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在今天意味着什么？
——扭转性的革命与左派对新思维的需要*
Spring
哈贝马斯著
孙国东译
晚近以来，诸多关于社会主义幻象终结、某种观念失败，甚至西欧或德国知识分子最终接受过去的文章，开始涌现出来。在这些文章中，反诘性的问题总是为这样一种老生常谈铺平了道路：乌托邦思想和历史哲学必然以征服（subjugation）而告终。然而，对历史哲学的批判是陈词滥调。洛维特（Löwith）的《历史中的意义》（Meaning in History），早在1953年就被译成了德语。[1]那么，今天的辩论处于何种位置？人们应如何评价东欧和中欧革命性变革的历史意义？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的破产，对于起源于十九世纪的政治运动或西欧左派的理论传统来说，有哪些后果？
一
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1929-）
发生于苏维埃阵营的革命性变迁，已经采取了多种不同的形式。在这片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土地上，某种变革进程正在自上而下地——即从共产党的高层——进行。在下述意义上，其结果——更重要的是，那些意想不到的后果——浓缩成了某种革命性发展的过程：变迁不仅发生在一般性的社会和政治倾向层面上，更发生在权力结构本身（尤为重要的是，政治公共领域的诞生、政治多元主义的发轫，及党对国家权力垄断的逐渐放弃所带来的合法性模式的变化）的根本要素上。这一进程现在几乎无法控制，并且它所引发的民族冲突和经济冲突，极大地危及到了这一进程。每一个牵涉其中的人，都意识到了他们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一命运攸关之过程的结果。它为中欧东部（包括波罗的海宣布独立的国家）和东德的变迁，创造了先决条件。
在波兰，革命性的变革是由天主教会所支持的团结工会持续反抗的结果，在匈牙利则是政治精英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在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政权被和平的群众示威推翻，在罗马尼亚则被血腥的革命推翻；在保加利亚，变化只是不疾不徐地进行着。尽管有各种各样的伪装，这些国家革命的本质仍可以从所发生的事情中解读出来：这场革命创造了自身的素材（data）。它把自己呈现为一场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倒退性的革命，即一场为了赶上此前错过的发展而清理地基的革命。相形之下，在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故乡所发生的变革仍是晦而不明的，可以描述其变化的概念仍付之阙如。到目前为止，苏联的革命尚没有改旗易帜的明确特征。象征性地回到1917年2月，甚或回到沙皇统治下的圣彼得堡，都是无关宏旨的。
在波兰和匈牙利，在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换言之，在那些没有通过独立革命、而是由于战争和红军的到来而实现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国家，对人民共和国的弃绝是在回归古老的即民族的象征的标志下发生的，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可被视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政治传统和政党组织的延续。随着革命性的变化聚集力量并成为革命事件，这里亦是人们最清晰地表达愿意在宪法上与资产阶级革命的遗产、在社会和政治上与发达资本主义相关的商业和生活方式——尤其是欧洲共同体——联系起来的地方。就东德来说，“并吞”（‘annexation’ [Anschluss]）是一个桌面上的词汇，因为西德以其具有民主宪法的富裕西方社会，同时满足了东德的上述两种愿望。这里的选民肯定没有认可反对派在用“我们是人民”的口号推翻斯塔西寡头统治（the Stasi-oligarchy）时的想法；但他们的投票将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因为它将这次推翻解释为一场扭转性的革命。他们想要弥补四十年来将德国西半部与东部分开的所有损失：其在政治上更令人满意、经济上更成功的发展。
就其意味着有可能回归宪政民主并恢复与发达资本主义的联系来说，这种扭转性的革命是由认为1917革命是多余的正统解释模式导引的。这也许可以解释这场革命的一个特殊特征，即它完全缺乏创新性的或面向未来的思想。约阿希姆·费斯特（Joachim Fest）亦有类似的观察：“从这些事件没有凸显掌控了现代史上所有革命的社会革命因素这一事实中，……它们显现出了其隐藏的即令人困惑的聚焦点。”[2]这尤其令人困惑，因为它似乎让我们想起了一个据说已被法国大革命取代的词汇：改革派所描绘的图景，是政治体制就像在天堂中的情形一样，以一种连续性的循环接踵而至的回归。[3]
故此，给予革命性变迁各种相互排斥的解释不足为奇。接下来，我想列出既有讨论中可以找到的六种解释模式。前三种赞成社会主义的理念，后三种则对此给予了批判。这两个群体可以按以下顺序对称排列：一边是斯大林主义、列宁主义和改良型共产主义的（reform-communist）解释，另一边是后现代、反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解释。
纠偏性的解释
如今，为现状辩护的斯大林主义辩护者（Stalinist apologists）极为罕见。他们否认这种变化是革命性的，相反将其视为反革命的。他们把已经丧失力量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强加于这一逆转和修复的异常过程。在中欧和东德，日益显现的是这样一种情况：用一个众所周知的表达来说，在下者不愿、在上者无力，以旧方式继续下去。就像曾经针对巴士底狱一样，这是针对国家安全机构的群众愤怒（不仅仅是少数外来挑衅者的愤怒）。对党垄断国家权力的废除，同样可以视为类似于把路易十六判送上断头台。事实是如此无可辩驳，即使是最顽固的列宁主义者亦不能忽视它们。故此，保守派历史学家尤尔根·库兹恩斯基（Jürgen Kuszynski）做出了让步，使用了“保守派革命”一词，以便在长期的革命过程中赋予这些变化以自我净化之改革的地位。[4]当然，这种解释仍然基于正统的阶级斗争历史，其目的似乎是预先确定的。从纯粹的方法论角度来看，这种历史哲学是可疑的；但是，即使撇开这一点不谈，它亦无法解释源于国家社会主义的政府和社会制度的结构性条件或者由此引发的——就像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反应那样的——社会运动和社会冲突的类型。此外，中欧和东德的政治发展远远超出了国家社会主义的自我纠偏（self-correction）概念所能充分描述的范围。
