛解放，處處需要人手，兒子既有文化，不如回鄉下從教，回歸田園，這樣也是為國盡忠。
二兒子雖然心中有萬分不甘，但最終還是遵從了父親的囑咐，傳回了老家，投身教育事業，成為鄉間的一名教師。
而謝覺哉在家務農的大兒子，也曾提出想要參與更廣闊天地的工作，謝覺哉同樣拒絕了，他認為種田亦是正業，希望兒子勿忘本分。
至于一個試圖通過親戚關系來北京謀職的妹夫，謝覺哉更是以幽默而堅決的态度回絕：“要我安排你的工作，除非我回家當老百姓，你來當部長。”
謝覺哉以他的實際行動，對子女們進行了嚴格的言傳身教。
他不僅身體力行，更通過言語向他們傳遞了一個核心的信念。
在新社會中，要依靠自身的能力和學習新的技能來立足，而非依賴于長輩的影響力和權勢。
他深知，家族衆多，親朋各有其志，不是每一個人都能深刻了解這種自力更生的理念。
1953年，謝覺哉在硯台前沉思良久後，寫下了一封長信，寄往遙遠的家鄉給他的兩個兒子。
信中，他嚴肅地批評了那種通過找關系、走後門來謀求個人利益的行為。
他在信中明确表明，即便是在北京，那些升學無門的幹部子女，一樣被安排去從事勞動生産，有的甚至被迫傳回鄉間。
而在這兒的謝覺哉的孩子們，一旦年滿十八，無論是求學還是尋工，都必須依靠自己。
此時謝覺哉已年老，或許他不再能夠陪伴自己的子女們太久，也許到他們十八歲時，謝覺哉已經不在人世。
讀書固然重要，但其真正的目的應是為了更好地從事生産勞動。無論是國小、中學還是大學畢業，每個人都應融入勞動之中。
不同的學曆，勞動的方式各異，但那條不勞而獲的道路，已經被時代堵死。
謝覺哉告誡
孩子們不要希望在他這裡能找到飯碗，他這裡并非是勞動生産機關。
他還特别強調希望在家鄉的孩子們能投身于農業勞動，不應有隻想尋找輕松工作以悠閑度日的想法。
道德傳家，可保十代以上；耕讀傳家，次之。
通過這樣的教誨，謝覺哉不僅是在傳授知識，更是在種下一種生活的态度，一種負責任的社會行為準則。
執着革命三段緣，風雨同舟兩家親
謝覺哉一生有三次婚姻。
其中，與第一任妻子何敦秀的婚姻，承載了舊中國農村的傳統色彩。
何敦秀，出身于一個悠久的中醫世家，她的父親不僅曾是清朝的舉人，還短暫地做過官，家庭教育極為嚴格，在私塾接受了三年的傳統教育。
謝覺哉當時就讀于何家附近的書院，與何的堂弟為同窗，經常獲邀至何家，因而與何家結下不解之緣。
何父見謝聰明過人，心生聯姻之意，于是在雙方家庭的默許下，安排了這樁婚事。
結婚時，謝覺哉尚未滿十六，何敦秀則年長他五歲，按照當時鄉土風俗，妻子較丈夫年長為常态。
二人婚後共度了十五載，這期間，他們育有四男三女。
謝覺哉的第二段婚姻在革命的洪流中展開。
1934年7月，在周恩來和其夫人的牽線搭橋下，謝覺哉與郭香玉在蘇區簡單而熱鬧地結為連理。
短暫的婚後生活，兩人情深意切，形影不離，直到紅軍被迫長征，這對夫婦不得不面對殘酷的分離。
郭香玉在與丈夫分開後，繼續随地方紅軍在閩西一帶展開遊擊戰鬥。
随着中央紅軍的撤離，當地的鬥争變得極為艱難。
到了1940年9月，郭香玉在長汀被叛徒出賣，落入敵手。
敵人得知她的身份後，試圖通過嚴刑逼供擷取有關中央紅軍的情報。
然而，郭香玉堅貞不屈，甯死不肯出賣同志，最終在敵人的殘忍手段下壯烈犧牲，結束了她不平凡的一生。
