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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毛泽东、彭德怀提出打小歼灭战方针时，志愿军、人民军一线部队尚在转移中，还没有稳住阵脚，形成完整、稳定的防御阵地线。
要实行新的作战方针，就必须与解决当前战场上最紧迫的问题——阻敌进攻、稳定战线一结合起来。
1、打小歼灭战的实施
1951年5月27日23时，彭德怀接到毛泽东关于打小灭战的电报后，立即回电，指出：来电敬悉，军事方针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当按照执行。
惟目前敌利用机械化追击截击，我第3、第9两兵团很多部队被隔断，送不上粮，运不回伤员，相当混乱；原拟保持淮阳、平康、安边地区（铁原至元山线)，现均有被迫放弃之可能，元山亦难保存。
根据以上情况，第三番部队须提前入朝，以防止恶化和打开目前局面。
电报还提出，将派邓华到京面报各项。
在打小歼灭战问题上，彭德怀的看法与毛泽东是一致的，因而执行毛泽东打小歼灭战的指示，他的态度相当明确。
但是，由于当前战场所要解决的突出矛盾，是部队后撤转移中如何站住脚的问题，因而在一段时间内，他仍将作战指导的重心，放在组织阻击作战上面。
尽管如此，志司在给各部下达的有关阻击作战的指示中，也引人注目地加进了打小歼灭战的要求。
如5月27日，志司在金城、平康线南北地区展开阻击作战的指示电中指出：
“以目前情况看，我之第三番兵团还须两（个）月，技术兵种还有一（个）月才能出动。美英军还保有战斗情绪，须再有一时期的削弱过程，小能大规模消灭（每一战役——两个师）。我必须采取积极防御，以军师为单位机动的、灵活的出击，每次求得消灭一两个连至一个营，或吸引敌在阵地前反击，或向突出之小股敌包围袭击。”
并具体要求第9兵团以2个军兵力，在华川、山阳里、水上里、丰岩里、细岘里、金城地区阻敌20天到1个月，其间，应“求得消灭美军两三个建制营（每次两个连至一个营）”。
28日，志司电示第9兵团，要求该部在华川、山阳里段完成阻击任务后，“即可调整部署，补充粮弹，稍恢复疲劳”，然后“可集结主力，每次寻机歼灭美军一至两个营，伪军两三个团，其他兵团亦将按此执行”。
该电指出：
“假如每兵团一个月能全歼美军两个营或伪军一个师，其战绩是可观的。”
以上种种，都体现了刚刚确立的打小歼灭战方针的精神。
2、何以恰逢其时？
根据志司指示，各兵团在布置部队阻击时，也纷纷提出寻机歼灭敌连、营建制单位的要求。
如第9兵团5月28日21时30分下达的阻击部署令中，指示第20军“采取积极防御手段，选择有利时机，集中优势炮火及兵力进行反击，每次求得歼灭敌一二个连甚至一个营之目的”。
第3兵团在28日14时下达的部署令中，指示第15军以1个师“在有利地形情况及在我炮火支援下，首先求得歼敌一至两个连”，并要求第60军派得力部队，“寻机歼敌一至两个连”。
当时，志愿军部队由于转移中受到损失，士气受挫，一些指挥员对上级作战指导产生了抱怨情绪。
如秦基伟就在5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
“此次本当是一个胜利的进攻作战，但最后造成全线被动后撤，敌疯狂的追击迂回，整个朝鲜战线处于很不利的情况。
但近来志司，对此种紧急和被动的情况，没有表示应该如何转变和采取什么样的方针的指示，这是很危险的情况。
兵团着急苦无办法，所属各部均受极大的创伤，乃至个别单位极其危险的处境。我们深为此情势着急而希望志司有所指示和基本方案，否则将更加严重，造成更大的损失。”
秦基伟的感受颇有代表性。他这段内心独白，真实地反映了一线指挥员，对于改进作战指导、探寻新的制敌之策的迫切要求。
毛泽东、彭德怀提出打小歼灭战的作战方针，志司及各兵团开始据此研究和部署下一步行动，可谓恰在其时。
秦基伟后来就发出这样的感慨：
“最近见到毛主席的一个指示，其中说：历次经验证明在一次战役或战斗中想歼灭敌人的一个师几个师乃至一个团都是不可能的。这个指示如果在五次战役未开始或第一阶段结束时提出来，可能效果比现在大得多，形势会比今天好。”
毛泽东关于打小歼灭战的指示要点，在志愿军内部先是传达到兵团和军，然后逐级向下传达到师、团。
3、给朝鲜人民军的一封信
为使中朝联司指挥下的朝鲜人民军高级指挥员，也了解相关精神，彭德怀于5月30日亲自给人民军前线总指挥金雄写了一封长信，以“今后三至六个月的作战方针”为题，对打小歼灭战问题作了具体阐述。