这些事态发展，亦构成了反对第三立场的主要论据——从国内流亡回到温塞斯拉斯广场的杜布切克（Dubček）就是这一立场的鲜明代表。在东德，也有很大一部分反对派（至少从领导革命运动开始），受到民主社会主义——即介于受福利国家约束的资本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之间的所谓的“中间道路”——理想的指导。列宁主义者认为，他们应该纠正在斯大林主义指导下发生的错误发展，而改良型共产主义者则希望更进一步。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理论思潮相一致，它们的出发点是列宁主义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理解从一开始就通过促进生产资料的国家化（而不是民主社会化）来伪造（falsified）社会主义，从而为日益自主的、极权主义的和官僚化的权力结构的形成打开了方便之门。根据人们对十月革命的理解的不同，还有其他版本的中间道路。根据布拉格之春领导人（除了其他方面之外）所共享的那种乐观解读，从根本上实现国家社会主义的民主化，从而发展出一种实际上优于西方大众民主即福利国家民主的新型社会秩序应该是可能的。根据另一种说法，在两种“实际存在的”制度之间找到一条最佳的中间道路，是对国家社会主义进行激进的民主改革——随着分散控制机制产生了日益分化的经济，国家社会主义可能至少表征着可以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达成的福利国家妥协比量齐观的东西。对这种对等物的追求将，最终会产生一个非极权性的国家，换言之，一个以宪政民主为模式的国家；但就制度的优势（相对社会保障和质量提升）和劣势（在生产力发展和创新等领域）而言，其目的不是模仿，而是补足西方的社会形式。即使这种较弱的解释，亦依赖于晚近以来被称为运转良好之“社会主义市场”的可能性。有些人认为，这种发展具有基于先验理由的不可能性；另有一些人则认为，应该通过某种试错过程来找出答案。即使像马里恩·格兰芬·德霍夫（Marion Gräfin Dönhoff）[5]这样激进的自由主义者也相信，“只要有一点想象力和一点实用主义，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既有梦想就很有可能实现——它们会相互纠正对方。”[6]这是一种允许犯错误的共产主义改良视角，它与列宁主义的解释相反，不再声称能够预测历史的进程。
我们现在可以忘记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的改革和民主发展潜力的推测，如果它从内部进行革命的话。我怀疑斯大林主义遗产的巨大影响（以及日益增长的苏维埃联盟解体为其加盟国家的威胁），亦使得这种推测对苏联来说变得不切实际；因为找到答案的唯一办法，就是进行一次由人民同意合法化的“务实而又富有想象力的”试验。然而，与此同时，大多数人明白无误地决定反对任何此类试验。在经历了四十年的灾难后，人们可以很好地理解其中的原因。这种决定值得尊重，特别是对那些永远不会受到试验可能产生的任何负面效果影响的人来说。故此，让我们现在转向批判社会主义的三种解释模式。
批判性的解释
批判性解释阵营中最极端的立场，尚未得到令人信服的阐述。对于后现代的理性批判来说，此次大体上非暴力的剧变表征着终结了革命时代的革命，即一次与法国大革命相对应的革命——此次革命毫不犹豫地撕毁了理性自根而生的恐怖。在过去两百年中制造了邪魔外祟的那种令人惶惶不安的理性之梦，已然结束。但被唤醒的并不是理性，理性本身就是一场随着我们醒来而消失的噩梦。在这里，事实亦不完全符合那种从尼采和海德格尔那里获得了理想主义灵感的历史。根据这种说法，现代被自我赋权的主体性所遮蔽。但晚近的扭转性革命的方法和标准，完全取材于现代人熟悉的剧目。令人惊讶的是，聚集在广场上并在大街上动员起来的大批群众，成功地瓦解了一个武装到牙齿的政权。换言之，正是这种自发的群众行动，曾经为这么多革命理论家提供了一个——最近却被推定为已然死亡的——模型。当然，这一切都是第一次在一个由电子传媒的持续存在所创造的非正统空间发生的，而这一非正统空间是由众人一起参与且具有偏私性的观察员组成的国际舞台构成的。而且，正是出于对人民主权和人权吁求的理性合法性，革命要求方始获得了它们的力量。故此，历史的加速破坏了一种后历史的停滞形象；它亦摧毁了后现代主义所描绘的这样一幅图景，即那种已将自己从所有合法性形式中挣脱出来的如水晶般僵硬的普遍官僚体系。官僚社会主义的革命性崩溃似乎表明，现代性正在扩展其边界——西方的精神正在追上东方，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技术文明，而且是作为一种民主传统。
从反共产主义的视角来看，东方的革命性变化意味着1917年由布尔什维克发端的全球内战的最终胜利：又一场返始拔本的革命登场了。“全球内战”一词，将“国际阶级斗争”从社会理论的语言转换为了霍布斯式的权力理论。卡尔·施米特为这一理论隐喻，提供了历史和哲学背景。按照这种说法，随着法国大革命获得主导地位并分享了那种对其普遍主义伦理之乌托邦指控的那种历史哲学，成为了这一场首先由知识精英策划、而后被推向国际舞台的内战背后的驱动力。当东西方冲突刚刚爆发时，这一假设被扩展为一个成熟的全球内战理论。[7]它是为了揭露列宁主义而构想出来的，但它仍依赖于列宁主义，因为镜像依赖于其所颠覆的原像。然而，历史材料甚至亦挣脱了甚至像恩斯特·诺尔特这样博学的历史学家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束缚——后者最近提出了全球内战已然结束的观点。[8]由于参与全球内战的政党是如此程式化，因而有必要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丘吉尔和罗斯福、肯尼迪和里根等异质性人物所代表的政策，视为由同一种反共产主义要素构成的。全球内战的隐喻，采用了一个产生于冷战的某个特定热乱阶段（hot phase）的解释，将其确定为一种随后被争辩并使之适合于所有阶段的结构性描述。
