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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故發過一篇《被父母遺棄的孩子們》，講述了兩個孤兒被好心人王學麗救助的故事。
不是每一個曾經流浪街頭的孩子都可以如此幸運。故事的中有一個義工叫侯傳喜，在兩個孤兒最叛逆的時候幫助了他們，他也是個孤兒。侯傳喜在童年沒有遇到一個叫王學麗的阿姨，但是曆經磨難，他成為了那個好人。
後來，侯傳喜去世了，王敢是他生前的摯友，為我們講述了侯傳喜從獄中出來後被搭救，轉做義工的經曆。
侯傳喜的葬禮安排在大乘寺裡。那時剛入夏，溫度漸漸上來，20度左右，天氣舒服。要是冬天，在齊齊哈爾那可太冷，也太長了。
去吊唁的人很多，富拉爾基區愛心助困協會的李叔、劉叔，還有經常帶飯給侯傳喜的蔡姨。我也在。那時候我已經被學校開除快兩年了，在學校，那個老師煩我，一次拿凳子砸我，我從書桌裡抽出砍刀朝他背後劈了六刀。
我叫王敢，曾經是個混混。後來我跟着侯傳喜做好事，做公益，稀裡糊塗地就沾了改邪歸正，沒再遇到什麼磕絆。爹媽隻道是我長大了。
侯傳喜是我兄弟，死的時候22歲。他是個孤兒，22歲的人生，三分之一都蹲了監獄，受得苦你們永遠想象不到。
我曾經想救他，但結果是他救了我。
替公益機構尋找那兩個孤兒，張龍和張鑫的時候，我倆遇到了生命危險。
做義工那會兒，有些助困會救助回來的孤兒，會因為受不了學校的限制自個兒跑掉，張龍、張鑫就是這樣，兩個小混子，又跑了。說來也可憐，他們的媽媽在17歲生下了老大張龍，兩年後生下了老二，之後媽媽不辭而别，爸也消失了，剩下八十多歲的爺爺自己生活都困難，兄弟倆就開始流浪街頭。
王學麗在一片荒廢的棚戶區找到了倆人，低矮的平房有些已經塌陷，很少有人居住。周圍的鄰居說這些流浪街頭的孩子沒錢的時候，餓了就去超市偷些，拿了就撒丫子開炮，學費則是搶同學的零花錢，有了節餘就到網吧揮灑一空。
像這樣的孩子們，需要的不僅僅是生存上的幫助，也需要有人糾正他們的人生，是以王學麗決定把他們送到愛心機構撫養。和張龍張鑫一樣，我和侯傳喜小時候也曾是流落街頭的孩子，可是我們沒他們幸運，免不了走了點歪路，後來侯傳喜做義工，靠自己努力做個好人。
志願者找遍了附近的網吧、他們曾經藏起來的廢棄汽車裡，還是不見蹤影，侯傳喜和我把自己的小兄弟們散出去，得到了兩人在富區鐵西一家網吧的消息，傳信的人說，老闆可能通過倆孩子運東西，幹些非法的勾當。
我跟着侯傳喜去了網吧找人。那是一家随處可見的昏暗的網吧，網吧可能是我們這年輕人最多的場合，這網絡裡頭和這城市的現實差距太大，人們不出來也正常。
侯傳喜準備直接進去，我當時留了個心眼，帶上了家夥。
我們在二樓找到了弟弟，他正戴着耳機玩遊戲。網吧老闆發覺不對勁，跟了上來吼我，我沒搭腔，侯傳喜順着又找到了哥哥。正準備拉扯着兩個孩子回去的時候，燈突然黑了，再亮的時候，四十厘米的平頭西瓜刀劈了過來，直奔我，老闆戴着口罩舉着刀，看不清面容，隻露出眼睛。
我雖然沒犯過大事兒，但是也經常動刀打架，對面這是要我的命啊。我立刻要拔出我那把刀，和對方拼命。
突然一隻手按住了我的手，“不要傷人。”是侯傳喜的聲音。沒有時間反應，我隻能揚起胳膊一擋，對方的刀劃破了皮膚，“噔”的悶聲在骨頭上停了下來，留下了約莫六七厘米的痕迹，溫熱的血就淌了出來。
