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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烏傷王陵(五陵)曆史淵源考  五陵發現的時間地點及結構規模  烏傷王五陵的考證依據  搶救義烏“漢王文化”的建議

作者:五俠論劍

  

東漢烏傷王陵(五陵)曆史淵源考  五陵發現的時間地點及結構規模  烏傷王五陵的考證依據  搶救義烏“漢王文化”的建議

湖塘村舊村改造取土時發現的五世烏傷王陵場景

東漢烏傷王陵(五陵)曆史淵源考  五陵發現的時間地點及結構規模  烏傷王五陵的考證依據  搶救義烏“漢王文化”的建議

 

東漢烏傷王陵(五陵)曆史淵源考  五陵發現的時間地點及結構規模  烏傷王五陵的考證依據  搶救義烏“漢王文化”的建議

墓磚有“劉”字象形字花紋圖案

東漢烏傷王陵(五陵)曆史淵源考  五陵發現的時間地點及結構規模  烏傷王五陵的考證依據  搶救義烏“漢王文化”的建議

 義烏古稱烏傷,曆史悠久,是浙江省内獨具豐厚漢王文化底蘊的古城。秦設郡制前(秦嬴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建縣。至東漢建武三十年甲寅(公元54年)設立烏傷國,漢光武帝劉秀封嫡孫劉輝之為義陽王、烏傷郡王。烏傷郡王在義烏傳承了七世八代,曆時166年。至公元220年漢滅,烏傷王一族成了烏傷劉氏,烏傷成了浙江劉金氏的發源地。據譜牒記載:八位烏傷郡王中隻有一世王劉輝之生于南陽卒葬于義烏,其他七位出生、卒葬均在義烏。然而,這段義烏特有的輝煌曆史,由于種種原因被塵封。筆者在參與族裡續譜過程中,發現了這段被塵封的曆史,覺得有必要去呈現,并讓其光大。因為這是義烏一筆彌足珍貴的無形資産,應讓全民共享。

  近年來,我市福田街道先後發現了五座大型豪華古漢墓,經筆者考證,系東漢烏傷國一至五世王的王陵。五陵的發現為我市的漢王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實物史證,為推動和振興我市的文化旅遊事業發展找到了有力抓手。筆者是史學方面剛入營的新兵,才疏學淺,不足乃至錯誤之處在所難免,此文旨在抛磚引玉,引起共鳴!

<h1 class="pgc-h-arrow-right">  五陵發現的時間地點及結構規模</h1>

  2016年8月5日,福田街道湖塘村實施舊村改造,在村後山坡東平山龍背端頭的圓坡上取土填基時,偶然發現了沉寂在地下的結構靈巧、磚雕工藝精細、圖紋精美的大型豪華古漢墓。

  該古漢墓在取土時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壞,所幸被湖塘村村民及時發現,制止了挖土機的野蠻施工,留下了60%的完好率。

  義烏市文物普查辦及博物館的考古人員在接報後,随即進行了搶救性考古發掘。在市文物普查辦及博物館同志的考古結束後,次日一早,筆者帶幫手對該墓的現場場景拍照記錄,并進行了較為全面的實物測量和調查。

  該墓坐東朝西,墓室呈一字形狀,内室總長12.39米。前堂寬于後室,中間設磚制小平台,小平台前為磚底前堂,前廳堂及前部甬道均為磚底結構。東面為主墓室,拱頂、泥底;室内徑高3.2米、寬2.32米、長5.84米。主墓室前為高0.2米、長0.6米、寬1.45米的泥底甬道;中間設砌壘三磚的小平台,高0.2米、長1.56米;墓内徑寬3.18米,西面為前堂均徹磚底,前堂内徑連平台總長5.75米,内徑寬3.18米;前堂拱頂高度已被挖土機破壞,因而無法丈量;堂前是0.8米磚底甬道,甬道寬0.96米;整座漢墓的墓壁磚,均為長40厘米、寬20厘米、厚6厘米,四面有類似古“劉”字的象形字圖案,二個平面為布滿精雕魚尾形紋飾磚砌制而成;拱頂上部用上寬下窄的倒梯形雕磚間插其中,以拱成頂;朝下方磚亦有類似繁體“劉”字的象形字圖案。磚的正反兩面都布滿魚尾形紋飾,橫立面單邊和磚兩頭刻印圖紋花飾,印紋較為清晰;主墓前廳堂穴内的地磚,砌置非正常整,展現出當時建造工匠的精湛手藝。遺憾的是,該墓呈明顯的早年被盜墓痕迹,在墓的主室與墓廳結合部,留存有當年盜墓時的盜洞,及盜墓挖洞掉下的泥土。主墓前廳堂穴内大部分空間存放的陶瓷文物均被盜墓賊毀損。考古中發現,因年份久遠,主墓室内棺木、屍骨無存,除了一把鏽迹斑斑的鐵質寶劍(已斷裂成形似匕首)外,已無他物。在前穴廳堂,挖掘中隻發現有典型的漢代中期陶罐碎片和産于東漢末年的青瓷瓷罐碎片。經市博物館考古人員根據墓中墓磚及陪葬品殘存物推斷,該墓為東漢末年的墓葬,距今已有1800多年。墓中未發現墓碑墓志銘之類或其他有辨別的陪葬物。筆者在現場調查過程中從村民口中了解到,原墳前曾有二口大小規模不同、但形狀相同的池塘,分布在墳的前方兩側約50米左右的地方,左邊的池溏面積約一畝左右,右邊的約三鬥。

