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利夫兰大街事件”——维多利亚时期的公务人员性丑闻。

“克利夫兰大街事件”——维多利亚时期的公务人员性丑闻。

1889年的7月4日这天。在位于伦敦当时尚在的“圣马丁大道”（St Martin’s Le Grand ）的一所邮局内，正在进行一场全员搜身检查，以排查当时屡禁不止的小偷小摸活动。当搜查人员从一个名叫查尔斯·斯温斯考（Charles Swinscow）的年轻电报派送员身上，发现了18先令的现金后，这个年仅15岁的少年很快成为“内贼”的头号嫌疑人。

在19世纪末的英国，“电报派送员”这一行的周薪为11先令，一个十几岁的半大孩子身上居然揣着足够一家人一周生活费的“巨款”，没有故事才怪了。当然，这点钱换算成现在的购买力也就一千多英镑，因为穷小子身上多揣了点钱就怀疑人家是偷的，可见当时社会的风气也不怎么厚道。

虽然电报把信息传播带入新纪元，但是把电报送到客户手里还是需要人力传递，为了争分夺秒，这一行业就成了健气青少年的专属。

总之，这个斯温斯考在跟邮局的人争辩中，就把专门负责邮局事务的警察叔叔给招呼进来了。这个名叫卢克·汉克斯（Luke Hanks）的小警察也算天生是干这行的料，他从小电报员的支支吾吾中觉得事情可能不是顺手牵羊那么简单，于是将他带往警局审问。这一问，就牵扯出维多利亚时代最令人震惊的风化丑闻，险些撼动了王室威严。

根据斯温斯考的供述，这18先令是他经同行介绍，到伦敦克利夫兰街19号的一所宅子里搞兼职挣的。兼职的内容包括“与绅士们睡觉”，允许他们“在我两腿间胡来”、“把他们的那话儿放进我的体内”，这样来一次的收入是4先令——所以说才不是偷的，而是辛苦的劳动所得！

根据此事改编的音乐剧《克利夫兰街》的剧照，此场景生动还原了当时的情况。该剧于2011年5月在伦敦短暂上演，内有不少香艳场面，制服控福利。

由于案情重大，这起案子很快被转交到苏格兰场大名鼎鼎的警督弗雷德里克·阿贝林（Frederick Abberline）的手里。

为什么说这位阿贝林警督大名鼎鼎呢？因为就在这之前一年的1888年，阿贝林刚刚交手了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连环杀手——白教堂街的“开膛手杰克”。没错，阿贝林就是这桩旷世谜案的头号负责人。

通过审问斯温斯考，警方挖掘并控制住了同样身为“电报派送员”的其他几名兼职男J。他们都是通过一个名为亨利·纽洛夫（Henry Newlove）的16岁电报派送员介绍下海的。因为没钱没妹子，这些年轻人经常聚在邮局地下室的厕所里彼此发泄，纽洛夫就是通过这种活动发掘其中有潜力的成员，再把他们推荐给自己的上线——35岁的查尔斯·哈蒙德（Charles Hammond），克利夫兰街19号的皮条客。

其实在当时的英国，军人、邮差和男仆这类制服系男青年扎堆的职业，一直都是男J卖Y高发区。早在19世纪70年代，有关部门就发现年轻的电报派送员和邮差借工作之便，为有钱的基佬提供上门服务。英国邮政总局为了保住名誉，组织了一批便衣调查员混入邮差队伍进行肃清。再加上那个时候经常出现私拆客户信件的行为，英国警方就与邮局配合，专门设立了邮政监督部门，前面提到的警察汉克斯就是在这个部门工作的。