我平日打架很少吃虧，正面打我沒怕的。我當時氣瘋了，還想反擊，侯傳喜扯着我說“先走”。我就那麼兩腳軟綿綿地跟着他往外走，老闆沒再攔着，看着我們帶着孩子離開。期間我就聽見玩遊戲的弟弟瞅了我一眼，說：“又砍一個。”
在去醫院的路上，我就想明白了，是侯傳喜救了我。他知道如果我們動手做出過激的事情，可能就又回到過去，一輩子就沒了。如果當時我一個人去的話，也不會收手。侯傳喜待過監獄，知道沖動意味着什麼，這刀我得挨，不挨這刀，我可能這輩子就沒了，是侯傳喜救了我。
後來張龍張鑫被送進了福利院，過得還不錯，有了幹淨的被子，但不提供電腦遊戲。他們像蒲公英的種子，在吹散的時候，被好心人收集起來，在合适的的土地上生發，有的種子就沒那麼幸運。
那事兒之後我沒再動過刀子，我隻是想起來，不禁覺得有點荒誕——自己怎麼就跟着兄弟做起了義工，會那麼聽他的話。
圖|受訪者供圖
侯傳喜和我一樣，家在嫩江邊上的齊齊哈爾富拉爾基區，在達斡爾語中，富拉爾基是紅色的江岸的意思。有人問過我，小說《三體》裡紅岸基地的原型是不是富拉爾基區。說實話我不知道。但往前劃拉大概50年，我們這裡是最牛的工業重鎮。
當年蘇聯專家援建的機械廠“一重集團”就在富拉爾基區。據說老人們說，那是亞洲第一大，工廠中的房間廠房大得一眼望不到頭，卻沒有一根承重柱。老人們一說起以前就眉飛色舞，想必是那時比現在過得風光、舒坦太多。
在富拉爾基，時間比外頭走得慢一點，好多地方和上世紀一樣沒咋變。一家廢棄的舞廳裡，紅色的燈籠還沒褪色，聽說最多的時候能容納九十多人，以前是附近熱電站的勞工們下班最喜歡去的地方。一些餐廳裡裝飾着挂曆和照片，被陽光曬得皺巴巴的，上面印的是北京的天安門和頤和園，而現在，富拉爾基每兩天有一班高鐵開往北京。
這裡的人經常在紅岸公園瞎溜達，這沒有雷達峰，沒有超長的深空天線，更沒有紀念石碑，隻有普通的亭台和沿江的步道，偶爾露出幾段廢棄的鐵軌和道路并行。裡面還有個動物園，有一頭熊，打我記事起就在裡面。現在它瘦得和皮包骨一樣，一動不動，眼睛直愣愣的，養它的圈也老埋汰了。
那時候我還不認識侯傳喜，雖然我們都生活在富拉爾基，他比我大幾歲，但是他和張龍、張鑫的經曆很類似。
侯傳喜的父親老喜歡喝大酒，侯傳喜小時候，他爸喝大了就打他和他媽媽。父母離婚了之後，侯傳喜跟着他爸，到了學齡他爸沒送他去上學，侯傳喜就在城鄉結合部放鴨子玩，回家還得照顧醉醺醺的爸。後來，再嫁的媽媽把他接回身邊，他總算在8歲那年上了學。可好日子過了沒兩年，生父生母先後因病去世，侯傳喜辍學了，重新混在街頭，偶爾在飯店當學徒。
在當時已經日趨落寞的富拉爾基，彌漫着一種輝煌漸漸冷卻的蕭條感。我們的父輩在适應這種蕭條時總是出問題。而我們這一代遇上叛逆和頹廢的青春期如果沒有長輩幫扶，很容易被青春期和頹廢的社會合謀，推向流落街頭的命運。
13歲那年，他準備去富拉爾基外頭看看，想去南方打工。這兒的年輕人，有這樣的想法理所應當。不太有人願意早早地就窩在老家，一個輝煌停留在近半個世紀前的城市。上一輩還能子承父業進廠裡端個鐵飯碗，到我們這一代人，隻能自己養自己。但找工作也發現沒啥工作能幹，一年頂多賺個萬把塊。
那些去外地闖蕩回來的“老混混”們，會選擇做個買賣，開個烤肉店。他們其實很年輕，在正常大學畢業的年紀，可能已經天南海北走過一圈，做過的工作和閱曆比常人豐富太多。小買賣啥時候不能幹啊，一定得出去闖。不然你出名兒，可能就和600公裡外的鶴崗一樣，因為窮——房價便宜被人家記住。
侯傳喜終究沒走成。他犯事兒了，進了監獄。
