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維崧年譜》
周絢隆 著
複旦大學出版社
陳維崧（1625—1682）是清初著名的文學家，以詩詞享譽清初文壇。本譜以清人陳維崧《湖海樓詩集》《湖海樓詩稿》《迦陵詞全集》等為主要資料依據，旁征陳氏諸多親友、交遊的别集、年譜、方志編纂而成，運用文獻學與曆史學相結合的方法，将譜主生平主要事迹、交遊、著述等系年。通過對各類文獻的互相考索、排比參證，詳盡地勾畫了陳維崧一生的行迹，反映了陳維崧的思想及文學創作發展的道路，尤其是對其文學創作、學術活動、唱和交遊等作了細緻的考訂。
相關内容
陳維崧1625—1682年
絢隆十馀年來于人文社編輯工作之馀暇，留心清代大詞人陳維崧的著作及有關其人其事的文獻，廣泛閱覽，細心爬梳剔抉，日積月累，作成一部新的《陳維崧年譜》。絢隆曾經跟我學習，他的博士學位論文就主要研究陳維崧的詞，在年譜寫作中亦時而有所交流商讨，文稿初成我有先讀之快，也就難逃推毂之責了。
為名人作年譜，屬于史學工作。
為名人編寫年譜，逐年記出譜主一生的經曆、行事、交遊、著述，是為完整、深入認識、評論其人的功德、業績、曆史地位，提供出一份堅實的事實依據。按梁啟超的說法，屬于史學工作。
為文學家作年譜，側重其文學創作情況。
為主要以文學創作而著稱于當時和後世的文學家作年譜，雖然仍重在記出譜主一生的事迹，但卻要側重其文學創作的情況，記出若幹重要作品的寫作年月，以便于聯系當時的時事和譜主的處境，了解作品的意旨、意義，中國的年譜肇始于宋人為韓愈文、杜甫詩進行編年，就是這個道理。
為文學家作年譜，盡力搜求有關的文獻史料。
另一方面，文學家的一生往往是比較平淡無奇，無緣參與國事，沒有做出過值得稱道的事業，而關系到其人的生存狀況、生命曆程的事情，又往往蘊含于文學作品裡，要發掘出來。
文學作品裡蘊含的人事，有的比确知其生卒年月，仕曆、遊曆的具體狀況，還更為重要，對了解作為文學家的譜主更有意義。是以，為文學家編寫年譜，既要盡力搜求有關的文獻史料，也要研讀譜主的詩文，揭示出其中蘊含的人事和譜主的心理心态，這才能夠豐富、深化對譜主其人的認識。
絢隆作此《陳維崧年譜》，于文獻資料的搜求上是很用心費力的，譜後所附“參考書目”多達千種，譜中都有所征引，便說明了這一點。其中有的是以前研究者沒有參考引用過的書，如傳本極少的《亳裡陳氏家乘》、以前研究者沒有使用過的《迦陵詞》手稿本、民國抄本《商丘縣續志資料》，絢隆都假之稽考出有意義的内容。
如亳裡陳氏世系表的繪制，對陳維崧祖、父兩代人的記述，由陳維崧的《賀新郎·弓冶弟萬裡省親，三年旋裡，于其歸也，悲喜交集，詞以贈之，并懷衛玉叔暨漢槎吳子，用贈柳敬亭原韻》詞，抉出其族叔陳玉鑄受南闱科場案或通海案株連而流放甯古塔的事情，就是依靠這部在陳維崧的家鄉宜興找到的書做出的。
《商丘縣續志資料》等幾部河南的地方志，使絢隆開拓了對陳維崧在河南漂泊生涯的考察，更有意義的是加深了對宜興陳氏與商丘侯方域家族至為密切的關系的了解。這是已往研究者不甚關顧的事情。
