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捕鸟类的恶报，无关法律，但与小孩关系密切
中国的传统文化从来都是向善的。这种善意不仅仅表现在对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扩大到追求一种和谐、共生、互惠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这种广大无边的慈悲，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鲜明的标志，当然也会泽被苍生、惠及万物，体现在对待鸟类的态度上。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经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诗：“谁道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
在有些著作或者民间流传中，该诗最后一句“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被改作“劝君莫打三月鸟，子在巢中望母归”，用一种拟人化和移情的手法，将母子相依、血肉情深的人类感情，转嫁到鸟类，呼吁人们爱惜鸟类以及其他生命。
但在民间，特别是我的家乡，父老乡亲们世代相传，用一种近乎“恐吓”的方式传递着民间那种朴素而真切的环境观或慈悲理念。
作为一个自幼活泼好动的男孩，我小时候也想淘气捉鸟，但每逢蠢蠢欲动的时候，长辈就赶紧跑过来制止，并且语气沉重地告诉我：“千万不能抓鸟，抓了鸟的孩子读不了书，写字的时候手发颤”。我对此深信不疑，以至于曾经傻乎乎地跑去问一个曾祖辈的老人：“您吃饭的时候手抓不稳筷子，是不是小时候抓了很多小鸟啊？”
自然，很多小时候深信不疑的“真理”，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被质疑乃至被遗弃。但随着岁月的洗礼和时间的陈酿，这些被抛弃了的“歪理邪说”又多次回旋在了我的大脑里，让我思忖其中究竟有何缘由。
乡亲们的这种说法，是用一种类似“恶报”的恐吓方式来传递一种文化理念的，这种方式也不仅仅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里频频出现，在世界其他文化里也屡见不鲜。
例如中国的孝道文化，本来是一种基于人道伦常的美德，但在给一个人树立孝道理念的过程中，就必须一套法律的、文化的配套方式来辅助。法律的惩戒是严重而且高成本的，文化的方式就柔和且有效。例如中国的民间传说里就有很多不孝子孙遭受灾祸、恶报等天谴的故事。
有很多现代人很容易把某些传统文化理念以“封建迷信”的帽子扣死，坚持认为创造、传播、认可这些理念的人都是傻瓜。但一个文化理念被创造出来，再经历数千年的传播，难道数千年的无数人都是傻瓜，唯独到了今天才有了聪明人？
古人当然会通过观察来证实许多文化理念的虚幻，例如以抓捕鸟兽为生的猎人，不见得长大之后就是帕金森综合症患者。当人们有足够的见识真伪之后，那种被虚假包裹着的文化理念或者道德框范早已深入人心，很难拔除。但有证伪能力的人，往往也有足够的心智理解这些被“迷信”外壳包裹着的本意，从而愿意继续当“傻子”，把这些理念继续传承下去。
回归“抓了小鸟读不了书，写字手颤”这个话题。我想，古人们创造这个“恶报”说法，应该是基于两个方面的目的：
首要目的当然就是保护鸟类。今天的社会，捕杀野生动物是违法犯罪行为，可以依赖法律手段实施。而长久以来追求“天人合一”的古人，或许早已建立起动物保护理念，但因为社会发展程度的限制，无法建立相应的法治体系来推行这种理念，只能在法律之外寻求一种有效且便于执行的措施，创设一种“恐吓”式的民俗说法就是最佳选择。
其次，根本目的还是为了保护人类自己，特别是孩子。保护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这是现代的环保观，古人建立这个说辞，既是出于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目的，更多地其实是为了保护孩子。
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在我们那个年代，孩子特别是男孩子，往往活泼好动、调皮捣蛋，再加上男性骨子里远古遗传的狩猎基因影响，往往会喜欢抓捕一些鸟类等小动物玩，小则限制自由、弄伤肢体，重则让这些小生灵失去生命。
但往往看似“好玩”的行为背后，却存在重大隐患。一个人特别是孩子，如果虐待甚至残害其他动物，幼小的心灵就会逐渐失去对生命的尊重和怜悯，乃至播种下一颗残忍的种子。很多现实的例证很容易说明：那些长期以屠宰为职业的人，往往心性坚硬。善良是人类共同认可的美德，如果一个人丧失了善良，那么就很难衍生出其他美好的品德。用一个表面恐吓的说辞，呵护一个孩子幼小的心灵，其实也是古人的一种大智慧。
另则，玩物丧志，对于缺乏自制力的孩子而言，更容易沉迷于抓鸟等游戏之中而很难自拔。倘若在学习知识、习得技能的黄金时期不专注于正业而玩猫逗狗、抓鸟捕兽，则很容易不学无术，耽误一生。
（观点与视角原创作品，欢迎关注本自媒体号并参与互动；文中配图均来自网络，若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