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过第一关（中）
高增责
这一年，神木、府谷一带年景十分不好。加之国民党的敲诈勒索，人民非常穷困，要想搞点粮食吃，实在不容易。为了充饥，我们还在葭县的那个村子里买了几驮子红枣，一边行军一边吃红枣充饥。吃了两天，有些同志开始拉肚子，我虽然拉肚子不严重，但总是打嗝，不能吃饭，有几天因为打嗝影响睡觉。
没有办法，就去请教一位农民老大爷，他说：“你这是肠胃不消化，上下不通症。这里没有医生看，说给你一个偏方，你试试。”他告诉我想办法搞点咸盐，喝两碗咸盐水，拉拉肚子，等拉几回肚子后，不再打嗝时就好了。还说：“好了以后要注意少吃些东西，把肠胃对付过来。”当时我按他说的做了，才没掉队，能够继续行军。
经过二十多天的行军，我们到了伊克昭盟的准格尔旗北边的一个小村子，这里紧靠黄河，一切都是混乱和紧张的。黄河南岸是马占山的队伍，河北岸是日寇占领区。马占山的队伍挂名是抗战的，实际自从到了黄河南岸以来，从未同日本人打过一次仗。但他们对老百姓却非常厉害，今天要粮，明天要丁，而暗抢胜于明夺。所以凡是他们驻过防的地方，都是十室九空。
广大老百姓，为了生存，不得不离开故土逃往异乡，留下来的一些孤老寡妇也是成天提心吊胆，不敢在村子里走动。当时如果我们能找到有几户人家的村子，那真是喜出望外了。黄河北岸的情况，更是可想而知。目睹这种凄惨的景象，就更增加了我们要尽快渡过河去消灭日本鬼子的决心和勇气。
在黄河这个大险关上，南岸的渡口是国民党的军队把守着，北边的渡口由日伪军封锁着，要通过这样的关口实在是困难和危险的。为了安全度过这一关，韩峰同志召集我们开了好几次会，他给我们介绍了日伪军盘查过往人的情况，也介绍了前一批到绥蒙地区工作的同志通过日伪封锁线的情况。大家讨论了渡河计划。因为情况不断变化，所以我们的计划也做了几次修改，最后以国民党绥察游击军的称号办了渡河手续。
在黄河北岸把守的是伪蒙军奇子祥的部队，他们原来是伊克昭盟的国民党蒙古军，投降日本之后，一直是驻在黄河沿岸，替日本鬼子担任警戒，看守着黄河。这些伪军对过黄河的行人都要进行极其严格的搜查盘问，凡过了黄河到敌占区去的人他们都要进行搜查盘问，过河的人所带钱财均被抢劫一空。
根据当时的情况，为了避免引起敌人的注意，我们决定分两批渡河。我和袁力纲、李云龙、朱起华、张子俊五人，因为都是陕北人，口音和绥蒙地区差不多，所以决定化装成老百姓，在白天第一批先渡河，并规定过河后到黑吉尔图村集合。为了不使敌人发现我们有任何可疑之处，我们把从边区带来的所有书籍、衣物、铺盖和日用品都留在南岸，交给一家农民保管。
同时还用我们身上穿的衣服和农民穿的衣服进行了调换，作了进一步化装。李云龙和朱起华同志化装成外出谋生的人，张子俊同志化装成织口袋匠，我和袁力纲同志化装成兄弟俩。每个同志都准备了万一被伪军发现阻拦时的假口供，我和袁力纲同志编的假口供是：因年景不好，过河到姑母家借粮食，我们姑母家住在黑吉尔图村。此外，对一些预料到的具体问题也都做了安排。
过河是在早饭后进行的。我们登上黄河北岸后，分成三伙走，相互间距离二百步左右，大约走了四、五百步的样子，伪蒙军就向我们进行疯狂的射击，子弹噗哧噗哧地落在我们脚下，情况十分危险。但是我们没有理会它，仍然沿着大路往前走。敌人见我们不理他，便嚎叫着如同饿狼似的向我们猛扑过来，把我们五人截堵到一起，带到一个土堰子里，首先进行了全面的搜查，搜查的结果，从李云龙同志的被角里找出一支钢笔和一卷国民党印刷的钞票。这一来，问题就麻烦了，尽管我们都坚持预先安排好的口供，但敌人怎样也不相信了，把我们五个统统捆绑起来，带到伪军住的那个村子里。他们住在一个象小土围子的四合大院里，院墙高出房顶，四面院墙上都有垛口，伪军的哨兵就日夜守在上面。
到了这个土围子里，敌人先将我们五个人关在一间房子里。我们利用审问前和日伪军吃饭的时间开了一个会，大家一方面严厉地批评了李云龙同志不听组织的指示，不彻底化装的错误；另一方面表示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暴露同志，不向敌人吐露一点真情，在思想上做了充分准备，等待一场短兵相接的斗争。
