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作好反攻和战后的充分准备，争取最后胜利，中共中央制订了一系列切合各根据地情况的政策，当时简称“十大政策”。(十大政策是，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政权、减祖减息。
参看《学习和时局》，《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第1版，第897页)1944年7月28日，毛泽东就执行十大政策有关情况的十个问题电询各战略区负责人。8月12日，罗荣桓和黎玉致电毛泽东作出答复(以下简称《答复》。)
12月25日，毛泽东复电，指出：“关于十大问题的答复，早已收到，内容很好。你们的路线是正确的。你们已有丰富经验。估计1945年，山东全党工作会有极大进步。”对山东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罗荣桓、黎玉在《答复》中用很大篇幅讲了减租减息。这是因为减租减息是当时农村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也是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
在1942年刘少奇到山东以前，山东抗日民主政府虽然也颁布过减租减息的法令，但实际上没有放手发动群众。当时28%的村政权还掌握在地主阶级手中，另有47%的政权成分不纯。因而明减暗不减的现象相当普遍，不少地区出现了侵蚀群众胜利成果和地主反攻倒算的现象。山东分局的《四年工作总结》对此已经作了检讨。
1942年刘少奇到山东指导工作后，山东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和群众运动有了明显的好转。少奇同志是我党具有丰富经验的领袖之一，越是在困难的条件下，他越是重视群众运动的开展。
当时，少奇同志一进入山东境内，就千方百计地接近群众。他一见农民就问：“你们村里有农救会吗？老乡是不是都参加了？农救会开不开会？减租减息减得怎样啦？……”而且他还告诉随行的工作人员：应该找一切机会和老乡交谈，看看党的政策贯彻得怎样，群众的反映如何。还要进一步观察基本群众的要求，中农的态度以及其他各阶层的反映。总之，他随时随地都注意了解、收集情况，将这些情况作为制定政策、部署工作的参考。
在朱樊，他听了各方面的意见，并要求山东分局把党政军民的有关材料都送来，把分局的机关刊物《斗争》也找一份齐全的。少奇同志对所有重要材料都亲自过目，进行了系统的认真的研究。
经过一个时期以后，少奇同志对问题的考虑渐渐成熟了，然后，他召集罗荣桓同志、山东分局的领导朱瑞、黎玉以及陈光、肖华等几个人开会，严肃地指出，“山东分局没有把群众运动摆在适当的位置上，而是被放在第四位的。山东的群众和农救会还没有发生血肉相连的关系，农救会没有权威，群众腰杆子不硬，积极性受到了压抑。可以说，群众运动是山东根据地各种工作中最薄弱的一项工作。”
如何搞好群众运动呢？关键要从思想上端正各级领导干部对群众运动的认识。少奇同志针对实际，专门作了几次《群众运动问题》的报告。
他在这个报告中特别强调了群众运动的重要性。他说，不发动群众，我们任何工作都是搞不好的，不单纯是政府管理工作流于空谈，就连地方武装也不能够发展，造成的后果必然是我军的主力得不到补充，财政经济、粮食生产会陷于枯竭。
当时，少奇同志着重阐述了我们无产阶级政党与群众的关系，他指出：群众是共产党的母亲，党是群众的儿子，所以，我们的党无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要与劳动群众结合起来，依靠自己的群众，依靠自己的阶级。
少奇同志在这里列举了联共(布)党史结束语中的结论，其中最重要的经验教训之一就是党与群众的关系：我们党如果离开了自己的母亲—群众。就如同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安泰脱离了土地一样，随时都可能导致被对手勒死的后果。
他十分尖锐地指出：“脱离群众是共产党员最危险、最严重、最应该受到责罚的事情。无论哪一个党员，也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都应当十分注意做群众工作，如果忘记这一条，他虽然还有党籍，而实质已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了。”
