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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散海外的青銅器——西方人眼中的藝術巅峰,中國人心底的文化認同

作者:光明網

流散海外的青銅器——西方人眼中的藝術巅峰,中國人心底的文化認同

主題:中國青銅器在海外的流傳

主講人:武漢大學曆史學院教授 張昌平

時間:2021年7月4日

地點:山西博物院

為什麼有那麼多的中國青銅器在海外流傳?這是因為中國青銅器在中國和世界文明史上都有着非常突出的地位。多年來一直專注于流散海外的中國青銅器研究的張昌平教授說,海外的中國青銅器收藏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在這次講座中,他分享了海外青銅器的流傳、收藏、研究與保護。

流散海外的青銅器——西方人眼中的藝術巅峰,中國人心底的文化認同

追索回國的曾伯克父青銅器

流散海外的青銅器——西方人眼中的藝術巅峰,中國人心底的文化認同

皿方罍

流散海外的青銅器——西方人眼中的藝術巅峰,中國人心底的文化認同

獸面紋方彜及其局部特寫

流散海外的青銅器——西方人眼中的藝術巅峰,中國人心底的文化認同

2017年佳士得拍賣的藤田美術館藏青銅羊觧

流散海外的青銅器——西方人眼中的藝術巅峰,中國人心底的文化認同

子乍弄鳥尊

青銅器文明代表了當時社會比較高階的文明

青銅器與中國的曆史文化乃至于形成我們現在的傳統與文化格局都有密切的關聯。古代的統治者對青銅器特别重視,因為青銅器文明代表了當時社會比較高階的文明。《漢書·武帝紀》記載,漢武帝“得鼎于汾水上”,将年号改為“元鼎”。這個鼎應該是西周時期的,但漢武帝依然認為這是一件特别大的喜事,是以用這種方式加以紀念。對古代文明藝術特别重視的另一個皇帝是宋徽宗,宋代特别重視禮制,還掀起了古風熱潮,比如宋代很有名的大晟鐘就是模仿商周的青銅器,現在我們去博物館看到的觚、爵、斝等青銅器物的名稱也是宋人起的,宋代還形成了一門金石學。

宋代之後的曆朝曆代,也沒有中斷對青銅器的重視,包括外族,比如元朝、清朝。乾隆皇帝非常愛好古物,他将宮廷收藏的器物編纂成了圖錄,叫“乾隆四鑒”,裡面主要的也是青銅器。當時還有很多琺琅器、瓷器、木器,看上去具有清代風格,但都能找到商周青銅器形制的原型。

清末士大夫中出現了很多古物收藏家,刑部尚書潘祖蔭收藏了非常有名的大盂鼎、大克鼎,這兩件青銅器後來由他的後人捐獻給了上海博物館。另一個大收藏家是滿清的貴族端方,可以算是當時幾大收藏巨頭之一。辛亥革命時端方被殺,他的家族迅速衰敗,這也是清末青銅器大量流失的一個代表性事件。因為政治格局的動蕩變化,大量收藏品被變賣,這對于西方收購青銅器就變得非常有利。端方收藏的一套商朝青銅器以大約20萬兩白銀的價格出賣給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當時的20萬兩白銀相當于20萬美元,青銅器的價格一般是四五百美元,是以博物館經過了很長時間的讨論才下決心購買。至今這套青銅器都擺放在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最重要的位置。

為什麼從中國到西方對青銅器都這麼重視呢?青銅器在中國早期曆史上是禮制的物化的代表,用青銅器文化維系社會階層、穩固統治一直貫穿于中國古代社會。是以宋代皇帝對古物的愛好,其本質也是這個原因。戰國時期的“問鼎中原”、三國時期的“三足鼎立”都是用器物代表國家社稷或一個人的身份,這在我們傳統文化中已經形成了深刻的認同。

公元前12世紀的“波音飛機”