謝覺哉與王定國的第三次婚姻，是出于革命的需要，也是組織的安排。
1937年，正值國共第二次合作，全力抗日的關鍵時刻，謝覺哉離開了他多年未歸的家鄉，遠赴甘肅，擔任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的毛澤東代表。
而在此之前，王定國在西路軍戰敗後，經曆了無數艱險與失散，最終在張掖重新找到了組織，并投身于營救失散紅軍的工作。
随後，她也被派往蘭州，與謝覺哉的命運是以交彙。
組織上考慮到謝覺哉年歲已高，日常生活需要照顧，而且在對抗國民黨甘肅省政府主席、甯鄉同鄉賀耀祖的統戰工作中，需要一個夫人的身份來更好地協助行動。
于是，提出了讓王定國與謝覺哉結為伉俪的建議。
王定國初聽此事，内心五味雜陳。
慶祝晚宴後，當提議讓她進入謝老的卧室時，她直言不諱地拒絕了。
出身貧寒，曾為童養媳的她當時坦言，她可以照顧謝老，但何來同床共枕之說？
對此，有人解釋說結為伉俪便是夫妻了。
王定國此時猶豫不決，請求時間來深思熟慮。
她還提出了一個要求，她在四方面軍時曾有一位名叫張靜波的老相好，也是她參加革命的啟蒙者，對她影響頗深。
她希望在做出人生決定前，能查明張靜波的下落。
後來，經過組織的調查，得知張靜波已在西征中壯烈犧牲，這份牽挂化為悲痛。
這一消息讓王定國心中的最後一絲糾結解開。
她終于同意了與謝覺哉的婚姻，站在了革命的前列。
謝覺哉是“末代秀才”，其詩詞文章在四鄉聞名，才情橫溢，而他的婚姻生活則是另一番景象。
與他結緣的兩位夫人，均非才女，特别是王定國，甚至不識一字。
這對夫妻間的趣事頗多。
有一次，謝覺哉正在家中揮毫潑墨，急需《西北日報》上的一篇文章為寫作參考。
他便讓王定國前往辦公室取報。
不料，王定國連續三次拿錯，令謝覺哉百思不得其解。
直到王定國局促不安地坦白“我不識字”時，謝覺哉這才恍然大悟，他溫和地笑了笑，說：“不用怕，我教你。”
在他們相伴的34年間，王定國不僅擺脫了文盲的陰影，更在謝覺哉的教導下學會了寫詩作詞，書法也日漸精進，晚年更是成為了有名的書畫社會活動家。
在遙遠的西北高原，家庭生活充滿溫馨，與王定國育有五子的謝覺哉，依舊未忘前妻何敦秀。
他們的通信一直未斷，謝覺哉常在信中關心前妻及家人的生活，表達自己的牽挂和支援。
1951年9月7日，謝覺哉給何敦秀的最後一封信中寫道：“我的意見，你不來北京為好……你我都是上七十的人了，經不起煩惱，對我不好，對你也不好。”
到了五十年代末，已是耄耋之年的何敦秀，被革命工作的小兒子謝放接至北京居住。
在這座城市，盡管生活環境變遷，但謝覺哉和王定國仍舊頻繁地邀請她到家中，相聚時光溫馨和諧。
他們還經常探望何敦秀，時常去到都會給她帶去一些生活所需的費用。
何敦秀生前曾對王定國說，王定國同志，感謝你對謝覺哉照顧得這麼好。
何敦秀逝世後，王定國更是親自前往料理後事，這份互敬互重的情誼，成為了後人津津樂道的美談，使我們這一代人對老一輩革命家的真誠與寬容有了更深的了解和敬仰。
參考資料：
《紅色家規》 王紀一主編
謝覺哉的家風家教 謝行焱， 莊秋菊
《北京電影學院學者文庫 叙舊與嘗新 謝飛自選集》 謝飛作；王垚編；胡智鋒總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