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 世纪美国工业化进程启动，1807年罗伯特·富尔顿(Robert Fulton)将蒸汽机运用到航行中，开启了交通机械动力的大时代。
内河运输迅速发展起来，促进了商业繁荣，激发了开凿运河的热情，之后铁路建设更是如火如荼，交通运输网逐渐完善，这有利于人口大范围、大规模流动。
而此时，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美国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日益加剧。
另一方面，欧洲动荡不安的政治形势，经济发展的起伏，特别是 19 世纪 40 年代“马铃薯灾害”席卷欧洲。
对爱尔兰造成巨大影响，以爱尔兰为主的欧洲民众如滔滔洪流涌入美国，满足了城市发展的需要，宏观上推动了经济产业结构的改变，促使人们的社会生活日新月异。
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推动经济的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如因农村人口和外来移民的不断涌入，城市人口增长速度过快，城市建设速度跟不上人口骤增的速度，现有设施根本无法满足需求。
促使流浪者和流离失所的孩子成倍增长，出现如蜂窝般的贫民窟:底层工作竞争激烈，劳资纠纷不断，城市环境恶劣，族裔间矛盾凸显，出现一系列社会治安问题。但政府在治安方面的职能却亟需提升。
人们的紧张和焦虑无处不在。部分土生美国人通过将这些社会问题归咎于外来移民来缓解焦虑,再加上排斥天主教的历史文化传统,政客的利用等,美国在 19 世纪中叶掀起了一股排外浪潮。
工业化的启动及其与城市化的关系
尽管在美国殖民时期，费城、波士顿和纽约等城市已经兴起，但19世纪中叶，城市人口才出现爆炸式增长。
工业化和城市化相辅相成。城市化的迅速发展离不开工业化的推动，从手工业到工厂生产的转变，对城市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美国(和西欧部分地区)的工业革命促使一些工业领域的制造业从手工作坊转化为工厂生产。
交通运输业的进步，加速了工厂生产的廉价产品商业化和市场的扩张。
工业化的深入发展也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而公路、运河、河上汽船和铁路降低了商品的运输成本和人口的流动成本。
工厂为降低成本多集中在城市，因此，城市迅速成为机会的中心，吸引无数美国人和欧洲移民离开农耕生活，前往城市。美国城市人口比例增加。
同时，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美国日益发展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扰乱了美国当时的社会秩序。
机械化生产和交通运输的进步使农产品价格降低，迫使大量拥有少量土地的农民在激烈的竞争中破产，不得不去城市寻找新的生计。
而机器大生产和发展迅速的交通运输业，使商品流通愈加广泛，打击了手工工匠，导致生产力较低的工匠失去了市场，进入城市寻找市场，或者成为工厂工人。
为了增加收入，有些工人需要在不安全的条件下长时间工作。另外，不平等现象随处可见,贫富之间弥漫着的鸿沟每年都在扩大。
城市发展区域差异大，铁路没有经过的地方，好似被时代抛弃。而阶级、种族、宗教差异，族裔纷争政治腐败加剧了当地的不平等现象。拥堵，污染，犯罪和疾病也充斥于城市。
欧洲移民潮的兴起与族裔冲突
欧洲移民到美国的人数在 1812 年战争后急剧增加，并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持续增长,但从 19 世纪 30 年代中期开始,移民人口迅速增加。
1835 年至 1844 年间，美国人口中外来移民的人口数和其所占美国总人口的比例分别约为70万和3.6%:到了 1845年至 1854 年间,这两个数字分别陡增到大约 290 万和 11%移民人数比前十年的四倍还要多。其中多达一半的移民来自爱尔兰。
而1854年超过 40 万的移民人数更是前所未有。通过移民来源国的数据统计可知，从1835年开始，美国的移民主要来自爱尔兰和德意志，但不同时期移民的身份、移民原因、及具体的来源地都有所不同。