迦陵詞的刊本都是以詞調為類分别編排的，許多篇什作期不明。絢隆找到了基本上以寫作時間為序的《迦陵詞》手稿本，這便使許多作期不明的詞作的作期得以确定下來，分别系入各個年月中，有助于對詞作的了解和诠釋。如《水龍吟·詠杜鵑花》，載于《迦陵詞全集》卷二十三，作期不明。此詞在這部手稿本中載于第八冊，下面緊接的一首是《夏初臨·本意》，題下注：“癸醜三月十九日，用明楊孟載韻。”
癸醜是康熙十二年（1673），三月十九日為明末帝崇祯忌日，玩味詞之本意，是假傷春暮而抒悼明亡之哀思。《水龍吟·詠杜鵑花》下阕有雲：“距料年年，每當開日，便成春暮。”詞末又有評語雲：“是花？是鳥？是蜀帝靈光？惝恍不可捉摸。”實則是讓人“捉摸”所詠花、鳥、蜀帝個中的意思，不可停留在字面上的花、鳥及其作為典故的蜀帝上。可見此詞也是寄托遙深，與作于作為明亡之重要标志的崇祯帝忌日的《夏初臨》所抒之情是一樣的，也當為同一年的暮春所作。
絢隆彙集的有關陳維崧的材料非常繁富，于其自述和他人所記其行迹外，又注重從其自作詩、詞、文和友人所贈答詩詞文勾稽出其行事和身心狀态，遂使這部年譜的内容延展得很寬，記述到的人物多達上千人。
把譜主陳維崧的家世、一生經曆行迹和文學創作的情況，依時序記載得空前的細緻、具體，展示出了一個真實、完整的曆史文化名人的一生實況。
亳裡陳氏世系表
謀求出仕
《年譜》記出陳維崧在明末成年前後，便曾随其父陳貞慧到南京，認識了那群以意氣名節相矜持的複社文人，不獨受其感染，還先後從吳應箕學制藝文，從陳子龍學詩，侯方域在明清易代之際，為避難曾躲在宜興陳家，也曾與之研讨文章。
清兵渡江，吳應箕、陳子龍先後殉國難，更對他造成沉痛的心靈創傷，成為終生抹不掉的痛苦回憶。這便不難了解，到了康熙十二年（1673），他已經在努力謀求出仕的時候，還記得崇祯帝的忌日，“蓦然卻想，三十年前，銅駝恨積，金谷人稀。劃殘竹粉，舊愁寫向闌西”，作《夏初臨》等詞，抒寫内心興亡之悲。
學習
陳維崧在明末是進了學的，入清曾絕意進取，放棄了諸生籍，而後來又恢複了學籍，并且日益迫切地謀求出路。這個中緣故，如果隻歸因于清王朝已經鞏固，社會安定了下來，作為封建文人的功名心改變了原來的人生價值取向，固然不錯，但卻失于籠統，缺乏陳維崧個人生命曆程的實際内容。
災難
《年譜》中記載了他入清後遭遇的多種災難，如家族沖突，強人的綁架勒索，族人的侵産奪舍，仇家（與之有世仇的周延儒家）的生釁滋事，受親戚周鍭謀反案株連，父親陳貞慧及二弟陳維嵋曾被捕入獄，家産損毀殆盡，又時時受到官府的威脅，不得不經常外出依人。
他最初恢複諸生籍，如陳維嵋所說，是由于“邑中有仇者乘隙構難端”而采取的自我保護措施。因為這樣可以表示與新王朝無異心，還可以享受到做秀才的一些優待。然而，情況沒有發生改變，到“科場”、“通海”、“奏銷”三案發生，多位親友受株連，有的被殺，有的被流放，自已也受到威脅、迫害，有賴在揚州做推官的王士禛緻書常州推官畢忠吉予以照撫，方才免于追查。
此後，為了尋求個安身立命之所，才認真地去應鄉試，乞求相識的朝官提攜、援引，個中包含了許多的辛酸、無奈，是不可以用功名利祿心說明得了的。
交友
陳維崧是文學家，以詞和骈文成為文學史研究論著中不可不論及的人物。由于他出身于當時文風極盛的江南地區和甚有名望的家族，一生結識的文化人衆多，而且多是文學史上往往要論及的大小文學名流。
