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國檔案界有震驚世界的“四大發現”，即北京故宮内閣大庫檔案、河南安陽甲骨檔案、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經卷檔案和居延漢簡。其中最有名、意義最深遠的，當屬河南安陽甲骨檔案。但甲骨文的書寫離我們足有三千餘年，作為一個失落的文明創造的文字，它是如何被釋讀出來的，又提供給後世哪些資訊呢？
《淮南子》說：“昔者倉颉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據說，文字始祖倉颉發明文字那一刻，天上開始下谷雨，而鬼夜晚在哭泣。按照唐人張彥遠的解釋，“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靈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也就說自從人類掌握文字後，萬事萬物都沒有了秘密。按照美國人類學家摩爾根的說法，人類曆史可以劃分為蒙昧時代、野蠻時代和文明時代，而文明時代開始的标志就是“标音字母的發明和文獻的使用”，可見文字對于人類文明的重要性。
不過，我們的傳世文獻，基本都來自戰國秦漢以後的傳承；而對于上古三代時期，一手文字資料則顯得非常單薄。雖然在《尚書》中，周人就說過“有殷先人，有典有冊”的話，可見至少在商朝就已經使用了簡冊記事。但尴尬的是，竹簡并不是一種友善儲存的文字載體，以緻今天出土最早的有字竹簡隻見于春秋戰國之際的曾侯乙墓裡了，更早的西周春秋的竹簡實物都沒有，更不必說更早的商朝文字了。
當然，除了簡牍和紙張外，也有不少便于儲存的文字載體，比如青銅器。今天說到最早的文字，一般都說是商代甲骨文，但這種說法并不太準确；因為商代也有刻在青銅器上的金文，甚至還有陶、石、玉、骨、角上的文字，比如著名的司母戊鼎就因“司母戊”三個字得名；而且相對于甲骨文，金文甚至是更加規範的文字。而商代金文的發現甚至在宋朝就有了，《紹興内府古器評》就收錄了一件“祖辛尊”，作者張掄就認為這是商王祖辛之物。
但整體來看，20世紀以前的文字資料，能夠确信出自商代的非常少，更不能形成一個完整反映商文明的文字型系，這樣一來，商朝的曆史就始終在霧裡看花之中。直到1921年，胡适先生在《研究國故的方法》中，仍提出“在東周以前的曆史，是沒有一字可信的”；當然，胡适主要針對的曆史文獻，而非曆史本體。但随着同時期甲骨文的發現與釋讀，這個風中的王朝逐漸被證明真實存在過，曆史文獻也并非完全不可征信。這一切要追溯到1899年。
當年，山東濰縣的古董商人範維卿從河南安陽小屯村收購了一批中藥材“龍骨”，帶到京城請時任清朝國子監祭酒的王懿榮鑒定。王懿榮是一位金石大家，《清史稿》稱“懿榮泛涉書史，嗜金石，翁同龢、潘祖蔭并稱其博學”，他敏銳發現上面刻畫的符号很像是一種古文字！于是他開始以重金收購。不過，在次年的庚子之變中，王懿榮即以身殉國，但他對甲骨文有意識地搜集儲存工作，使他成為“甲骨文第一人”。
1901年，劉鹗從王懿榮家購得大部分“龍骨”，經過兩年的整理和研究，于1903年著作了第一部甲骨著錄，也就是著名的《鐵雲藏龜》。劉鹗在《鐵雲藏龜》的自序明确指出這是“殷人刀筆文字”，此外劉鹗共釋讀了40多個單字，在今天看來準确的有34字之多。不過，劉鹗釋讀的字裡，大部分是比較常見的幹支和數字，其方法也主要是來自個人金石修養，沒有多少具體理由。但無論如何，通過劉鹗的研究，“龍骨”作為一種文物資料開始廣為人知。
真正被認為系統考釋甲骨文的第一人是孫诒讓。孫诒讓本是古文字大師，自稱“蒙治古文大篆之學四十年，所見彜器款識逾二千種”。1904年，他見到了劉鹗的《鐵雲藏龜》，經過兩個月的研習，他發現其文字“大緻與金文相近，篆畫尤簡省，形聲多不具，又像形字頗多”，于是他開始對文字釋讀并進行分類，定為日月、貞蔔、蔔事、鬼神、蔔人、官氏、方國、典禮、文字、雜例等十篇，這就是第一部對甲骨文分類研究的著作《契文舉例》。
次年孫诒讓又作《名原》，提到《契文舉例》的分析方法，也就是“略摭金文、龜甲文、石鼓文、貴州紅岩古刻，與《說文》古籀互相勘校，揭其歧異，以箸渻變之原，而會最比屬，以尋古文、大小篆沿革之大例”。簡單說，他的主要方法就是古文字字形比較與偏旁分析，其中正确解讀出來的有貞、乘、射、羌、去、省、若、亘、兆、禽、周、毋等185個字。這是初步對甲骨文考釋的理論化探索，也是直至今日甲骨文考釋的基本方法。
孫诒讓之後，則是大名鼎鼎的“甲骨四堂”，唐蘭稱“雪堂（羅振玉）導夫先路，觀堂（王國維）繼以考史，彥堂（董作賓）區其時代，鼎堂（郭沫若）發其辭例，固已極一時之盛”。“甲骨四堂”對甲骨文的釋讀與研究有先後有什麼成就呢？
林屋公子，文史作家，主攻先秦秦漢史。系今日頭條簽約作者，悟空問答簽約作者，澎湃曆史專欄作者，網易曆史專欄作者，百度ta說合作作者，全曆史合作作者，出版有《先秦古國志》《先秦古國志之吳越春秋》《山海經全畫集》實體書三種，作品散見于《國家人文曆史》《同舟共進》《北京晚報》《瘋狂閱讀》《醒獅國學》《百家講壇》《威海晚報》等報刊雜志及自媒體。感謝閱讀，歡迎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