不多一会儿，一个看样子像小头目的伪军，一脚踢开了关我们的房门，手执马鞭横叉在门口，龇开一嘴金牙，满脸杀气地对我们说：“你们是干什么的？都要实说，不然可不客气！”我们早都料到有这一着，现在是如何同敌人进行斗争的问题。由于刚才已有更具体的准备，所以我们五个人都很镇静，显得若无其事的样子，以沉默来回答了他。这个伪军见我们不说话，便挥手叫进几个兵，把李云龙和朱起华同志拉到别的房间审问。屋里剩下我们三个人，我们除了偶尔互相看一眼之外，谁也不说话。
紧接着就从另一个房间传来了敌人的叫骂声和皮鞭的抽打声，抽打、叫骂的声音混杂在一起，有时听到几条鞭子同时抽打。在这兽性的叫骂和野蛮的抽打声中，隐约听见朱起华同志说：“我说的是实话……，哎呀！……”听到这里我们再也听不下去了，真想和他们拚了。但是当我们想到党交给我们的任务和对我们的嘱咐时，我们还是压住了心头的怒火，咬紧牙关等待着敌人对我们的拷打和审问。
过了一阵，敌人又走到我们的房间来，露出一副狡猾的笑脸，装着得意的神色对我们说，“不给点厉害，你们不知道马王爷长几只眼。他们已经招认了，你们说不说，别他妈的找苦头吃！”虽然敌人自认为这是高明的办法，但我们一眼就看出是玩弄欺骗的把戏。不管是不是欺骗，反正从我们嘴里不会暴露出一点真实情况的。当敌人分别审问我们时，我们还是说原来说过的那些话，我们对他们说：“我们是老百姓，我们说的句句是实话，你们不信我们也没办法。”敌人看到使用欺骗的办法不起作用，更加恼羞成怒，伸手就将张子俊同志拉过去抽打，打了一会没有什么结果，敌人就在我和袁子纲同志身上打算盘。
一个伪军气呼呼地一脚把我从炕上踢到地下，把我的双手扭在背后用绳子狠狠地捆紧，准备往房梁上吊。这时，我感到好象一伙饿狼要把我撕碎了似的。“到底是干什么的？说不说？”敌人这样吼叫着。我回答说：“我们兄弟俩实在是到亲戚家去借点粮食的，你们不信一定要吊打，我也没办法，打死我也说不出别的东西。”接着我又说：“我的姑母离这里不远，只要一会功夫就可以找来，我们是好人还是坏人一问就清楚了……”敌人又问我姑父的姓名，住在哪个村子？我也都按事先准备好的口供做了回答。
这时敌人开始有些犹豫，由于问不出什么破绽，也抓不住什么把柄，显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这时我就采取了攻势，说：“如果你们不相信，我们兄弟两个可以先出去一个找保人来。”
“能不能在今天找来保人？”敌人用怀疑的眼光死盯住我说。“定能找到保人。”我肯定地说。“你们两个谁去？”
当时我想袁力纲同志比我年岁小，估计他社会经验也不多，所以我说：“我弟弟年岁小，没出过门，怕出去说不清事，留他在这里我出去，今天晚上一定找保人来。如果叫我弟弟去，你们就给开个证明，免得路上说不了话再出差。”
敌人定了定神说：“你留在围子里等保人，让你弟弟去。”也没有开什么证明。袁力纲同志要走时，看了我一眼，我就故意当着伪军的面，对袁力纲同志说：“姑母家住在黑吉尔图村，找到姑母他们，请他们快来保我，叫姑母他们买上几条烟……”袁力纲同志说："记住了。”
袁力纲同志出了火坑，我心里虽然很高兴，但还是没有底，向哪里去找保人？谁是我们的保人？韩峰等同志是否安全地渡过了黄河？他们会不会发生什么问题？觉得问题严重。但是又想，只要外边有人活动，总是有希望的。想到这里，压力就象减轻了似的。
傍晚时分，敌人把我从开始关的那间房子里，叫到一间伪军做饭的房间里，这时我看到李云龙和朱起华两个同志，也坐在伙房炕上，伪军让我吃锅里剩下的一碗锅巴，在我吃这碗锅巴的过程中，李云龙同志有意和伪军说了几句话：“唉！这年头，我在黄河那边当兵，说实在的早就不想干了，昨晚开小差跑出来，今天过了河……”从李云龙和伪军的谈话中，我才知道，李云龙同志在伪军抽打朱起华同志时，是他主动向伪军说他们是河南岸国民党军队里开小差的士兵，李云龙同志对我这个暗示，使我解除了怀疑。
由于李云龙和朱起华因为承认是国民党的逃兵，张子俊没有被发现可疑之处，敌人便把张子俊同志先放走，晚上点灯后，将李云龙和朱起华同志的东西全部没收之后，也放他们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