在 1812年战争后的 20年里,移民到美国的爱尔兰人往往是的小农和中产阶级城市居民，被认为是爱尔兰天主教徒中“最有进取心、最勤劳、最善良的人”他们通常掌握商业或手工技能。
其中有不少农民在他们到达美国时就购买了农场，有些先在东部沿海城市工作，直到攒够了钱去购买西部的农田。
与爱尔兰移民不同的是，德意志人并没有聚集在美国东海岸的港口城市。
整体而言德意志移民不像爱尔兰人那样赤贫,他们有足够的钱到达美国西部地区如辛辛那提和密尔沃基这样的城市，或者是西部的农业区，大多数德意志移民从事农业。
尽管19 世纪上半叶，美国的经济发展整体水平还没有欧洲高。但美国各州和地方政府为了招揽移民大显身手,不仅制定了鼓励移民的政策,还卖力宣传,在欧洲各国做广告。
虽然爱尔兰移民多是天主教徒，但美国官方从 19世纪开始对天主教敌视情绪有所缓和(部分州取消对天主教移民的排斥性措施，废除殖民地时代确立的正教等)。
另外，由于工业化的发展，航海交通进步，移民美国所需的交通费的下降也推动了大规模移民现象的产生。
面对成千上万因欧洲经济和政治动荡而来势汹涌的陌生移民，“土生美国人与爱尔兰移民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也因环境、文化习俗、劳动机会等因素而加剧。”
这些都促使美国排外主义者产生移民会对美国传统文化和主流价值观造成危害的想法，从而反对移民。
在19世纪的美国，许多人认为信仰新教是推动美国发展，使人民获得自由的关键。而罗马天主教似乎对土生美国人所珍视的一切都怀有敌意。
美国人民对“自由民主”的忠诚激发了他们反天主教的热情，因为他们相信天主教的统治阶层对其教徒的完全控制剥夺了天主教徒参与政治所必需的独立性。
于是一些新教团体反对天主教移民，即爱尔兰人和德意志人。导致族际关系不和，而 1845 年开始大批移民如洪流般的涌入，更是加剧了这种紧张关系。
族裔间关系恶劣，不仅是因为宗教问题，还有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
而这几方面所起作用又是相关联的。所受排斥越严重，移民们会越清醒的意识到，只有和同一群体的人团结起来才能保护自己。于是移民开始地投票给民主党，而民主党因此受益。
从而更支持移民，移民的政治影响力便与日俱增。这加剧了土生美国人对移民可能威胁美国政治安全的忧虑。
站在土生美国人的立场来看，这种担心并不是空穴来风。
因爱尔兰移民抱团取暖，互相保护，并且参与激进政治，倾向集中投票支持一派,在政治选举上具有优势,其产生的政治影响力不容忽视。"
经济方面，爱尔兰新移民为生存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资。很多土生美国人，尤其是非熟练工人，因此失去了工作，当时的一位作家对此评论到“廉价愚昧的劳工将通过接受低薪把聪明而诚实的竞争者赶出市场”。
所以他们排斥新移民。也有人认为这些移民导致北部城市的犯罪率和贫困率上升。这些都刺激了排外主义情绪蔓延。
政党政治发展
1840年代的美国政治是由“第二政党体制”塑造的。
美国第二政党体制(thesecond party system)由辉格党和民主党组成，形成于 19 世纪 20年代，结束于19 世纪 50 年代。
第二政党体制下的政党拥有现代意义上政党的主要特征，有严格的政党纪律、明确的政党纲领和完备的组织动员机制，政党的普通成员也开始发挥重要作用。
在该政党体制中，民主党和辉格党各自代表不同的联盟和相互竞争的经济利益。民主党的理想是建立由自耕农组成的直接民主制度。
他们听从杰斐逊和杰克逊的建议，在小城镇里，尤其是在南方，他们的势力越来越强大。在马萨诸塞州，他们的据点位于西部农业区。
约翰·穆尔肯(John Mulkern)在他的著作:《马萨诸塞州的无所知党:人民运动的兴衰》中指出，民主党人虽然表现出自己是平民的拥护者，却像辉格党一样拥护商人。
相比之下，辉格党人在东部工业城市最强大，尤其是波士顿。他们牢牢掌握着立法机关。他们的领袖是工厂主、富有的商人。
他们憧憬各阶层共同进步，社会迅速发展，辉格党认为工业的兴起推动了进步，促进了社会发展。两党都深信自由放任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