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曹孟德者，旷世之枭杰也。其在汉末，欲取刘氏之皇位而代之，则必先摧破其劲敌士大夫阶级精神上之堡垒，即汉代传统之儒家思想，然后可以成功。
——陈寅恪
2017年热播的电视剧《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一经播出即引发不少争议。电视剧中离奇错乱的时间线索，把一拨三国铁粉整得晕头转向。最使人感觉荒诞的是，第一集的时间背景设置在官渡大战（建安四年，199年）之前，然而，编剧们却安排曹操把原本在建安二十二年写成的《求才令》挪到此时公诸天下。殊不知，历史上这道《求才令》颁布之时，曹操已经从魏公晋爵为魏王，赤壁之战也已打完近十年，哪里还能再口口声声自称“曹司空”呢？
按照电视编剧们的设想，《求才令》引来了各路贤能之士，主角配角们应邀登场，可以为后来的剧情发展做铺垫。殊不知此剧情设置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并且无意间抹杀了《求才令》的真正意义。那么，历史上曹操的《求才令》是在什么时候颁布的？曹操三次求才，真的招揽了大批贤才吗？颁布《求才令》，曹操的真实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陈平的“铁杆粉”：流氓也能当丞相
根据《三国志》的记载，曹操三次颁布《求才令》的时间分别是建安十五年（210年）、建安十九年和建安二十二年。最早的一次求才发生在赤壁之战（208年）两年之后。综观三份文本，均提及一个著名历史人物，即西汉王朝开国功臣之一的陈平。陈平是协助汉高祖刘邦打天下、治天下的重要谋臣之一，《史记》称之为陈丞相。
“求才三令”的第一份文本中说道：“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其中提到两个著名历史人物：前一句说的是渭水河边垂钓的姜子牙，后一句所谓“盗嫂受金者”便是陈平。陈平在飞黄腾达之前，声名不佳。据《史记·陈丞相世家》记载，周勃、灌婴等人曾经向刘邦汇报陈平的“前科”：
臣闻平居家时，盗其嫂；事魏不容，亡归楚；归楚不中，又亡归汉。今日大王尊官之，令护军。臣闻平受诸将金，金多者得善处，金少者得恶处。平，反覆乱臣也。
按这段“小报告”里的说法，陈平曾经对嫂子行为不端，而且收受将领的贿赂，在政治道路上三次改换门庭，可谓是不忠不义的“反覆乱臣”。
在第二份《求才令》中，曹操说道：“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观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这里又将陈平与苏秦并举，指出陈、苏二人都不是笃行、守信的人。所谓“笃行”，是指行为纯正、踏实。曹操指出陈平的“不老实”，颇耐人寻味。
在第三份《求才令》中，曹操再次拿陈平举例，说道：“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曹操承认陈平生前的名声和社会评价不太好。但是，偏偏是这么一个不被当时主流价值观认可的陈平，得到曹操的三次赞赏，甚至被视为全天下选拔人才的标准。这是何故呢？内中原因，值得深究。
我们不知道曹操自己有没有意识到，也不知道这是否为曹操赞赏陈平的原因，那就是他本人的经历与陈平确实存在某种程度的相似之处。第一，陈平通过个人奋斗最终做了汉朝丞相，曹操也做了汉朝丞相。第二，陈平曾被人骂作“反覆乱臣”，曹操则被骂作“乱臣贼子”，总之，两人都是“不安分”的人臣。第三，陈平被当时的人认为行为不端，曹操早年的口碑也不佳。据《史记·陈丞相世家》记载，陈平年少时曾被其嫂批评“不视家生产”，还被后人评价为有才无德。至于曹操，《三国志·武帝纪》上说，他年轻时“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曹瞒传》云：“太祖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因此多次被其叔父告状。第四，两人在男女关系上都受外界讥评。陈平有“盗嫂”绯闻，曹操亦有酷爱人妻的恶名。据《世说新语》中所叙，曹操年轻时外出游玩，参观民间婚礼后潜入主人园中，“抽刃劫新妇”后逃出。此外，曹操的多名妻妾都是从前夫家改嫁来的。众所周知，他收纳张绣伯母入侧室，又迎娶了秦宜禄的前妻杜夫人。曹操好娶人妻的作风，不仅给他造成不少麻烦，比如张绣兵变导致其子侄、爱将殒命，也影响了曹操身后的风评。
此外，曹操更有“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名言传世。此种言行不被儒家正统的道德评价体系认可。更何况曹操的父亲曹嵩被宦官曹腾收养，宦官养子的身份人所共知，因此曹操的家庭出身不受士人尊重。曹操在《求才令》中反复鼓吹陈平的“劣迹”，不仅是为了寻求同路人，更重要的是想以“盗嫂受金”的陈平为典型，扭转自己早年的不光彩形象，向世人昭示：只要有才能，流氓一样能当丞相。“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的陈平能当丞相，我老曹为何不能呢？既然我老曹也当了丞相，你们吃瓜群众就不必再喋喋不休地数落我的过去了。