他明确指出：“在当前，减租减息就是山东的中心工作，所有的工作都围绕着这一中心来做。要全党来抓，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干部都来抓。”
他还对罗荣桓同志和肖华说：“你们115师过去的群众工作一直做得不错，坚持了中央红军的传统作风，到哪里都宣传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你们要发扬这个好传统，帮助山东人民把减租减息运动尽快开展起来。你们军队的主要任务目前就是保护夏收，保护减租减息的顺利进行，派一些干部下去，帮助农救会发动贫雇农，劝告地主，也调解地主与农民的关系。农救会是党与庞大农民群众联系的桥梁，农救会成立时，你们应该派人参加，送匾庆贺，不尊重农民干部或对农民群众尊重不够，都应当禁止和受到批评。要先做好农救会的工作、尔后再去做自卫团的工作，农救会、自卫团工作做好了，妇救会、青年会、儿意团的工作也就跟着上来了。
为了迅速发动群众，少奇同志把他的秘书和身边的工作人员统统派下去，直接投入了减租减息的火热斗争。他还亲自到东盘、黑林子、夏庄等村庄了解运动的开展情况和各项政策的执行情况。少奇同志花费了很大心血，为山东的领导同志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方针和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
他指出：“群众运动一定要遵循劳动者‘自己解放自己’的原则。群众运动有它独特的发展规律。”在这里，少奇同志做了个生动的比喻：群众运动不是同木头一样，我们主观上想做桌椅板凳，就听任我们一块一块地凑合起来，这样是行不通的。所以，我们的各级领导必须尊重农救会的独立领导权，决不能站在群众团体外面或站在他们头上来发号施令。
他说：群众团体本身的任务，是以保护群众利益为中心，要群众团体真正能代表农民出来说话(不去代表地主豪绅说话，但也要防止过“左”的、违背统战的做法)，一切群众工作，都应由群众团体自己去领导。但这不是说群众团体不受党的领导，党要在政治上掌握对群众团体的领导，而不去午涉其内部生活，党是通过共产党员去接近群众的，党员是以群众面目出现的，以一个普通会员的资格出现的。要严防官办代替，否则，其后果只能使群众团体变质。
在推动群众运动的过程中，党员以什么面目出现在群众之中？如何施行“中心突破”的工作方法？怎样对地主阶级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对这些问题，少奇同志都作了详尽的论述。甚至连怎样同地主豪绅的收买政策作斗争，他都讲到了。他反复强调说：我们团结群众所作的一切安排，都是为了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首先是由经济斗争逐步吸引人民群众转到政治斗争，改善了群众生活之后，再逐步地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使他们参加政权工作，参加武装斗争，参加抗战。
在少奇同志的具体指导下，山东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人民从土豪劣绅如山的重负下得到了喘息，从切身利益中感到共产党、革命同他们的生存息息相关，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抗战热忱。
后来，罗荣桓和分工抓这项工作的黎玉，通过调查研究，认为减租减息运动仍然进展缓慢而又不彻底，其主要原因，是有一些干部对减租减息还存在一些模糊乃至错误的认识，因而领导不力。
山东封建地主的势力很大，农村中约有80%的农户租种地主土地。在莒南县大店，占总户数7%的地主占有60%的土地。山东农村的封建剥削和超经济的封建压迫十分严重。那些恶霸、“山大王”掠夺农民欠下了累累血债，其罪行更是罄竹难书。
