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1月，在时任侵华日军总司令畑俊六的指挥下，日军出动5万多兵力，对山东战场实行了“铁壁合围”战法，敌人在飞机、大炮以及坦克的掩护之下，兵分11路对山东分局以及山东纵队等领导机关进行围困。
畑俊六
12月，日伪军出动上千人的兵力，对山东渊子崖村进行疯狂进攻，战斗过程中，上百人壮烈牺牲。在短短2个月的反“扫荡”过程中，山东的抗日军民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部队伤亡过千人，被杀害和被抓捕的无辜群众更是超过万人。
从1942年开始，日军对山东一带的“扫荡”行为愈加猛烈，出动的兵力、投入的机械化部队越来越多。一时间，鲁南三区的党、政、军机关受到了严重的损失，当地百姓更是饱受战乱之苦。
就在整个山东地区笼罩在危险重重的炮火之中时，一位名叫“胡服”的共产党人突然来到了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驻地临沭县西朱樊村。
在“胡服同志”的领导下，山东地区的抗日形势快速逆转，群众的抗日热情也迅速高涨了起来。仅用了4个月的时间，“胡服同志”就彻底扭转了山东战场的被动局面，使山东抗日根据地顺利度过了抗战的艰难时期。
刘少奇
在山东领导抗日斗争期间，毛主席曾多次给胡服发送绝密电报，尤其是在最后一封电报中，毛主席更是特意叮嘱：无须向任何人提及。
这个扭转山东局面的“胡服”究竟是谁？毛主席为何会把他派到山东总揽大局？毛主席给他的最后一封绝密电报上又写了什么内容？
1941年1月25日，日军司令部向侵华日军部队下发《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计划指出，对国民党部队实行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对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进行集中打击。很快，侵华日军就将注意力放在了山东一带。
山东作为连接华北和华中的枢纽，向北，可以进入平津一带，向南可以挺入华中，向西则是中原大地。若山东地区失守，那日军便可向中原以及西北地区长驱直入，到时候整个华北以及华中地区将危在旦夕。为了守住山东地区，我军早在1938年12月便将三大主力之一，也是装备最为精良的一一五师派至此地，可没想到，日军对山东的进攻竟会如此丧心病狂。
侵华日军
1941年11月2日，日军联合伪军开始对沂蒙山区发动多梯队的大“扫荡”，日军第一路率先对驻扎在马牧池一带的山东纵队机关发动突袭，紧接着日军第二纵队出动2万人的兵力、7架飞机、10辆坦克以及数十门大炮，对临沂、蒙阴以及沂水等地进行合围，试图一举捣毁山东八路军的领导机关。
出动了大量的兵力以及机械化部队，可日军的“扫荡”成果并不显著，气急败坏的日军开始实行“分区合围、抉剔清剿”的方式。毫无人性的日军四处搜捕、屠杀抗日人员以及受伤的八路军战士，而且还在各地实行杀光、抢光以及烧光的“三光政策”。
在日军肆无忌惮的侵略之下，山东多个村庄火光冲天，各地群众的牲口、家畜以及粮食全部被掠夺，家具以及生活用品全部被破坏，大量无辜百姓遭到屠杀。
11月7日，在部队突围过程中，朱瑞已有身孕的夫人陈若克不幸遭到日军抓捕，两天之后陈若克在日军的监狱内生下一名婴儿，可禽兽不如的日军并未对陈若克母女二人产生任何怜悯之心，为了让陈若克屈服，日军还以牛奶进行诱惑，陈若克非但没有屈服，反而咬破自己的手指，用鲜血喂养刚刚出生的孩子。11月26日，恼羞成怒的日军残忍地向陈若克母女挥起了屠刀，朱瑞的妻子和不到满月的女儿就这样惨死在了日军的刺刀之下。
陈若克
除了肆意屠杀无辜百姓之外，日军还在侵略地区修建炮楼以及公路，同时还成立了居心叵测的“宣抚班”，试图以威逼利诱的方式让山东百姓屈服。
为了摆脱危机，时任山东分局领导的朱瑞和时任115师政委的罗荣桓商量之后，决定先将山东分局和115师的指挥机关先转移到安全地带，然后朱瑞和罗荣桓带领师指挥所和特务营留守沂蒙地区，继续同当地群众一起进行反“扫荡”斗争。
可是，随着敌人“扫荡”势头的不断加强，山东纵队的指挥机关接连遭到日军合击，大部分人员被打散，电台被破坏一时无法修复，各团指挥机关无法取得联络，沂蒙各地的武装部队损失严重。
1942年1月22日，罗荣桓、陈光以及陈士榘联名向中央军委致电，不仅汇报了沂蒙山反“扫荡”的战况，而且还总结了当下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一些棘手问题。罗荣桓等人指出，必须尽快调整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布局，统一思想，提高认知，把山东地区的军民拧成一股绳，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抗日斗争进行下去。
接到罗荣桓等人的电报之后，毛主席清楚地意识到，必须尽快派一位能力出众之人到山东主持大局，把山东的抗日工作扳回到正轨之上。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毛主席的脑海中很快就出现了一个久违的名字。
1942年4月10日，一位名叫“胡服”的大人物来到了山东朱樊村，在他的住所外围，光是警卫就部署了三层，第一层是在院子里，士兵只带胯刀；第二层是在院外，持枪警戒；第三层则部署在村子之外，有明哨有暗哨。经常会有警卫好奇地询问：“这个胡政委到底是什么人？”可是自始至终都没人说出答案。这个“胡服”的真实身份，还要从他不久前接到的那封紧急电报说起。