这就产生了自由主义的解释，它最初仅仅将自己限定于这样一种观察：国家社会主义的终结，标志着发轫于欧洲的极权主义政府最终消亡的开始。一个始于开始的时代行将结束。自由主义的社会组织理念，已开始以宪政民主、市场经济和社会多元化的形式盛行。对“意识形态终结”汲汲皇皇的预测，似乎终于要变成现实了。[9]为了能在西方民主大众的镜像中识别出其相似性，人们不必赞同某种铁板一块的极权主义理论（a monolithic theory of totalitarianism），从而不必忽视独裁政体、法西斯政体、国家社会主义政体、斯大林主义政体和后斯大林主义政体之间的重要区别。欧洲社会主义官僚体系（包括西班牙和葡萄牙官僚体系）的解体，及独立于政治系统的市场经济的相应发展，使人们产生了现代化进程向中欧和东欧蔓延的想法。自由主义的解释没有错，它只是看不到自己眼中的光束。
马克思论“文明”的逻辑
关于这种解释，有一些凯旋主义的变种，可以直接从马克思和恩格斯赞美资产阶级革命作用的《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中找到：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0]
资本家急于获得投资机会，他们在德国工商总会（German Chamber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分发的最后一份问卷调查中所作的答复，很难更好地描述他们的情绪。惟有对“文明”一词进行限定的“所谓”一词，方始暴露出马克思的保留态度。在马克思看来，这当然不是德国人对一种据称优于文明（Zivilisation）的文化（Kultur）的偏爱，而是对一个文明能否完全使自己屈从于仅仅是其自身的一个子系统之驱动力漩涡（maelstrom）的更根本怀疑——这一驱动力就是一个动态的——或者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递归性闭合的——经济系统的拉扯力，这一经济系统只能通过获取所有相关信息，将其转换为经济价值的语言，并以这种语言进行处理，始能发挥作用并保持稳定。马克思认为，任何使自己受制于资本积累之必要条件的文明，都孕育着其自身毁灭的种子，因为它由此使自己对任何不能明码标价的东西都视而不见——无论这些东西多么重要。
今天，马克思曾如此明确指出的扩张动因，当然不再是1848年的资产阶级；不再是一个在国家范围内统治的阶级，而是一个匿名的、国际运作的经济系统——它已在表面上切断了它可能曾经与某种可识别的阶级结构之间建立起来的任何联系。同样，今天已经达致该经济系统之“经济巅峰”的社会，与恩格斯曾极为生动地描绘了其苦难的曼彻斯特，几乎没有相似之处。因为，这些社会在此期间已经为《共产党宣言》中直言不讳的话语和欧洲工人运动的顽强斗争，找到了一个答案：福利国家妥协。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马克思仍然应该为我们提供最恰当地描述了资本为寻求投资机会而涌入受国家社会主义侵蚀之市场的语录（quotation）——这一具有讽刺意味的情况，与马克思的怀疑本身已然融入最先进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这一事实一样发人深省。
这是否意味着“作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11]，像“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一样殚智竭力了呢？从一种不区分理论和实践的反共产主义观点来看，社会主义传统有百害而无一利。从自由主义的视角来看，社会主义中任何有用的东西都已在社会民主时代付诸了实践。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的湮灭，是否也枯竭了西欧左翼可以从中获得理论灵感和指导性价值观的源泉？幻想破灭的比尔曼（Biermann）——其乌托邦风格（utopian flair）已变成了黯然神伤——提出了一个辩证的答案：“把铁锹给我们。让我们最终埋葬那具巨大的小尸体。即便是基督亦需在地下三天始能成功：对复活的怜悯！”[12]让我们尝试找一个不那么辩证的答案。
二
孙国东：《想象另一种法治：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
西德的非共产主义左派没有理由垂头丧气，但他们同样亦不能装聋卖傻、视而不见。他们不需要因为其一直批评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破产而被强加联合罪责。 但他们必须扪心自问，一个想法能与现实抗衡多久。
那些创造出“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这种具有隐蔽赘余性之短语的人，在使用它时似乎保留了一种顽固的现实政治感：他们更喜欢手中的鸟。那么，仅仅指出屋顶上的鸽子属于不同的物种、并且总有一天会降临到我们身边，就足够了吗？另一方回答说，即使是理想也需要经验的证实，否则它们就失去了定位行动的能力。理想主义者只能被排除出这种对话，因为这一对话是从错误的前提开始的。它假设社会主义是一种抽象地面对现实的理念，它被认定为道德“应然”上的无能（更不用说，在任何试图实现社会主义的努力中都明显表现出的对人性的完全蔑视了）。当然，与这一概念有关的是和平共处的规范性直觉，这种和平共处不仅不以牺牲团结和正义为代价提供自我实现和自治，而且与团结和正义相伴而生。然而，为了把这种直觉确立为一个反对某个晦暗现实的理想，社会主义传统不应依据规范性理论的直接取径进行解释。相反，它应成为一种可据以批判性地观察和分析现实之视角的基础。在分析的过程中，这种规范性直觉应同时得到发展和纠正，进而至少间接地检测出理论描述揭示现实和传达经验内容的力量。
错误与缺陷
西方马克思主义[13]从1920年代起就使用这一评判标准来推进坚定不移的批判，几乎没有留下该理论的原始形式。当实践宣告它的结论时，现实（在其所有的二十世纪的怪物中）亦在理论层面上证明它的论点。我想回顾一下马克思和他的直接传人在多大程度上仍以变得显见的方式，植根于早期工业主义的原初背景和有限规模中的——尽管他们对早期社会主义进行了批判。
（a）马克思及其学术传人的分析，仅限于可从基于劳动之社会的视野中揭示的现象。对这一特定范式的选择，把明确将解放的作用完全归因于工业劳动和生产力技术发展的某种狭隘实践概念，置于优先的地位。随着劳动力集中到工厂而出现的组织形式，旨在为生产者协会的发展、意识的提升和革命行动的开展提供基础设施。然而，这种生产主义的起点，排除了对自然日益增长之支配的矛盾心理和对有可能在社会劳动领域内外推进社会整合的考量。
