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讲述了阿根廷是如何从一个殖民地变成20世纪初的发达国家，但政治的动荡使得繁荣变得不可持续，在经济恶化的情况下，阿根廷人在民主与威权中左右摇摆，冷战也迫使人们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中选择站队，但阿根廷人选择了走第三条道路的胡安·庇隆，然而人民的忠诚是不稳定的，况且所谓第三条道路还把左右都得罪，因此该国政局再次陷入动荡，胡安·庇隆最终被曾经将他推上台的人民给赶走，军人政客再次上台，阿根廷经济又将走向何方？
现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
一、政府干预时代
胡安·庇隆下台后爱德华多·洛纳迪将军成为新任领导人，然而他的温和作风令军中激进者不满，仅执政两个月便被赶下台，接替他的佩德罗·尤金尼奥·阿兰布鲁将军并未有成为传统的考迪罗，虽然打压庇隆主义者，但是废除了1949年有关国家领导人无限连任和集权的法律，恢复原宪法，重建了被庇隆压制的大学自治权、新闻业等。1958年阿根廷举行总统选举，此前被庇隆压制的激进公民联盟UCR复出，不过该党就如何处置庇隆派产生分歧，律师、记者出身的阿图罗·弗朗迪兹认为不应禁止庇隆主义者参选，而UCR党魁里卡多·巴尔宾坚决反对庇隆，于是弗朗迪兹组建公民激进不妥协联盟UCRI与UCR对抗，由于庇隆主义在该国仍具有影响力，在原UCR同志的基础上及庇隆主义者的加持下，弗朗迪兹当选阿根廷新一届总统。
佩德罗·尤金尼奥·阿兰布鲁
虽然军方警惕弗朗迪兹的亲庇隆色彩，但还是如约移权给他，不过弗朗迪兹接手的其实是个烂摊子。出于右翼色彩的政治目的和消除庇隆时期对经济的不良影响，此前军方领导的阿根廷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并大举借债，但为了获取这笔贷款阿根廷接受了其中的苛刻条件，私有化和外国资本的浸入挤压了国内民族经济，使得庇隆时期建立的民族经济体系被瓦解，最终不仅未有解决经济问题，反而贸易上出现逆差以至于未能如期还款，阿根廷开始陷入外债漩涡，弗朗迪兹上台时阿根廷已欠外债18亿美元。为了改变现状，弗朗迪兹采用的经济政策被称为发展主义，即发展工业，主要措施包括吸引外资推动工业化、促进石油自给自足、减少政府对公共交通的运营成本等。
阿图罗·弗朗迪兹
石油自给自足是工业化的关键，当时面临的困境是五百万吨的产量满足不了国内一千五百万吨的需求致使需要进口，弗朗迪兹延续庇隆的石油国有化政策，但先进的开采技术需要与国际合作遭到左翼的反对，可弗朗迪兹表示“宁愿放弃不切实际的知识分子态度也要维护国家利益”，军方基于国防考量也支持弗朗迪兹的政策。石油国企YPF透过与美国公司的合作，让该国于1960年基本建成石化工业和自给自足，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在三年里三倍增长，先前被用于购买能源的外汇终于能用来进口工业设备，1958年国有煤炭公司YCF成立以解决煤炭自给不足问题，除此之外还大力发展钢铁产业，在国有企业的基础上吸引投资促进钢铁业的扩张。由于这一时期的美国企业正处于扩张时期，因此弗朗迪兹的吸引投资获得成功，投资的突然增多致使经济过热。
公民激进不妥协联盟( UCRI )
1959年初阿根廷通货膨胀率达到了113%，但由于石油开采和产量增加，以及再次向IMF的求助，通货膨胀在 1960 年下降，钢铁和石化工业的发展还促进了农业现代化，化肥、农药和机械化促进农业生产力提高。汽车产业是弗朗迪兹的重点产业，透过增加私家车持有量减轻公共交通压力是其中一个目的，雪铁龙、通用汽车等国际知名品牌纷纷落地阿根廷，这不仅创造了15万就业岗位，还节省了此前汽车进口的消耗，阿根廷的汽车产量从1957年的2.9万辆提高到1962年的12.8万台。交通改革需废弃32%的现有铁轨、解雇7万名铁路员工、将所有蒸汽机车、以及7万辆货车和3000辆火车全部报废，此举引发工人罢工运动，导致了该国再次陷入动荡，削弱了宪政政府的权威。
1958年正在修建的天然气管道
