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大省的后工业化演进 | 微观视界

谢泓/文 在全球经济结构调整浪潮中，作为中国制造业大省的广东，正站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结构调整，广东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面临制造业企业“出海”的挑战；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全面升级也为广东制造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与此同时，广东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动员——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下称“百千万工程”）。广东全省有122个县（市、区）、1609个乡镇（街道）和2.65万个行政村（社区），在全省领域全方位推动该项工作可谓是集一个经济大省之力的大工程。

于2022年12月8日启动的“百千万工程”，是广东省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头号工程”。它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为牵引，以城乡融合发展为主要途径，以构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为目标，壮大县域综合实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广东的“百千万工程”旨在拓展发展空间、畅通经济循环，实现惠民富民、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推进广东农业农村发展现代化，整体提升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水平。

在经济转型的窗口期，“百千万工程”加速了广东在经济与社会两个层面转型的探索和社会实践，是经济规律使然，还是有更深刻的社会意义与时代发展逻辑？笔者就此作一番梳理。

后工业时代经济与广东制造的新趋势

当前，广东制造业正全面沿着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和数字化方向发展，与全世界工业发达国家的发展路径大致相同。这个路径是全世界工业化国家的后工业化发展方向，除了制造业的高端制造，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主导了经济的发展，其特点表现为产业结构优化、创新驱动和可持续发展。

在工业化的经济结构中，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在GDP中占据显著比重。在就业结构方面，大量劳动力从事工业生产，工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较高。在技术水平方面，随着工业化进程，工业技术水平逐渐提高。

在后工业化的经济结构中，从商品生产经济转向服务型经济，第三产业（服务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成为主导。大多数劳动力从事服务业，技术阶层崛起。技术逻辑是高新技术产业与信息技术成为主要推动力，创新能力成为核心竞争力。

后工业化是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而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传统产业也因为数字化逐步向高端化、智能化方向发展。数字产业成为主导产业，数字经济也成为后工业化时代发展的新趋势，并将推动人类社会从工业化时代向后工业化时代，再到数字经济时代的转向。

约从2015年起，广东的第三产业就开始超越第二产业。2023年广东GDP三产的比例分别为4.1∶40.1∶55.8，意味着第三产业成为推动广东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在广东经济中领先的广州与深圳两市，其第三产业的GDP占比分别达到73.3%与62.3%。2022年广东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3.2%，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29.9%，反映出高端制造业在广东省经济中的重要地位。2022年广东省数字经济增加值达到6.4万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49.7%。这一比重在近年来持续上升，表明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广东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高端制造业逐渐取代传统制造业成为主导产业，提高了广东省经济的整体竞争力。无论是地区生产总值中第三产业的比例，还是高技术与数字经济在经济中的主导作用，都在显示出广东正处于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的发展阶段。

后工业时代的社会发展逻辑

后工业化社会有几个显著特征：首先，后工业化社会更加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提升，强调个人价值和社会责任；其次，人才成为社会核心要素，社会尊重创新和创造价值的个体，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提供人才保障；再次是社会文明的进步，社会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教育公平、医疗保障等，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感。

促使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转变的物质条件主要包括经济结构转型、科技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文化条件则包括价值观念、社会因素和文化创新等。这些条件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共同推动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转变。

技术发展推动了生产效率的提升、商业模式的变革、以及管理模式的创新，为后工业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文化创新有助于打破陈旧的封建文化传统，释放人们的创新精神，为推动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转变提供新的思路和动力。

与后工业化发展相伴相随的是后工业文明的发展。后工业文明被视为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它关注并试图解决工业文明带来的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社会不公、人类异化等问题。

工业文明的发展加剧了社会不公现象，资本的集中、对劳动力的剥削使得社会阶层分化加剧，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劳动者在追求效率的过程中，逐渐失去了人性尊严，成为生产线上的螺丝钉。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被异化，人类过度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导致生态系统失衡，人与自然的关系日益紧张。

后工业文明强调经济结构、职业分布以及理论知识与创新的重要性，这些都是对工业文明的一种反思和超越。

后工业时代，由于大多数劳动力不再从事农业和制造业，而是从事服务业，社会对服务业需求增加、对制造业依赖减少。佛山市艾乐博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有一个车间叫“163车间”：1个人做6个人的活拿3个人的工资，员工都是90后、00后，工作状态非常积极活跃，人均工资是普通工厂的两到三倍；企业优化供应链与排单系统，实现敏捷制造，竞争力全方位提升。

后工业社会中，职业分布以技术阶层的崛起为特征。随着服务型经济发展，工作重心转向办公室、教育机构和行政部门，制造业也出现“白领职员”，科学家和工程师等科技人员成为后工业社会的重要支撑。东莞一家做除尘设备的企业，超500名员工中工程师占比接近60%。后工业时代企业的竞争，不再是工厂，而是工厂背后的办公室。企业老板讲，管工人简单，工程师怎么管？这也是后工业时代企业管理的新挑战。