剛才講的是我們中國人的視角看青銅器,那麼西方人的視角是什麼呢?他們強調的是藝術性。西方人的收藏很多是從藝術角度出發的,那麼青銅器在藝術上達到了一個什麼程度?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裡的一尊方彜,上面的紋飾放大到20倍都呈現出極高的美感,這是為西方人所折服的。西方一位著名學者評價中國的青銅器說,這是公元前12世紀的波音飛機。他認為中國青銅器在當時的世界上展現了最高的工業水準和最複雜的社會勞動。

大家都知道上世紀70年代初期我們的“乒乓外交”,實際上後來還有一個“文化外交”,我們組織了很多出土文物的展覽,其中最受歡迎的就是青銅器。在曆代優秀的文化遺産裡,青銅器可以說是第一個在世界上達到高峰的。當時西方人自己也組織了這樣的系列展覽,比如美國的《偉大的中國青銅時代》展覽,在東西海岸進行展示,對美國群眾産生了很大影響,乃至美國、歐洲、日本的學生在那個時候開始對中國的古代文化産生興趣。現在海外一批相關學者都是在那個時期受到的影響。這也可以了解西方人為什麼對青銅器如此着迷。

除了藝術性之外,青銅器在中西文明中本身也存在一個差别。從物質文化的視角看人類早期的發展,可以分成石器時代、銅石并用時代、青銅時代、鐵器時代,這種劃分是西方人在考古學沒有出現之前,嘗試區分物質文化發展的一種方法。但通過觀察對比可以發現,隻有中國是青銅時代裡青銅器特别發達的國家,西方在這個時期的青銅器并沒有很多。特别是中國的青銅器,在鑄造技術上主要使用的是“模範鑄造法”,完全差別于西方的失蠟法和鍛造法。“模範鑄造法”有兩大優點,第一可以呈現出很精美的紋飾,其次就是能夠進行大規模生産。大家都知道,中國的青銅器是銅、鉛、錫三元合金,而西方的隻含有銅和錫。2015年,殷墟劉家莊北地發現了3.3噸的鉛錠,根據鉛的比重不會超過10%進行計算,這一個地方就可以生産出33噸青銅器。由此也可以推算出當時中國青銅器生産的規模之大。

中國青銅器流出量最大的階段是抗戰爆發之前

提到流傳在海外的中國文物,我們一般會比較簡單地認為是八國聯軍搶去的。他們當然搶了不少文物,但中國文物流失的主要原因不是這個管道。中國青銅器的流失是一個特别複雜的問題。在西方,一件中國器物會換很多個藏家,是以對它的淵源的追溯也就特别艱難。尤其早期時我們往往不能獲知一件青銅器從哪裡出土、由哪些路徑賣出去,隻有到了西方進入博物館才有檔案資料可以追索。

青銅器流出量最大的一個階段是1937年抗日戰争爆發之前,也就是清末民初社會政局特别動蕩的年代。流出的路徑一些是非法走私,還有一些是看似合法的買賣,比如上海一個叫盧芹齋的商人,在國外開了專門賣中國藝術品的商号,還有日本人山中定次郎設立的一個公司,這兩家公司當時以貌似合法的形式向外流出大量的中國藝術品,在數量上占絕對優勢。盧芹齋甚至在法國建了一棟非常高的中國式的建築叫彤樓,可見他在海外形成的這個産業的影響之大。

在歐美很早接觸中國文物的是一個叫賽努奇的人,他本人對古物非常愛好,收藏了大量歐洲藝術品,來東方旅行時他也買了很多古代藝術品,但當時他并不認得這些藝術品。回國後他請研究東方的學者來鑒别,才發現很多是中國的青銅器。從此他對中國藝術品産生興趣,并建了一座個人博物館,現在這座博物館已經成為巴黎市的博物館。

在海外收藏中國青銅器最有名的是弗利爾這位貴族,他以生産火車頭發家。他收藏的中國青銅器大部分從盧芹齋購買,以精美著稱。盧芹齋常常把精品出售給他,因為他肯出高出10倍的價格。20世紀20年代,弗利爾将自己收藏的中國青銅器捐贈給了美國政府。

