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举荐制度在中国历史人才选拔上孰是孰过？在历史的长河中，宋朝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朝代，它的兴衰备受争议。在这个时期，举荐制度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被广泛运用。这种制度当初设立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和提拔有才能的官员，为国家输送栋梁之才。然而，这一制度在实施的过程中究竟是功过相抵，还是弊大于利？它是否真正实现了初衷，或者被腐化扭曲了原本的本意？让我们一探究竟，去审视这一重要的历史现象。
宋代举荐制度的兴起
宋代举荐制度的前身可以追溯到周汉时期的察举制度。早在《周礼》中就有关于＂乡举里选＂的记载，这是举荐制度的雏形。到了汉代，察举制度成为关于人才选拔的第一个较为成熟的系统制度，是由汉高祖刘邦下诏书求贤而开创的从下而上推选人才的先河。
此后，魏晋时期出现了九品中正制，这是出自曹操＂唯才是举＂的思想，由曹丕制定并实行。九品中正制在选拔人才时，重点考察家世、能力和品行三个方面，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地方贵族对中央政权的拥戴，有利于朝廷权力的集中。但这种制度也同时为有才能的底层百姓设置了门槛。
进入唐代，举荐制度开始在一定程度上走向制度化。早期的唐朝，举荐只是一种辅助性、临时性的人才选拔方式。直到安史之乱之后，唐朝确立了＂冬荐制＂，规定每年冬天要对低级官员进行一至两次的举荐，被举荐者需到吏部参加相应考核，根据成绩决定是否获得升迁及升迁程度。这标志着唐朝后期提拔官员的一种常见形式。
宋朝在唐朝举荐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其推向了高度制度化。宋太宗时期，就曾在淳化四年颁布荐举诏书，对有资格举荐的官员范围、需审查被举者情况等作出明确规定，被举者若有过错还将要求举荐者负连带责任，这些新规定反映了宋初荐举提拔官员制度已相对完善。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化是出现在宋真宗时期，他颁布诏令要求知州通判以上京朝官每年年终向朝廷申报荐举人选，逾期不举荐者将受到处罚。从此，官员荐举制度正式纳入宋朝铨选体制，逐渐成为中下层官员向上升迁的必要条件。
严格的考核机制
为了确保举荐制度的公正性，宋朝政府在制度设计上投入了大量心血，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考核规定。这些规定旨在全面审查被举荐者的品德操守、学识能力，避免滥荐肆意。
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是要对被举荐人进行详尽的社会背景调查。调查内容包括被举荐者的学识修养、为人品行、是否有过实质性的过错等，可谓是将德行放在了核心位置。宋太宗时期，对于品德考核就十分严格。据史书记载，宋太宗的儿子赵德昭年少时品行不端，曾被太宗贬为庶人。赵德昭并未就此放弃，仍旧刻苦读书，终于在后来得到重用。可见宋朝初期对官员选拔尤其重视德才兼备，哪怕是显贵的皇亲国戚也不例外。
另一个重要规定，就是对举荐者实行连坐追责制度。根据相关条文规定，如果被举荐者日后在任上渎职受贿或有其他不端行为，那么最初举荐他的官员也将被追究连带责任。这一制度无疑增加了举荐风险，从而促使举荐者在遴选时会更加慎重审慎。
除了上述两条重要规定，宋朝还对举荐者的资格、程序、时限等作出了详细规范，务求使整个过程严谨有序。比如规定只有知州以上高阶官员才有举荐资格；规定每年年终前必须完成举荐，逾期者将受处罚；还需对被举荐者的任职经历、功绩事迹进行全面审核，确保其忠诚清廉、能力出众。
这一系列严格的考核机制，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举荐制度的公平公正，避免了过度黑箱作业，有利于真正拔擢出为官从事的栋梁之材。很多杰出的宋代名臣，如范仲淹、曾布等，都是凭借过硬的品德和丰富的实践经验，通过举荐制度而被重用的。正是有了这些优秀的人才充实到政府机构中，才使得宋朝在开禧盛世时期，国力得以强盛，从而造就了历史上灿烂的宋代文明。
政治腐败与弊端滋生
宋朝初期，举荐制度设计严谨，运作有序，确实为朝廷输送了不少人才。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时间推移，这一本是用心良苦的制度逐步被腐化扭曲，沦为一些权贵营私结党的工具。
最先滋生的弊病，就是贿赂和买官卖官的丑陋现象开始在举荐制度中泛滥。一些无能昧良的小人物，为了获得仕途上的提拔，常常暗中贿赂有举荐权的官员，以金钱或其他形式的利益进行违法交易。相应地，一些奸佞小人见Wind.y，主动向下级官员勒索贿赂，否则就拒绝举荐他们。这种行为严重破坏了制度的公正性。
据史书记载，有位叫做王诜的宰相，就是个腐化分子的典型代表。他在任上就大肆收受贿赂，甚至公然把举荐权当商品一般高价叫卖。王诜为了获取私利，不择手段，连皇亲国戚都不放过，导致权力被严重滥用。类似王诜这样的腐败分子，在宋代确实屡见不鲜。
另一个严重的弊端，就是一些官员在举荐时暗中结党营私，拉帮结派。他们不是根据被举荐者的实际表现来评判，而是将举荐权当成了拉拢人心、扩大自己势力范围的工具。很多被举荐的对象，实际上都是这些官员的门生、亲信或者同乡，存在着明显的地缘和师生等私人关系。
