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4日，我们姐弟兄妹四家在宝应射阳湖镇的油坊头寻访，没想到的是，这个村不仅有当年新四军的军工厂，还有苏中行署、苏中高等法院、苏中银行等等旧址。其实不仅是油坊头，整个射阳湖镇都是著名的苏中革命老区。
据说，射阳湖的得名，源于中国古代后羿射日的神话传说。尧时十日并出，田野焦枯。后羿助尧帝射落九日，仅留一日。其中射下一个太阳坠落在此境内，将大地砸成了一个大湖，湖因“射阳”而得名。难怪这儿是抗日斗争的风水宝地，亦乃老天造化！
【射阳古镇码头的后羿射日雕像】
1944年春，车桥战役胜利后，苏中区党委、苏中行政公署、新四军一师师部暨苏中军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先后从东台三仓河地区迁到宝应的安丰、固晋一带办公，改善了过去处于流动状况的环境，为干部整风、部队整训、开展大生产运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1944年底到1946年期间，苏中党政军领导机构从西安丰迁驻射阳湖镇油坊头和吉家舍一带。在这儿，有苏中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苏中行署、苏中高等法院、苏中银行、《苏中报》编辑部和印刷厂、苏中后方总医院、苏中分区军服厂等等，所有的政权功能齐全，不愧人称“苏中小延安”。
为什么苏中红色政权机构要集中在这一带？当地人告诉我们说，是粟裕司令员勘察地形来到这里，发现这里有芦荡河汊，便于隐蔽，四通八达，群众基础又好，于是果断决定将苏中区政府机关都搬来了。残酷战争中，我们的政权机关，还有军工厂，能在一个地方稳定驻扎近两年，不能不说是个奇迹。更何况，距离这里几里路的镇上就有敌人的一个小队，真正就是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战斗呀！
这就是粟司令的胆略！——当地人得意地说。
不过我们注意到，在这里，几乎所有的红色政权机构都有一个共性特征，就是如果不告诉你，你根本找不到，因为——它们都隐蔽在当地群众的家中！
下面是我们看到和了解到的几个红色旧址：
【苏中高等法院旧址（1944-1945年）】
这是苏中高等法院旧址，当时设在射阳湖油坊头村民张美文的家中。法院旧址南北坐向，大门朝西，前后各三间，典型的四合院，在法院旧址的东南角，有一座较大的土地庙，也是法院判决的临时场所。
1944年春，苏中党政军机关由东台的三仓河地区陆续迁至宝应射阳湖地区，随之迁来的有苏中司法处。1944年9月，苏中行署决定，撤销司法处，成立苏中高等法院，行署副主任季方兼任院长，各专署撤销司法科，成立行政区法院。同年10月，苏中行政公署公布《苏中区处理诉讼案件暂行办法》，各县县政府为第一审，专署法院为第二审，苏中高等法院为第三审，苏中高等法院坚持以抗日各阶层人民的利益为基础，对民事案件以调解为主，审判为辅，对刑事案件以教育改造为主。同时，对国民党政府镇压革命的所有判决，宣布一律无效。1945年秋，苏中高等法院随苏中党政军机关撤离射阳湖地区，历时一年半时间。
【苏中银行旧址（1944-1945年）】
这是苏中银行旧址，位于宝应县射阳湖镇油坊头村村部，行址就设在油坊头东墩上的董氏家祠。我们讲过，当年就是这家董姓主人把家祠前的清代银杏古树捐献给军工厂做手榴弹柄和枪托，后来树桩里又长出新树，留下了“母子古银杏 红色奉献史”的故事。其实，他捐献的不仅有银杏古树，连家祠也给新四军办银行了。
1944年底，苏中党政军领导机构从西安丰迁到射阳湖镇油坊头和吉家舍一带。粟裕、陈丕显等领导同志根据华中局刘少奇、陈毅等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为了保障我军供给，阻止敌人掠夺资源，更好开展敌后斗争，决定创办了苏中银行。苏中银行担负整个苏中区金融秩序管理监督的职能，新四军女干部郭建任行长，另有3名工作人员。1945年10月，苏中领导机关迁出宝应时，苏中银行一同随迁。
【江淮印钞厂旧址（1944-1946年）】
有银行就要发行抗币，苏中区建立了江淮印钞厂印制抗币。1944年3月江淮印钞厂随苏中领导机关迁入宝应，厂址选在距苏中军区司令部10公里左右的水泗林上庄，就是我们父亲的一师军工部到油坊头来之前在的宝应射阳湖镇林上庄。
