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远省和平解放亲历记（上）
赵琏璧
一九四八年冬，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东北、华北、华东等地的国民党守敌已全线崩溃，国民党蒋介石赖以发动面内战的有生力量经过三大战役大部被歼灭。整个国民党的统治已处于摇摇欲坠、风雨飘摇的境地。
平津战役的胜利和北平的和平解放，使绥远的守敌更加孤立无援。一九四九年二月六日，我人民解放军绥蒙政府军在杨植霖、苏谦益、姚喆等同志的指挥下，从归绥城东的白塔村向归绥城守敌国民党三十一军刘万春部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激战三小时后，刘万春外围阵地便被击溃，守军全部退回了归绥城。绥蒙政府军随即也停止了进攻。这时原绥远省伪国民党的反动政权已是朝不保夕，国民党省党部、县市党部的党棍们都惊慌失措，咒骂着争相逃命，就连平时高喊“党权高于一切”。的国民党绥远省党部匪首潘秀仁，也看到大势已去，仓皇逃命。
这些国民党匪徒，死到临头了，还没忘记搜刮民财，潘秀仁在逃遁之前下了一道命令：“绥远物资西移”。这道命令一出，匪徒们趁火打劫，从市面上大肆抢劫银元、土药、鸦片、百货、布匹等物资。这些物资都被抢运到包头及后套，后来变价出卖，饱入私囊。当时的数目约为百万吨左右。
那时归绥市内一片混乱，街上堆积了大量的物品，车来人往。匪徒们争相逃命，老百姓怨声载道。一些商号怕商品被省党部抢去，就减价拍卖，可那时谁敢买呢？我记得一袋面粉两元钱还卖不出去。而拉洋车的却暴涨价，拉一趟五、六元，还忙不过来。
二月六日下午，潘秀仁等一伙要员连同他们的家属，携带着搜刮来的大量金银细软，如同丧家之犬急急奔到火站车，准备乘车向包头逃窜，那个狼狈相，与平时的伪君子面孔判若两人。上了火车后，他突然想起还有半麻袋烟土没带上，就大声的喊叫：“通信兵，快回省党部，峨的床下面还有半麻袋烟土没带上，快快给我取来。”等通信兵上气不接下气的取回烟土，火车已经徐徐开动了。只见各节车厢里，人挤得水泄不通，再看车厢顶上，也坐满了西逃的匪兵。市民们都在盼望着解放军早日打进城里，消灭国民党匪帮，结束这混乱的局面。
我人民解放军在完成了对归绥城的包围后，便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争取以解放北平的形式和平解放绥远。我绥蒙政府电告伪绥远省军政集团，双方通过和平谈判和平解放绥远省。
归绥城内，国民党省、市、县党部的要员已窜逃，绥远省主席董其武在接到绥蒙政府的电告后，召集了守城的三十一军军长刘万春和以绥远军政要人组成的“绥远和平促进会”的张钦、阎肃、于崇灏、荣祥、常佩三等人商量对策。
会上，张钦、阎肃、于崇灏、荣祥等人一致同意和绥蒙政府和平谈判，和平解放绥远。而刘万春等人却主张和解放军战到底，与归绥城共存亡。还叫嚣若不胜就烧毁归绥市的大南街（那时最繁华的市区），破坏厂矿、电厂设施，然后与常住绥远的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藏等五省代表西迁。
在这一片混乱声中，傅作义从北平派安春山乘飞机到了绥远，安春山下机 后，告诉董其武说：“中共方面周恩来副主席已与傅作义先生电话联系，商讨过绥远的解放问题。”并说，傅作义派他飞回绥远，目的就是“制止双方继续敌对作战”。
安春山的到来对双方举行和平谈判起了积极作用。董其武先生权衡了利弊得失，决定从大局出发，派出代表团和绥蒙政府和平谈判。可是刘万春仍执迷不悟，一味主战不和，并扬言，“谁去绥东联系和谈，格杀勿论”。但是他的意见遭到反对，会议结果还是决定先派出联络员和绥蒙政府联系和平谈判事宜。
派谁充当联络员呢？有人推荐说：“赵琏璧和杨植霖是同学，以前又一同被省党部打过‘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赤色分子案'现在杨植霖是绥蒙政府的领导，派赵琏璧先生去联络最合适。”所以省政府和“绥远和平促进会"就派绥远合作管理处处长常佩三找到我家。