  該墓磚塊圖案精緻,六面均有紋雕。雖曆1800餘年,且早年曾被盜墓,但古墓大部分完好如初,未有絲毫走形。雖墓室已損壞得不完整了,但依然能顯示出東漢王家文化的濃厚氣息。

  無獨有偶,2006年2月19日,泥大路磚瓦廠廠區地塊(今國貿大道商城大道叉口旁,叫東平山龍背、端頭的地方)取土時,也挖到過一座大型豪華東漢古墓。

  該墓坐東朝西,墓内徑長12米餘、寬3.3米,墓高3.2米。所幸村民報告及時,市博物館考古人員在公安機關配合下及時追回了墓中發現的東漢早中期的陪葬品,其中有:成堆的東漢五铢銅币、青銅瑞獸、青銅劍、青銅帶鈎、青銅鏡二面、鎏金擺件、鎏金銅劍琨、黃釉雙系原始雙唇罐、弦紋紅陶罐、雙系帶蓋盤陶壺、石制圓形立盤等。

  該墓茔的排列處在前排左方,墓磚規格花紋不同,墓磚尺寸與湖塘村出土的差不多,但花紋有别,為卯字花紋。據市博物館考古考證,該墓距今已有1900多年。

  在市博物館随後進行的考古中發現,在該墓的右邊及後面,又發現了三座規模差不多的大型豪華古漢墓群,墓向亦是坐東朝西,因無人報告未經考古發掘而被完全破壞,墓内已空無一物,究竟是以前曾被盜,還是發掘後被人拿走已無法知曉。三座大型古漢墓隻剩下墓基中的小部分殘磚。遺憾的是該處墓地群考古發掘後,未得到應有的保護,被徹底破壞。古墓址如今已變成某酒店了,隻剩下部分墓磚館藏于市博物館。

東漢烏傷王陵(五陵)曆史淵源考  五陵發現的時間地點及結構規模  烏傷王五陵的考證依據  搶救義烏“漢王文化”的建議

<h1 class="pgc-h-arrow-right">  烏傷王五陵的考證依據</h1>

  在1900年前至1800年前的東漢烏傷,究竟誰有能力建造工藝如此精湛、墓葬規格如此巨大顯赫、具有皇家氣息的豪華陵墓群?

  筆者考證後認為:福田街道先後發現的這五座漢代陵墓,為當時烏傷郡國的統治者、漢光武帝劉秀之後,義陽王、烏傷郡王劉氏王族的陵墓莫屬。

  其依據是:

  一、根據省内外劉金一族四十餘部劉金氏譜牒共同記載,一至五世烏傷王的卒葬時間地點,與現發掘的建陵時間地點一緻。譜牒記載:七世八位烏傷郡王,除一世王輝之公,生于南陽,從南陽到烏傷上任,卒葬于烏傷外,其後世襲的六世七位郡王,生卒及葬地記錄均在義烏境内。

  特别是永康市花街鎮金村的《彭城金氏宗譜》中的生卒及葬地更詳細:

  一世劉輝之,字日著,生于漢建武庚戌年(公元50年出生在南陽),取王後司馬氏,卒于永元庚子年(公元100年),合葬正寝東平山之源,距今1916年;

  二世景元,字光遠,生于章帝初元年(公元76年),取王後傅氏,卒于永和庚辰年(公元140年),合葬東平山父墓側,距今1876年;

  三世承殷,字永厚,生于永元甲辰(公元104年),取王後趙氏,卒于永初庚戌(公元160年),合葬東平山父墓側,距今1856年;