刘少奇在山东（前排左二）
1942年2月4日，正在胡服准备动身从江苏盐城前往延安参加中共七大时，突然收到了毛主席发来的紧急电报：“山东战局紧张，你途经山东时，请予以解决！”毛主席之所以对这个“胡服”如此信任，一方面是因为他曾经担任过北方局书记，对山东的具体情况比较了解，另一方面是胡服非常擅长做群众工作，善于把握情况。而这个“胡服”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叫做刘少奇。
接到毛主席的指示之后，刘少奇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1942年3月18日，刘少奇带着100多人的队伍正式出发，若以刘少奇的性格，他根本不会同意带着上百人的队伍穿越敌人的道道封锁，可殊不知，这100多人全都是受毛主席委托，为延安准备的经济建设以及社会管理方面的人才。
为了躲避敌人的追踪，刘少奇一行人一直是昼伏夜行，渴了喝河水，饿了吃野果。一路上，每到一个地方，刘少奇不管自己多疲惫，也不管情况多危险，他总是争分夺秒地四处去看看，了解一下当地百姓的生活以及需求，总是希望用有限的时间做无限的事情。
当进入山东境内之后，随处可见“积极进行减租减息工作”和“加强减租减息工作”的标语，可刘少奇却充满质疑地说道：“光是从这些标语上来看，好像这里已经搞上了减租减息工作，可又好像只是处于宣传阶段。”
为了搞清楚山东地区百姓的生活情况，刘少奇每到一处总会跟当地村民聊很久，不过他的问题却总是那么几个：“家里有多少土地？村里有多少地主和农民？种地主家的地需要交多少租子？”
刘少奇总给人一种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感觉，对于他询问的每一个问题，村民们也都乐意回答。可是当从百姓口中听到“吃不饱、没地种”的回答后，刘少奇总是表现得有点激动。
经过在山东的一路走访调查，刘少奇真切地感觉到，山东地区的减租减息工作并没有实施开，百姓对减租减息的欲望非常强烈，由此可见，这是一项完全符合群众需求的政策。
1942年4月10日，经过了近一个月的长途跋涉，刘少奇一行人终于顺利抵达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师部驻地朱樊村，可刘少奇没想到，这里的斗争形势竟会如此艰难。
1942年7月9日，已在山东指导工作3个月的刘少奇收到了毛主席发来的第三封电报，刚刚打开电报，刘少奇就看到了非常醒目的几个大字：无须向任何人提及。究竟是怎样的一封电报，竟让毛主席如此强调？
自从来到山东抗日根据地之后，刘少奇每天都把自己的工作安排得非常满，白天走访、调查听汇报，晚上开会、看材料。那段时间里，山东地区的村民家里、小学校园里以及田地里，到处都能看到刘少奇的身影。短短几天时间，刘少奇就彻底摸清了山东地区的抗日斗争现状。
山东抗日根据地经常遭到敌伪顽三方势力的围击，而当下山东地区面临的最迫在眉睫的问题就是生存危机。在刚刚进行的反“扫荡”中，山东地区的物资遭到严重破坏，百姓只能靠野果、野菜、地瓜秧以及树皮等东西充饥，很多群众在冬天里只能穿着单衣，赤着脚。
除了走访群众之外，刘少奇还通过实地走访以及听取汇报的方式深入了解了部队的情况。很快，刘少奇就发现了山东地区的症结所在：
减租减息工作没有在群众中间具体落实，群众没有得到真切的好处，抗日热情不够高涨；军事指挥存在不少漏洞，不仅缺乏主观能动性，更缺乏统一行动性。
发现了问题所在之后，刘少奇立即做出指示，既要尽快把减租减息工作落到实处，把群众们发动起来，更要调整部队的领导体系，尽快做到统一指挥。
在刘少奇的领导之下，山东分局立即做出了《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很快，一场席卷整个山东地区的“减租减息，提高雇工待遇”悄悄展开。群众的人权以及地权得到了保障，百姓们得到了实质性的好处，一时间，群众抗日斗争的热情被彻底激发了出来。
群众生存问题得到了保障之后，刘少奇又紧接着作出了“精兵简政”的指示，根据山东地区的实际抗日情况，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等机关构成以及人员组成都进行了调整和精简。
首先，把山东的政治以及军事领导中心集中在了山东分局身上，山东分局、一一五师以及山山东总队司令部三个领导机关的总人数从原先的10000多人减少到3000多人，三个机关的领导在一起办公，实现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统一指挥。
刘少奇的领导集中方式，大大提高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工作效率，还大大加快了各部门的反应速度。
而就在山东的军民工作逐渐进入正轨时，毛主席再次给刘少奇发来了电报：
我们的方针是团结国民党，极力改善两党关系，战后仍需合作建国……但又需提防国民党有乘机消灭新四军的可能，故掌握山东极有必要，待你确定行止之后，中央即通知华中、山东及北方局付托你以指挥山东、华中全局的权力……
在电报的最后，毛主席还特意叮嘱，无须向任何人提及。这句看似简单的叮嘱，实际上却充满了毛主席的高瞻远瞩。
毛主席和刘少奇
正是因为有毛主席这样高瞻远瞩的领袖，有刘少奇这样以民为主的领导，我们的革命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我们的民族和国家才能在战火中获得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