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化导致大量制造业生产转移到了准工业国家或地区，原有工业化体系内部的城市居民拥有了更多的就业和生活选择，就业机会结构发生变化，产业通常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聚集，因此人们开始寻求更为宜居的地区生活。

从生产逻辑到社会逻辑、生活逻辑，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在中国现代的语境里面，这就是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需求的体现。

广东“百千万工程”的历史契机

实际上，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就开始了它们的后工业文明发展与“逆城市化”发展。

逆城市化，也称为郊区化或反城市化，是指由于城市中心区人口过度密集、居住环境较差，导致人口向郊区或乡村地区迁移的现象。这种趋势不仅涉及人口迁移，还涉及产业、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转移。

在德国，“逆城市化”是城市化发展到较为成熟阶段后的一种现象。在城市化率超过一定水平（如70%）后，城市人口增长开始放缓，甚至一些大城市的人口出现减少。人口从大城市和主要的大都市区，向小都市区、小城镇甚至非城市区迁移。这一流动趋势表现为城市中心人口减少，而郊区和小城市人口增加。

逆城市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它更深入地反映了社会经济和城市发展的变化。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城市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一些传统产业逐渐衰退，新兴产业则蓬勃发展。这种变化导致城市中心区的就业机会减少，而郊区或乡村地区则成为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区域。

同时，随着交通和通讯技术发展，人们可以更加便捷地往返于城市和郊区之间，这也为逆城市化提供了物质基础。

以德国为例，现如今人口超百万的大型城市（如柏林、慕尼黑）已寥寥无几，而郊区和小城市的人口占比已超过70%，并且每年还有大量人口流向城市郊区及乡村。

尽管英国的城市化起步较早，但在近年也出现了逆城市化的趋势。城市居民为了追求更好的居住环境和更高的生活质量，也开始迁往郊区或乡村地区。主要原因便是城市中心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如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等，郊区或乡村地区则提供了更为宜居的环境。

美国是逆城市化现象最为明显的国家之一。自20世纪50年代起，美国城市郊区化进程加快，大都市内部的郊区人口增长速度远超中心城市。据统计，1970年以后，美国大城市人口停止增长甚至减少，人口和其他资源的流向开始转向中小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周边的郊区小城镇。

当然，并非所有发达国家都是“逆城市化”趋势。日本虽然也提出了“逆城市化”的概念，并试图通过奖励机制鼓励人口向小城镇迁移，但东京作为首都仍然吸引了大量人口。据统计，日本有1.3亿人口，其中3700万居住在东京，这显示出东京作为大城市的吸引力。

首尔作为韩国首都人口集中度更高。韩国总人口约5000万，而首尔人口占全国的20%，即约1020万。这意味着首尔不仅在经济上占据重要地位，也是韩国人口的主要聚集地。

显然，在亚洲文化圈里面，就业机会、城市文化生活、教育机会、社会保障及为子女提供更好未来的观念，仍然显现出大城市的魅力。

笔者曾经在德国考察，发现该国很多企业都愿意留在乡村，很多科研人员更愿意留在美丽乡村从事研发生产。

为了配合后工业文明时代及乡村振兴发展，很多发达国家也充分利用其在工业化的积累，系统地支持乡村振兴。

法国作为欧洲传统的农业大国，在二战后实现了快速的工业化进程，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和物质基础。法国通过实施“领土整治”政策，利用工业化带来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对农村地区进行整治，促进了农村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并通过发展“一体化农业”，将农业与工业、商业、运输等产业相结合，形成利益共同体，推动了农业产业链的延伸和农产品附加值的提高。

荷兰通过实施“农地整理”政策，对农业用地进行合理规划和管理，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和农业生产的规模化水平。同时，在农业科技方面投入大量资金，通过科技创新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增强了其农业的国际竞争力。荷兰农产品出口额达到1000亿美元，居世界第二。

日本提出“六次产业”的概念，以农业为基础，形成集生产、加工、销售、服务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因“1+2+3”等于6，“1×2×3”也等于6，故名“六次产业”。“六次产业”全方位提升了农业效率，为乡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工业基础、交通设施、资本积累、技术积累、市场化运营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包括加强农村道路、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截至2023年年底，广东全省农村公路通车里程达18.35万公里；农村公路等级率和路面铺装率均达100%；超过1.6万个建制村通双车道公路，占比达83.5%，实现了村村通公路的目标。广东全省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达11211公里，全省高铁运营里程约2764公里，均居全国前列。

在此背景下，广东省在制造业转移、产业转型、社会转型的窗口期，提出乡村振兴的“百千万工程”正是历史的契机。

著名三农专家温铁军教授指出，乡村振兴是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他认为城乡融合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指导思想。