（b）再者，这一分析还依赖于一个整体性的社会概念：阶级分裂以及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客观化暴力，撕裂和破坏了原本具有伦理整体性的东西。根据黑格尔的基本概念所阐述的基于劳动之社会的乌托邦潜力，激发了本着科学精神推进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些背景性假设。它使资本积累过程成为一种幻象，如果它被驱散，就会消解到其潜隐的客观形式中，并受到理性的控制。这样，理论便对分化的市场经济体系（the system of a differentiated market economy）中所固有的反抗视而不见了——在这种分化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其调控手段无法在不危及现代社会所实现的分化水平的条件下而被行政计划取代。
（c）该分析亦仍然陷入对冲突和社会能动性（social agencies）过于具体的概念中，因为它的推测是以那种被认为对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负责的社会阶级或历史宏观主体为基础的。这样一来，那些社会表面结构（surface structures）、亚文化表面结构和区域表面结构之间没有直接联系的复杂社会，以及那些（与互补性的国家干预交织在一起的）分化经济系统的抽象深层结构，便落在了它的视野之外了。同样的错误，便产生了一种没有多少补充性假设可以挽救的国家理论。
（d）马克思及其学术传人对宪政民主具有限制性且功能主义的分析所产生的实际后果，要比迄今讨论的缺陷要严重得多。对马克思来说，他轻蔑地称之为“庸俗的民主”的第三共和国，即体现了宪政民主这种政府形式。由于他把民主共和国理解为资产阶级社会中国家的最终形式（阶级斗争的最后一场决定性斗争将在这种形式的基础上进行），他对其制度保留了一种纯粹的工具性态度。《哥达纲领批判》明确地告诉我们，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社会理解为民主唯一可能的实现形态。在这里，正如他早些时候对黑格尔国家学说的批判一样，自由完全在于“将国家从一个叠加在社会上的机构，转变为一个完全从属于社会的机构”。但他没有再谈论自由的制度化方式；他无法想象超越于——他预测在“过渡时期”具有必要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其他制度形式。“管理事物”的圣西门式幻觉，降低了他对解决冲突之民主论坛的需求期待，以至于他认为卢梭所描述的人民自发的自我组织似乎就绰有余裕了。
（e）最后，这一分析陷入了黑格尔式的理论策略轨道，旨在将哲学传统对绝对可靠知识（infallible knowledge）的主张与新的历史思想模式结合起来。然而，将关于本质的知识（the knowledge of an essence）历史化，只是用历史的目的论代替了存在的目的论。历史理论中的那些隐蔽的规范性预设，是以进化性的进步概念的形式被采纳的。这不仅为理论本身无法解释的规范性基础带来了不幸的后果，而且在其他领域亦复如此。一方面，这种类型的理论（无论其具体内容如何），遮蔽了任何受理论指导的实践必然都会在其间运行的偶然性边界（the margin of contingency）。通过消除那些必须承担行动后果之人的任何风险意识，它亦鼓励了一种成问题的先锋主义（vanguardism）。另一方面，这种总体性的知识（totalizing knowledge）让人感觉能够对特定的全部生命形式的异化程度或成功程度进行临床评估。这解释了将社会主义视为那种在历史上受到特别优待的具体伦理实践形式之趋向，尽管理论所能做的至多就是描述解放性的生活形式必备的各种条件。解放性生活所采取的具体形态，是由最终参与其中的人自己来决定的。
（f）考虑到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到考茨基的理论传统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的这些错误和缺陷，我们就更容易理解由斯大林所编纂的马克思主义，是如何退化为将实践中完全不人道的东西——“大规模的活体解剖”（比尔曼）——合法化的意识形态的。当然，迈向——列宁在理论和实践中引入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的那个步骤，并不能参照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获得证成。[14]尽管如此，我们在上文（a）至（e）中讨论的这些缺憾，仍可以被视为滥用甚或完全背离了原初意图的（当然既非必要的，亦非充分的）条件。
社会民主的代价
相反，受到卡尔·伦纳（Karl Renner）和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重要推动的社会民主改良主义，相对较早地摆脱了如下观点或局面：整体性的社会观和面对市场体系自主动力机制的尴尬局面；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的教条化观点；对宪政民主规范内容的错误评价；以及潜在的进化论预设。当然，直到最近，日常政治所潜藏的那些假设还带有以劳动为基础之社会的生产主义范式的印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改良派政党摆脱了理论顾虑，转向务实的考量，取得了无可争议的主要成功，成功推进了福利国家妥协，其影响深入到社会结构之中。激进左翼常常低估了这种干预的深远影响。
然而，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人对国家权力固有的系统性抵制感到惊讶，他们希望能够将国家权力作为一种中立的手段，在福利国家普及公民权利。被证明是一种幻觉的，不是福利国家，而是人们可以通过行政手段获得解放性生活方式的期望。此外，参与通过国家干预创造社会满意度的政党，发现自己越来越陷入不断扩张的国家机器之中。在国家吸纳政党的同时，民主的政治意志形成亦被一个基本上自我规划的政治系统所取代——当其第一次竞选活动被西方竞选管理者接管时，从秘密警察和一党制国家中解放出来的东德公民惊奇地意识到了这一点。西方形式的大众民主，具有合法化过程受到控制的特征。