早年師從的陳子龍、侯方域，先于他的文學重鎮吳偉業、龔鼎孳，都曾稱揚其文才。同輩的詩人朱彜尊、王士禛、施閏章、宋琬、汪琬、杜濬、尤侗，稍後的納蘭性德等，與他都有深淺不同的交往。
《年譜》也勢所必然但又應當說是甚為用心地，記出陳維崧與他們的關系和交際情況，并且記載得頗為周到、具體，其中就有已往一般研究者習而不察、語焉不詳、不甚知其是以然的事情。
與陳維崧關系最深的是父執冒襄。冒襄笃于與陳貞慧的同志至交之情，邀生存艱難的陳維崧來住家中，八年間照拂周至。陳維崧也是由這位饒有清名的父執的攜帶，進入了文學圈子，結識了王士禛、龔鼎孳等文學名家，成為了名士。
陳維崧不安于長久地依賴這個境況也日益衰落的家庭，欲離去自謀出路，冒襄曾寫信給在揚州的王士禛 ，請其加以勸阻；陳維崧離開冒家後，冒襄還一直關注着他的行藏。
康熙七年（1668），陳維崧去北京營謀，龔鼎孳設法為之謀得河南學政幕賓一職，特地馳書向冒襄做說明、解釋。後來陳維崧病卒于北京，冒襄于如臯定惠寺設位哭之，悼詩披露之情至深至痛，就包含着詩句沒有盡能表現出來的意思。
《年譜》記出陳維崧從少年時候便以詩文受到前輩的稱贊。如果說，陳子龍、李雯等人的稱揚還含有對後生的勉勵意味，而到陳維崧盛年時候，遺老姜垓讀其詩集贊不絕口，說“黃門（陳子龍）後一人也”，并為之作序；吳偉業在江南十郡士子大集會期間，稱他與吳兆骞、彭師度為“江左三鳳凰”；龔鼎孳在南京廣宴賓客，限韻賦詩，見陳維崧作詩先成，歎賞擲筆，心折定交，後來還譽之為“天人才”。
這表明陳維崧确有過人的文學天賦，詩是寫得極好的。王士禛在揚州做官期間頗欣賞其人其詩，飲宴唱酬，甚相得，後來編《感舊集》收其詩33首，在全書所載人物中屬于篇什最多的一類，便可以說明。
依據這種情況，研究、評述清初的詩，就不應該忽視陳維崧，以他詞壇盛名掩蓋了他的詩歌成就。
清初文學的一個突出現象是詞的複興。《四庫全書》收《十五家詞》，《總目提要》說存此“以見國初諸人文采風流之盛”。當時與陳維崧并稱的朱彜尊，曾約略地說明詞複興的原因。
《年譜》記出陳維崧作詞和與其他詞人交往唱酬情況，可以大體看出陳維崧作詞和清詞複興的曆史軌迹。陳維崧少年時便染指于詞，多绮麗語，入清後十馀年間，曾與常州喜填詞的鄒祇谟、董以甯相倡和。由于他吟詠倡酬喜用詩，于詞并不專注，雖時有所作，卻如朱彜尊後來所說：當時“予未解作詞，其年亦未以詞鳴”。
順治未康熙初，他參加了王士禛在揚州發起的倡酬活動，詞友鄒祇谟與王士禛以詞相交，選輯《倚聲初集》，孫默選刻《國朝名家詩馀》（後來題名《十五家詞》），他亦有“紅橋倡和詞”之作和《烏絲詞》之結集。可見此時填詞者已衆多，反映出詞在清代複興之初相。此後，陳維崧也不再主要傾情于詩，而是詩、詞兼行，詞之境界也擴大起來。
到康熙十二年（1673）之後，更是傾力于詞，詩則少有所作，一切感懷遣興、贈答倡酬都付之于詞，篇什爆出，詞名雀起，先後之詞作者紛紛請其品題作序。
康熙十七年（1678）進京應博學詞科試前後，為其《迦陵填詞圖》題詞者多達數十家，其中多是文學名流和著名詞人，如王士禛、朱彜尊、彭孫遹、尤侗、曹貞吉、納蘭性德等。
此事表明當時文學界共尊陳維崧為詞壇圭臬，個中也可以想見那個時段詞壇的盛況。如果聯系此後不久，陳維崧、納蘭性德便相繼謝世，數十家為陳維崧一像題詞之際，該是清詞複興的高潮。