出發去南方之前，他在公園的啤酒節上擺了個小攤兒賣燒烤，賺了幾千塊錢。但是馬上就和街頭的兄弟們花完了。他離不開那些朋友，出事也跟這些朋友有關。
那天發生了什麼事，侯傳喜給我和李叔講了不一樣的版本。我聽說的版本裡，他是為了給兄弟出頭。一個兄弟，騷擾一個陌生的女孩被教訓了，他就提着鍊子沖了上去。對于我們其他人來說，像我，父母健在，平時還做點生意，有點小錢，街頭的小團體隻是青春期無聊叛逆的打發。侯傳喜很重義氣，對他來說，這幫兄弟就是他的全部，他早沒了家。
後來李叔說起侯傳喜跟他講的版本，我發現完全不一樣。那是一群沒錢的不走正道的小孩子搶劫的故事。過程中，為首的侯傳喜傷害了一位女士。我不知道哪個版本是真的，也有可能都是假的。
倒是傷人的場景，我們聽的都一樣，侯傳喜從褲子上解下一條鐵鍊——當時我們身上最常見的裝飾品，跳起來抽向那位女孩，鐵鍊的末端飛出去的時候甩上了女孩一隻眼睛，啪，女孩失明了。
侯傳喜付出了七年的代價，最終沒能去成南方。
圖|電影《新世界》劇照
侯傳喜跟我講過幾次進了監獄的日子，聽得我身上發疼。
剛開始他待在少管所。那是十六七歲小夥子們的地盤，他那時候才13，其他人像捏小雞一樣欺負他。他在外面是老大，從小也沒什麼人管，進去後誰也不服，一開始頂能反抗。少管所有八人間，十六人間，每個房間都有老大。有的老大，是用拳頭掙出來的，另一些老大是家裡條件好，時常會在外面帶一些吃的分給兄弟們。侯傳喜沒錢也沒拳頭，好像被掃到簸箕裡的一片輕飄飄的紙，在裡頭當不了老大。
不時會有“老大”要教訓侯傳喜這樣的人，但是傷口不能被看出來。沒進去多久他被四個人架着打胸口，和電影裡一樣，每個人都要為自己争得存在感，每個人都要參與，集體的暴行隻有最弱小的那個飽嘗痛苦。
監獄裡有個厲害的手段叫“滴水下流”，在一個小盆裡裝滿涼水，一滴一滴的往腦袋，頭頂最中間的地方澆水，一點一點澆滿四五盆。那是漫長的時間，但是在裡面，最不缺的就是時間。第二天侯傳喜就癱在床上起不來了。侯傳喜和我說這事的時候和講别人的事兒一樣，我想象不出來這個手段有多痛苦，隻是覺得脊背發涼。
一開始侯傳喜還要被人架着，要反抗，後來就蹲在地上，靠着牆，直着背，有人站在上面滴水。挨打，低燒，幹活，接着就得了肺結核，時常要躺在醫務室。
後來去了成人監獄，他因為生病幹不了重活，日子反而好了些。聽說有個大哥很喜歡他，時常照應着，後來大哥出去了，他一起進來的兄弟也出去了，就剩下他熬後面的幾年。後來出獄了，他去找過生父那邊的親戚，可是沒有人肯認他。
這些講述和後來我認識的侯傳喜一對照，時常讓我覺得恍惚，覺得後來我認識的侯傳喜好完美。
2014年，助困會的李叔聽說社群接收了一個剛成年的刑滿釋放人員，身體不太好，需要幫助，就決定去看看。
2014年12月，齊齊哈爾斷斷續續下了三四場雪，馬路上蓋了一層又一層，人包在建築物裡，也要冬眠了。零下二十多度的一天，在一個出租屋裡，李叔看到了侯傳喜。
李叔說，當時隻有一張闆床，一米七左右的瘦子躺着，臉很白。那人大腿還沒成年男人的上臂粗，粘連着皮肉，腦袋很小，後腦勺尖尖的，仿佛身體隻能支撐這麼多重量。
那年侯傳喜20歲，已經沒了早年混街頭時氣盛的樣子。他的肺結核時常發作，疼的時候骨頭擰在了一起。他低着頭，斜着眼睛偷瞄這些陌生人，有點害怕——在監獄裡長期挨打這點也改變了他，他不敢和别人直視，習慣了隻偷偷地看。
李叔把侯傳喜帶回了協會，待侯傳喜和親兒子一樣。不過他不知道侯傳喜背着志願者的時候，會偷偷地抽煙。