当时江淮印钞厂在林上庄的办公室就设在村民沈嘉和、沈维堂家，厂房设在村东头的草庵旁边，用芦柴临时搭起的厂房。林上庄四面环水，犹如小岛，周围数10里都是芦苇和藕塘，出门都要用船。老百姓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有一两条小船。因为河里水草多，大船一般进不来，就算小船，如果没有熟悉情况的人带路，也会迷失方向。为了防止敌人汽艇袭扰，还在主要河道中央打了河心暗桩，好似天然屏障。所以这一带当时被称为“华中水寨”，江淮印钞厂在这里好像进了“水泊梁山”，再合适不过了。
印钞厂由李人俊、胡金魁等担任党政领导。主要工种有凹印、凸印、制版、雕刻、打锡板、剪板、电镀、照相、铜锌版、裁切、光边、检票标号、整券、湿纸、烘票、检修等。当时新四军江淮印钞厂的票面有伍角券、壹元券、伍元券、拾元券、贰拾元券等。
因为要印钞，苏中行署财经处还在宝应曹甸的李沟，创办了华中造纸厂，生产出质地柔韧的印钞纸张，不但提供了江淮印钞厂所需纸张，而且还为华中其他抗日根据地提供了印钞纸张。在敌后恶劣环境下，江淮印钞厂生产了抗币947.55万元，为盐阜和苏中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
据史料记载，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在华中根据地设立的地方金融机构。1941年4月，在江苏盐城成立，直接受新四军军部财政经济部领导。根据地银行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和华中局有关经济建设的货币金融政策，在苏中抗日根据地陆续发放了农业、小额、商业等各项贷款支持大生产运动，促进中国共产党政权领导下的经济扎根、发展。1944年，苏中区税收总额达11261万元，行政收入41297879元，税收在苏皖边区四区（苏北、苏中、淮北、淮南）中最为丰厚。
【《苏中报》旧址（1944-1945年）】
1943年11月，中共苏中区党委通过《关于出版〈苏中报〉的决定》。并成立以粟裕为书记，俞铭璜为副书记（时任中共苏中区党委宣传部部长）的党报委员会，报社由粟裕为社长、林淡秋为总编辑。设编辑委员会，创刊号以整版篇幅登了粟裕同志的《发刊词》，“苏中报”三字为新四军一师政治部主任仲期光同志题写。当时《苏中报》聚集了苏中地区一部分知识界人士，其中有上世纪30年代知名的文学家、翻译家、版画家林淡秋、蒯斯曛、赖少其等。
1944年3月，车桥战役大捷后，苏中区党委又决定将中共苏中行政委员会第三行政区地委机关报江潮报印刷厂的部分设备和人员，组建《苏中报》印刷厂的书版部，其任务主要是印刷和供应新四军一师广大指战员、苏中区广大共产党员、地方干部等进行整风和政治理论学习所需的报纸和学习材料，也兼印一些一般读物和对敌、伪、顽的宣传。
1944年10月，《苏中报》报社由西安丰迁至射阳湖镇射南村的杨德洪家。而《苏中报》印刷厂的书版部则迁移到射阳湖镇冲林村。报社下设编辑、采访、营业三部，共有记者、编辑、排字、印刷、机电工等70余人。因当时的工作条件简陋，敌后形势紧张，报社各部门都隐蔽分散在附近村庄的群众家里。
《苏中报》印刷厂书版部在射阳湖期间还出版了苏中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苏中版《毛选》由俞铭璜策划和主编，杜诺为责任编辑，周岩为责任校对，原计划出版三至四卷，后因日寇投降，形势发展变化，机构人员变动，只出版了第一卷，印发了两三千册。
【苏中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在射阳湖镇冲林村编辑出版】
1945年10月，《苏中报》和苏中出版社奉命停刊，大部分编辑人员调往淮阴的华中《新华日报》和新华社华中总分社工作，还有部分人员调华中军区政治部工作。《苏中报》从1943年12月2日创刊至1945年10月11日停刊，共出版发行270期，其中在射阳湖期间出版发行101期，为宣传抗日、团结群众打击敌作出了很大贡献。
【苏中军区后方总医院旧址（1944-1945年）】
