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远省和平解放亲历记（下）
赵琏璧
二月六日那场炮火连天的战斗，双方共死伤一子余人。我们是在战斗停下来后去绥东的。当电压车开到白塔车站附近时，突然“轰隆”一声车出了铁轨，我们以为中了地雷。等下了车一看，才知道是双方在激烈战斗中，炮弹炸断了铁轨。车不能走了，没办法，只好步行向东前进了。我告诉司机明天中午十二点左右来此处接我们，我们大概能按时返回,要是到下午两点回不来，那就是出事了。告别了司机，我俩徒步向陶卜齐方向走去。
夜幕降临了，我俩摸着黑，急匆匆地走着。半夜时分，我们到了绥蒙政府界限内，找到了部队。部队的首长是一个姓罗的旅长。我们说明了来意，并把绥远省政府和绥远和平促进会给绥蒙政府杨植霖、高克林及姚喆三位领导人的三封信交给了罗旅长。信件的主要内容是：
①愿意停战和谈；
②同意采取解放北平的方式解放绥远。
罗旅长当即写了回信。内容主要是人民解放军在平津战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国民党匪帮已节节败退，绥远军政人员应顺应历史潮流及早投降起义等语。
第二天中午，我们带着罗旅长的信来到白塔车站，电压车已等着我们。我们又乘坐着电压车回到了归绥车站。这天正是春节，旧历大年初一，只见车站上人山人海，数千名中学生准备往西撤退。三十一军军长刘万春也在车站上正蛊惑游说：“我们要和共军打到底，打不赢，我们就把归绥市弄他个焦土一片。然后再西撤”等等。
电压车停稳后我们下了车，立即有很多教员和学生围住了我们，大家急迫地问道：“赵先生联络的如何？这仗打不打了？”我大声地向群众说：“大家安心过年吧。仗不打了。”人们听说不打仗了，都高兴地欢呼起来。
之后，我们乘汽车回到省政府董其武的办公室。董其武接见了我们，对我们说：“你们辛苦了。”我说：“为了绥远和平解放，付出性命也是应该的。”我们汇报了联络的情况。
五天后，即正月初五，绥蒙政府领导杨植霖同志派人送来了一封信，意思是为妥善解决绥远的解放、改革问题，绥蒙政府希望绥远省政府在正月初六派出代表团到绥东卓资山，双方进行和平谈判，为时约需七天，请按时参加。
伪绥远省政府和绥远和平促进会决定，让我同丁甫章、赵授恩三人代表绥远方面前去卓资山，与绥蒙政府谈判，双方共同商谈关于绥远和平解放事宜。初六这天，当我们到了归绥车站后，许多送站的人都说：“我们都希望不要再打仗了。象北平一样和平解放绥远，这是全省人民的愿望。”
我们再次从归绥车站乘坐电压车向绥东驶去。绥蒙政府已派人修复铁路，炸断的地方已大部修好，我们一直走到陶卜齐车站，从陶卜齐往东还有一段没有修好，我们等了大约四十分钟，路修好了。中午十一点多钟，我们到了卓资山。绥蒙政府派出很多人来迎接我们。有公安干部段廉同志，还有十多名解放军战士。
段廉同志说：“绥蒙政府为了双方和谈能顺利进行，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先是发动了三，四千民工及铁路职工不分昼夜的修复了从丰镇（绥蒙政府所在地）到卓资山的铁路，不然的话，火车、电压车就开不过来。”到了驻地，我们发现绥蒙政府确实为和谈作了很多具体准备工作，如:安排住宿、大会服务、医务后勤等。绥远省代表住在卓资山商会办事处。绥蒙政府代表住在天主堂。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三日下午两点，双方开始了会谈。绥蒙政府谈判代表有杨植霖、李维中、鲁志浩、李德华，还有新华社记者长虹等同志。伪绥远省的谈判代表即是我们三人。
首先，杨植霖同志和我略叙了阔别多年的情况，就开始了会谈。杨植霖同志说：“腊月三十日那一仗，是白塔一带的乡亲们要求我们打的，因为国民党军队实在把他们遭害苦了，这些匪兵烧杀抢劫、奸淫妇女，无恶不做。很多乡亲找到我们要求把国民党匪帮赶走，不然骚扰得过不了春节。根据人民的要求,我人民解放军才把绥东一带的国民党军赶回归绥。现在我们完全有把握、有力量打下归绥，解放绥远。但是我们为了不让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损失，才停止进攻。我代表绥蒙政府奉劝绥远省政府及早起义投诚，免得兵戈相见，生灵涂炭。请诸位代表转告董其武先生要认清形势，及早抉择。”
我们表示愿意转达这个意见，并陈述了董其武先生的三条意见：
①国民党省党部的要员已全部逃走，所留下的军政人员大部主和，但还有一部分主拖、主战，故需要一段时间对后者进行革新教育，扭转思想认识；
②愿采取北平和平解放的方式解放绥远，解放后应保证原军政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
③欢迎中共人员进驻归绥。