故而，社会民主必须为其成功付出双倍的代价。它在没有激进民主的情况下生存，并要学会忍受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规范上不可欲的后果，以及内在于劳动力市场之中的那些人们可通过福利政策缓和但不能完全消除的风险。这是让非共产主义的左派即左翼社会民主主义者保持活力的代价。这种非共产主义的左派有很多伪装，并且保持着社会主义曾经具有的不仅仅意味着国家福利政策的思想。然而，自我管理的社会主义仍保留在其纲领中的这一事实表明，它难以脱离整体性的社会观，亦难以放弃从市场主导的生产过程转向民主控制的生产过程的观念。这既是确保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经典联系保持完整的最佳方式，亦是确保理论变得正统和实践变得具有派性（sectarian）的最佳方式。
与政治实践一样，制度的日益分化很早就赶上了理论传统。在构成学术生活的众多研究方法中，马克思主义已成为另一种几乎边缘化的研究方法。这一学术化过程带来了早就该进行的修订，以及与其他理论取径的交叉融合。早在魏玛时期，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富有成果的结合，就塑造了社会学话语领域。从那时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批评就开始基本上在大学里完成，产生了以学术讨论为中介的多元化。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科内利厄斯·卡斯托里亚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或阿兰·图兰（Alain Touraine）、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或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克劳斯·奥菲（Claus Offe）或乌尔里希·普劳斯（Ulrich Preuss）等有趣而矛盾的研究取径表明，马克思所开创的传统至今仍是一种多么活跃的智识刺激。作为一种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得益于立体化的把握方式：它并不专注于现代化进程中的那些纯然表象的方面，亦非局限于工具理性镜像的背面，而是对贯穿整个社会的合理化过程中的模糊性（ambiguities）保持敏感。犁耙在撕裂自然地表的同时，亦使下面的土壤松动。很多人都以自己的方式，从马克思那里学到了如何将黑格尔的启蒙辩证法转化为一个研究计划。然而，我在上文（a）至（e）中所列举的保留意见，构成了我们今天从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获得思想刺激的唯一基础。
今天的社会主义：一种纯粹的道德立场？
如果上述勾画描述了非共产主义左派在戈尔巴乔夫宣布国家社会主义即将结束时的处境，那么去年秋天发生的戏剧性事件又是如何改变了这一局面的？左翼人士现在是否必须退回到纯粹的道德立场，将社会主义仅仅作为一种理念予以提倡？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愿意承认，左派的“理想社会主义”是“一个纠偏性或指导性的极致情况（limit case）”，它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但他当然会继续说：“任何想要真正实现这个极致情况的人，都有可能再倒退或重新陷入我们已经学会害怕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中，无论他对斯大林主义言辞上的攻击看起来多么勇敢。”[15]采纳这一友好的建议，将会缓和社会主义的激进色彩，并将其化约为纯粹具有——将道德置于政治实践之外的——私人相关性的范导性理念。停止操弄社会主义的理念并完全放弃它，将会是更具有一贯性的做法。那么，我们是否必须同意比尔曼所说的“社会主义不再是一个目标”呢？
当然，如果在《巴黎手稿》所赋予的浪漫化即思辨性的意义上来理解，那么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解体意味着“历史之谜的解决”；或者，换言之，如果它意味着在人们之间建立合作关系，从而使他们不再被劳动产品、人类同胞和他们自己异化。对于浪漫化的社会主义来说，私有财产的解体意味着人类所有感官和品质的彻底解放：本性的真正复活，即人道的彻底自然主义，客观化与自我活动、自由与必然、个体与人种之间冲突的终结。但为了更好地明白这一点，我们不必等到最近对和解哲学之虚假总体化的批评，亦不必等到索尔仁尼琴（Solzhenitsyn）*的出现。将浪漫社会主义与其早期工业主义的原初情境联系起来的根源，已经暴露了很长一段时间。生产者自由联合的想法，总是充满着在农民和工匠的世界中可以发现的对各种共同体——家庭、邻里和行会——的怀旧意象，而这些共同体随着竞争性社会的到来开始破裂，其消失有损无益。从最早的时候起，保护这些被侵蚀的共同体的理念，就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了；在早期工业主义的工作条件和新的社会互动形式中，其目标是挽救和转换过去时代的社会整合力量。马克思拒绝谈论其规范内容的那种社会主义具有两面性，既回顾了理想化的过去，亦展望了由工业劳动主导的未来。
合理性的预设
在这个具体主义的解释中，社会主义显然不再是一个目标——并且，实事求是地说，它从来都不是一个目标。面对更高层次的社会复杂性，我们必须使这一19世纪的理论构想所附属的规范性蕴含，屈从于一个根本的抽象过程。恰恰是当人们坚持对自然化和不合法的权力形式进行批判时，在自由且平等的公民组成之社会的理性自组织机构中，建立正当信任（justified confidence）所必需的各种沟通条件方始成为核心。诚然，惟有当我们传承或者批判性地调用（appropriate），并因而积极地选择那些必然具有特殊性的社会生活形式时，我们始能真正体验到团结（solidarity）。然而，在一个具有大规模政治整合的社会框架内（更不要说在一个国际化的沟通网络的范围内了），相互支持的共存，即使是按照其自身的方式来设想，亦只能以一种抽象理念的形式——换言之，以合法的即主体间共享之期望的形式——存在。每个人都有理由期望，公共意见和民主的政治意志的非排他性形成过程的制度化，能够证实他们的这一假设，即这些公共沟通进程正在合理而有效地进行。合理性的预设以民主过程的规范性含义为基础，而这一规范性含义应当确保所有与社会有关的问题，都能得到彻底而又富有想象力的提出和处理，直到找到这样的解决方案：它们在尊重每个人和每一种社会生活形式的完整性的同时，斠然一概地符合每个人的利益。关于实效（efficacy）的预设，关涉一个基本的唯物主义问题，即一旦人们不再能够设想——以诸如阶级理论的社会阶级或人民主权中的人民等宏观主体形式体现出来的——自组织的“自我”，那么，一个既缺乏顶点、亦欠缺中心的分化社会系统，如何仍能够将自身组织起来。