1944年3月，车桥战役刚结束，苏中军区就在水泗落潮堡（如今的落潮村）建立了后方总医院，谢进、赵国宝同志先后任院长。在近两年时间，后方总医院抢救了数百名伤病员，尤其是在车桥战役和三垛伏击战重伤员的救治中，只有一人在转运过程中牺牲。当地群众腾房让屋给医院做病房，为医院运送、转移、安置、保护伤病员以及站岗放哨，风餐露宿，披星戴月，夜以继日，甘冒生命危险。为解决交通问题，当地群众主动在荡里挖蕻筑路。靠人民群众的保护和支持，使一个没有武装保卫的后方医院得到了安全生存和发展。
【苏中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旧址（1944-1945年）】
在油坊头，还开过被誉为苏中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治建设“里程碑” 盛会的苏中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1945年6月，苏中区党委按照“三三制”政权组织形式加强各级各类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和支持，在苏中统一战线史上留下了光辉一页。当年8月6日至8月13日，全国抗日战争战略大反攻到来之际，苏中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在这里隆重召开，选举产生了新的最高权力机关——苏中行政委员会和苏中行政公署。
出席会议的代表来自苏中一、三、四、五分区和直属机关、部队、学校，其中正式代表192人（内有共产党员84人）、候补代表10人。列席会议的还有大后方青年参观团和各地来宾等600余人。参会人员大多数住在老百姓家，也有部分人员住在大会专门新搭起的草屋内，会议伙食由各分区分组自行解决。大会还在油坊头朱家廒搭起主席台，白天开会，晚上前线剧团演出古装话剧《甲申记》等节目。会议结束两天后，日本鬼子宣布无条件投降。
【苏中军区暨新四军一师练兵场旧址（射阳湖镇王坤村西郊，形成于1944年】
除此以外，我们还听说，1945年初苏中党政军机关及新四军1师陆续转移到射阳湖王坤、油坊、射南等村，当时军事机关集中驻扎在王坤村的吉家舍。部队在荡区遇到的最大难题是没有练兵场地。当地农民蔡登泉、蔡登元、蔡登山兄弟和石仑的刘士德四家，得知部队急需练兵场，每家主动拿出5亩稻麦两熟制良田，无偿给部队做练兵场。
战士们在可贵的20亩地的训练场上，建起了靶场、天桥、木马、单双杠等训练设施。训练场上每天号声嘹亮、杀声阵阵，将士们争分夺秒，苦练杀敌本领。一批又一批战士在这里受训后走向战场，为夺取全国抗战胜利英勇杀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吉家舍练兵场也由此载入史册。
【乔信明将军旧居】
想不到，在这儿还看到了开国少将乔信明的旧居。乔信明将军的次子、空军少将乔泰阳是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也是我们的老朋友。看到他父亲的旧居，我们颇感亲切。乔信明曾任方志敏领导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红十军团）第20师参谋长。1935年1月，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遭遇国民党军队伏击后，乔信明与方志敏同时被俘关在南昌的看守所受尽摧残。乔信明在狱中目睹了方志敏不畏威逼利诱、英勇赴死的革命气概。在方志敏牺牲后，乔信明成立秘密党支部，开展狱中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徐特立同志亲自营救下，乔信明重返革命队伍。1945年8月，乔信明担任苏中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委，在射阳油坊头住过近一年时间。11月底，夫人在落潮堡的后方总医院产下长子乔晓阳。晓阳幼年时期在射阳湖畔度过，在战火中成长，2003年3月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后，一直没有忘记他的出生地射阳湖。2009年4月初，他来到射阳湖，见到宝应县委领导同志时动情地说：射阳湖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第一眼看到的地方，射阳湖人民用甘甜的乳汁喂养了我，射阳湖是我的福地，我永远不会忘记射阳湖人民对我父母的鱼水深情，对我的养育之恩。
