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朱克敬在笔记《暝庵二识》中，记录了一位正直无名氏写的《一剪梅》词，内容是描画和讥刺庸官的。词云：“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襄赞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便谥文恭。”意思是说：只有各地安定丰产，国运才算兴隆，官运才能亨通。为官要和气相处，遇到问题和麻烦，想法掩饰、对付过去；做官，就是为了“无灾无难到三公”，封妻荫子，混好了还能博得个文忠公、文恭公之类的谥号，流芳后世。
这真是一首绝妙好词，把当时官场上那些圆滑世故，奔竞钻营，只图官位、不思进取的庸官嘴脸刻画得活灵活现。
这首《一剪梅》，大约作于清道光年间前后，当时正是清王朝从康雍乾盛世转向没落的时期，官场风气变得庸俗、腐化，钻营圆滑之徒渐多，“多磕头，少说话”的庸人吃香，而敢于担当的清正之士、有识之士被冷落、排挤。对这种现象，朝野中的正直力量是愤懑的。这首《一剪梅》的作者，就是一位怒怼官场庸俗风气的有识之士，用犀利而诙谐的笔调，揭露和嘲讽了当时官场上的庸官。
当时的官场上，就有两个庸官典型——曹振镛和王文韶。
曹振镛，曾做过乾、嘉、道三朝大学士，获得“文正”谥号，还入了贤良祠。要说他有什么了不得的政绩，还真不好说，只是牵头编过几部有关清朝典制的书而已。那他为何如此官运亨通呢？朱克敬在《暝庵二识》中披露了其中的奥妙：“曹文正公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原来，此人就是靠着唯唯诺诺、恭顺过人，靠着“磕头哲学”，戴稳了乌纱帽，成了“三朝元老”的。
王文韶，官至军机大臣，为要害部门的大员。任此职，要有担当情怀，而他却毫无主见，圆滑至极，有“琉璃蛋”之雅号。小说家李伯元在《南亭笔记》里写到此人时说：“王仁和相国文韶，入军机后，耳聋愈甚，一日，与荣禄争一事，相持不下。西太后问王意如何，王不知所云，只得莞尔而笑，西太后再三垂问，王仍笑，西太后曰：‘你怕得罪人？真是个琉璃蛋!’”为此，李伯元在《官场现形记》里写了个圆滑庸陋、只会磕头的徐大军机，“见了上头，上头说东，他也东，上头说西，他也西。每逢见面，无非‘是是是’、‘者者者’，倘若碰着上头要他出主意，他怕用心，便推脱听不见，只在底下乱碰头……大家就送他一个外号，叫他做‘琉璃蛋’。”这个“琉璃蛋”，即西太后斥责王文韶的那个“琉璃蛋”，意思是圆滑到了极点。
曹振镛、王文韶，都是“磕头哲学”的信奉者，皆为无所作为的庸官，他们虽然都“无灾无难到三公”，却没有“流芳身后更无穷”，而是作为庸官的典型遗臭于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