曹操的矛盾：说的不做，做的不说
曹操自称用人重才不重德，但在实际选拔过程中，他说的和做的并不一样。首先，曹操用人并非“不重德”，据《三国志》和《后汉书》记载，曹操听闻某人有高名至德，常前往遣征。《三国志·郑浑传》记载，郑浑的“高祖父众，众父兴，皆为名儒”，曹操“闻其笃行，召为掾”。再如《后汉书·王烈传》记载，曹操征召“以义行称”的王烈。有时候，曹操用人不仅重视德行人品，甚至重视德行胜过重视才能。《三国志·崔琰传》中讲到，崔琰这个人“才好不足，而清贞守道”，曹操称赞他“有伯夷之风，史鱼之直”，仍然“礼辟之”。显然，对道德品质高尚但才能不足的君子，曹操并没有弃置不用。
其次，曹操很多时候也做不到“重才”，他对文武百官中才能卓越同时又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人物防备心深重，必欲除之。杀死杨修，逼死荀彧，都是例子：受到荀彧推荐而走上仕途的贤才很多，他们围在荀彧周围，逐渐形成权力网络，被曹操视为心腹之患；而“以名公子有才能”的杨修，就是在曹操第三次颁布《求才令》后不久被杀死的，有才反而成为杨修被杀的诱因。
现在，我们再看看，三次颁布《求才令》是否真的为曹操招揽了大批人才。真实结论可能会使人们倍感惊讶：没有！
山西大学卫广来教授根据三十卷《魏书》分析，自《诸夏侯曹传》以下，所立魏臣九十一位传主都是赤壁之战以前已被曹操收揽录用的。卫广来教授指出：“事实显示，曹操集团最终形成于建安十三年（208年）平荆州，《魏略》所述曹操‘拔出细微’的佐命人物，赤壁之战前夕已然全部到位。”也就是说，曹操大张旗鼓颁布“唯才是举”令，实际上并没有吸收什么新的重要人才。
“求才三令”的真相：为代汉做舆论准备
汉朝皇帝以孝治天下，自惠帝以后，汉朝皇帝谥号都有“孝”字，曹操偏偏声称“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可以被举荐为官，这不明摆着拆汉家的台吗？东汉以儒生立国，曹操为“阉宦之后”，出身低微，不能代表儒学士族的利益，甚至被后者轻视。曹操要改变东汉以来的国家意识形态，首先要攻破的一处要害就是掌握在儒士手中的道德评判权。东汉王朝能摇而不坠，就是因为王朝的儒学色彩浓厚，能依靠儒家正统观念维持表面的统治。各路枭雄虽然野心勃勃，然而除了“妄人”袁术胆敢称帝以外，稍微明智一些的人，都不敢动摇纲常。像曹操这样的聪明人，自然选择先从意识形态领域进攻，逐步瓦解长久以来根深蒂固的社会观念。
对此，史学大师陈寅恪一针见血地指出：“夫曹孟德者，旷世之枭杰也。其在汉末，欲取刘氏之皇位而代之，则必先摧破其劲敌士大夫阶级精神上之堡垒，即汉代传统之儒家思想，然后可以成功。”曹操的“求才三令”，以重才不重德的主旨，明白宣告“士大夫自来所遵奉之金科玉律，已完全破产”，为其子曹丕称帝代汉扫清了社会思想上的障碍。
但是，曹操的统治之术与东汉以来儒家士族的发展趋势并不相符，其统治的稳定较大程度上依赖其个人的非凡权术。假若人亡，则难免政息。曹操在东汉末年一手创建的魏王国孕育了后来的曹魏帝国，其子曹丕进行的汉魏禅让，是在曹操建立的基业之上摘取胜利果实。待曹操死后，子孙所做事功无法与其父祖相比，很快被司马家族夺取了江山。
曹操的三道《求才令》，其实是想打破士大夫阶级的精神堡垒，打破他们对选官任官的垄断。只可惜曹操与曹丕死后，曹魏家族的权力逐步被代表豪族利益的司马家族接管了。曹操的真正对手或许不是刘备、孙权，而是帮助他治理天下的世家大族。
曹操的个人形象与《求才令》中赞颂的价值观、人才观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儒家正统观念被士大夫奉为圭臬的时代，曹操身后也只能作为“正统”的反面存在。尤其是随着《三国演义》的流行，刘备代表的蜀汉被视为正统，曹操父子则以篡汉奸臣的形象流传后世。
近代以后，随着儒家道统的瓦解，史家对曹操的历史评价逐步上升。1959年1月25日，郭沫若在《光明日报》发表了《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其中指出：“曹操对于民族的贡献是应该做高度评价的，他应该被称为民族英雄。”郭沫若认为，把曹操当成坏人和奸臣，是受到宋以后所谓正统观念的影响，曹操因此“蒙受了不白之冤”。后来，郭沫若又写《替曹操翻案》一文为其正名。同时代的历史学家翦伯赞也在《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一文中指出，曹操的负面形象与正统主义之间有重要关联，“他们是带着正统主义的有色眼镜看曹操，在这种有色眼镜中，曹操只能是一个奸臣”。
对曹操给予特殊评价的还有史学大家陈寅恪。陈寅恪在研究魏晋思想的一篇文章（《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中说：“读史者于曹孟德之使诈使贪，唯议其私人之过失，而不知此实有转移数百年世局之作用，非仅一时一事之关系也。”这段文字也明辨了私德与事功之间的区分，认为曹操的个人作风对“转移数百年世局”起了重要作用，其间的历史关联自然不可小觑。
（来源|《历史的荣耀》 天地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