这封信的内容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提今后3~6个月对美军不组织全面的大战役，只是以兵团为单位不断进行小战役，争取1个军每月平均消灭美军1个整营。
详细阐释了毛泽东有关打小歼灭战指示的基本精神，同时，也表达了彭德怀对按此方针组织战役作战的具体考虑。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彭德怀将今后中朝军队将要进行的战役区分为“大战役”和“小战役”两类，把以兵团为单位组织的，每个军每月平均歼灭美军1个整营的战役，称作“小战役”，并将其作为今后主要的战役样式。
二是设定了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第一个节点，以半年至1年时间，“把美英军的战斗意志削弱到现在伪军的低度”；第二个节点，3个月内，“不拟组织全面的大战役”；第一个节点，通过3~6个月的小歼灭战，造成“大规模的消灭美英军的客观条件”。
信的第二部分，指出逐步削弱敌人的军事手段是实行积极的机动防御，主要战场“在杆城、文登里、金城、平康、朔宁、开城及其以南广大山区”；在此战场上，志愿军和人民军要“反复进行作战，以达削弱敌之目的”，并“在敌远近后方开展不同性质的游击战，分散敌人兵力，开展政治攻势，动摇敌之战斗意志”。
同时指出：
在这样的方针下，让出一些地方给敌人，不仅无害，反而有益；但在朝鲜国度，让是有限度的，元山、平壤之线必须控制于我手，绝不能让敌推进至半岛“蜂腰部”构成纵深防线。
信的第三部分是对当前阻击作战的要求，提出“为了争取时间建立依托阵地，必须求得集结两至三个师一次干净消灭伪军一至两个团或美英军两三个连至一个营”，并再次强调防御时，兵力配备前轻后重和火力配备前重后轻等战术原则。
彭德怀在将这封信寄出前，先呈送毛泽东并高岗“审核复示”，实际上是让毛泽东把关。
同时，他还将该信内容先发到志愿军第二线各军和空军及后勤部门，并说明：
“原拟六月中召开志愿军党委会研究，布置夏季有关战争各项工作方针，但目前情况较紧，暂无法召开，现将我给金雄同志一封三至六个月作战方针的信转发你们，请据此布置工作。如有补充意见或不同意见请电告。有关方针部分请用口头传达至团级。”
4、金日成再访北京
毛泽东收到彭德怀传来的信稿时，也接到金日成希望来北京商讨战争形势和方针问题的要求。
毛泽东一面发电约请金日成来北京，一面复电彭德怀：
“金日成同志六月三日晚可到北京，他可能提出作战方面的意见。因此你准备给金雄同志的电报请暂时不要发出（此电也还须作部分的修改)。”
对于金日成去北京后将向毛泽东提出何种意见，彭德怀时实际上已有所了解。在此之前，他先后派朴一禹、邓华去平壤面见金日成，听取他对作战等问题的意见。
5月30日，金日成还给彭德怀写了这样一封信：
朴一禹、邓华二同志带来您对目前军事政治攻势的分析与今后作战方针，我都同意。朝鲜战争由于美干涉者日增其武装力量，而战争更加困难，增加残酷性和长期性是无容隐讳的事实。
正如您所提出的在这长期的战争中，如何争取较短时期内战胜敌人，对这一点的分析我是完全同意的。当然，在朝鲜延长军事行动，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均对我不利。朝鲜问题，决不能预期和平解决，亦不能在三八线上结束战争。根据以上情况，我之军事行动，我意不必延长。
不难看出，金日成虽然在信中表示同意彭德怀关于战争形势和作战方针的分析，但他对朝鲜战争已经走向长期化的客观现实，显然还没有足够的认识。
按他的主张，下一步作战仍要解决“如何争取较短时期内战胜敌人”的问题。他在信中提出“三不”，即“不必延长在朝鲜的军事行动”“不能预期和平解决”“不能在三八线上结束战争”，与毛泽东、彭德怀对战争问题的判断和基本考虑，存在不小的差距。
5、如何说服朝鲜？
斯大林曾于5月29日致电毛泽东，对打小歼灭战的作战方针提出质疑。
对斯大林这个反应，毛泽东可以用不置可否的态度敷衍以对，但对金日成的意见却不能不慎重对待，因为中朝两军正在战场上联合作战，如果作战指导思想不统一，底下的仗就不好打了。
正是出于这一考虑，毛泽东约请金日成到北京面谈，以求在对战争形势的判断和战争指导方针（包括作战方针)问题上取得一致认识。
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给金雄的信当然以压下不发为好。
从这一细节的把握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做朝鲜领导人的思想工作方面是相当慎重和细致的。