广东“百千万工程”与它的历史使命

广东在基本完成工业化的同时，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依然严重，城乡差距仍在扩大，体现在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上。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上的城市偏向，也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在破局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上，“百千万工程”希望通过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提升农村产业化水平，推动农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提高农村经济的竞争力；促进农民就业创业，增加农民收入来源，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而实质上，广东实施“百千万工程”是需要完成历史赋予它的使命。

第一，就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这一问题看起来是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广东省也曾经通过大量的扶贫政策、对口帮扶去解决，但存在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农村生产关系混乱，农村管理人才、经营人才、生产人才严重不足。日本所提出的乡村振兴，首先就是人才振兴。如果单从经济入手，是解决不了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

广东农村需要一次重大的社会建设。韩国的“新村运动”不仅改善了农村环境和农民生活，还培育了各种农村民间组织，大力兴办文化事业，倡导一种简朴、环保的生活方式，引领了新的社会价值观，是一场成功的农村改革运动。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委书记顾耀辉在谈及“百千万工程”时候讲，要聚焦“小落点”、着眼“小切口”、搭建“小平台”、注重“小细节”，通过这些具体行动来加快实现乡村的全面提升和发展。

乡村振兴非常重要的体现是市场机制进村、人才进村、资本进村、文化进村。

顾耀辉强调乡村振兴要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注重生态振兴和文化振兴。他认为乡村是传统文化的根脉所在，也是都市人的精神寄托。因此，他提倡在乡村振兴中挖掘和呈现乡村的美学价值，用美学将城市流量导入乡村，从而带动乡村的人才振兴和产业振兴。

广东“百千万工程”乡村振兴的重点不是资金与资源，而是农村生产关系、村民与村集体主人翁精神问题、管理机制、土地、文化等等。中国农村治理，需要新的顶层设计，广东可以向中央要政策。中国乡村的治理，最终还是要从管理回归自治，需要发挥乡贤作用，用市场规律办事，才能可持续发展。而文化究竟是什么价值主张，需要沉淀和凝炼。

第二，在后工业文明、逆城市化与乡村振兴的趋势递进与主观统筹中，需要引导几个趋势结合所带来的优势，也要非常注意这几个趋势背后的社会发展逻辑、文化逻辑。

从工业化的支配式劳动，到后工业时代人的全面发展，是一种新的价值观，重视个体的不同选择与取向，最终体现在对个体价值的尊重和如何发挥个体在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产业创新中的作用上。后工业时代，个体不是被管理的，而是被激发、激励的。

后工业化与逆城市化也都是一种时代观念，它绝对不是一种简单的经济行为。如果我们的政策制定者，不能在文化价值上理解潮流、理解新的生活观念与生产方式，仅是在简单地将其理解为一些消费行为的基础上开展民宿经营、户外露营、自驾旅游等等，就很难为乡村注入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与活力。

浙江嘉兴市长兴县的养老旅居产业就是理解了老年人的生活方式后构划的乡村振兴模式。乡村振兴最重要的是人，对人生活方式的理解，对农村生活与生产方式的理解。每个乡村，采取什么样的模式，一定是一村一策，浙江省提出来的发展模式是“智库当师爷，市场当主体，村民村集体当主人，政府当店小二”，凸显智库策划在乡村振兴中谋篇布局的作用，这本身也体现了后工业时代中人的重要性。

第三，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社会的建设、与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也有着深度的关联。

首先，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通过推动乡村经济发展，可以缩小城乡差距、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其次，乡村振兴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产业化水平等方式，可以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比如乡村旅游与民宿产业的发展，就涉及到装配式建筑产业、泛家居产业、户外产业、健康产业，可以给广东的制造业提供更加广阔的市场。

与此同时，广东有条件成为国际、国内的消费大省。广东省的GDP排名可以达到世界国家第十名左右。另据笔者测算，2023年广东人均GDP大约是1.5万美元，大湾区人均GDP大约是1.9万美元，粤港澳大湾区人均GDP大约是2.3万美元。世界发达国家的标准线是人均GDP2万美元，发达国家最后一名的葡萄牙的人均GDP大约是2.6万美元，可见粤港澳大湾区相当于具备了准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如果“百千万工程”蓝图实现，广东的农村将成为更大的消费市场，广东经济立足本土，也仍然可以保持中国经济发展领头羊的位置。“百千万工程”也是广东经济发展的破局之举，可以帮助广东省从外向型为主的经济体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发展，构建广东省国内区域大市场，推动国内大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套用温铁军教授的话，广东的“百千万工程”才是广东经济全球化的压舱石。只有这样，广东才能同时巩固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才能够在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的浪潮中迎接挑战、抓住机会、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制造业大省广东在工业文明主航道上的递进，也是广东在后工业时代经济发展探索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