1958年弗朗迪兹解除对庇隆主义的禁令，1961年将劳工总联合会的领导权交还给庇隆主义者和独立工会成立的 20 人委员会，这些措施提高了工人的自主权，但也增加了经济改革的阻力，此前弗朗迪兹曾赋予军队更大自主权镇压颠覆活动。在1962年的立法机构选举中庇隆主义者斩获九个选区，对庇隆主义者的宽容令军方不满而于该年3月发动政变，参议院临时议长何塞·玛丽亚·吉多来完成弗朗迪兹剩下任期，政治动荡使得经济形势恶化并向IMF借贷1亿美元，庇隆主义再次被禁止，1963年总统选举中UCR候选人阿图罗·翁贝托·伊利亚当选新一任总统，其一上台就废除了YPF在弗隆迪齐执政期间与外国石油公司签订的合同并大额赔付，外商大幅撤资，石油产量下降而再次需要进口。伊利亚无畏得罪美国，打开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市场并维持与苏联的关系。
视察汽车的弗朗迪兹
伊利亚并未因为与美国商业关系的恶化而向IMF借一分钱，而是凭借贸易顺差将外债从21亿美元减少到17亿美元。伊利亚加强对经济的国家干预，通过汇率管制避免了比索在经济扩张阶段升值促进出口，由于生产强劲增长，财政赤字相对于GDP的比重从1962年的6.79%和1963年的6.13%下降到1964年的5.82%、1965年的3.59%和1966年的4.19%，GDP在1964年增长了10.3%、1965年增长了9.1%，社会层面伊利亚将23%的国家预算用于教育，并颁布药品法加强对药品价格的监督，1964年阿根廷颁布最低工资法规定月薪最低为82.67美元，同期中国的年均工资仅为580人民币，以当时汇率约为235.78美元，月薪为19.65美元，也就是说人家一个月的最低工资就等于我们四个多月的平均工资，可见此时的阿根廷还是实力雄厚。
阿图罗·翁贝托·伊利亚
然而伊利亚犯了与弗朗迪兹一样的错误，就是对庇隆主义者的宽容，导致庇隆主义者利用宽松的媒体环境攻击伊利亚，1965年的众议院选举庇隆主义的人民联盟取胜也让军方不满。伊利亚的经济政策也出现失误，为了弥补财政赤字而又不借外债的印钞导致货币贬值，而国会拒绝批准1966年的财政预算导致增长减缓，虽然人民的在他执政期间平均实际工资增长了近 25%，失业率从8.8% 下降到4.6%，但事实证明民众是难以取悦的，增长就算未有停止而只是减缓就已将此前的好抛之脑后，反对派也借机批评他的政策实际是无所作为，财团和军方也更倾向更彻底的市场化改革而嫌弃伊利亚的稳健，1966年6月，在阿根廷人民的一片冷漠中，军方借机顺利的发动政变，宪政再次被冻结。
针对伊利亚的示威游行
二、市场改革尝试
前陆军总司令胡安·卡洛斯·翁加尼亚成为新一任领导人，他任用阿兰布鲁将军时期的经济部长即自由派经济学家阿达尔伯特·克里格·瓦塞纳，其建议“私人资本应该增加其对该行业的参与，而民族国家主要负责为投资创造必要的宏观经济条件”，实质是阿根廷特色的市场经济，具体措施包括贬值货币促进出口、增加出口预扣税来弥补财政赤字并减少对外债的依赖、建设大坝解决缺电问题、改善交通基础实施提高出口效率、向私营公司开放石油生产以及降低进口税促进竞争等。从 1966 年到 1969 年，通货膨胀率成功从 31.9% 下降到 7.6%，GDP 增长达到 6.8%，宏观经济上来看解除贸易壁垒国家经济形势确实向好，但外国资本的进入挤压了本国的民族企业，出口税的增加还一定程度上抑制农产品的生产，不过这毕竟是国家层面的事，若真要惠及百姓倒无所谓。
胡安·卡洛斯·翁加尼亚
瓦塞纳的改革环境可比现今的米莱好得多，在军方的保驾护航下改革阻力较小，捣乱活动会被处以三个月至两年的监禁、集体劳动协议被取消等，因此改革较易推行，但实际上牺牲了广大群众的利益。瓦塞纳改革的一项措施还包括冻结工资，失业率虽低，但实际收入下降，农业部门也因出口的高额预扣税而受到损害，批发和零售价格上涨，群众生活压力增加，阿根廷民众为自己的冷漠付出了代价，民众不愿意忍受改革带来的阵痛，而此前在宪政政府时期不断被“疼爱”的劳工阶级哪受得了这般气，于是在庇隆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等思潮的鼓动下，1969年游击战、示威等活动风起云涌，翁加尼亚并未有铁血般的改革意志，虽然有镇压行为，但为了平息怒火他立马换掉瓦塞纳，改革中断致使外资逐步逃离，经济增长减缓，劳工运动的激烈也让经济形势恶化。
阿达尔伯特·克里格·瓦塞纳