常佩三到我家后对我说：“赵琏璧先生，绥远和平促进会'想请你去商量些事情。”我也不知道他们找我何干，就到了“和平促进会”，见有十余人在开会。负责人张钦急迫的对我说：“赵琏璧先生，今天请你来想商量一件事情。你也知道国民党的统治大势已去，绥远已经四面楚歌。对于归绥城人民解放军围而不打，就是想用北平的方式解放。
看来这是大势所趋，也是全绥远人民的愿望。董其武主席已接受了同共产党和平谈判的建议。准备派出联络员和绥蒙政府联络和谈问题。将来和谈成功了，这座城市就保住了，和谈破裂了，刘万春就要毁掉这座城市，并且要把打过赤色分子案的人全部杀掉。所以这联络一事很关键。我们考虑到你和绥蒙政府的杨植霖是同窗好友，你去绥蒙政府联络最为合适，这样你就得辛苦一趟了。”
解放军兵临城下，全城已经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了，人民都在盼望着解放军早日解放这座城市。但并不知道有些顽固分子还想决一死战，最后要毁城西撤。
我当时想：黑暗即将过去,黎明即将到来，我相信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即将胜利。在胜利前夕争取不要让反动派毁掉这座美丽富饶的塞外名城，这是党的希望，人民的希望，是我应尽的责任，应当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拯救人民的解放事业去出力。
这样的想法并不是偶然才有的，是我多年来受党的影响、培养和教育而产生的，早在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〇年我在北京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和香山慈幼院合办的新农学校读书时，就接受了革命思想。那时学校里已有了党的活动，学校的学生，大多是比较先进的知识分子。很多人在阅读、宣传马列主义。
这所学校绥远的学生只有杨植霖和我。在革命潮流的影响下，我俩也投身到了宣传马列主义的行列。一九二九年春霖同志（现在轻工业部研究院负责）介绍我在清华周刊社参加了革命活动，主要是将刊物发到国内外。这使我在青年时期就对马列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有了认识。
由于我们宣传马列主义、宣传俄国的十月革命，触犯了当局，一九三〇年我和杨植霖同志一齐被开除了学籍。我们被撵出了校门后，生活无着，就回到了绥远。回绥远后和赵鹏九取得了联系，一九三一年，赵鹏九被逮捕，接着，王建功、杨植霖和我也被国民党省党部的特务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赤色分子案”的罪名逮捕，投入了归绥市第一模范监狱。
在监狱里我们又受到了共产党员王若飞同志的教诲。这些经历使我对共产党有了明确的认识，明白了共产党的事业就是拯救人民出苦海的事业。这就是我为什么能为和平解放绥远而奔走的思想根源。
当董其武、张钦让我通过火线去绥蒙政府联络时。我说：“只要双方都愿意和平谈判，再辛苦我也愿去，只是现在麻花板双方界口上，有刘万春的兵在看守着，刘万春下过令：谁去绥蒙政府联络和谈问题，格杀勿论。这种成见不取消，谁也难去。”
张钦见我愿去，就说：“这个好办，让董其武下令叫刘万春撤销命令，再让董主席给你亲自签发一张路条就行了。”随即董其武签发了路条，派了一辆汽车送我们到火车站，然后换乘车站的电压车，沿铁路往东走。和我同去搞联络的还有一个姓乔的农民。我们带着伪绥远省政府、“绥远和平促进会”的三封信、路条和一些应用之物，驱车往东，向绥蒙政府的控制区驶去。
电压车刚刚到麻花板界口上，就有近百名国民党士兵持枪冲了过来，高喊：“站住！刘军长有令，不准任何人出界口！”我们当即出示了董其武签字的路条。但他们不相信，又给刘万春去电话询问后，才放我们出了界口。
不一会儿就来到了战场的前沿阵地，我向指挥作战的军官说明董其武主席让停战，派我们去绥东和,蒙政府联系和平谈判事宜等情况。指挥官才命令把架着的机枪撤下来。我看到前沿阵地上大批士兵在运送伤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