绥蒙政府接受了这三条意见。在此之后，又继续研究了停战以后双方应施行的各项军政措施；起义后旧军政人员如何进行革新、教育。会议后数月由绥蒙政府派秦丰川同志进驻归绥宣传马列主义。
会后我们回到归绥，向董其武做了汇报，就开始了联络、奔走、交换意见、传递信息的工作。和谈工作刚有了些进展，就出现了阻力。一九四九年四月，在北平举行的中共方面和南京政府的和平谈判，因南京政府不接受中共方面提出的“八项协议”而破裂。
这个消息传到绥远，使绥远的和谈也出现了反复。以刘万春为首的反动军人，又开始兴风作浪，士兵满街喧嚣，呼喊反动口号。刘万春还责令306师师长王崇仁将我拘捕，关押在小校场看管，再不准宣传和平解放绥远等等。当时我提出抗议，坚决反对无理扣押和平代表。王崇仁还比较开明，一再向刘万春交涉，改为逐出境外。我不得已，终于在六月上旬离开归绥，到丰镇绥蒙政府进行政治避难。
在丰镇待了两个星期后，绥蒙政府领导苏谦益同志召见了我，他说：“赵琏璧先生，为了早日实现和平解放绥远的计划，我们想请你再回绥远，现在咱们派到归绥的人员不熟悉情况，工作不好开展，你是本地人，能站得住脚，回去做和平解放绥远的联络工作较有利。虽然刘万春还执迷不悟，但我们考虑他不敢把你怎么样，你就大胆去做这项工作吧，我们党和人民是忘不了你对解放事业的资接受了任务，当时公安部门替我买了火车票，段廉同志还说:献的。”
听了苏谦益同志的谈话，我坚定了做这项工作的信念。我“我送你回去！”我即再度回到了归。回归绥以后，我不顾刘万春人的威胁迫害，继续为和平解放绥远奔走出力。
经过绥蒙政府的积极争取，努力工作，经过为时数月的交涉、谈判以及曲折激烈的斗争，绥蒙政府和伪绥远省政府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六月达成和平解放绥远的协议。
七月，绥蒙政府派出了和平解放绥远联络处进驻绥远。联络处主要成员有鲁志浩、曹文玉、何树声等同志，代表绥蒙政府处理一些具体的起义，革新事务。在卓资山和谈会议后，绥蒙政府即派鲁志浩同志驻在陶卜齐专司和平联络工作，经常派工农兵代表携带文件给我，我转给常佩三，由他转交董其武。我也经常去找鲁志浩同志商谈，研究关于起义、革新的事情。
“和平协议”签订以后，仍然有一些顽固分子不死心。他们不满意董其武和共产党和平，就或明或暗地阻挠和抵制和平工作，而且散布流言蜚语，打击搞和平、革新的人，并经常给董其武出难题，来破坏和平工作。
一九四九年七月，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原华北剿匪总部军法处长张庆恩窜到包头，秘密派往归绥近百名特务，破坏和平解放绥远的工作，他们造谣诬陷、挑拨离间、杀人抢劫，制造事端，阻挠和破坏和平工作。
一九四九年八月的一天，有几个特务在归绥市街上与中共联络处先遣人员王士鑫同志相遇，特务故意挑衅闹事，在遭到王士鑫同志的斥责时，竟开枪杀害了王士鑫。这个暴行引起了绥蒙政府军民和绥远和平进步力量的极大愤慨纷纷起来揭露和声讨国民党右派特务破坏和平的罪行。
一九四九年八月，傅作义先生也回到了绥远。傅作义先生的绥远之行对促进绥远和平解放起了积极作用，说服了驻守包头的孙兰峰一同起义。在此期间，窜逃的绥远省国民党当权者张遐民（伪绥远省政府财政厅长）。徐永昌等人也来包头游说，阻止和破坏绥远的和平解放。可是进步终究要战胜反动，和平解放绥远毕竟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几个人的徒劳是阻挡不了历史车轮的前进的，他们的蛊惑宣传失败后，灰溜溜地滚蛋了。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感召下国民党绥远省地方军政集团终于向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出了起义通电，宣布绥远省于公元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起脱离国民党政权的领导，和平起义。
参加发出起义通电的有董其武、孙兰峰、张钦、阎肃、荣祥、于崇灏、刘万春、王崇仁等三十九人。至此绥远省完全结束了国民党的统治，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九·一九”起义后，我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我的历史使命，胜利地结束了联络工作。后由党组织分配我新的革命任务。
起义后，个别右派军人还贼心不死，在一九四九年年底，刘万春、鄂友三、张勃三人阴谋组织叛乱。但他们没有逃脱人民和历史的惩罚，他们自绝于人民，终于成了可耻的历史罪人。（云耀整理）