真不简单！射阳湖畔这么多的红色旧址，见证了军民鱼水情深的抗日传奇历史，也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光辉灿烂的红色文化，这是射阳湖人民的精神脊梁，也永远激发着子孙后代的红色情志。
农家春光，无限美好，我们欢天喜地，纷纷拍照——
离开油坊村， 我们马不停蹄，在宝应新四军研究会华兆昌、吴宝海两位副会长的陪同下，又直奔宝应兴化交汇之处的沙沟古镇，寻找当年我们母亲的苏中公学在沙沟的旧址。因为已超出宝应境内，两位副会长也不熟悉，费了好大周折才找到。
路窄曲折，下车步行。一路看古老大树、油菜花和小桥流水，仿如是七仙女与董永居住的农家仙境。
在一座鲜艳的黄色古庙对面，有明清时代的窄巷纵横交错，两侧民居青砖细瓦，很有点儿古韵……
这里是泰州的“北大门”，地处兴化、盐城、高邮、宝应、建湖五县市交界处，也是苏中里下河水上交通要道。当年曾是新四军在苏北的重要根据地，也是著名的“苏中公学”所在地。这里，就是入选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的兴化市沙沟镇。
【沙沟古镇全景】
当年在新四军手上，这个小小的沙沟镇，曾经建市7个月呢！
那是1945年2月23日，新四军一举解放了被敌伪号称“水上坚城”的沙沟。同年3月，新四军宣布成立沙沟市，隶属于苏中行政公署，主要管辖沙沟、崔垛、时堡、中堡及附近村庄，东西长约15公里、南北宽约7.5公里，虽说不算大， 但却是一片“红色热土”。
沙沟市政府办公地设在沙沟的杨家祠堂。所谓祠堂，不过是一处多院落组成的普通民宅。就是在这几间简陋的民房里，我党领导沙沟军民开展反击日伪扫荡、土地改革、国民教育、减租减息、除奸反霸、支援解放兴化、动员青年参军参战、北撤等一系列革命军事行动，为巩固苏中解放区政权、解放全中国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1945年9月1日，兴化城解放后，经苏中区党委批准，沙沟撤市，又成为隶属兴化县的一个区了。
也就在这年的8月23日，苏中军区、苏中行署命苏中公学校部移驻沙沟市，协助沙沟市政府开展抗日宣传活动。苏中公学一千多名师生，在校长夏征农率领下，从宝应西安丰由水路到达沙沟。在苏中公学校报编辑部工作的我们的妈妈也在这支队伍里。
苏中公学移址沙沟，校本部设在窄巷深处一座唐朝留下的“三元宫”道观内，学员们则按分队编制分散居住在三元宫周围的居民家中。在沙沟，各分队成立宣传组，大力开展宣传工作。他们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居民挑水、扫地，教居民识字，与驻地人民建立了深厚的鱼水之情。
10月17日，粟裕师长乘汽艇去淮安途中亲临沙沟，在镇东操场检阅了部队和全体学员。苏中公学虽然在沙沟只有短短的70多天，但学员们做了大量的宣传发动工作，使我党我军的抗日主张深入人心，受到苏中区党委领导表扬。
【这是在沙沟苏中公学旧址前，咱家的两位将军与宝应新四军研究会华兆昌（左2）、吴宝海（右1）两位副会长合影】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喜讯传来，苏中公学师生和沙沟市人民一起，举行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大游行。苏中军民相继发动收复宝应、兴化等地的战斗，苏中公学的学生们积极参战发挥很大作用。
1945年9月新四军解放盐城大丰的大中集。11月，我们的妈妈又随苏中公学撤离沙沟，移驻大中集。
【这是1946年元宵节，母亲张颖和战友仲文在大中集参加庆祝胜利的两万人游行时合影。】
【这张照片是1946年初，在苏中公学的母亲张颖（左1）和战友在大中集的留影，虽已不够清晰，可弥足珍贵。】
《苏中公学旧址》展览在沙沟后大街虹桥巷2号“三元宫”道观内，这个展览虽然许多内容与宝应《苏中公学纪念馆》相同，但突出介绍了老校长夏征农的生平事迹，以及苏中公学的保密工作、对敌策反和情报收集工作等。
夏征农，是我们爸妈非常尊敬的老校长、老领导，经常挂在嘴边向我们谈起——
