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14日，国家文物局正式宣布，汉文帝刘恒的霸陵已被发现，位置就在陕西省西安市的白鹿原。
说起汉文帝，一般人们会想到“文景之治”，想到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然后浮现出一个仁厚爱民的皇帝形象。
这个形象，其实主要是司马迁塑造出来的。《史记·孝文本纪》大体可以视为一篇“汉文帝好事集锦”。这些好事包括：废除连坐的严酷律法；被缇萦上书救父感动后废除肉刑；颁布汉帝国的第一道罪己诏，不许“秘祝之官”将本属于皇帝的灾祸转移给百官；推行重农政策，减免田地租税；批评祠官祭祀上天时光给皇帝祈福不给百姓祈福；下诏与匈奴和亲，称匈奴侵扰边境是自己德行不够；在位二十三年没有增加“宫室苑囿狗马服御”；听说造一座露台要花费十户中等人家的资产，便取消了计划；后宫之中衣服不许曳地，帏帐不许文绣……
不过，这恐怕并不是完整的汉文帝。细查《史记》的其他篇章，刘恒还有另外一副面孔。
他本是自血腥斗争中熬出来的人物。吕后时代杀戒频开，三位赵王先后死于非命，惠帝之子前少帝（姓名不详）也死得稀里糊涂。刘氏皇族无不战战兢兢，代王刘恒也不例外，他是靠着隐忍才保全了性命。以周勃与陈平为首的军功老臣们血洗了吕氏家族，选择迎立刘恒，也是被他的隐忍所蒙蔽，觉得刘恒的母族无势力可言，不会构成威胁。
然而，即位的第二年，刘恒便走出隐忍亮出了手腕。他采纳贾谊之策推动“列侯就国”，顺利瓦解了军功老臣在长安城的势力，解除了他们对未央宫的威胁。
按汉初制度，军功老臣们受封列侯后可以住在长安，不必前往封邑。这是军功老臣们能串联起来血洗吕氏的主因之一。刘恒抓住了这个关键，以列侯常驻京城劳民伤财（日常消耗需由封邑内的吏卒百姓千里迢迢运来）为由，下诏要列侯们集体回到封地，以减轻百姓负担，只有在朝中有职务者可以例外。皇帝把爱惜民力的道德制高点牢牢占住，军功老臣们无由反对。
稍后，刘恒又点名周勃，说他既然是百官之长，就该带头回到封邑，以支持朝廷的仁政。以让周勃有做榜样的机会为由，刘恒趁机解除了他的丞相职务。皇帝一箭双雕，周勃有苦难言，只能无奈就国。这位“诛吕安刘”时的风云人物，回到封地后便长期活在了恐惧之中。《史记·绛侯周勃世家》里说，听闻本郡太守与郡尉下来巡视，周勃便精神高度紧张，须身着盔甲带着全副武装的家丁，才敢去见太守与郡尉。周勃的恐惧，折射出了刘恒的老辣。之后处理诸侯王时，刘恒也用了相似的手段。
既能隐忍不发，也能杀伐决断，这样的刘恒与其说是宽厚长者，不如说更像汉武帝式的雄主——武帝整肃官僚，打击诸侯王，开征重税，出击匈奴，这些事文帝其实也全都干过。司马迁将刘恒的隐忍不发与杀伐决断，全放置在其他篇章，《孝文本纪》里只记录佳言好事，意味着他不愿突出刘恒“雄主”的一面。
司马迁这样做，与他所处的时代有关。《史记》写作时，正值武帝奢靡无度、征伐不断、对百姓极尽压榨之能事。司马迁有许多意见无法直接表达，只好将笔力放在《孝文本纪》里，让文帝的佳言好事与武帝的所作所为构成鲜明对比：武帝穷奢极欲，《孝文本纪》里则说刘恒自奉甚俭；武帝征匈奴无休无止，《孝文本纪》里则说刘恒征匈奴适可而止以和亲为结局；武帝任用桑弘羊大力剥削百姓，《孝文本纪》里则说刘恒轻徭薄赋；武帝以严刑峻法治国，《孝文本纪》里则说刘恒废除严刑峻法。
其实，“文景之治”的含金量有限，《孝文本纪》里的佳言好事也不能完全当真。贾谊曾对文帝说，“汉之为汉几四十岁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也。故失时不雨，民且狼顾矣。岁恶不入，请卖爵鬻子，既或闻耳矣。”可见百姓们的日子过得并不好。《史记·佞幸列传》里也记载，文帝宠幸邓通，将一座铜山赐给他，允许他自行铸钱，以至于“邓氏钱”遍布天下。这与自奉甚俭的形象很冲突。
《风俗通义》里记载，汉成帝曾就“文帝的真实历史形象”一事多次询问刘向。成帝问：文帝做了天子之后“躬自节俭，集上书囊以为前殿帷”，“断狱三百人，粟升一钱”，真有这种事吗？
刘向回答“皆不然”：文帝虽节俭，“未央前殿至奢，雕文五采，尽华榱壁璫，轩槛皆饰以黄金，其势不可以书囊为帷。”世传的节俭形象，不属于真实的文帝。文帝多次出击匈奴，耗费巨大，加上灾荒，常出现“百姓饥乏”的情况，不会有“粟升一钱”这种事情。文帝时代“民重犯法”，仍是严刑峻法那一套，断狱仅三百人之说不可信。文帝还喜欢带大队伍外出游猎，贾山与贾谊均劝谏无效。他宠幸佞臣邓通，也是一个大污点。
成帝再问：后世赞美文帝简直可以与周成王相提并论，这形象是怎么来的？刘向回答“生于言事”，文帝仁德爱民的历史形象，主要来自他愿意善待提意见之人。无论官职大小，都可以向文帝提意见。采纳也好，拒绝也罢，文帝的态度多是褒赞，少有严惩。所以后世之人见到这类文件，便觉得文帝是一位仁主圣王。
刘向没有诋毁文帝的必要。他当时负责整理宫廷档案与藏书，如此评价文帝应该有他的材料依据。刘向能见到的材料，司马迁当然也能见到。他将这类材料减省挪移至其他篇章（如宠溺邓通），将《孝文本纪》做成佳言好事集锦，既是欲对现实有所批判，也是因为他手中并无其他批判手段。《史记·孔子世家》里，司马迁说，孔子奔波一生到了晚年，忧虑“吾道不行矣”，于是开始写《春秋》，寄望用这本书将自己的价值观传递给后世。这是司马迁对孔子的理解，也是他与孔子的共鸣——《孔子世家》的“太史公曰”里说，“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称赞孔子“可谓至圣矣！”；《孝文本纪》的“太史公曰”则援引孔子的话，赞誉文帝“德至盛也”“岂不仁哉！”，共鸣之意至为明显。《孝文本纪》，便是司马迁的《春秋》。
江村大墓墓葬
《孝文本纪》里说，刘恒很节俭，霸陵里放的全是廉价瓦器，不以金银铜锡装饰。刘向则说文帝奢靡，用黄金将未央宫前殿装饰得富丽堂皇。究竟孰是孰非，此次霸陵的发掘，或许可以提供一个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