抽象地设想相互支持的关系的目的，是把沟通行动所预设（并首先使得社会化主体的自主性和个体化成为可能的相互承认）的对称性，与自然化行为形式的具体伦理实践分离开来，并将它们归纳为一致和妥协的反身性（reflexive）形式，同时通过法律的制度化对其予以保障。这种自组织社会的“自我”，随后消失在那些——对公共意见和政治意志形成之商谈涌流予以调节的——无主体的沟通形式中，从而使得人们可以继续预设其易缪结果（fallible results）的合理性。通过融入主体间性，人民主权被匿名化，然后被允许退回到民主进程及其实施的合法沟通前提中。[16]它在宪法确立的政治意志形成过程与文化上动员起来的公共领域之间的互动中，找到了自己无固定位置的位置（placeless place）。复杂社会能否以这种方式被封闭在一套程序化的人民主权中，或者，主体间共享的网络和沟通性地组织起来的生活世界是否会被彻底撕裂，以至于自主的经济系统及随之而来的国家管理的自我规划过程，将永远不会被带回生活世界的视域中（甚至不是通过最间接的管控类型），是一个无法在理论层面上予以充分回答、必须在实践上和政治上重新表达的问题。再者，这个问题对历史唯物主义来说具有根本性——历史唯物主义不能把其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命题理解为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陈述，毋宁说，如果人类互动的形式不再被已退变为暴力的某种社会性所迷惑，它是一个必须抹去的印记（the mark of a seal）。
三
就我们对其意图的理解而言，发生在我们眼前的革命性变化，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教训：如果不要让那种通过市场调节自身的经济逻辑保持完好，复杂社会将无法再生产自身。现代社会以与行政系统相同的方式，分离出以货币为媒介予以导控的经济系统；经济系统和行政系统处于同一层次，但它们的功能互补，两者都不能从属于对方。[17]除非苏联发生完全出乎意料的事情，否则我们永远不会发现国家社会主义下的生产关系是否能通过走民主化的中间道路来适应这种条件。但是，即使是向国际资本主义市场条件的转变，当然也不意味着要回到社会主义运动努力克服的那些生产关系。这将低估资本主义社会所经历的转型，特别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转型。
工业社会的遣散与重建
在社会结构中确立起来的福利国家妥协，现在构成了任何政治得以出发的基础。克劳斯·奥菲（Claus Offe）对我们在关于社会和政治目标的主导性共识中对福利国家妥协所表达的方式，给予了讽刺性的评论。他写道：“随着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形象变得越来越令人绝望，越来越让人触目恸心，我们都变成了‘共产主义者’，因为我们最终无法摆脱对公共事务的担忧和对全球社会可能发生灾难性发展的恐惧。”[18]柏林墙的倒塌，似乎并没有解决我们体制特有的一个问题。市场经济对它转移到社会和自然环境中的那些外部成本的漠不关心，正在激发一种容易发生危机的经济增长道路，这种经济增长又在其内部存在着常见的差异和边缘化；在第三世界还存在着经济落后（如果不是倒退的话），以及野蛮的生活条件、文化掠夺和灾难性饥荒；更不用说那种破坏自然平衡所导致的全球风险了。对市场经济进行社会和生态约束，是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约束的社会民主目标必然会被引伸触类而形成的国际公式（the international formula）。即使是对工业社会进行生态、社会遣散（demobilization）和重建的动力学解释，亦得到了超越绿党和社会民主党有限圈子的支持。这是当今争论所围绕的基本问题。关于可行性、时间跨度和实现共同目标（至少是口头上认可的目标）之方式的问题，便崛地而起了。人们还就一种旨在对——其自主性不得受间接从外部产生的直接干预之干扰的——政治系统自我导控机制施加影响的政治行动模式，达成了共识。故此，关于所有权形式的争论已经失去了学理意义（doctrinal significance）。
但是，将斗争从社会和政治目标层面转移到如何实现这些目标的层面，以及选择和执行适当政策的层面，并不能阻止斗争具有根本性意见分歧的所有特征。与以往一样，在以下两拨人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冲突：一边是那些利用经济系统的迫令（imperatives）对所有旨在超越现状的需求施以禁令（embargo）的人，另一边是那些希望坚守“社会主义”一词直到资本主义的先天缺陷——即把制度均衡的社会成本转变为私人失业命运的缺陷——被根除[19]、直到女性实现真正的平等，以及直到生活世界和自然毁灭背后的推动力已经得到了遏制的人。从这种激进改良主义的观点来看，经济系统不是一个至圣所（a holy of holies），而是一个试验场。即使是福利国家，由于其能够考虑到被称为劳动力的商品的独特特征，它也是试图找出经济系统在可能有利于社会需求的方向上能承受多大压力的产物，而企业投资决策的逻辑对这些方向是漠不关心的。
当然，与此同时，建立福利国家的计划已经变得具有反身性；由于该计划的副作用而产生的日益增长的唯法主义（legalistic）和官僚主义倾向，剥夺了本应具有中立性的行政权力媒介的纯正（innocence），而这种中立的行政权力媒介正是社会据以对自身施加影响的途径。[20]现在，干涉主义国家本身需要“社会约束”。权力和明智的自我克制的同样结合，是实施谨慎限制和间接调控资本主义增长之政治战略的标志，需要带回到行政规划的背后。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只能是改变自主的公共领域与金钱、行政权力掌控的活动领域之间的关系。这种承诺所需的反思性潜力，可以在通过沟通而流动起来（并在由自由流动的公共沟通形成的主题、论点和被提议解决方案中得到体现）的主权形式中找到。然而，它也必须采用由民主化的组织机构做出的固定决策形式，因为我们需要通过特定机构明确分配具有实际后果的决策责任。通过沟通行动产生的权力，可以对公共行政的评价和决策过程的基础产生影响，但并不想完全接管它们，以便用被围攻的据点（the besieged stronghold）所理解的唯一语言来表达其规范性要求：沟通权力培育了论据（arguments）的范围，它们尽管被行政权力以工具性的方式予以对待，但行政权力必须重视它们，因为行政权力是按照宪法的思路构想出来的。