  四世德慧,字繼智,生于永厚戊辰(公元128年),取王後傅氏,卒于興平乙亥(公元195年),合葬東平山父墓側,距今1821年;

  五世啟祐,字志順,生于平辛卯(公元151年),取王後呂氏,卒于初平癸酉年(公元193年),合葬于東平山之源,距今1823年;

  六世聞轺,字祖承,生于熹平癸醜(公元173年),卒于建興己酉(公元229年三國初),取王後楊氏(生于光和庚申,卒于章武壬寅),繼取樓氏,生卒缺,合葬青岩山之源;

  七世諱大宏,字常充,生卒缺,葬青岩山,後傳位于弟大定;

  七世八代諱大定,字常安,生于建安癸未(公元203年),卒于延熙丙子(公元258年,其卒時已失王位多年,取後傅氏,生于建安丙戌,卒于泰康丁未),合葬青岩山父墓側。

  據此可見,一是:現福田街道發現的五陵,葬地都在東平山之源,與譜牒記載相一緻;

  二是:其中泥大路磚瓦廠發現的四陵,與譜牒記載的二、三、四世烏傷王都葬在一世烏傷王劉輝之的主墓陵側相一緻;

  三是:泥大路四個陵墓在排位上看,墓位在前排左側是主墓,墓主應是一世烏傷王(漢光武帝劉秀嫡孫劉輝之)之陵。其邊上的三座,前排右墓應是二世王景元之墓,後排左墓應是三世王承殷之墓,後排的右墓應是四世王德慧之墓。主墓經市博物館的考古人員判定,下葬時間為1900年前,與譜牒記載(一世劉輝之卒于永元庚子年,公元100年,距今1916年)相一緻。其他三陵因被全毀已無法考證;

  四是:東平山湖塘段發現的漢陵,為非群葬的單陵,與譜牒記載的五世陵未同葬于父茔側相一緻;考古人員判定,該漢墓下葬時間為1800年前(東漢末年),與譜牒記載的五世王劉啟祐(漢光武帝劉秀的晜孫,英年早逝,與王後呂氏合葬,卒于初平癸酉年,即公元193年,時年四十二歲,距今1823年),時間上基本相符。

  二、根據《後漢書卷三十八·列傳第二十八》、《嘉慶義烏縣志·卷十四·二》,及譜牒記載,東漢時烏傷境内政要,除了烏傷王一族,就數曾跟随漢光武帝征戰的威寇将軍楊茂(為烏傷王護駕而分封的輔臣)和行醫郎中上浦鄉人趙侯。

  “茂,河東人(即今山西),封烏傷新陽鄉侯,建武中(公元55年)就國,傳封三世,因罪國除”。但楊茂卒後墓地,就葬在他的封地,今浦江雞冠山。

  趙侯,上浦鄉人,為行醫郎中,因治疫有功封侯(但無傳承資格),卒後墓地就葬在上浦鄉(今永康境内)。

  故在東漢時,烏傷王城就數東漢劉秀嫡孫(義陽王、烏傷郡王)劉輝之一族了,别無分店可與劉家相比。

東漢烏傷王陵(五陵)曆史淵源考  五陵發現的時間地點及結構規模  烏傷王五陵的考證依據  搶救義烏“漢王文化”的建議

  三、根據福田街道湖塘村古漢墓的殘剩墓葬品推斷,墓主地位、身份非王侯莫屬。一是主穴發現的殘存佩劍,形制、厚度與東漢後期的多刃鐵劍相似。多刃鐵劍在東漢末年屬于精貴的極品劍,是王權的象征。二是從墓中的多個青瓷罐碎片來分析,完全與王侯陵墓身份相襯,因為青瓷在東漢末年乃是陶瓷罐中之極品,如此精貴之物非平民所能享用,實乃王侯一族的陪葬标志物佐證。三是墓磚上的花紋形似“劉”字圖騰,墓磚花紋有類似“卯”字花紋(東漢卯字代表劉氏先祖劉累養龍,卯字是雙龍系劉氏标志),更進一步印證此墓系漢王劉家王陵莫屬。

  四、從當時的烏傷國财力分析,東漢的郡縣分封制是郡縣王國。漢制規定,郡縣分封地由分封郡王以“租稅制供奉”的原則,獨享分封地的食祿。郡縣國王不理政,由縣令為丞,調理政務,郡國财政由縣令負責收供。故在郡縣國中隻有郡王獨富。東漢末全國共有1112個縣,總人口為4477.6萬。烏傷國總人口4.6萬,是個經濟發達的郡縣,但在皇族分封地,唯有郡王獨尊,要富出二甲與劉氏郡王匹敵,既不可能也不現實。