可以說二戰以前,西方對中國藝術品的收藏就已經形成了一個大緻的格局。總體而言,美國成為越來越大的中國青銅器收藏地,因為他們出現了像弗利爾這樣的超級富翁,二戰後更是越來越多。青銅器也就随着财富的流動而流動。

美國還有一位非常有名的收藏家賽克勒,是一名牙醫,靠賣藥品的專利擷取了很大的财富。他成為二戰後收藏中國青銅器最多的藏家,後來也把自己收藏的青銅器以賽克勒博物館的形式贈予美國政府。賽克勒本人還特别重視青銅器的研究,出版了一套關于他收藏的中國青銅器的書,直到今天在西方研究中國青銅器的書籍裡依然水準最高、影響力最大。

中國青銅器流傳的另一個高潮是改革開放以後,受到經濟發展的刺激,很多地方的墓葬被盜,流傳的路徑一個方面是國内,還有一個方面就是海外。芝加哥有一個叫麥凱琳的富翁,他存放收藏品的樓裡,兩面牆都是青銅器,當然除了中國的也有東南亞的。還有一位很有名的比利時古董商,她的拍品裡經常會有一些小的青銅器,被懷疑是從聞喜縣流失出去的。我還知道一位隐藏比較深的收藏家李昂·布萊克,我本人沒有見過他的收藏品,但他曾經想請人将他的青銅器收藏品做成圖錄。當他聽說了中國對流失海外文物的追索後,就不敢出版圖錄了,怕露臉以後被中國政府追索。

青銅器的辨僞直到現在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清代末年以來流傳到海外的青銅器,首先涉及到一些辨僞的工作,這在歐美曾經是非常大的活動。美國弗利爾藝術館收藏了一件子乍弄鳥尊,它像真鳥大小,嘴巴可以張開,脖子上有一個卡扣,旋轉90度可以拿下來。由于細節上做得太漂亮,乃至美國人不敢相信它是真的,一直以來就把它作為一件僞器。

從20世紀30年代起,學者開始從金屬成分上來分析器物,20世紀50年代認識到中國青銅器是由銅、鉛、錫三元合金,而清末很多作僞的青銅器用的是含鋅的黃銅。到了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之間,弗利爾藝術館成立了第一個博物館裡的實驗室,他們所做的一項很大的工作就是對青銅器進行成分檢測,如果成分是銅鉛錫,那麼這件東西就是真的,非常簡單有效。當他們檢測了子乍弄鳥尊後,終于敢相信它是一件真的文物。

除此之外,就是從鑄造方法上來進行辨識。此前的西方學者,特别是英國人,認為中國青銅器如此複雜,一定是用西方人所熟知的失蠟法制作出來的,是以這也是20世紀60年代以前西方的主流看法。但經過很多實驗室研究之後,美國學者發現中國青銅器是使用塊範法鑄造而成。

青銅器的辨僞直到現在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美國中部有一家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館,在上個世紀40年代收藏了一件方簋,上面的紋飾很像一張人臉。博物館的營運人當時把照片發給中國研究青銅器非常傑出的學者陳夢家,陳夢家看到人面一樣的紋飾覺得器物是假的,但又說上面的銘文是好的。是以博物館認為這件器物是宋代的。直到2010年左右,一位名叫來國龍的中國學者,他是調查研究分布在世界上的頌簋的,聽說這家博物館有頌簋就去調查。他給這件器物拍了X光照片,還對簋裡面的土做了熱釋光檢測。他把照片也寄給國内的一些學者,這些學者覺得這麼奇怪的一件東西肯定是假的。當年我在博物館看到時說它是真的,但當時的中國部的主任不相信我,因為我那時還是一個小夥子。我當年判斷它是真的,是因為器物底部有一個鈴铛,鈴铛要經過反複的鑄接才能成為一個器型,而鑄接技術現代人仿造是做不好的。從X光照片上也能看到器物的兩耳上也有鑄接痕迹。最終熱釋光檢測也判定這件簋是真的,它終于被擺放進了展櫃裡。