金钱、权力与团结
现代社会从三个方面满足其导控能力的需求：金钱、权力和团结。激进的改良主义，不再以其可能提出的特定关键要求为特征，这毋宁是因为它旨在聚焦于社会过程并要求权力的再分配：社会整合的团结力量，应当能够通过广泛的民主论坛和机构，对其他社会力量、金钱和行政权力提出要求。这种期望是“社会主义的”，因为我们从日常生活中的关系中获知的相互承认的有效结构，可以通过公共意见和民主政治意志形成的非排他性过程所具有的沟通性先决条件，转移到以法律和行政为中介的社会关系领域。生活世界中那些专门促进被传承的价值观和文化知识沟通和传播、群体整合和新兴世代社会化的领域，始终依赖于团结。形成公共意见和政治意志的激进民主过程，如果想在如何划定以沟通的方式组织起来的生活领域与国家和经济之间的边界、如何导控两者之间的交流方面拥有发言权，亦须从团结中汲取力量。
当然，激进民主的理念是否还有未来[21]，将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和界定问题，即以何种方式看待问题在政治上占主导地位。如果发达社会公共领域中出现的唯一紧迫问题，是那些威胁经济系统和行政系统稳定的那些干扰，如果此类问题主导着我们对系统理论的描述，以规范性语言表达的对生活世界的诉求，似乎只是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s）。这场针对公共冲突的去道德化日益加剧的斗争，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这不再是在技术统治性的社会和政治观念的标志下发生的；在社会变得复杂到高深莫测的地方，惟有针对系统的机会主义行为似乎提供了一种寻找方向的方法。然而，如果不存在某种对规范性要求保持敏感的认知模式，即如果不将道德考虑重新引入公共讨论的议题中，发达社会实际面临的一大批问题几乎不可能得到解决。
在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中，关于财富分配的经典冲突是在资本和劳动利益的背景下形成的，从而使得双方都处于威胁对方的地位中。即使是结构上处于劣势的一方，也可以在最后的情况下诉诸罢工；换言之，就是有组织地撤出劳动力并随之中断生产过程。今时已不同往日。福利国家已将关于财富分配的冲突制度化，从而使得参加工作中的大多数人面对的是少数边缘群体，而后者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异质群体，却没有权力开启任何类似的禁令（embargo）。如果边缘化群体和弱势群体不放弃，而是自毁性地借助疾病、犯罪或盲目反抗来应对他们的负担，那么他们最终只能通过抗议性投票来表达他们的利益。让他们扪心自问，并坦然面对别人的疑问：他们是否真的愿意生活在一个（他们必须不断对无家可归者和乞丐、被沦为贫民区的城镇区域及被忽视的省份视而不见的）分裂社会中——如果没有大多数公民的选举支持，他们所面对的这种性质的问题，甚至没有足够的驱动力被采纳为广泛而有效的公共辩论的主题。如果不将道德引入辩论，如果不从规范性的视角使利益一般化，就无法启动自我纠偏的动力机制。
应对不断变化的文化优先事项
这种不对称的模式，不仅在多元文化的社会中围绕政治庇护和少数民族地位问题而爆发的冲突中重现；对称性的同样缺乏，亦决定了发达工业社会与发展中国家及自身环境的关系。如果出现最坏的情况，欠发达大陆可能会以大规模移民、危险的核威胁游戏或者破坏全球生态平衡，来威胁发达国家；但是，大自然的报复只能像定时炸弹安静的滴答声一样被听见。这种无能为力的模式，增加了这样一种情况的可能性：一个紧迫性只会逐渐增加的问题可能会被隐藏起来，而寻找解决方案的工作将会被推迟到为时已晚。惟有通过在道德上重新思考这些论题，即通过在尚未被剥夺所有权力的自由政治文化的论坛中，以大体上具有商谈性的方式促进利益的一般化，这些问题始能得到解决。譬如，一旦我认识到我们所有人仍处于危险之中，我们就会愿意为关闭格赖夫斯瓦尔德（Greifswald）废弃的核电站付出代价。它有助于了解自己的利益与他人利益之间相关联的方式。道德或伦理的视角，可以使我们更迅速地认识到那些影响更深远、同时也更不持久和更为脆弱的联系，这种联系将某个个体的命运与其他所有人的命运捆绑在一起，甚至使最格格不入的人亦成为自己共同体的成员。
今天的主要问题，让人想起以另一种方式推进财富分配的问题；它们所要求的，是完全相同的独特政治类型，即一种同时进行限制和培育的政治类型。正如汉斯·马格纳斯·恩森斯伯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指出的，当下的革命似乎将这种政治戏剧化了。首先，大多数人的态度发生了潜在的变化，然后合法化的坚实基础在国家社会主义的践踏下崩溃了。崩塌发生后，这个系统将作为废墟被拆除或重建。由于革命的成功，一种内倾性（introverted）和恳求性（supplicatory）的政治出现了：一种致力于遣散和产业重建的政治。
在这一隐喻开始的领域，1980年代的西德亦发生了类似的转型。部署中程导弹被视为一种武断的强加，从而成为说服大多数人相信下述判断的最后一击：军备竞赛的自我毁灭性升级，具有如此无意义的危险。雷克雅未克峰会（尽管我不想提出两者之间的直接联系），随后便开始转向裁军政治。诚然，导致合法性丧失的文化优先事项之变化，不仅是隐蔽之处（subcutaneously）发生的（就像在国家社会主义的私人壁龛发生的那样），而且也可能完全发生于公开场合，并最终是在西德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大众游行示威背景下发生的。这是循环过程的一个很好例证，通过这种循环过程，由当前事件引起的价值观的潜在变化，可以与公共沟通过程、民主的政治意志形成所带来的宪法参数（the constitutional parameters）的变化以及对遣散和产业重建新政策的推动关联起来，这些新政策转而又反馈到不断变化的优先事项中。
