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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陽書院,跋涉千年的足迹

作者:晨益陽

益陽是著名的“文化之鄉”。所謂“人文荟萃”決非溢美浮誇之辭,從唐代名相裴休、詩僧齊己,到清代陶澍、胡林翼、湯鵬,再到當代大家周揚、周立波、周谷城,著名華僑領袖張國基……“惟楚有材,于斯為盛”,益陽人會讀書,在湘楚大地有口皆碑。無論在封建科考以文取士的時代,還是在科學文化昌明的今天,都可謂江山代有人才出,為天下稱羨。所謂“人文荟萃”也決非偶然,而是文化的積澱,教育的成果。無論星移鬥轉,也無論世事更替,在益陽的城鄉崇尚教育之風始終那麼濃厚,“幾百年人家無非積善,第一等好事隻是讀書”,似乎已成為益陽人世世代代的家訓。所謂“十戶之村不廢誦讀”,“遠山深谷,居民之處,無不有師有學”,正是這種風尚的真實寫照;而标志着當今中國科學界至尊地位的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就有八名益陽籍院士,桃江縣一個河溪水村就走出了三名兩院院士,則為這種風尚提供了現實的印證。益陽人文底蘊深厚,教育源遠流長,這一切與益陽曆史上發達的書院教育密不可分。可以說書院所代表的教育,在相當程度上推動了地方文化教育和經濟的發展,也影響着地方的社會風氣。同時這種教育本身還給益陽帶來了豐厚的文化積累,不僅僅是人才,更重要的是為這個地方蓄積着底氣,為這個靈秀之地,培養着一種人文力量以及地域靈魂。

  在中國封建社會,書院是高于私塾的中等層次教育機構,是供童生、舉子學習的地方。主持人稱山長,另有教習,山長和教習多為進士或舉人出身的知名人士。書院的學習内容以《四書》《五經》為重點,擴而至經、史、子、集,并習作“八股文”和“試貼詩”。教學方法是個人攻讀、互相問答、集中講解相結合。書院始于唐,盛于宋元,衰于明,複興于清。

  益陽領風氣之先,書院的出現幾乎與全國最早的書院同步。書院,跋涉在益陽的千年曆史長河中,留下了串串清晰的足迹:宋有松風書院,元有慶洲書院,明有龍洲書院,清末又有箴言書院、信義學堂。安化是益陽書院最多的縣,先後建有中梅書院(崇文書院)、豐樂書院、江北書院、西沖書院、江南書院、濱資書院。

  松風書院院址在今桃江縣三堂街。唐初,太宗命尉遲恭在桃江三堂街建龍牙寺,其規模宏大,廣有殿宇。龍牙寺内有藏經閣,所藏經卷甚多。北宋時,此處辦起“松風書院”。北宋名賢李賢曾在這裡任教。北宋慶曆六年進士黃照的六個兒子得意于松風書院,均為進士及第,一門七進士,為中國曆史罕見。松風書院開啟了益陽書院之門。

  慶洲書院創辦于元代,院址在今資陽區學門口一帶,因學門口資江中心的“慶洲”而得名。光緒《湖南通志·人物志·劉履泰傳》曾提到劉履泰講學慶洲,授山長,但書院建置經過、規模大小、起訖年月,現均無考。

  龍洲書院建于明嘉靖三十年(1551),至清光緒三十年(1904)廢科舉、興學校,改為益陽縣立第一高小,後為龍洲師範,現為益陽市二中,至今已有450多年的曆史。

  龍洲書院位于今益陽城區資江南岸龜台山上,明益陽知縣劉激建立,因在會龍山與十洲之間,故名。原有大小房60間,學田300多畝,規模約與嶽麓書院、石鼓書院相等。書院建成後,劉激首邀嘉靖朝進士武陵人蔣信來此講學。

  至明末,書院毀于兵火。清初,書院的學子們受郭都賢、羅喻義等人影響,保持民族氣節,不攀附清廷,因之清王朝把書院改為義學以教育兒童。曆經順治、康熙、雍正三朝。益陽學子,參加科舉的人很少。到乾隆年間,書院才逐漸修複。乾隆十二年(1747),益陽知縣高自位在修葺龍洲義學的基礎上,複建龍洲書院,并在尊經閣的舊址上修了文昌閣及齋舍,又修五賢祠,在右側大門上題了“龍洲”二字。乾隆三十七年,知縣馮鼎高在山下建大門一座,題為“龍洲書院”。嘉慶六年(1801),有縣丞胡钤等倡邑人捐田助學,學産增加,書院進入繁榮時期。益陽學子中舉的人倍增,嘉慶年間有多人進士及第。胡達源與陶澍同科及第,胡達源為欽點探花。同治癸酉科田蘇遊、劉集勳、龍骧一科三進士傳為佳話。

  清鹹豐二年(1852),太平軍經益陽,文昌閣與五賢祠毀于戰火。四年,知縣林廷式集資重建五賢祠,并就文昌閣舊址改建學堂。九年,知縣鄭本玉集資修葺齋舍,新添齋房20餘間。光緒十一年(1885年),知縣毛隆章以生徒衆多,不能容納,乃廢附近東嶽廟,新辟齋舍數十間。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停科舉,書院遂改為益陽學堂,不久改為益陽官立國小堂。民國元年(1912年)改為益陽縣立第一高等國小堂。