其實他的病不允許他這麼做。剛從監獄裡出來的時候，侯傳喜差點死了，被李叔所在的志願者協會救治後，去醫院看了兩次病，用上了好藥。醫生和李叔說，這孩子左邊肺沒了，右邊還有三分之一能工作，好好照顧還能多活幾年。後來，我們似乎也忘記了他有生命倒計時。
他偏喜歡做點“極限運動”，比如開走李叔的紅色機車，啟動的時候要用很大力氣把支架踢起來，他握着重重的車把，帶着我沿着嫩江邊兜風，自己好像風筝一樣飄。
其實除了我之外，他還認識了一幫小兄弟，經常他們幫忙募捐，整理物資，辦活動，去殘障人士家裡幫忙。他把自己搞得很忙，他比我更讨大人們喜歡，聽話，嘴甜，對誰都笑，沒人不喜歡他。
協會裡的人各有工作，不領薪水，被救助的侯傳喜成了這裡的編外志願者。開春的時候，他離開了租住的小房間，搬到了協會的辦公室住。他不能搬重物，也不能老運動，但是能跑腿，能幫着在電腦上錄入名單。
侯傳喜很少和除了我之外的其他人提起這些，好像想把那段經曆藏起來，在協會急切地想開始新的生活。
我剛認識侯傳喜，是他出獄後半年多，在一個保健品店裡，他有時候幫協會的叔們看店，在鐵西體育場背後。
他特瘦。第一眼，他讓我想起相聲裡一個瘦的誇張的瘦猴，長長的劉海遮住了半張臉，小格子襯衫，裡面搭着黃色的T恤，穿着牛仔褲，特别愛笑。就是有時候會偷偷地斜着瞄我，在監獄裡不自覺形成的習慣，遇到了我這樣的陌生人還是下意識顯露了出來。
我沒把他放在心上。我喜歡強者，應該不會和這麼一個斜眼瞄人的家夥成為朋友。
閑聊間，我兜裡掉出了我的那把小匕首，不長，那是我随身帶的裝飾品，也為了防身。侯傳喜幫我撿起來，然後掏出來自己那把，湊在一起，锃亮，我也笑了。這個看起來弱不經風，不到一米七的瘦子原來和我是一個“道上”的。武器不隻是防身，有時候也是一種身份的象征。後來我發現，侯傳喜比我更喜歡擺弄各種武器，總是手裡拿着各種刀具自拍，做出很酷的表情，有時候也會嘟嘟嘴，水果刀放在嘴唇邊。
這裡的混混總是看起來很兇，我一直覺得要兇一點才能鎮住别人，覺得别人都對自己有敵意。但是侯傳喜不用擺兇，笑着就天然成為了我們這群人的頭兒。
侯傳喜當街頭老大的時候，活動的範圍正好在我家附近，我甚至懷疑這個小個子以前可能欺負過我。
侯傳喜覺得我辍學這事兒很正常。我跟他說的，當時我上課睡覺，老師扔過來一隻粉筆頭，我又給扔了回去，然後一個闆凳就朝我砸過來，飛的時候我就想：“我不躲，但你要付出代價。”闆凳落地，我從書桌裡抽出一把刀，追着老師砍了六刀。
每代都這樣，低年級的學着高年級的，不像這幾年，都去打遊戲了，江湖人少了許多，學生都少了許多，他懂我。我覺得我倆一樣，也不一樣，我們這像我這樣的人挺多，但是像他那樣的，很少。
侯傳喜剛去協會的時候，協會救助了兩個小女孩，侯傳喜自告奮勇地每天中午要趕回辦公室給她們做飯。
追随“大哥”侯傳喜，我一個小混混，莫名也做起了志願者。我離協會辦公室——也就是侯傳喜的家不遠，每天睜眼就跑過去和他玩，領着一幫在大人眼裡的小混混，侯傳喜讓我們做什麼我們就做什麼——他讓我們在小區的地下車庫分揀舊衣物，到倉庫裝袋。我不覺得這些有意思，隻是因為老大侯傳喜在做，咱必須幫襯着。侯傳喜老是笑着打包，和他聊天，他對誰都笑，消瘦的臉上眼睛格外大，嘴巴一直上揚着。
後來，我幫着侯傳喜在紅岸公園幫忙做義賣。其實我不懂，隻負責叫人，把收服的小兄弟交給他，搬東西，看東西，聽他講解，再做宣傳。他對每件物品價格都清楚，逮着誰都能聊上兩句，直視着來人的目光，叔啊嬸兒的叫的親切。我感覺那段時間他過得挺高興的，也挺牛的。你想啊，一個剛13歲就進去蹲了7年監獄的人，一般人早就廢了，還想着融入社會，還能和别人打交道，适應能力也太強了。