1970年前军政府领导人阿兰布鲁被庇隆主义者游击队绑架处决，军方内部对政府无能的不满导致翁加尼亚被罢黜，准将罗伯托·马塞洛·莱文斯顿替代其。为了应对自由化改革的不良影响，莱文斯顿又刹车重回保护主义和国有化政策，并提高工资企图获得民众芳心，但外资撤离导致通货膨胀恶化，抗议活动更加频繁，九个月后莱文斯顿黯然下台，陆军总参谋亚历杭德罗·阿古斯丁·拉努斯挂帅，拉努斯开展务实外交，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经济层面向中小企业贷款400亿比索并暂停进口以防止资本外逃，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经济情况不好不坏，1972年就贸易而言开始出现顺差，但军政府为了安抚民心已决定交权，经过与反对派的谈判，1973年举行总统选举，埃克托·何塞·坎波拉受在国外的庇隆委派以正义党候选人身份当选新一任总统，庇隆主义再次强势回归。
亚历杭德罗·阿古斯丁·拉努斯
三、第三庇隆主义
坎波拉上台后旨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又兼顾各方利益，于是抛出了社会契约论。该理论由犹太裔的阿根廷共产党人何塞·贝尔·格尔巴德提出，其任经济部长，通过让政府、中小企业的代表CGE（经济联合会）和总工会CGT三方达成，协议要点为冻结价格阻止通胀、普遍加薪后暂停工资集体谈判两年以使劳资冲突停止，目标为在未来四年实现雇员参与国民收入的40-50%以提高实际工资、解决通胀问题、巩固经济增长。坎波拉的上台其实是在为庇隆的回归铺路，因此仅上台一个多月便主动辞职由同党的劳尔·拉斯提里担任临时总统，并安排庇隆回国参选下一届总统，当年9月阿根廷再次举行总统选举，庇隆以61.86％的得票率再次当选总统，总统更迭并未影响格尔巴德的改革，通货膨胀率放缓至 12%，实际工资在第一年上涨了 20% 以上。GDP增长率从1972年的3%加速到1974年的6%以上。
埃克托·何塞·坎波拉
经济形势的改善鼓励庇隆推行类似于他在40年代推行的干预主义社会和经济政策，即推行国有化和提高工人待遇，然而该国再次陷入新的政治斗争。正义党中的右翼将党内左翼视为社会主义势力而要求对左翼采取行动，而左翼将右翼官僚视为“叛徒”而开展暴力斗争，正义党温和右翼的代表人物CGT秘书长鲁奇被暗杀致使庇隆与左翼的矛盾不可调和，虽然庇隆在最后时刻依然试图整合左右派，但患上了前列腺肥大和心脏病的庇隆于1974年7月去世，享年 78 岁，身为副总统的庇隆妻子伊莎贝尔·庇隆顺位成为代理总统，伊莎贝尔与右翼联系密切，政府中的左翼被踢走，社会契约的执行者格尔巴德被解职。
1974 年 6 月 12 日，庇隆在他最后一次集会上向支持者致意
事实上契约早在此前已名存实亡。1973年底，石油危机导致出口被限制，进口成本的增加也导致政府必须补贴企业受生产限价的损失，一些企业受限价影响也降低生产使得商品消失，黑市随之产生，最终政府同意价格上涨，生活成本的加剧也让工人要求提高工资，1974年3月应总工会的要求工资调整获得批准，可见契约中的价格冻结和工资冻结已失败。为了应付成本政府采取扩张性政策，不过这些危机凭借庇隆的威望尚可压制，然他的去世让社会契约彻底不复存在。在此背景下阿尔弗雷多·戈麦斯·莫拉莱斯成为新任经济部长，其采取更加灵活的价格政策，但未能解决危机，反而在次年让比索贬值一半，而工会的压力也迫使政府再次同意加薪，于是该国再次陷入通货膨胀。
伊莎贝尔·庇隆
1975年6月塞莱斯蒂诺·罗德里戈成为新任经济部长，罗德里戈采取休克疗法的政策。首先宣布加薪 45%安稳人心，但将比索贬值1.5倍、公共服务价格提高一倍、燃料上涨1.8倍等，其反对消费主义而偏向紧缩政策，工会拒绝此提议而发起总罢工，最终迫使罗德里戈仅任职一个多月就下台，接替罗德里戈的博纳尼则因试图绕过工会制度经济政策任职三周便被赶下。这种不连续的政策导致只有通货膨胀没有任何改善，受工会支持的安东尼奥·卡菲罗成为新任经济部长，他曾试图调和工会与商会的矛盾，但政治斗争的逐步激烈使得调和变得不可能，期间他也期望寻求得到IMF的贷款，不过由于担心违背庇隆主义者民族经济的心理削弱他在工会中的声望，而拒绝IMF派遣考察团的提议，所以他虽任职有五个多月，但未有解决危机，民主政府的软弱性致使一场更大阴谋的来临……
伊莎贝尔·庇隆于 1976 年 3 月 10 日在 CGT 大会上发表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