在這中間，《年譜》記載了孫默編刻《國朝名家詩馀》，首批為鄒祇谟、王士禛、彭孫遹三家，第二批為曹爾堪、王士祿、尤侗三家，第三批為陳世祥、陳維崧、董以甯、董俞四家，第四批為吳偉業、龔鼎孳、梁清标、宋琬、黃永、陸求可六家，凡十六家。
又記龔鼎孳《香嚴詞》是陳維崧在康熙十二年（1673）校過寄給孫默的。可知《國朝名家詩馀》是孫默曆時十多年分批刻出，第四批書卷首鄧漢儀序署康熙十六年（1677）作，刻成當在其後一二年間。此書後來收入《四庫全書》，題名《十五家詞》，缺龔鼎孳《香嚴詞》，編次亦不依原刻順序。
《年譜》據中國曆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查得，因龔鼎孳所著全集業經銷毀，不應複存此詞，故抽毀之，改為《十五家詞》。這便辨明了此書之名稱、所收家數之變易的問題。
《年譜》記入的人事極多，或許應當做些剪裁。然而，其中一些不關譜主大體者，卻有使我感到興趣的人事。
譬如，我考察《聊齋志異》作者蒲松齡生平時，了解其坐館三十年之久的館東畢際有，也曾在文中寫到蒲松齡曾代畢際有作《答陳翰林（其年）》一文，文采斐然，足與畢、陳兩家身份相副，卻沒有深究兩家的關系。
《年譜》記出畢際有官南通州知州時，陳維崧為避通海案、奏銷案的株連，曾一度寓居畢際有的官署中；畢際有罷官過揚州，宴别故老友好，陳維崧亦與會，并為之作《歸田倡和序》。
是以陳維崧舉博學鴻詞官翰林院檢讨之初，即緻書畢際有以通問候，遂有蒲松齡代作答書之事。更有趣的是中間還推出了一位小人物劉孔集。劉孔集是蒲松齡在寶應縣孫蕙衙門中的幕友，我在考察蒲松齡南遊做幕的文章中，曾講及他與劉孔集惺惺相惜，蒲松齡還鄉後，還有懷念、悼亡之詩，我卻不知其名及裡籍。
《年譜》記載到他也是畢際有這次宴集中的一位，而且他還單獨招陳維崧去酒樓飲酒晤談。陳維崧稱他為“山東劉孔集大成”，他當名大成，字孔集，山東人，他也當與陳維崧前已相識。由此推斷劉孔集是随畢際有做幕的，他與陳維崧相交是在陳維崧寓居南通州署中時，畢際有罷官歸裡後數年，又應畢際有的同邑人孫蕙之聘，到了江蘇寶應，與蒲松齡成了幕友。
我讀《陳維崧年譜》有這種意外收獲，我想别的研究清初文學的人也會從中發現有興趣的材料。譬如《年譜》康熙十三年（1674）目下，記載到陳維崧和杜濬同賦《賀新郎》詞自嘲不善點戲，接着杜濬講述了一位官員觀演闖王攻破北京，兵部尚書某跪地迎降的戲劇，劇中的兵部尚書其實就是那位觀戲的官員，弄得他好不尴尬的故事，陳維崧又賦《賀新郎》一首詠其事。
此官員顯然就是曾經資助李漁刊行《無聲戲二集》的張缙彥，小說中有段張缙彥在闖王破中原標準時間自缢獲救，自稱“不死英雄”的情節或話頭，張缙彥便被人彈劾，說他僞造曆史，遂流放甯古塔。杜濬所講的故事當是由張缙彥之事附會生發出來的。研究李漁的小說者，對此事會感到興趣的。
再如，《年譜》記載到陳維崧與西方傳教士的交往，對康熙十七年（1678）葡萄牙進貢黃獅子群臣皆有稱賀一事，做了認真考證，更具有多個方面的參考價值。
資料：複旦大學出版社
編輯：段鵬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