他比張龍兄弟倆運氣差一點，走了歪道後，才被協會的人搭救。但好歹後來事情轉好，他在協會的人幫助下身體開始轉好，也不再混街頭。之後他做起了義工，開始幫助像曾經的他一樣流落街頭的少年，後來在那個網吧， 他救出了張龍兄弟倆， 其實也把我撈了出來。
侯傳喜不怎麼下館子，總是吃自己做的涼拌面。友善面煮熟不放調料，拌着蘸醬，放醋，放火腿腸，放榨菜，十二三歲的時候他在飯店當過學徒，知道怎麼做最經濟最好吃。
出去吃飯侯傳喜不喜歡占别人便宜，總會搶着結賬，搶單的架勢比我見過的任何東北人都激烈。大家都知道他隻有幾百塊的低保錢，看病的醫藥費還都是捐助的，但不會駁他的面子。有時候我會在别的地方補回來，畢竟自己雖然混，但還有父母慣着。
隻有協會沒事的時候，我才拉着侯傳喜去給上國中的弟弟送點零食。弟弟很熊，時不時受欺負，我倆就幫他“解決”一下，重制街頭霸王的雄風。侯傳喜不到一米七，有時候帶副墨鏡，像個軍師。
我倆還商量合夥幹個買賣，我家裡也決定資助我。我和侯傳喜說，你就負責在屋裡收錢擺貨，我負責出去送貨拉生意，重活兒我幹，輕的你來。想明年開春兒的時候就直接店面買下來，裝修開幹就完事兒了。
秋天，侯傳喜的臉色有時會變得很差，嘴唇很白。出獄後的一年半裡，他因為肺結核住了兩次醫院，每天要吃藥。其實周圍的人很少感覺他是一個時日無多的病人，他像一個永動機一樣帶着笑容做志願者，他說自己是在報答好心人。去公園義賣的時候，有人質疑他們的正當性，侯傳喜立馬變了臉色，他不允許别人污蔑協會的“家人”。
大部分時間裡，我覺得侯傳喜都在做一個善良的快樂的年輕人，隻是有一次我倆在澡堂子泡澡的時候，他坐着不動，似乎在想心事，自言自語說“好沒意思，這麼着還不如死了算了。”
“挺着吧，過陣兒就好了，該打針打着該吃藥吃着。”我胡亂應着，知道病痛一直還在折磨着他，隻是盡可能不在别人面前顯露，但是我不願意細想。
侯傳喜死在我懷裡的時候，我的腦子一片空白，就好像莫名其妙地快進到了結局。幾分鐘前，我還和他說到這兩天他痰老多，該去醫院看看了。侯傳喜心不在焉地應着。
他大口大口吐血，我把他翻過來，面部朝下，免得嗆到，然後抱到了床上，輕飄飄的。我現在都覺得那天的紅色是不真實的色彩。
我打了120，飛奔出去找協會的其他人，沒幾分鐘又跑回來，發現那張臉因為痛苦再次朝上，我抱着他，讓他挺住。侯傳喜已經說不出話了。
後來120來了，把我倆分開，房間多了好多機器，我就維持着那個抱着的姿勢，被趕出來，免得耽誤搶救，像一個血人。
那個孤兒，混混，刑滿釋放人員，志願者，我的兄弟侯傳喜因為肺結核死了。
有一天我夢見侯傳喜還是一直笑笑笑，夢到他告訴我，你還是得出去啊兄弟，咱倆我生前想幹的事兒，開店啊，你還得替我辦。
日子都好起來了，結果你沒挺到那個時候。
*為保護隐私，本文王敢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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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張 峰
編輯 | 溫麗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