他是1927年打响第一枪的“南昌起义”参与者，是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左翼文坛的活跃分子，还是1941年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亲历者；他是新四军政治部统战部副部长兼民运部长，是苏中军区军政委员会秘书长、一师调查研究室主任，苏中第四专员公署秘书主任（党组书记），后来又是苏中公学的教育长、政治部主任和校长……
百年人生路，直面坎坷行。文革后，他历任复旦大学党委第一书记，上海大学首席顾问，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联主席，上海市社联名誉主席。
百岁时，夏征农写诗自况：“半是战士半书生，一行政治一行诗”，对自己人生作了精确而有意味的概括。
2005年3月4日，我们爸妈专门到上海拜访老校长夏征农夫妇，为老领导贺寿，同时汇报江苏苏中公学校友会的工作情况。时年，我父母八十有余，而夏老已然101岁。2008年10月4日，夏老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105岁。
纪念馆中，还有不少反映当年新四军廉政作风和军民关系的小故事，阅之十分有趣，颇有收益。
离开沙沟古镇的苏中公学，在车窗中看见，有“柳堡村”地名的石碑一掠而过。
顿时明白，这里就是我们小时候家喻户晓的电影《柳堡的故事》的产生地，电影里“二妹子”陶玉玲的美丽形象至今令人难忘。查了一下，作者胡石言是新四军抗大九分校学员，后来是新四军一师第三旅七团一连的文化教员。当时我们妈妈爸爸在过的新四军鲁艺、抗大九分校和后来的苏中公学，都是新四军培养新中国文学艺术人才的革命大熔炉啊！
天色近晚，我们还必须赶回宝应。因为宝应县原副县长、宝应新四军研究会杨洪国会长，要和新四军研究会所有在家的领导同志一起请我们共进晚餐，真是一片盛情呀！
这一天，我们在两位副会长的陪同下，周转了四个村镇，参观了五、六个纪念馆、纪念地。我们在各个纪念馆，以及当地人的口中，听见了一个个新四军融入老百姓中，老百姓贴在新四军旁，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情感交融、难舍难分的故事。晚上在杨洪国会长的宴席上，又听领导们如数家珍般地谈及新四军在宝应的一些往事，这种气氛让我们感动！我们为宝应县委县政府和新四军研究会的领导同志们对红色历史文化工作的高度重视和热情投入而感动，也为宝应人民对新四军浓浓不舍的深情而感动。
【宝应鸟瞰】
回顾这一天，最让我们赞叹的是——
百姓家中的红色政权，湖荡河汊里的神仙出没，新四军、苏中区真是如鱼得水，无其不能。
在艰苦的岁月里，苏中根据地人民的支持和奉献就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无价之宝。正是有了群众的掩护，敌人根本不知道我们的红色政权就在这里；正是有了这一片比较稳定的大后方，才有了苏中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战争全面反攻阶段的大发展。我们的政权、我们的军队，居住农家，生活农家，与老百姓亲如手足，胜似家人。军队铁心为人民，人民铁心爱军队，谱写了一曲曲感人肺腑的人民战争胜利篇章。
毛主席说过：“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
今天我们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不也是这个理吗？这是长期革命历史所证明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打江山、保江山，人民是靠山！
护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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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作者系新四军老战士后代；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