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李公麟在文物收藏及鉴定方面也颇有成就，李公麟热爱收藏已经到了不惜千金的地步。那么李公麟为何会成为一位收藏家呢?
«——【·宋代文物收藏兴起·】——»
随着北宋时期文人士大夫群体的扩大，文物收藏群体也逐渐扩大。宋代统治者吸取前代教训“重文轻武”，通过科举取士，录取了一大批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官僚阶层。
在科举取士上，宋代甚至在诗文论策外，还通过绘画取士，并设置书画院等官僚机构。统治阶级的重视和社会经济的繁荣，共同推动了文物收藏热。
受家庭环境的影响。宋朝官员收入高，李公麟出身于官宦之家、自己又在朝廷任职，这对于李公麟进行自己的爱好，收藏文物来说，如虎添翼。
可见，作为进士出身的士人，李公麟在其生活的年代本来可以在“台阁”中发挥作用。
但是“为喜画所累”，没有在政治上发挥更大作用，对此时人虽然感到叹息，但李公麟却不以为意。
«——【·李公麟对文物的整理与研究·】——»
李公麟不仅喜欢收藏文物，他还专注于对藏品进行系统的整理与研究。《宋史》记载他“好古博学，长于诗，多识奇字，自夏、商以来，钟、鼎、尊、彝皆能考定世次。
辨测款识"在对文物的整理和研究上有很高的造诣。北宋时期，受统治者的影响，文人士大夫普遍热衷于收藏鉴赏，文物收藏热潮也促进了对古物的研究，并由此形成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即“金石学”。
李公麟在金石学发展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元丰后，又有文士李公麟者出。刘原父即刘敞，字原父，其所著《先秦古器图碑》一书对研究金石有开创之功，可惜原书已佚。
不过后来欧阳修在《集古录》中对刘敞的研究有所继蛋。欧阳修所著的书得以流传下来，成为现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张宏明在他的文章中也进行的一文中就指出。
李公麟在金石学著作中开创的体例及在作品中“把自己所藏及所见到的金石文物摹形收录，这是他对中国古代金石收藏学的一个卓越贡献”。
李公麟在研究中重视将文物与文献相结合，宋代另一位金石学家却在自己的文章中对此进行了严重的批评指责，要求其对这一行为进行负责。
何必区区附托书传所载姓名然后为奇乎!此好古者之弊也。”在赵明诚看来只要证明一件器物是三代时期的文物就可以了，不必再去详细考证这件文物有什么价值，不用从古籍中寻找相关证据。
以现在的观点看，李公麟这种将文物与文献对照来说明历史的方法，无疑是更为严谨科学的，当然还有其他的文献进行描述。
虽然这些书籍有的消失，但是留下的影响依然存在，并为后人所继承。书中文字多处征引了李公麟《考古图》中的文字。李公麟在长期的文物收藏和整理研究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
掌握了一定的科学的鉴定方法，并成为时人所认可的一位文物鉴定专家。绍圣三年，即公元1096年，咸阳市民段义在修建房屋时意外地挖出一块古玉。
据说玉器出土时“有光照室”绍圣四年(1097)，这块玉被上交给朝廷，宋哲宗下诏百官参验其真伪，当时人们意见不一，有人说是真，也有人说是假的。
据《宋史》记载，当时“朝廷得玉玺，下礼官诸儒议，言人人殊”。正在大家争论不休时，李公麟给出了自己的意见:秦玺用蓝田玉，今玉色正青，以龙蚓鸟鱼为文，著受命之符，玉质坚甚。
可见李公麟提出意见后，朝廷原来纷繁的意见变成“议由是定”。秦到宋已有上千年历史，要辨别秦玺真伪并非易事。
李公麟为当时名家，《宣和画谱》说他“循名考实，无有差谬”。李公麟提出的意见自然为人所重，李公麟经过一看材质，二看所刻文字，三看制作工艺，最终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他提出的鉴定玉玺真假的三个基本标准，即使今天来看，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关于宋代这枚秦玺的真假，历来人们就争论不休。北朱哲宗朝经历王安石的变法后，正是政局非常微妙的时期。
当时新党和旧党争夺激烈。宋哲宗赵煦即位时年仅九岁，由其祖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高氏起用司马光等人恢复旧法，排斥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这一时期宋哲宗年号为元祐，史称“元祐更化”。
«——【·元祐更化·】——»
高氏去世后，宋哲宗亲政，开始起用蔡卞、蔡京、曾布等新党，改年号为绍圣，大力宣传绍述思想，意要继承宋神宗的改革。绍圣末年出现的这枚秦玺，正好给宋哲宋的改革增加一份合理性。
因此有人说不管这个玉玺是真是假，都会被认为是真的。蔡京等人说这枚秦玺是真，其实是为投宋哲宗的所好。有学者认为秦玺在流传的过程中，上面所刻的文字是有变化的。
最初秦玺正面由李斯用大篆写“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而在后世传承中，魏文帝曾经在玉玺肩部以隶书刻下“大魏受汉传国玺”。西晋灭亡后，后赵石勒在右侧加刻“天命石氏”字样。
这一情况，《宋史·李公麟传》及《宋史·舆服志》所载蔡京等人的奏折中均未提及。张程在《中国博物馆简史》一书中说:“宋史列举了诸多'玉玺’上的刻字。
没有提及'大魏受汉传国玺’和'天命石氏’等可以确定的刻字，同时蔡京等人臆想大于考证，后人更愿意认为这是'想当然’的玉玺。”李公麟自己提出要看秦玺上面的文字。
《宋史·李公麟传》中讲到传国玉玺上所刻文字时，只说“著'受命之符””，这里并没有明确讲出玉玺上究竟刻了哪些文字。究竟是上面没有其他文字，还是李公认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宋史》的作者没有交代清楚，现在已经不得而知。讨论未代所得秦玺真假问题，并不是本文考虑的重点，因为李公麟所提出的三个鉴定标准，在材料、文字及工艺上的问题，都有可以讨论的地方。
李公麟在鉴定秦玺时所提出的几条鉴定标准的合理性。从各种讨论中，我们看到即使是反对的意见，也多从李公麟所提出的材质、文字及工艺角度来探讨。
李公麟在新党和旧党之争中，他和新党代表人物王安石以及旧党人物苏轼、黄庭坚等都有交集。李公麟淡泊名利，“不游权贵门”，但他的画作“为世所宝”，富贵人家争得其笔迹。
面对越来越激烈的新旧之争，李公麟最终选择辞官回乡，过起隐居的生活。他创作的《山庄图》反映了士大夫归隐山林间怡然自得的精神状态。
«——【·结语·】——»
李公麟虽归隐，但时至今日他已经成为研究中国古代书画史难以避开的重要人物。从绘画及收藏的角度研究李公麟，在他身上所反映出来的北宋时期文人士大夫思想。
信息来源：
《李公麟故里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