金日成到北京后，毛泽东、周恩来与他一起分析当前形势，研究战场作战方针、停战谈判前景和与之相关的战争指导问题。
在这期间，彭德怀又给金雄发了一个电报，主要是对东线地区的工作布置，电称：
“几天来敌人在各线的进攻虽已被阻，但估计敌人仍会拼命前进。我军为缩短供应线，争取反攻的准备时间，以及增加敌之困难和削弱其战斗力，我在东线地区之部队还须向后收缩一段为有利。
因此，必须动员这一地区的党政干部和人民群众，坚持对敌斗争，设法配合我军正面阻击，以逐渐削弱与疲劳敌人。
目前应立即在敌人可能占领地区召集各郡党政干部，布置如下工作：
召开会议动员干部群众对敌展开斗争；必须派军队负责干部去协助地方进行布置；区域的划分，从北汉江以东到海岸地区之杨口、麟蹄、襄阳、高城，统由金集团布置负责，汉江以西属九兵团负责。”
该电同时转金日成，电文中没有涉及拟发给金雄的信里所谈的有关作战方针的内容。
中朝领导人经过面对面商谈，对战争指导的认识趋于一致。
6月11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
已和金日成谈好目前不进行大的反攻战役；给金雄的指示，有6月4日20时的电报就很好，5月31日的信“可以不发了”。
这样，彭德怀写给金雄的那封长信最终并没有送到金雄手里。不过，这封信的内容已在志愿军内部作了传达，并成为志愿军布置工作的重要依据。
6、朝鲜方面的“不满”
毛泽东之所以将彭德怀给金雄的信，压下不发，可能主要是考虑金日成对其中有些问题有不同看法，如将此信发出，可能将中朝高层的意见分歧传到下面部队去，不仅会给中朝联司指挥下的东线人民军带来执行上的困难，甚至会影响到两军、两党关系。
但是，有些话不讲明，又不可避免地会使金雄及东线人民军指挥员，有一种“见外”的感觉，并因不明内情而生出一些埋怨情绪。
这在金雄6月16日写给中联司副政委朴一禹的信中，就有较为强烈的反映。
金雄的信是这样写的：
“我们根据联司的不断的通报，可了解一般情况，但对于我们所提出的几个问题则沉默无言，或推给最高司令部的态度，是使我们难过，难以理解。”
“彭总的三个月坚守计划，对我们极度缺乏人的资源的人民军情形是有困难的。每日遭受平均200（人）左右损失的我们，如仍只靠现有三个军团坚持三个月则再无补充损失的可能，到那时虽称稍有战斗力的三个军团，亦恐无救急的办法了。当然地形条件上不可免的事实，但盼联司也要想出保存人民军元气的对策才好！”
“前几天团长会议上，方虎山同志公开地在讲着联司太轻视人民军，当然我是说彭总很关心我们，但难以解释开了。”
“现在五军团部队的情形是每连平均还不到30人了，最近由最高司令部从后方的各军团以连、排单位仅抽调6000名，给三、五东团各补3000名。我估计这是最后一次的补充了，因此我曾向彭总提出缩小我军正面的问题，但亦未同意。现在三个军团全部进入了战斗。彭指示每军每月要歼灭美军一个营的任务，我是想不出好办法了。”
金雄称、他和军团干部们每天都为以上问题苦闷，只好写信给在中朝联合司令部任职的朴一禹“发发牢骚，以安慰自己”。
他在信中提出的最后要求是：“把能告诉我们的意见告诉我们吧！”
后来，朝方来信通报：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调金雄到民族保卫省任副相，人民军前线司令由参谋长金光侠接任。
7、作战方针的调整
战争指导方针的调整，在战略转变中具有宏观定向功能。战争指导方针和作战方针，都是解决战争全局问题的，但二者有层次上的差别。
战争指导方针位于顶层，属于大战略范围，它不仅指导直接的战争行动，而且广泛作用于与战争相关的所有领域、所有方面，前方、后方，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都要以它为基木依据。所以，战争指导方针更具有总体性和根本性。它的确定和改变，只有在最高决策层才能作出决定。
而作战方针的指导对象是军队的作战，它是东事战略范畴内的东西。抗关援朝战争在第五次战役后实行的战略转变，始于作战方针的转变，但很快就上升到对战争的总的指导方针的调整。
在战争指导方针方面，1951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朝鲜实行轮番作战时，提出了长期作战的思想，指出：
“在美国坚持继续作战，美军继续获得大量补充并准备和我长期消耗战的形势下，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
2月下旬，毛泽东在与彭德怀谈话时明确交代：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