  五、東漢漢制:太子為一字王、皇子為二字王、皇孫為三字王,分封為郡縣郡王,與公主同級别。雖不直列後漢志,但對烏傷郡王分封,在史書、地方志均有記載,欽定四庫全書《浙江通志》卷二百三十九第十一頁載有:“劉公諱豪,字有開,裔出漢光武,封太孫于烏傷。國除,因家縣治南,遂為烏傷人。”《崇祯義烏縣志》卷五中亦有相同記載:“封太孫于烏傷。國除,因家縣治南,遂為烏傷人。”據《崇祯金華府志》記載:“東漢建武三十年甲寅(公元54年)漢光武帝劉秀封太孫輝之為義陽王,号烏傷郡王。命威寇将軍楊茂扶駕輔之以鎮越中。”《義烏崇祯縣志》、《義烏萬曆縣志》中均有相同記載。

  六、當年輔佐烏傷郡王的烏傷空丞銅制官印,現仍儲存在北京故宮博物院。

  七、從湖塘發現的古漢墓下葬形制看,該墓雖葬于平山,但墳在山坡,且居高位,視野寬闊。該墓地名為端頭,據筆者從現場分析認為,該處當時就是東平山背的制高點,故名“端頭”。且墳(端頭)的前方左右二側,挖有左右對稱的二口池塘,與劉金氏族中對墓葬形制自古傳留的古訓相合。

  九、義烏年長的百姓都知道,城内南門毛家巷後的金山山腰(現繡湖廣場解百城中路大門對面約百米處),有座一世烏傷王王陵,即“八角墳”,在上世紀60年代初被平,隻留下陵碑尚存市博物館。也許有人會說泥大路的一世烏傷王陵出現,那“八角墳”究竟是什麼陵?筆者據記載推定,“八角墳”是宋代由朱熹蔔卦而重建的紀念陵。該陵建于天聖戊辰(公元1208年),故在建繡湖廣場時,在其遺址未發現漢代遺存物,卻有宋代瓷碗和金銀飾品等物證。筆者認為:2006年2月19日發現的那座大型豪華的東漢古墓,才是真正的一世烏傷王陵墓。

  綜上所述:從目前已發現的史料為據,2016年8月5日福田街道湖塘村發現的東漢古墓,應為烏傷國的五代郡王王陵。

東漢烏傷王陵(五陵)曆史淵源考  五陵發現的時間地點及結構規模  烏傷王五陵的考證依據  搶救義烏“漢王文化”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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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由市文化部門牽頭成立義烏漢王文化研究會,并提供場所,加強對漢王文化曆史資料的發掘、收集、整理、研究和交流工作,不斷豐富和完善義烏的人文積澱,實作曆史價值古為今用,傳承後人,使義烏的“漢王文化”成為推動義烏經濟社會發展的精神力量。

  加大對湖塘五世王陵現場的保護管理力度。鑒于泥大路一至四世烏傷王陵,雖發現卻遭徹底破壞,已無可挽回,是以更突顯湖塘五世王陵的彌足珍貴,加強保護管理勢在必行。因該地塊系湖塘村實施舊村改造的高樓區塊,建設規劃如不調整,文物保護将面臨空對空的局面。是以,需從速調整該區塊的建設規劃,建議将該地塊改建成東漢五王陵公園,将泥大路的四座王陵集中在湖塘五世王陵旁重建。鑒于一世義陽王紀念陵遺址已建成繡湖廣場,如在原址重建陵墓,勢必與廣場的現代氛圍不相協調。為此,建議在紀念王陵遺址設一遺址紀念碑,同時在繡湖“義陽樓”堂中增設“義陽王”銅像,在繡湖公園義陽樓前、繡湖牌坊後,立一尊一世義陽王、烏傷郡王的漢白玉立像,并将義陽樓前的東側房列為烏傷漢王文化陳列室。這樣既可供後人瞻仰憑吊,又可擴大義烏人文曆史的知名度,豐富義烏的城市文化内涵,提升和彰顯義烏獨特的“漢王文化”城市形象。

  漢王陵的發現,是十分難得的契機,實施建設意義重大而深遠。既能展現義烏“漢王文化”的曆史積澱,傳承、弘揚義烏的漢王文化,提高義烏的政治、經濟、文化地位,又能為江東文化園的建設增添豐富的文化内涵,補齊我市的人文經濟短闆,促進我市旅遊觀光業的飛躍發展。(金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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