  在民主革命中,龍洲書院可以說是英才輩出。如辛亥志士劉文錦、劉承烈,革命烈士熊亨瀚、蕭山令、夏曦、張昆弟、袁鑄仁,當代曆史學家周谷城、文藝理論家周楊、著名作家周立波、華僑教育家張國基均在書院接受過教育。

  在龍洲國小堂,還留下了毛澤東同志的足迹。1917年暑假,毛澤東邀同肖子升遊學旅行,進行社會調查。他們從長沙出發,經甯鄉、安化、益陽、沅江等縣後傳回長沙,往來益陽、沅江時,曾兩次留宿于當時龍洲學堂内尊經閣下的藏書房。益陽籍教師田士清,解放後在長沙工作,他原是毛澤東第一師範讀書時的好友。1963年9月應邀前往北京,在闊别叙舊中,毛澤東談到:“龍洲書院是個讀書的好地方。有山有水,風景不錯。我記得在民國六年的暑假,兩次來到益陽,都住在書院裡藏書樓下的書房裡。傍晚,我們到寶塔下邊的資江中遊泳。江水很清,很涼。遊一陣就洗淨了滿身的灰塵,也洗掉了一天的疲勞,是一種很好的享受。我們走過了幾個縣的廣大農村,覺得農民是真正處在社會的最下層。生活的痛苦,不目見是難于想象的。從此以後,我更加堅定地認為要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非從根本上改善農民的處境不可。”

  1925年,龍洲高等國小堂改為龍洲學校,并設師範部和高小補習部,成為簡易鄉村師範學校。1927年“馬日事變”後,學校停辦,次年8月複課,l929年更名為益陽縣立龍洲師範學校。抗戰爆發後,為免遭敵機空襲,曾于1938年先後遷桃江馬家坪、大橋鄉清塘村、瑞華鄉符家段、杉樹侖、牛劍橋等地。八年之中,雖時局動蕩,幾經搬遷,然弦歌之聲,始終未絕。更難能可貴的是,在益陽地下黨上司下,數百師生走向社會,宣傳抗日,支援前線,慰問傷兵,受人稱頌。抗戰勝利後,龍洲師範遷回龜台原址。新中國成立後,該師範被接管,1950年在原基礎上新辦益陽市立第二中學。

  箴言書院位于今赫山區石筍鄉東南隅志溪河畔的瑤華山,清鹹豐三年(1853),由時任湖北巡撫的今赫山區泉交河人胡林翼發起并出資修建,同治三年(1864)落成,同治四年正式招生。該院原有房舍四進,共10棟96間。綿延到清代末年廢書院後,曾一度改為農校(約二年)。後又改為益陽縣立第二高等國小(即箴言高小),至1924年停辦。抗戰時期,長沙私立育才中學遷此,借箴言書院院址繼續辦學。1954年創辦為益陽縣第一中學。民國時的曾運乾、陳天仉、張曉藩等著名教授曾在此求學,原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國家檔案局局長曾三同志也曾在這裡就學。

  箴言書院的創辦者胡林翼,字贶生,号潤芝。湘軍重要首領,在晚清中興四大名臣“曾(曾國藩)、左(左宗棠)、彭(彭玉麟)、胡”中,雖然位居第四,然而他文武雙全,很有才氣。青年時代的毛澤東,十分贊賞胡林翼的文韬武略和做人為官之道,把他當成學習的楷模,把自己的名字也改成了毛潤芝。蔣介石也特别崇拜他的軍事才能,把曾國藩胡林翼的治軍用兵之道編成《曾胡兵法》,作為黃埔軍校學生的必讀教材,并簽名題詞贈給學生。

  胡林翼之是以標明離縣城較遠的石筍建立箴言書院,一是由其辦學主旨所決定的。他要把邑人子弟培養成“賢良忠直之才”,必須堅持他一貫提倡的“黜華賤”,崇“樸學”的思想;二是他認為書院應建于山鄉,不宜城市,避免為亂世兵火所毀;三是他認為這裡是一處風水寶地。據風水先生解釋,環抱書院的瑤華山像一把圍椅,群峰像筆架,院前小山似書案,附近的石馬潭是硯池,石筍是一枝筆,這天地間成了一座書房,山水皆成文房四寶,為我所用。

  箴言書院的一切教學事宜全由胡林翼拟定,規定了教學内容的重點,一是教好《朱子》《國小》《近思錄》諸書。要在孔朱儒學的學習中重點弄清什麼是“公私義利”,而所謂“公私義利”不隻是牽涉正心修身問題,而關系到治國治民問題。二是教好“三禮”,即儒家經典《周禮》《儀禮》《禮記》。三是教好《弟子箴言》。

