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老红军陈复生谈命运：我一生中灾难无数，历险多次，都没有死

人往往是这样：在平稳安定的时候倒喜欢谈谈自己的命运，但"命运之神"真的"显灵"时，如灾难临头之际或幸福降临时谁也顾不上再想什么命运，决不会按照它的安排去决定自己的行动。我一生中灾难无数，历险多次，仅大车祸就3次，都没有死。可仔细回忆每次历险的具体情景时，我又对这些"预言"颇不以为然了。如果每次我都安于命运的安排，只想自己会"大难不死"而不拼命挣扎，不调动我全部力量来应付突然事变，恐怕我早就没命了。

1946年夏，我当总务处长时，有一次去张家口买布做军装。在返回承德的路上，车突然失灵，不能刹车。当时正走在险山上，车直冲下去，好在司机临危不乱，努力使车向山下两棵树中间撞去，使车正好卡在树中间，才没有翻下山去。但是车坏了，不能再走了。我和两个警卫员只好去找老乡家借宿，把司机留在驾驶室里休息。可是，在老乡家里，我和两个警卫员怎么也睡不着，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咬。

于是我们3个人半夜三更时又返回车上，把买的布堆起来挡风睡觉。刚睡下时间不长，就听见东边狗叫得厉害。我爬起来看了一会儿，发现有七八个带枪的土匪正向我们的卡车摸来。那晚月亮很明，我看得很清楚。我赶紧叫起警卫员准备战斗。当时我想，敌人人多，我们人少，而且周围情况不熟悉，真要打起来我们不占太大的优势，所以最好是把他们吓跑，不硬打。于是不等敌人靠近，我就命令一个警卫员用美国式卡宾枪扫了一梭子，然后让另一个警卫员用快慢机打了几梭子，我一会儿用普通驳壳枪点射一下，一会儿又用我的小手枪打一下。子弹打得不多，但让土匪清楚地知道我们用了四种枪支。这一着儿还挺灵，土匪见我们武器这样厉害，摸不清我们有多少人，连枪也没怎么打就跑了。第二天才知道，这一带是土匪窝，如果我们一直住在老乡家里就麻烦了，至少布匹要被抢走，车也完了，我们的生命安全自然也会成问题。

我遇到的第二次车祸是1948年秋。

那时刚打完怀来县，消灭了敌十六军。我们缴获敌人美制汽车80余部。当时由于任务紧急，要继续攻打新保安，所以没来得及训练敌司机，就派了十几部车进山到白草村去拉弹药。白草村是我们后方机关所在地，家属们也都住在那里。到白草村装好弹药以后，全部用帆布盖好，才让司机出来开车。所以司机并不知道车上装的是什么。在返回前线时路过一座大桥，这座桥离水面只有两三米高，水也不深，但是桥长却有几十米，不知是车有问题，还是有人故意破坏，我坐的第一辆车一下子翻到了桥下，我也掉进河里。

在掉下去的一瞬间，我首先想到的是弹药可能爆炸，但也无法挽救。所以，掉下河后，我晃晃脑袋伸伸胳膊，觉得没什么伤，爬起来就跑，连掉下去的手枪也没顾上捡。我还没跑出多远，弹药就爆炸了。只听见震耳欲聋的响声连绵不断，也感到身后有弹片横飞。但我还是不顾一切地往前跑。等我跑远了，到了安全地带，一看，我的黄呢衣上满是弹片、子弹穿的大大小小的洞，但我身上却没有任何伤。汽车爆炸的消息传到白草村以后，同志们都说我死了，我爱人沈桂明哭得死去活来。谁也没有想到，两天后我又完整无损地站到了我爱人面前，这一次真把大家惊呆了。

其实这两次车祸都是很短时间内发生的事，当时顾不上害怕，只不过事后令人出冷汗而已。真正使我提心吊胆、担惊受怕的是1946年从承德撤退向冀东转移的那段日子。

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悍然撕毁"双十协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扬言要在3个月内消灭共产党。