可是有的干部却不经调查研究，就宣称山东农村上地分散，租佃关系不多；有的干部也承认双减是解放农民的需要，可又怕超越了统一战线的范围，甚至认为政府去搞双减就会妨碍“三三制”的贯彻；有的干部看到地主收入减少了，就有些缩手缩脚；还有的干部存有“恩赐观点”，认为只要由政府贴张布告，就可实现双减，而不懂得只有启发群众自身的阶级觉悟，才能使他们自己解放自己。
为了澄清模糊认识，推动双减工作的开展，罗荣桓在群众工作干部会议上说，我们做群众工作，一要根据群众的需要，二要遵守群众自愿的原则。当群众还没有觉悟时，要对他们进行“谁养活谁”的教育。
根据这一指示，群众工作干部联系农民生产劳动的实际，给他们算“地瓜帐”，即种一亩地能产多少斤地瓜，农民花了多少工本，应得多少收入，给地主剥削去了多少，等等。当农民明白了这个道理后，干部便因势利导，成立和整顿农民救国会，挑选出一些群众最痛恨的恶场地主，对其开展有组织有领导的斗争，用说理和控诉的方式，揭露其罪恶。
《答复》中说：“……一些恶场是典型封建主，过去仗势欺人……群众恨人骨髓，在减租减息中不斗倒他们，群众是不敢起来的。往往一斗争，群众是三千五千的来(参加)说理，十个月来，在滨海区打击了不少，群众说：这才翻身了，晴天了。”
1944年5月28日，在分局和滨海区党委直接领导下，莒南县的大店村召开了有本地和莒南县四乡及外县代表三四千人参加的斗争大会，斗争了恶霸地主庄景楼(外号“庄阎王”)，控诉他残酷压迫农民，逼死人命的罪行。
庄景楼的鹰飞到贫苦农民魏老头家抓鸡，被魏老头打死，庄阎王不仅将魏老头毒打一顿，还要魏老头给鹰出殡。魏老头无可奈何，卖了地，给鹰买了棺材，披麻戴孝，把鹰埋在自己的院子里，还竖了碑。魏老头的母亲被活活气死。
封建地主残酷欺压农民的凶恶面目，激起了广大农民的无比愤怒。数名农民一齐涌向魏老头家，铲平了鹰坟，砸碎了鹰碑。这就是当时山东人民家喻户晓的“平鹰坟”的故事。
这类血泪事实，在山东各根据地发现多起，文艺工作者把它们编写成小说、戏剧、诗歌、曲艺、连环画等，广为宣传，极大地鼓舞了农民的斗志，有力地推动了当时正在进行的双减运动。
在进行减租减息的工作中，罗荣桓指示，也要防止“左”的偏向，要把大地主和中小地主、顽固地主和开明地主、收租地主和经营地主、地主和富农、地主和小土地出租者区别开来，还要教育说服农民按规定交租交息，以推动各阶级共同抗日。
在运动中，罗荣桓还及时指出，要把减租减息同改造村政权结合起来。只有放手发动群众，同封建地主阶级作坚决斗争，摧毁封建统治，彻底改造村政权，才能使减租减息工作顺利进行。
罗荣桓还要求部队积极支持减租减息斗争。他要求部队每到一地，都要进行该地村史、阶级关系、工作现状的调查、协助地方党组织和群众团体进行工作，要“走一村做一村，住一户做一户”。
由于认真贯彻执行了中央关于减租减息的政策，山东根据地的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据当时不完全统计：1944年全区召开了约1. 9万次斗争大会，斗争了顽固抗拒减租、有民债的恶霸地主约1. 3万人，追回了地主非法掠夺农民的大批粮食、土地、房屋、牲畜、农具和现款，共值3亿元(北海币)(北海币，是北海银行发行并在山东抗日很据地内流通的货币。)以上。进行了减租减息的村庄，占山东解放区内2. 34万个村庄的63%，组织起来的群众达400余万人。
双减以后，人民群众抗战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齐鲁大地涌现出参军、参战的热潮。兄带弟、儿别娘、父送子、妻送郎的感人事迹层出不穷。以往有些农民参军都希望参加不离本乡本土的地方部队，现在则指名要求参加打硬仗最多的老6团(686团)。广大群众支前的热情空前高涨，主力、地方部队和民兵都欣欣向荣，群众游击战争得到巨大发展。
罗荣桓认为，减租减息是发动群众的中心环节。这一工作搞好了，军民关系、群众工作的问题都将迎刃而解。《答复》中写道：“需要中央进一步号召全党实行群众路线，才能使战后优势获得雄厚基础。”
《答复》又一次提到了“战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个“民心”首先是农民之心。实行减租减息，争取和发动了农民群众，这就有了巩固的很据地，因而也就有了粮食，有了有利的战场，有了充足的兵源。有了兵源，再以精兵简政保留的骨干作酵母，便会很快建立起有组织的大军。有了这支大军的雄厚基础，就能保证在战后取得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