由于事先得知了风声，皮条客哈蒙德已经出逃。警方只好改变策略，对克利夫兰街19号的房子进行严密监视，并安排男J指认出入其中的涉案人员，守株待兔。

果然，在7月9号和13号两天，一名被男J们称作“布朗先生”的男子两次出入19号的房子。执勤的警员跟踪“布朗先生”来到位于骑士桥的陆军军营所在地，从而确认其身份为亚瑟·萨默塞特勋爵（Lord Arthur Somerset）——博福特公爵幼子，皇家卫队成员兼爱德华王储（后来的爱德华七世）的副官。

虽然压力重重，英国警方还是把针对勋爵的起诉状送到了皇家检控署，罪名是“有伤风化的猥亵”。要说这时英国王室的态度也是值得称赞的，此事被勋爵的顶头上司爱德华王储得知后，一开始也没有包庇隐瞒的意思。也许王储当时也不知道，在勋爵手里握有一张怎样的王牌。

接到诉状后，萨默塞特勋爵没有露面，而是通过律师放话，如果警方执意要调查他，他将不得不请克拉伦斯公爵以当事人身份与他一起出庭。克拉伦斯公爵又名阿尔伯特·维克多王子，爱德华王储的长子，维多利亚女王的长孙。

由于英年早逝的缘故，这位英国王室成员如今已鲜为人知，但是在19世纪末的英国，这位阿尔伯特·维克多王子可是万众瞩目的明星。他是维多利亚女王的长孙，一生下来就被当做王位继承人养大，可惜28岁那年死于19世纪末席卷欧洲的流感，于是王位就落到他的弟弟乔治头上，也就是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爷爷——乔治五世。

虽然长得还算周正，但是阿尔伯特王子并不受人敬仰，他的祖母维多利亚女王也不看好他，他身边的人后来写回忆录都提到他是一个脆弱、敏感、神经质、教育失败的纨绔子弟，还有明显的精神病征兆。有趣的是，除了克利夫兰街丑闻，白教堂街血案也被传闻与他有关。有一种阴谋论认为王子就是“开膛手杰克”，为了避免英国落入这个精神病人手里，最后王室秘密地把他人道主义毁灭了。

事情到这里来了个急转弯，警方迫于压力不得不撤销了对萨默塞特勋爵的起诉，后者得到王室特许果断逃往法国避风头。这期间在外避风头的还有阿尔伯特王子，他乘船前往印度“访问”，一呆就是七个月。当然，英国王室对外宣称此事与丑闻无关，而是早就安排好的对王子的外交历练。

最后被送上法庭的只有被抓的几名小男J，他们被控以猥亵罪，被判四到九个月不等徒刑。不过据说他们都没有坐牢，而是被人安排收下一笔安家费后前往澳大利亚，以免他们留在英国散布流言。

然而事件到这里还没结束。当年十一月，就在事情已经差不多被人淡忘的时候，《北伦敦报》（North London Press）一个名为厄内斯特·帕克（Ernest Parke）的记者突然刊载了一篇报道，文中指名萨默塞特勋爵和另一位尤斯顿伯爵（Earl of Euston）都是克利夫兰街19号的常客，还暗示有一位地位比他俩更高的绅士也参与了进去。

帕克的报道招来尤斯顿伯爵的起诉，罪名当然是“毁谤”。这位尤斯顿伯爵承认自己进去过19号，但起因是他以为里面是在搞“裸模写生”（为你的机智点赞）。帕克请出为自己作证的线人则是一名中年男J兼皮条客，当时这种人的发言根本不会被法庭采信，结果帕克败诉，反而被判入狱一年。

除了记者帕克，还有一位受此案牵连的平民，那就是为萨默塞特勋爵辩护的律师亚瑟·纽顿（Arthur Newton）。英国皇家检控署以妨碍司法为由，判他入狱六周。不过纽顿保住了律师执照，六年后，他接了另一起著名的同性恋丑闻官司，委托方就是奥斯卡·王尔德。

这起丑闻的热传还挑起了公众对男色的兴趣，受舆论鼓舞，同样是王尔德，创作了他生平唯一一部小说—— 《道连·格雷的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