当时敌人的力量确实比我们强的多，所以只好被迫撤出张家口、承德。我们热河军区部分首长家属，只有一个警卫排的战斗部队。没想到，刚到了冀东地区，我们就在一个夜晚走散了。政治部的一位副主任带着警卫排和一批干部走了，我这里只剩80多名家属和他们的警卫员。（当时有家属的都是团、处级以上干部，因当时批准结婚的条件比较严，号称是"二八七团"，即28岁、7年党龄、团级干部才准许结婚，缺一不可。所以转移时干部们都让自己的警卫员随家属行动。)

我们只好在无人烟的大山里转，而且我身边没有地图，所以带有很大的盲目性。转了几天后，忽然转出了一个山口，山下面就是冀东青龙县的青龙桥镇，我们处在青龙桥后山的一个村庄。这里离敌人5华里，从山上望下去，看到不少国民党军，向老乡一打听，才知道镇子里住有敌人两个团的部队。这一下子可真把我吓坏了，没想到转来转去，转到了敌人枪口底下。现在是走不行，住下更危险。

走了，敌人很快发现了，我们这一帮老婆孩子四散奔逃都逃不了。

不走，就可能让人家连窝端。无论出现哪种局面，我都无法向党交待，无法向首长和战友们交待。

我真体会到伍子胥过韶关是什么滋味了。

经过反复慎重的考虑，我决定险中求安，大唱一出空城计。我把全部人员集中到村里一家地主的院子里，让大家卸下马鞍放下背包，都进屋休息，门口站上双岗，作出一种放心大胆、安营扎寨的样子。然后我把几个机灵的警卫员叫到屋子里，冲他们一使眼色，故意用能让地主家两个儿子能听到的声音说，你们立刻分别到山里通知4个团长，让他们到我这里来开会。就说镇子里只有两个团的敌军，周围再没有他们的部队。命令各团今晚不许点火、冒烟，不许暴露任何目标。等侯我的命令，一定要全歼这两个团的敌人。

说完以后，警卫员们心领神会地走了。等警卫员们走后，我又把地主家的两个儿子请来，说："我想请你们帮帮忙，你们在这里人熟地熟，请你们帮我看一看国民党这些部队有没有大炮，安在什么地方？有多少门？看清了赶紧回来报告我，最晚不要超过半夜1点就回来报告。"

说完，我给他们拿了4块白洋。让他们立刻下山，并让一个警卫员看着他们下山去了。

这时，我赶紧让大家备好马鞍、装好东西，待命出发，同时，又派两个人下山侦察情况。不到两个小时，我们的侦察人员回来了，说敌人正在集合，把车马套好，向北出发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高兴地说，"生火做饭，安心睡觉！"

敌人就这样被吓走了，全部撤到了遵化县城。我们到了镇上，见到了咱们的县中队，他们也正纳闷儿，敌人怎么突然都撤了呢？我把刚才发生的事情给他们讲了一遍之后，如梦方醒，连声说，"实在是太危险了！实在是太危险了！"

我们安安稳稳地在那里住了五六天，摸清了周围的敌情，每人又带上了七八天的粮食，才继续出发，安全到达了指定位置。

【陈复生(1911-2013），原名陈湖生，1911年6月生于江西省泰和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7年10月在江西赣州曾参与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运动。1929年任泰和县罗汉州乡少先队队长、游击队队长。1930年5月，游击队正式编入红军三军团，陈复生先后担任红三军团独立营二连连长、总指挥部特务营排长、连长。1931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12月任红三军团保卫局侦察科科长，1934年4月调红三军团任五师特派员，并随红一方面军参加了举世瞩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到达陕北后，先后担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侦查科科长、西北保卫局红军工作科科长，1937年1月在抗大第一期一队学习。同年8月任延安保安处侦查部部长、执行科科长。1945年9月，调热河军区工作，任热河军区政治部侦查科科长。1946年11月起历任热河军区政治部总务处处长、冀热察军区供给部副政委。1981年7月，陈复生同志任公安部劳动改造工作管理局顾问，1982年12月离职休养，1991年6月被公安部政治部授予“人民一级金盾荣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