我個人認為,青銅器的鑒定主要要從技術層面去了解,特别是一些裝飾物。來國龍教授研究的另一件頌簋,從紋飾上判斷是西周晚期的,他也給我發了X光照片,我從鑄接工藝和紋飾上判斷是真的,結果他告訴我是假的。因為對耳朵裡的範土進行熱釋光檢測,隻有100多年,剛好是清末民初。但經過實驗室的成分分析,這件簋的蓋子和主體又都是銅、鉛、錫的合金。是以現在這件器物依然還沒有一個确切的判斷到底是不是真的。

在文物鑒定中存在一種現象,就是出現一些比較特殊的器型,鑒定人從來沒見過的,就被認為是假的,比如那件像人面的簋。一旦鑒定為假的,那麼就意味着有可能造成一件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價值連城的國有财産的流失。

在時機成熟時将已經流失的文物帶回家

當今進行藝術品的流傳不再是古董商,而是拍賣行。世界上有兩大藝術品拍賣公司,一個是蘇富比,成立于1744年,是世界上曆史最為悠久的拍賣行之一。1988年蘇富比在紐約上市,又成為最早上市的拍賣公司。另外一個是佳士得,1766年在倫敦創辦,佳士得曾經賣掉了很多重要的中國文物。

近年來非常有名的一次拍賣是2017年佳士得拍賣的來自藤田美術館的四件中國青銅器。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出現兩次金融危機,很多博物館難以維系營運,就采取拍賣的方式。藤田美術館在這次拍賣會上拍賣的四件中國青銅器高達9億元人民币。

1970年11月14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十六屆會議在巴黎通過了《關于禁止和防止非法進出口文化财産和非法轉讓其所有權的方法的公約》。隻要簽署了這個公約,就意味着在這個日期之後進口的文物,可以被視為非法。是以像蘇富比和佳士得這樣的拍賣行就會特别重視拍賣文物的流傳有序,保證在西方的法律架構之下是合法的。

美國國務院也于2008年釋出、并于2013年和2018年繼續簽署禁止非法進口中國文物的法令,中美兩國政府還都在相應的次年簽署了關于限制進口中國文物的諒解備忘錄。我個人很有幸參加了2008年的調研和簽約,我們當時反複和美國國務院強調,美國如果禁止非法進口中國文物,将對中國文物的盜掘、流通具有非常大的抑制作用。後來的實際效果也證明了這點。當時美國的學者雖然非常支援,但博物館和一些富翁不願意,尤其是後者,他們的很多收藏品将是以不能轉化為财産。

文物回歸有不同的路徑,比如湖南省博物館收藏的皿方罍,它若幹次創造了中國文物的拍賣紀錄。2001年,皿方罍在紐約佳士得拍賣出了1150萬美元(含稅)的巨價;2014年,湖南省博物館将皿方罍征集回國。

另外一組曾伯克父青銅器,在2019年3月出現在東京拍賣市場上時,中國國内輿論一片嘩然,因為這批青銅器從來沒有出現過,顯然是最近才走私出去的。到了當年9月份,我們國家把這批青銅器追索回歸。追索回歸與購買回歸完全不同,我們國家通過外交法律手段,拿出非常多的鐵證,證明這些文物是從中國走私出去的,讓日本政府當機了拍賣公司的這批文物,然後派人将文物護送回國,這個過程非常不易。

流傳海外的中國青銅器對于我們中國人而言,因為民族情懷以及其較高的藝術性,長期以來一直受到社會公衆的關注。同時對海外中國青銅器的研究也應該成為中國學者未來的一個重要的研究方向。未來我們首先要保護好自己的文物,不能讓它們流失,其次在時機成熟時,将已經流失的文物帶回家。(整理/顔菁)

來源: 北京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