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3年前，公元1037年1月。
四川眉山境内的彭老山百花不放，草木枯萎，禽鳥高飛，野獸遠走。一座秀麗之山忽然變成荒瘠之地。
多年以後，眉山的鄉親們恍然大悟。
原來這一年，一位不世出的偉大天才在當地誕生了。彭老山的靈秀之氣，獨鐘于他一人身上，才出現了這種怪異的現象。
你看，連民間傳說都要為他的偉大背書。
這個人就是蘇轼，眉山人，生于1037年1月8日。最愛君最愛的偶像，沒有之一。
蘇轼一生，逆境多于順境，苦難多于安逸。但一切都被他随手扭轉過來，談笑間，他已修煉成了一個至死不渝的樂天派。
蘇轼交遊廣泛，據學者統計，他的朋友圈有好友近千人。
他自己曾不無得意地說：“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眼前見天下無一不好人。”
但是，他一生所遇、所交的朋友真的都是好人嗎？他沒有把誰拉黑或删除嗎？
他曾經的摯友章惇，他終生的密友王鞏，最終在蘇轼的朋友圈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交朋友，三觀相同永遠是第一位的。這是蘇轼将要告訴我們的。
紀錄片《蘇東坡》截屏
<h1 class="pgc-h-arrow-right">1</h1>
你有朋友，我有朋友。但是，朋友與朋友的含金量是不同的。
有的朋友隻在酒酣耳熱之際，酒醒了，連哥們的名字也想不起來。有的朋友隻在富貴繁華之時，沒落了，朋友們都得了健忘症。有的朋友隻值五毛錢，不用一塊就把你賣了。
還有的朋友能共患難，不能同富貴。
蘇轼的朋友有很多種，章惇無疑是其中最特殊的一種。
章惇
章惇是福建人，比蘇轼大兩歲。他們同在嘉祐二年（1057）參加科舉考試，都是牛人，是以都考上了。
然而，章惇一看侄子章衡的名次比他好，一股不服輸的牛勁逼得他兩年後重考。結果，又考中了，還得了個甲等。這才心滿意足地做官去了。
那個時候，蘇轼與章惇都很年輕，彼此惺惺相惜，相得甚歡，成為莫逆之交。
蘇轼後來在給章惇的信中回憶說：我第一次見到你就驚呆了，逢人便說“子厚（章惇字子厚）奇偉絕世，自是一代異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餘事”。
蘇轼的性子很直，一輩子學不會阿谀奉承，他這樣捧章惇是由衷的，發自内心的。
那個時候，兩人幾乎無話不說，情同手足。
宋人筆記記載，一日，章惇坦腹而卧，看到蘇轼來了，就摸着自己的肚子問蘇轼：“你說這裡面都是些什麼？”
蘇轼說：“都是謀反的家事。”
章惇大笑。
很多年後，蘇轼如法炮制，摸着大肚子問了愛妾朝雲同一個問題。
連“謀反”這種可緻人于死罪的話都說出來了，可見兩人的關系非同一般。
入世愈深，兩人的政治見解分歧愈大。蘇轼被歸入司馬光陣營，是舊黨，章惇是王安石的鐵粉，屬新黨。
兩人的友誼小船面臨考驗。
朋友如衣服，功名如手足。蘇轼很快體驗到了。
烏台詩案發生時，許多人再見蘇轼跟見了瘟神一樣，避之唯恐不及。蘇轼也很“識相”，主動切斷了與他人的來往，“雖骨肉至親, 未肯有一字往來”。
章惇的表現，絕對對得起他們的友誼。他不僅不畏閑言冷語，寫信撫慰蘇轼，還給予蘇轼諸多幫助，解其困急。
宰相王珪多次拿蘇轼詩中的“蟄龍”二字出來，挑唆宋神宗治蘇轼“不臣”之罪。章惇據理力争，指責王珪：“你是想使别人整個家族傾覆嗎？”
王珪辯稱：“我不過是轉述舒亶的話罷了。”
章惇譏諷：“舒亶的唾沫你也吃？”
章惇的友情相助讓蘇轼感動得稀裡嘩啦。在下獄、初次流放的日子裡，他屢屢感慨世态炎涼：那些當年捧殺你的人，在你落難時是不會為你哭上一聲的，而章惇真是世俗中的一股清流。
然而，恐怕連他們兩人也想不到，這段患難相知卻成了他們純真友誼的回光返照。
此後，随着新、舊兩黨的輪番得勢相煎，政治立場相異的兩人卷入其中，越陷越深，交惡已形同路人。
來啊，互相傷害。
這是兩人一度的狀态，盡管他們身處政治漩渦，往往情非得已。
到了紹聖元年（1095），章惇拜相，達到個人仕途的頂峰。
這時的章惇，原本有足夠的權力去修複兩人的關系，但他沒有這個肚量。
他非但沒有這樣做，反而變本加厲，欲置蘇轼于死地。短短兩年内，将蘇轼一貶再貶，直到天涯海角。
