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康："10+3"和國際關系--線上上研讨會上的發言（2024.6）

我前些年曾經參加過“10+3”架構之下的一個宏觀經濟研究室的工作，地點在新加坡。那是在有不到20次的“10+3”首腦會晤（現在這個會晤可能已經累計到接近30次）的時候形成的“10+3”機制裡的一種。這個宏觀經濟研究室的運作由各個成員國出點兒錢，英文簡稱“AMRO”。咱們國家魏本華同志是第一任主任，然後日本和其他國家的人輪流當主任。它實際上也呼應着“10+3”的外匯存底庫的探讨和這個架構下所需要的資訊和智力支援。

我在那一段時間每隔三個月要去一趟新加坡，感覺各參與方是具有這樣一種總體來說交流與合作的認同感的。到現在，這麼多年過來，感覺作為"3"的中日韓之間雖然也有沖突，但是相對而言“3”的穩定性還是非常明顯的。到了在東亞和東盟對話，到了整個國際格局裡，講亞洲概念裡這個“10+3”架構已經相對穩定，那麼“3”當然是非常重要的壓艙石。至于這個“10”，我是覺得需要在目前我們面臨更複雜國際環境的情況之下，從中國和平發展、和平崛起應盡量多交朋友、化解外部一些敵意和不良幹擾這個方面，更具體地分析個案，來做一些優化外部關系的工作。比如這一陣國家外交工作是非常努力的，有各種各樣的積極活動，雖然有人說新近國際和會參加者中主流的國家和未參加的中國以及非主流的國家，兩邊形成了對照，我們可能會遇到某些被動因素，但我們畢竟還是有自己進一步來開拓國際關系空間的可能性。.

“10+3”架構之下，我覺得如果看看其中的“10”，合作成為主流也是比較明顯的。這個“10”裡面如果按照GDP排序，居第一位的是印尼，比較新的統計結果是1.4萬億美元了，第二位是泰國，第三位是新加坡--新加坡的影響力在國際上更明顯，第四位是菲律賓--跟中國關系時好時壞，前面曾經在杜特爾特的時候，他廢棄了南海裁判跟中國熱乎了一陣兒，小馬科斯剛上任的時候，覺得有可能跟中國交好，然後他卻跟着美國對中國制造麻煩了，現在還弄得各方很關注那個坐灘的破軍艦，但是似乎他們也沒有辦法走很極端的一些對抗的方式。排第五的是越南，對它的後勁兒可能還是不可小觑。其他還有另外五個總量較小的國家:高棉，馬來西亞，緬甸，寮國和文萊。

我覺得如果通盤看下來，這個“10”對于中國總體來說大面上還是友好為主的。比如說印尼在曆史上有過不好，這幾年相對平靜；泰國一直沒什麼大問題；新加坡在中國和美國之間有了雙邊關系劇變以後有非常明确的态度即它不願意選邊站，非常願意尋求一個跟中國美國都過得去的關系--當然，如果到了特别極端的情況下不得不選的時候，它可能也比較難辦了。其他國除了當下的菲律賓之外，總體來說我們都可以相對好地形成一種睦鄰或者友好關系，合在一起，對于整個世界格局的影響就不可小看。我們應該非常好地在已有基礎之上緊密跟蹤動态，個案化地設計來逐個優化關系，形成我們在亞洲方面更穩固的影響力。

在此也附議一下:我非常贊同囗口專家剛才說到的，對于一個具體事項的觀察，他評價為“形象自毀”。出現了傷人事件，首先應該向受傷者慰問，而且應該承諾迅速調查實際情況，然後再說明這在中國是偶然事件，對國家的安全形象和聲譽不能說不發生影響或沒有任何影響，可以說的是應不會産生重大不良影響。我覺得這都是最基本的考慮要點。任何一個工作環節上不要說有多麼高水準的人，他想問題的時候總得有這麼幾個要點吧，居然出來那麼幾句，是讓人很不好了解的。

我就說這些看法，謝謝！

專 家 簡 介

賈康，著名經濟學家，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十三全國政協參政議政人才庫特聘專家，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創始院長，中國财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

1985 年開始在财政部科研所工作，曆任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科研所副所長，于2001-2014年間任所長。在國民經濟、财政稅收、金融、公共事務等的理論、政策研究領域，有數十年的豐富工作經驗。

1988 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赴美國匹茲堡大學做通路學者一年。

1995 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

1997年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

多次參加國家經濟政策制訂的研究工作和主持或參加國内外多項課題，撰寫和出版數十部專著和 數百篇論文、數千篇财經文稿、訪談。

2002年6月24日受朱镕基總理之邀座談經濟工作。

2003年後，多次受溫家寶總理之邀座談經濟工作。

2006-07年，兩次受胡錦濤總書記之邀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

2013年後，多次應李克強總理之邀座談、或按全國政協安排向李克強總理建言經濟工作。

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

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财稅體制改革”專題的講解人之一。/

參加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座談。

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國家發改委 PPP 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中國财政學會原副會長兼秘書長。北京、上海、福建、安徽、西藏、廣西等多地人民政府特聘專家、顧問或咨詢委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

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

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21年與劉薇合著出版的《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又被評為年度“中國好書”和全國黨建精品教材。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布的2006～2015年大陸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餘萬篇文獻的大資料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下傳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