  為管理書院,胡林翼規定:凡胡氏子孫一律不得幹預院事;經管書院之人,也不得以胡氏子孫充任;書院田産,胡氏子孫及姻親不許承佃;胡氏子孫入學,須一律課考。是以,書院規章嚴整,管理一向有序。箴言書院實行山長負責制,書院山長,均由胡親自標明。選聘山長十分慎重,要求很高,一定要是“品學兼優”的名儒。第一任山長莊受祺,江蘇陽湖人,是清翰林侍講,湖北藩司,因病休居桃花江。山長每月講學二至三次,還要負責處理書院事務。

  箴言書院的經費來源除胡氏投入的家産外,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彭玉麟等清朝大員也有捐助。

  中梅(崇文)書院,安化知縣趙尺璧捐俸建立。清乾隆十四年(1749),遷建西學署之側(今安化縣一中大道處)。乾隆四十年,知縣唐尚武重修書院。建頭門三間,二門過亭一座,築圍牆一道。嘉慶八年(1803),知縣陳瑛建造文昌閣,并易名崇文書院。光緒二十八年(1902),崇文書院改為高等國小堂。清代兩江總督陶澍、雲貴總督羅繞典、著名書法家黃自元等均在該院就讀發轫,成為士林楷模。

  濱資書院,由邑人黃岱鐘(清光緒乙酉科舉人)、黃運潘(清光緒丁酉科解元)主修。院址在安化縣鴉雀坪,書院可容師生200餘人。光緒三十二年(1906),改名為濱資高等國小堂。民國建立後,改為縣立第二女校,後又改為縣立職業學校。抗日戰争時期,又作為省立五中校址。新中國成立後,省立五中遷梅城,再遷甯鄉,校舍旋被拆毀。

  瓊湖書院初建于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院址在沅江縣周家灣。後又于光緒二十四年(1898)在跑馬嶺建造新瓊湖書院,至光緒二十六年竣工。主修人張哲林(舉人)、窦安敦、方镛(拔貢)。書院中堂金匾“瓊湖書院”四個大字由沅江籍狀元張建勳題寫。院房分三路:中路有門樓、中堂、鐘鼓樓、講堂;東路為東齋群房;西路為西齋群房。大小房屋80餘間,建築面積達3000平方米。進士李修煥、李立河等名流常來講學,書院頗着聲望。光緒二十九年(1903),瓊湖書院奉命改為沅江縣高等國小堂。新中國成立後,在舊址建立沅江縣第一中學。

  信義學堂光緒二十六年(1900),在“戊戌維新”思想以及西風東漸的影響下,益陽的書院開始調整教學内容,如龍洲書院改“八股”為“策論”,提倡科學,設國文、修身、化學、實體、史事、輿地等科;箴言書院在“治事”一門中,也開設了軍事、輿地、政治、農桑四類書目,教授一些經世緻用的近代科學,以此适應日益開放的時代潮流。及至新學興起,信義學堂的興辦,掀開了益陽書院曆史新的一頁。清光緒29年(1903年),有識之士動議廢除科舉,倡辦新學。而益陽的新式學堂最早開辦在1904年,不僅建立了初等教育,也開創了中等教育,是湖南省乃至全國辦新學、建洋學堂最早最積極的地方,可以說,益陽又一次在教育領域領風氣之先。

  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基督教新教傳入益陽,陸續有挪威、芬蘭、美國、丹麥、德國等近百名外國教牧人員來益陽各地傳教,并成立了教會。教會成立後,相繼興辦學校。

  在江北,1904年,在頭堡設立頭堡初級國小,不久遷城内五馬坊建立校舍;1906年,增設了進階班;1912年,在五馬坊教會側增設校舍,創辦女子師範學校。這是益陽最早的“新學”。

  在江南,1904年,受挪威信義會的派遣,倪爾生醫生由長沙來到益陽,在桃花侖購地修建了大禮拜堂。1904年,在桃花侖教會附近,創辦了信義高等國小校。為了便于學生升入中學,1906年動工修建信義中學堂,次年秋建成招生,第一任校長是挪威人赫資伯,華人陳家珍任副校長。學制四年,課程除設宗教課外,概遵政府規定。1911年,第一班畢業僅六人。1919年,中華信義會成立,由瑞典信義會與挪威信義會共同籌劃建立信義大學,校址即現益陽市一中所在地,于1922年建成開學。第一任校長是瑞典魏茲曼博士。學校分三個系:歐洲方言系、社會科學系、數理系。歐洲方言系第一班隻有四個學生,社會科學系有六個學生,數理系二十名學生。1935年在桃花侖瓦窯山(原益陽地區制藥廠上側)另建教室和宿舍數棟,創辦了私立信義女子師範,後由于教育設施與教育部章程不符,改為私立信義中學女生部。1913年,倪爾生還創辦瞽目學校,即聾啞盲人學校,校址設在碧津渡河邊,兩年後遷桃花侖新址,改為瞽目院,瞽目院開辦了30年之久。

  益陽的書院,雖然已經消逝在曆史的長河中,但這種薪火相傳的教育傳統,曆經千年仍光彩照人的治學精神,深長的靈根,浩蕩的靈氣,至今仍深深地影響着益陽的莘莘學子,陶冶着後人。

來源:益陽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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