第五次战役前，彭德怀在志愿党委扩大会议上传达毛泽东这个指示，将中央确定的方针概括为“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两句话。
第五次战役就是按这个方针进行筹划的。
但是，由于当时的着眼点放在“尽量争取短期”上，所以，第五次战役也就被定位为决定战争是长期还是短期的关键之役。
结果，1个多月打下来，不仅没有取得争取短期内解决战争问题的预期效果，反倒使中朝联军队陷于相当的不利和被动。
第五次战役的不成功，很大程度上映射出战略指导上存存的缺陷。随着战役结束后上上下下的检讨和反思，战略指导着眼点，到底应该放在什么地方的问题，再度引起中央决策层的高度关注。
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作战结束时，毛泽东得知该阶段未能达成预定歼敌目标后，就意识到争取短期内结束战争已不可能。
4月30日，他在中央军委一份文件稿上特意加上一段话：“我们至少应准备再打一年至一年半。”
接着，中央书记处在毛泽东主持下开会，分析朝鲜战争形势利指导方针，研究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
除了在军事上强调准备长期作战外，还讨论了在政治上能不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据聂荣臻记述，这次会上，多数人主张我军宜停在三八线附近，边打边谈，争取谈判解决问题，因为把敌人赶出北朝鲜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了，停在三八线，也就是恢复战前状态，这样各方面都好接受。
与会者还认为，如果战争继续下去，我们不怕，而且会越打越强，但是也不是没有困难。会议最后确定边打边谈的方针。
会后，毛泽东约请金日成来京会谈，共同分析战争形势，就采取何种指导方针的问题交换看法，统一认识。
双方决定应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转入边打边谈，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双管齐下。一方面准备同美国方面举行谈判，争取以三八线为界实现停战撤撤；另一方面对谈判成功与否也不抱幻想，在军事上必须做长期持久的打算，并以坚定的军事打击粉碎敌军的任何进攻，以配合停战谈判的顺利进行。
随后，毛泽东派高岗去莫斯科向斯大林通报这次会谈的情况，听取斯大林的意见，得到斯大林的赞同。
中共中央对战争作战方针所作的调整，核心内容是将第五次战役前确定的“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进一步明确为持久作战和边打边谈，也就是说，将原来的两句话调整为新的两句话：
第一句，是讲战争指导的侧重点，第五次战役前的“尽量争取短期”转变到长期持久的打算上来；第二句，是讲战争的发展前途，将立足于由战场作战解决问题转变为在军事斗争基础上，争取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毛泽东于6月13日之前接见了邓华一行并作了重要指示。这时，中央关于朝鲜战争的新的指导方针已经确定。
毛泽东让邓华回去传达：
总的方针是“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军事战略方针是“持久作战，积极防御”。
在与邓华的谈话中，毛泽东为志愿军今后的作战范围划了两条线：
一个是战略防御的底线，即“在敌正面不增兵、侧后不登陆的情况下，必须坚持三八线至三十八点五度线”；二是战役进攻的底线，即“打到三八线为止，不超过南汉江、昭阳江”。
随后，邓华在6月高干会议（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和中央确定的战争指导方针及各项重要决定，总结了志愿军入朝8个月来的作战情况，并按“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基本要求全面部署了工作，这对于将中央的决策贯彻落实到志愿军中去，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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