這次遠谪對蘇轼的打擊特别大。年過花甲的蘇轼到了海南，第一件事是為自己做棺材。
為朋友兩肋插刀，為功名插朋友兩刀。當年蘇轼眼中的那股清流，早已與世俗合污，成了泥石流向他湧來。
宋徽宗上位後，輪到章惇倒黴。章惇被貶到了雷州，差一點也要過海了。
劫後餘生的蘇轼則表現出氣量。
他讓章惇之子章援轉告其父保重身體。
也許從前不是他們兩人的錯。任憑政治無限度介入他們的私誼，才是最大的錯誤。
蘇轼說，他與章惇定交四十年，“雖中間出處稍異，交情固無所增損也”。
是的，蘇轼至死都承認并懷念他與章惇的友情。至于兩人的政見分歧，曾經的傾軋迫害，通通輕描淡寫。這些和朋友比起來，都不重要。
相逢一笑泯恩仇。
隻是他們沒有機會再相逢了。
章惇被貶雷州大約半年後，蘇轼在常州去世。
紀錄片《蘇東坡》
<h1 class="pgc-h-arrow-right">2</h1>
人的一生很短，又很長，長到可以分成許多階段。
在這些不同的人生階段，我們會遇到不同的人。
中學時代，我們會遇到一起踢球一起結伴出遊的朋友，等上了大學，這些玩伴已絕少往來。大學時代，我們會遇到睡在上鋪的兄弟，一起泡圖書館、看美女的兄弟，等畢業後，很多人散了也就散了……
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工作機關，也都有曾經相從甚密的新朋友，然而這些密友，随着我們換城市、換工作而聯系漸少，慢慢變成微信裡的一個頭像。
仔細想想，你我人生中90%以上的朋友，是不是都是階段性的朋友？
不過，人生中也總有那麼三五個密友，從一結交就注定終生，甚至比婚姻還牢靠。
不管彼此身在何處，不管落魄與發達，不必黏在一起，無需刻意維持，你們的聯系一直都在。
要借錢，一個電話；很糾結，微信吐槽；想約酒，打個飛的。沒有客套，不用啰嗦，就這麼簡單率性。
對蘇轼來說，這個終生的密友是王鞏。
王鞏
王鞏出身名門，祖父王旦、父親王素都是高官。他又是蘇轼恩師張方平的女婿。
但是，就算背景這麼硬，王鞏還是一生非顯非達。這與他為人比較沖，說話太直有關。反正每次機會來了，新官上任，屁股還沒坐熱，大宋的言官們就拿他開刀。
王鞏如此落魄，蘇轼其實負有部分責任。
烏台詩案中，遭受處罰的總計24人，其中最慘的就是王鞏。
事主蘇轼才被貶到黃州（今湖北黃岡）而已，而他隻是受牽連，竟一下子被貶到了賓州（今廣西賓陽）。
蘇轼對此十分心痛，滿懷抱歉地說，王鞏“為某所累尤深，流落荒服，親愛隔闊。每念至此，覺心肺間便有湯火芒刺”。
蘇轼一開始擔心王鞏對他心有怨恨，一直不敢給他寫信。
沒想到，王鞏壓根兒不在意，更無怨恨。到賓州後，他主動給蘇轼寫了信，對牽累之事隻字不提，盡管在流放的日子裡，他經曆了兩次喪子之痛，本人也大病一場，差點客死他鄉。
蘇轼恨自己小人之心，對這個朋友的了解遠遠不夠。
患難見真情，生死定知交。兩人的友情由此上到了新階段。
此後，從黃州，一直到惠州，宦海沉浮，蘇轼與王鞏的聯系未曾斷絕。
蘇轼的豁達樂天，肯定受了王鞏的影響。他以剛強的面目示人，卻時不時在給王鞏的信中吐槽流放生涯的各種不如意，末了不忘加上一句：
“勿說與人，但欲老弟知其略爾。”
王鞏小蘇轼11歲，蘇轼在信中會以“老弟”相稱。
意思是，老弟啊，這些牢騷困惑我就跟你一人說，你敢說出去我跟你急。這顯然是密友間的“私房話”了。
正因為兩人關系非同一般，蘇轼也才會直指王鞏的隐私，讓他注意點兒。
王鞏好女色。蘇轼說，女人是狐狸精，希望老弟以道眼看破。這還不過瘾，蘇轼還在信中像唐僧一樣碎碎念，說你就把我這封信當座右銘制止欲念吧。
此後的信中，蘇轼反反複複叮囑王鞏遠離女色，保重身體：
“言不可盡，惟萬萬保啬而已。”
“未緣言面，千萬保啬，不一一。”
“會合未可期，惟千萬保啬。”
總之，唠叨起來，沒完沒了。不是掏心掏肺的朋友，不會如此再三說對方的性生活。
王鞏後來說：“平生交遊，十年升沉，惟子瞻（蘇轼字子瞻）為耐久。”
“耐久”兩字用得妙極。我們可以想象兩人友情的保鮮期很長，長到終生質保；也可以想象蘇轼不厭其煩，反反複複規勸好友的樣子。
有研究者統計蘇轼一生中與人交遊的頻率，發現高居榜首的正是王鞏。
人生得遇王鞏，蘇轼足矣。反過來，王鞏得遇蘇轼，亦是如此。
因為，這種朋友絕不會分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