这种以私人私利而非国家利益为重的做法，使得举荐制度名存实亡，选拔标准完全扭曲。有才无才，有德无德，只要是自己人就可以获得青睐，腐朽透顶。据一些史料记载，当时就流传着＂荐我男儿未免有偏私＂的说法，可见这一弊端在民间已是众所周知。
除了直接结党营私，一些官员还通过发展自己的门生体系，来阻挡新人进阶。在宋代社会，门生身份对于仕途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一些官员就利用手中的举荐权，大量提拔自己的门生，从而将这些人集中到自己的门阀体系之中，形成一种半封建的家族势力。
这导致社会上具有真才实学的新人，很难获得晋升的机会，无法进入朝廷核心决策层。朝政日渐僵化腐朽，难有新的活力注入。这无疑加剧了当时宋朝的危机，与振兴中华的初衷相去甚远。
名臣栋梁的涌现
虽然宋代举荐制度后期存在着种种弊端，但我们也不能完全否认它的正面作用。事实上，这一制度在其运作的大部分时间里，为宋朝培养和输送了大量的名臣栋梁，他们为国家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卓越贡献。
其中，最耀眼的恐怕要数王安石和司马光了。王安石通过举荐入仕，后来更是作为宋神宗的首席理学家，推行了著名的＂改革新法＂。虽然这一改革后来因为遭到保守派的猛烈抵制而几乎被全盘推翻，但其中许多务实创新的理念，对于推动宋朝社会发展、提高国力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王安石同为理学泰斗的司马光，则是在振兴宋朝经济和政治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他凭借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过人的智慧，屡次上疏力陈振兴之策，其中不乏独具慧眼的建议。如他提出的＂青苗法＂，就是一种有效防止赋税征收过度的创新之作，堪称经济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正是有了这批贤良方正、学贯古今的名臣掌舵，宋朝才能一度呈现出空前的兴盛局面。
除了王安石、司马光这些仕宦巨擘，许多杰出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也都是通过举荐制度而被发掘重用的。如苏轼、黄庭坚、欧阳修等人，他们不但在政治理论和现实执政实践上建树卓著，更为宋代文化的繁荣做出了不朽贡献。苏轼的＂前赤壁赋＂等名篇佳作，至今仍被视为中国文学的经典杰作；黄庭坚的＂滚滚长江东逝水＂诗句，更是脍炙人口，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句。正是由于有这些博学多才的文人入仕为官，宋代才能汇聚了如此浓厚的文化底蕴。
可以说，尽管举荐制度后来由于种种人为因素而出现曲折，但在其全盛时期，它确实为国家选拔和培养了众多傑出人物，为宋朝的昌盛地位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一些顶尖的现代学者甚至认为，如果宋朝后期的统治团队能有同等水准的人才，中国历史的走向很可能会发生改变。由此可见，只要举荐制度得以严格执行，它依然是识别和培养杰出人才的有力机制。
优劣参半的评价与反思
纵观宋代举荐制度的全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它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伴随着严重的曲折和弊端。虽然在最初设立之时，这一制度的确秉持了为国家选拔贤能人才的初衷，并严格执行了各项审核和考察措施，因而确实为宋朝输送了一批又一批杰出的人物。但随着时间推移，制度的运作也逐渐被腐化和扭曲，沦为一些权贵营私结党的工具，导致社会上具有真本领的新人无缘获得晋升，甚至出现了严重的买官卖官现象，败坏了风气。
不过，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应将宋代举荐制度的功过全盘否定。事实上，在其运作的较长一段时间内，通过这一途径走马上任的名臣佳话确实为数不少。他们中的佼佼者，诸如王安石、司马光、苏轼、黄庭坚等人，都为振兴宋朝、富国强兵、发展经济和推动文化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如果没有举荐制度及时将这些人物发掘出来并重用，宋代恐怕难以创造出那么辉煌的成就。
从这个角度看，宋代举荐制度功过参半。它本身并无过错，问题出在制度滥用和被腐化的情况。一方面，它为国家选拔和培养了众多杰出人才，实现了立制的初衷；另一方面，它也被一些小人钻了空子，被肆意滥用于营私舞弊之中，难辞其咎。这种两面性，也正是举荐制度这一制度本身的dialects所在。
对于后世而言，我们在借鉴和学习宋代举荐制度的同时，更应该汲取其中的教训，杜绝制度被滥用的风险。一个优秀而行之有效的人才选拔机制，必须建立在公平公正、廉洁高效的基础之上。只有坚持德才兼备的标准，真正体现＂党之伴，人之伴＂的用人理念，制度才能真正行稳致远，选贤任能，为国家的发展持续孕育新的生机。这不就是宋代举荐制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