二十一世纪的挑战将是一个秩序和规模的挑战，需要西方社会给出答案——如果没有通过形成公共意见和政治意志的机构实现对利益的激进民主性的普遍化，这些回答无法获致，亦无法付诸实践。在这个舞台上，社会主义左派仍占有一席之地并扮演政治角色。它可以生成产生持续政治沟通过程的酵素，而这种政治沟通过程可以防止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枯竭而亡。非共产主义左翼，没有理由感到沮丧。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诸多东德知识分子将不得不适应西欧左派几十年来一直所处的境地——把社会主义的理念转变为对瑕瑜互见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激进改良主义的自我批评，而此种资本主义社会是以具有普选权和福利国家的宪政民主为形式的。随着国家社会主义的破产，这是一切都必须通过的针眼。惟有当它不再有批判的对象之时，这种社会主义方始会消失——也许当东德社会已经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其身份认同的时候，它会允许人们感知和认真对待所有不能用价格表达之物的全部意义。人类可以从自我强加的监护和有辱人格的生活条件中解放出来的希望，并没有计穷力竭，不过此种希望要经过这样一种具有易缪性的意识和对历史教训的认识之过滤，即：如果能够为少数幸运的人保持可容忍的生存平衡，最重要的是，如果能够在其他饱受蹂躏的大陆上建立这种平衡，人们本来已然成就斐然。
注释
本文最初的德语版本的文献信息如下：‘Nachholende Revolution und linker Revisionsbedarf: Was heisst Sozialismus heute?（随后的革命和左派修正的必要性：社会主义在今天意味着什么？）’, in Die Nachholende Revolution: Kleine Politische Schriften （追赶革命：小型政治论文》）VII, Frankfurt am Main 1990, pp. 179–204.由Ben Morgan译成英文，发表于New Left Review, No.183 (September-October), 1990, pp. 3-21. 本文由译者根据英译本译出的。
[1] 关于伦理学、乌托邦思想与对乌托邦思想的批判之间的关系，参见Karl-Otto Apel’s clear contribution to W. Voßkamp, ed., Utopieforschung, Frankfurt am Main, 1985, vol. I, pp. 325–55。
[2]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30 December 1989.
[3] 比较：K. Griewank, Der neuzeitliche Revolutionsbegriff, Frankfurt am Main 1973.
[4] Die Zeit, 29 December 1989.
[5] 《时代周报》（Die Zeit）杂志的编辑。
[6] Die Zeit, 29 December 1989.
[7] H. Kesting, Geschichtsphilosophie und Weltbürgerkrieg, Heidelberg 1959.
[8]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17 February 1990.
[9] Daniel Bell and Ralf Dahrendorf in Die Zeit, 29 December 1989.
[10] Karl Marx,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in D. Fernbach, ed., The Revolutions of 1848, Harmondsworth and London 1973, p. 71.此处的译文，借自《共产党宣言》的中译本，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4页。
[11] 这是我第一次（1960年）系统地论述马克思主义的一篇文章的标题。其英文版，见Jürgen Habermas,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1974。
[12] Die Zeit, 2 March 1990.
[13] 马丁·杰伊（Martin Jay）在其《马克思主义与总体性》（Marxism and Totality, Berkeley 1984.）一书中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了概述。
[14] Herbert Marcuse, Soviet Marxism, Harmondsworth 1971.
[15]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19 February 1990.
* 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Isayevich Solzhenitsyn，1918－2008），苏联和俄罗斯的杰出作家，苏联时期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之一。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他在文学、历史学、语言学等许多领域有较大成就——译者注。
[16] Jürgen Habermas, ‘Volkssouveranität als Verfahren’, in Forum für Philosophie, ed., Die Ideen von 1789, Frankfurt am Main 1989, pp. 7–36.
[17] 这并不是我的一些左派批评者所认为的“实用性妥协”，而毋宁是采取了某种克服了整体性观念的社会理论取径的结果。Die Zeit, 8 December 1989.
[18] Die Zeit, 8 December 1989.
[19] 关于不再以工资为中心的基本安全的观念，见G. Vobrude, ed., Strukturwandel der Sozialpolitik, Frankfurt am Main 1990。Jürgen Habermas, ‘Die Kritik des Wohlfahrtsstaates’, in Die Neue Unubersichtlichkeit, Frankfurt am Main 1985, pp. 141–66.
[20] Jürgen Habermas, ‘Die Kritik des Wohlfahrtsstaates’, pp. 141–66.
[21] U. Rodel, G. Frankenberg, H. Dubiel, Die demokratische Frage, Frankfurt am Main 1989.
本文转自 | 公共法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